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端王步步紧逼，慈禧调军自保

骚乱大爆发，端王集团武装政变在即！

商人们的反应是最灵敏的。在拳民入城的同时，一夜之间，商铺里的洋货被销毁了，甚至连店铺招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洋”字。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在乱世，跟着商人们的屁股后面走是没有错的。

北京的外城再也见不到一座完整的教堂，因为它们都被放了一把火。凡是卖洋货的店面都被砸掉了，比如照相馆、眼镜店、洋布店、洋伞店等等，洋货砸完了，最后连招牌中带一个“洋”字也要被砸，商人们都很有先见之明，先变门脸为强，后变门脸遭殃。

而那些来不及销毁洋货或换掉带“洋”字招牌的，除了老老实实赶紧销毁货物外，他们必须戴上红头巾，或者在店面门口挂上义和拳的红头巾，表示“自己心向义和拳”，并非不“爱国”，“货是毛子货，心是清国心”。

在拳民那里，所有的“洋”字消失了，“洋货铺”改叫“广货铺”，“东洋车”改叫“太平车”，“耶稣（主）”改叫“猪”，“天主教”改叫“天猪教”。想象中的洋女人的阴户叫作“小妖洞”，想象中强奸洋女人叫作“搅小妖洞”，连“洋人”的“洋”字都变成了“羊”，而洋人就是“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按照与“洋”的接近程度，一直到“十毛子”，一旦你不幸成为了“毛子”，不管是几毛子，结果只有一个——被杀。而教民的被杀是最残忍的。

在被拳民抓获之后，他们首先要被绳子绑住手脚，以抬猪的方式“游街”，警示众人，然后采用诸如“剉、舂、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杀”等方式被杀，有的拳民甚至将女教民“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柴萼：《庚辛纪事》）。

被杀的教民是死不见尸的，他们的尸体基本都被烧掉了，因为拳民中传言信教的人三天后会复活，所以必须焚尸，让他们复活的灵魂找不到肉体。

除了教民，只要是“毛子”，也是要被杀的。

在大街上有六位秀才，被拳民搜身时搜出一支铅笔、一张洋纸，这六位倒霉的秀才当场被砍死。有户人家中被搜出一枚“洋火”（火柴），全家八口被杀；另一户人家中被搜出一袋刚剥好的荔枝，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突然想起了传教士挖小孩眼珠子的传言，于是愤怒的拳民把房子一把火烧了，户主被暴打，直到证实这东西原来还可以吃，户主才侥幸逃出一条命。

所有的市民都纷纷把家里的“洋油”（煤油）泼到大街上，整个晚上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灯。有人当街大喊一声“来了”，商店老板不知什么来了，纷纷关门谢客，然后又大喊一声“泼水”，几条街的居民不知发生了什么，纷纷朝大街上泼水。

整个北京就这样处于恐怖的氛围中，到处人心惶惶，到处风声鹤唳。但是，拳民们虽然疯狂，但并不滥杀无辜，只要你不是“毛子”，就不会有被杀的风险，即使是教民被抓后，也允许你有申辩的机会，如果你说自己不是教民，义和拳自有一套为你验明正身的方法。

首先，看你的额头上有没有一个十字，因为义和拳相信凡是信教的教民，脑门都会有一个十字。如果你不太注意保养，脑门上有皱皱巴巴的十字纹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谁叫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其次就是上“坛”检验。你要烧几道纸钱，如果纸灰飞起来，那就表示可以与本国的神仙接通，不是信洋教的教民。但如果连烧三次纸灰都不飞，那结果就是被乱刀砍死。

拳民既不滥杀“无辜”，也不扰民，大部分人都还住在庙里，不冲击官府衙门，还自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伍，帮助官府维护秩序和稳定。为了表明和朝廷严厉打击的“邪教”白莲教的区别，义和拳张贴了大量的传单（“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传……”），他们甚至还清理出混进队伍的70多名白莲教教徒，乱刀砍死（仲芳氏：《庚子记事》）。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入城的义和拳既在制造骚乱，又在“维护社会稳定”，既在施暴，又在制止另外的暴行，既是打手，又是警察。种种的行动都证明一件事情——义和拳只针对“洋”，见洋就灭！

也就是说，在疯狂的打砸抢烧之下，这是一伙有组织、有目的的人，他们进行的其实是一场目的性明确、在自己的目标之下并没有失控的“灭洋”行动，一场针对“洋”的群体恐怖。随着群体恐怖的形成，北京似乎就变成了“灭洋”的天下，变成了义和拳势力的天下。但处处“灭洋”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他们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不再只是大口号式的“扶清灭洋”了，而是有具体目标的——

“杀一龙二虎十三羊！”

“一龙”，就是光绪皇帝。在拳民的宣称中，此时的光绪已经变成了义和拳必杀的“二毛子”和“毛子的总教主”。“二虎”指的是汉党的核心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奕劻从此吓得再也不敢与端王集团作对，在朝堂上沉默是金），“羊”就是“洋”，“十三羊”泛指朝廷中所有亲“洋”派的官员。龙、虎、羊，现在他们的下场将都只有一个——必死！

