十、经济思想

古人的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往往不成体系，而是以议论的形式散见于诏书、奏疏、廷议等史料之中。到了东汉，情况稍有改观。其实从西汉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私人著作开始不断涌现，这刺激了思想交流的活跃。到了东汉，一方面蔡伦改进造纸技术，让思想的记录和传播变得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帝国中兴伊始，就有白虎观会议讨论经义，太学规模的扩大也给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汉涌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不拘泥于先秦原有的思想学派，而是在自己独立思考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见解。这样，就为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经济思想要得到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要依赖于经济问题的不断涌现。从西汉开始，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愈发复杂，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的出现、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经济运行的争论等等，也给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帝国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围绕着如何建设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的问题，先秦各学派的继承者们各抒己见、各尽所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地讨论，其中，西汉时期形成的新道家、新儒家和新法家成为主要的思想流派，他们围绕着是复古还是创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在辩论过程中，经济问题已经被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上。

《后汉书》中，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思想家并传。王充是纯粹的哲学家，《论衡》一书研究的主要是世界观，而对经济无甚议论。写《潜夫论》王符则不同，史载王符：

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

作为一个有节操的青年，王符的好基友都是什么人？马融，大经学家；窦章，汉顺帝的老丈人；张衡，大科学家；崔瑗，大书法家。只不过由于王符性格太过孤傲，所以虽然有很多朋友不懈地推荐他，但他还是没有当上大官。自己有才学，事业又不顺利，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有动力写书。

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你不是不让我当大官吗？那我写下来，让后代人耻笑你们去吧。

王符生在东汉帝国走下坡路的时代，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王符的时代，达官显贵生活奢侈，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王符认为，要在坚持崇本抑末的基础上，遏制浮华奢侈。他指出：

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雒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其实汉代的“本末”之争的实质不能单纯看作是农业和工商业的谁更重要的争论，而应该认为是生产性行业和非生产性行业谁更重要的争论。后代经济学上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争论在汉代，其实能找到雏形。王符这样的“重农”思想家认为，应当努力发展本业，抑制末业，以此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不能因为末业利润高，存在暴利，就让“资末业者”“虚伪游手”这样的人不事劳动，损害生产性行业从业者的积极性。否则，本业发展受到影响，最后的结果将是“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仲长统的名字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史载：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

仲长统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代帝师。他也曾有机会距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很近很近。建安年间，尚书令荀彧举其尚书郎。后来，仲长统有机会参与曹操军事事务。但可能是他的言论、性格和曹孟德不对路，仲长统直到四十岁去世都没有在政治上取得更大成就。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史上取得重要的地位，他写的著作名叫《昌言》。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窍三辰龙章之肥；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

这是仲长统对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的一段描写。在仲长统看来，井田制这种原始公有制破灭后，占有大量土地的“豪人”的财富快速膨胀，生活愈发奢靡，权势之大也超过了地方太守、县令，并且“犯法不坐”，成为法制之外的特殊人。而“弱力少智之子”，则不但温饱问题无法解决，死了都没人收敛。

在仲长统看来，造成上述贫富分化问题的原因是井田制的破坏。这也有几分道理。按照井田制最初的设计理念，就是如同天朝前三十年一样，将社会保障内化于生产单位之中，以期对每个劳动者进行保障。而井田制的破坏，使得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富分化也就加剧了。仲长统这种观点虽然没有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剥削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但他能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的变化导致贫富分化，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仲长统在重建井田制的立论基础上，提出了他全面的政治改革主张：

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失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

仲长统上面这段话指出，一些地方行政区划广大，内部地理环境不一，难以加以有效治理，必须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明版籍以相数阅”等十六项政策。简要来说，就是要严肃法治、选贤任能、发展生产抑制投机等。

仲长统生在汉末乱世，对如何在大乱之后成就大治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天下大乱，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施行“轻税”，反而应当收取重税，将经济剩余牢牢掌握在政权手中，才能应付不期而遇的天灾，避免大饥荒的发生。当然，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当时的环境基础上的：

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

也就是说，在汉末战乱导致地主逃亡、无主土地增多、地广人稀的情况下，施行“十一税”。但同时，仍要限制土地兼并，避免出现“大家”，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

更有趣的是，仲长统明确提出不能给官吏太低的俸禄，应该给他们涨工资的主张。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

仲长统认为，实行文官低工资制度而加大军事投入，源于秦统一战争的需要，汉帝国继承秦制，在这方面没有进行更改，最后导致国家大乱。言下之意，就是要给予官吏们合适的工资收入，才能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这就有几分现代文官制度高薪养廉的用意了。

东京以中兴自诩，制度多沿袭西京。因而，在经济思想上缺少西京时代宏观经济管理具体做法和理论的讨论。但东汉一朝，特别是到了汉末，社会矛盾远比西汉末年严重得多，也就激发了仲长统这样的思想家全面思考汉帝国各项制度合理性的热情。仲长统的思想没有被曹操全盘采用，而曹操的各项政策也未能摆脱东汉以来形成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这注定了三国时代在中国经济史上终究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而无法成为创造新制度、开辟新天地、承上启下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