目的达到了，端王集团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戊戌变法以来，这个政治小集团的路数吧。首先是变法中期造谣慈禧要借天津阅兵杀掉光绪，接着是变法后期造谣光绪要勾结日本人和英国人杀掉慈禧，然后是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之后造谣洋人已经害死了光绪、光绪病危——而现在，他们要杀掉光绪了！

当然，端王集团的权贵们是要躲在幕后的，政治野心的传话筒和枪头就是刚刚进入北京的拳民。如果没有端王集团这样朝廷强势政治集团的支持，“只灭洋人不反朝廷”的拳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杀他们当今的皇上的。作为一群普通老百姓，他们之所以知道“杀一龙”不会带来反朝廷的杀头风险，是因为有人站在他们背后啊，之所以不把皇上当皇上，是因为有人要废掉当今皇上啊。

绝地反击，真正的绝地反击。从1898年谋求将朝廷变法派的势力一网打尽失败，到1899年废立被阻，端王集团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也是他们离自己的野心最近的一天。让拳民去疯狂打砸抢烧吧！去疯狂制造混乱和恐怖吧！乱局之中，曙光临近。

此时感到最危急的并不是奕劻，也不是李鸿章，而是慈禧。

很显然，如果此时的慈禧不出来说句话，不坐镇皇宫，不以实际行动去震慑一下端王集团，他们就不会只是放拳民进城和喊喊政治口号了，而是很可能会把“变天”变为现实！

但是，如果要回城坐镇皇宫，风险同样很大，不止会有端王集团挟义和拳向她发难、逼她废立的风险，还有原来驻扎在皇宫旁边的洋人军队带来的风险。

所有艰难的选择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荣禄来到了颐和园，“哭请”慈禧回宫！荣禄大人不愧是慈禧最用心培养的心腹，这一次他又完全从慈禧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越是危险，您越是要回到大本营，只有坐镇大本营，原本属于您的权威才会附加在您身上，也才有更多的安全和胜算！

所以荣禄的哭是必须的，慈禧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宫！

但是，慈禧不会完全冒风险的，如果有胆量冒很大风险，“使馆卫队”进京时，她老人家也不会吓得要逃往西安府了，因为她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她要排除掉一定的风险，调军一路护送她回皇宫。

调谁的军？

调她最信任的董福祥军。

董军进京，端王集团趁机再次生事

在调董军作为护军回皇宫之前，慈禧还是有很多犹豫的。

按照祖制，一支非八旗的军队，是不能轻易进京的，如果“无缘无故”调一支汉军进京，朝廷的那些王爷亲贵、八旗将士就会不淡定了，他们就会哭着喊着问：太后您这是要逆天啊。

当然，让慈禧犹豫的倒不是这个，她本来就是无法无天。

此时的慈禧需要的不只是一支忠于她的军队，而是一支绝对忠于她的军队，如果“使馆卫队”逼她归政，那么就要去杀洋人；如果怀疑端王集团挟义和团之力图谋不轨，那么就要去杀拳民。总之，敌人是不确定的，这支军队需要坚决抵制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和诱惑，坚决为慈禧保驾护航。

对于董福祥军的忠诚，慈禧是比较确信的，再怀疑也没用备选队伍了，但她比较担忧董福祥军会坏事。

问题就在于董福祥军一贯仇洋，还曾经和洋人结下过梁子，被洋人赶出了南苑，士兵们一说起洋人就血冲脑门。而义和拳也正是“灭洋”的，跟董军的原则立场相同，如果将来慈禧要他们去打拳民，他们会不会枪口朝天？

慈禧特意在颐和园召见了董福祥，说出了她对这个问题的担心。

“臣不仅能杀外人，也能杀义和拳。”董福祥平静地回答。

搞定了，有了董福祥的这个亲口保证，慈禧就安心了。董大人的这个回答真的令慈禧很意外，她只问了他的军队能不能帮助清剿拳民，而董福祥回答能杀洋人，也能杀拳民，一切以太后意志为转移，他迅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抓住了慈禧所关心问题的实质，这位前驴贩子真是……唉，老粗出人物啊。

决定了，慈禧开始和荣禄迅速做回宫的准备。6月8日，在回宫的前夜，慈禧在颐和园颁布了一道“史上最严厉”的剿匪上谕，上谕显然是专门针对义和拳已经进入了北京，要求各相关部门迅速清剿进入北京的拳民，语气空前严厉，警告端王集团，并敲打那个已经被端王他们吓回去的奕劻：

乃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除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即奕劻和端王载漪），将所部弁兵全行驻厂，并遴派马步队伍（骑兵和步兵），各段昼夜梭巡，傥有匪徒聚乱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饬该管员弁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

其实慈禧用不着用这道上谕来表达她对端王集团的警告，她撇下最名正言顺的八旗军，却调董福祥军贴身保护她回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尽管北京城内局势还不明，洋人和拳民都对她构成威胁，但在拳民进京后，慈禧把拳民的“威胁”（端王集团的威胁）放在了第一位，要在洋人和拳民之间选择一个敌人，她选择了拳民。没办法，她就是信不过这批人，更加相信内部的乱臣贼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远道而来的洋人。

在北京城内迅速清剿拳民，只是慈禧最直接的目的，或者说只是她其中一个目的，慈禧最终的目的仍然是那个希望，那个微弱的希望——处理好义和拳问题，迅速恢复稳定，好让洋人能够退兵。她发布这道最严厉的“剿匪”上谕其实也是为了让洋人安安心——调跟你们有仇的董军进京并不是针对你们。并且对于慈禧来说，她希望的这个“稳定”并不只是指北京城内的稳定，还包括北京城外。

虽然6月8日“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我们是作为单个的上谕来讲述的，但慈禧的上谕并不能单个地来看的，而是需要连起来看。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两天前（6月6日），慈禧派出了端王集团的核心、军机大臣刚毅赶赴保定等地宣讲她之前那道“柔和”的上谕，安抚拳民。这套组合拳正是慈禧不得不停止“三路兜截”计划之后，处理义和拳民的新政策，而她的出招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已经使用过的招式。

他就是袁世凯。

山东的经验已经证明，当拳民出现人数多、分布散、不可控的时候，袁大人那种严厉打击加安抚分化的两手政策是十分有效的。义和拳人数众多，群众基础强，如果短时间内很难从人数上去消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组织”上去瓦解。

慈禧采取的正是这两手政策，具体来说是在北京地界上严厉打击，北京地界之外分化安抚，这两手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保定、涿州是义和拳的大本营，是进入北京的后方基地，如果这个基地不控制住，那么北京城内无论怎么“严剿”，都不会成功，在北京城内的“严剿”并不等于在保定等地也这么做——后方不能乱啊。

所以，即使是颁发了“史上最严厉”剿匪上谕，慈禧仍然不需要把刚毅召回京，恰恰需要他继续“来到拳民中间”做安抚工作。这就是慈禧决心在北京城内“严厉剿匪”之后也没有停止刚毅的安抚工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她“假意剿匪”，“剿匪”她是真心的，制定这两手政策正说明她照顾到了大清国的国情，是多年维稳经验的体现。端王集团的人以为刚毅在直隶可以趁机去收买更多的拳民，却不知道此时的慈禧正需要利用刚毅同志去稳定大后方——难道就只允许你们利用我啊？

6月9日，慈禧的车队在董福祥军的武装护卫之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一路安全地回到皇宫，既无惊也无险。然而，正当慈禧要坐下来喘口气之时，一个让她心里凉了半截的消息又传来了：拳民和洋人发生了流血事件！

在慈禧回宫之际，一部分拳民来到了北京西南郊的英国公使馆赛马场，开始围攻，英国使馆见习翻译包思德（H.H.Bristow）拔出手枪，当场打死一名拳民（休利特・威廉・梅里克：《公使馆的围攻》）。

拳民们立即聚拢成一群，将赛马场看台全部焚毁，然后人潮涌向西山（香山），英国公使窦那尔在西山的高档房产——西山度假别墅，被一把火烧光！

这是义和拳第一次攻击使馆方面的财产，也是拳民和使馆方面第一次直接冲突，而冲突的后果，就是流血事件。

似乎有人就是唯恐京城恢复稳定，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局势引向混乱！

使馆区的公使们正在为董福祥军进京感到紧张，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已经透露给他们：董军进京绝对不是针对洋人，只是为了“剿匪”。但现在，使馆区重要的社交场所赛马场和度假别墅都被烧完了，公使们是无法相信朝廷还能“剿匪”成功的，更何况，只要来到使馆区外的大街上，听到的关于慈禧调董军进城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剿匪”，而是与官方说法完全相反的消息——“董大人的军队能杀洋人，进城来是帮我们杀光洋人！”

第二支侵华军队：西摩尔联军向北京开进

6月9日当晚，英国公使窦那尔做出了一个与慈禧前一天相同的决定：调军。而且这次调军不会像上次调遣“使馆卫队”那样向总理衙门申请了，连通告一声都没有，直接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遣大部队！

三封加急电报发给了大沽口外的英国军舰。

接到电报的这个人，正是我们熟悉的人物——英国海军中将、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E.H.Seymour）。

40年前（1860年），20岁的英国海军中尉见习生西摩尔，在他的叔叔——时任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迈克尔・西摩尔的带领下，随英法联军一路从大沽打进北京，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现在，一切似乎又轮回了，60岁的西摩尔相信他的“功绩”将远远超过当年的叔叔，即将被全欧洲赞颂的解救公使的荣誉，将属于他自己，伦敦路透社的头条，将属于他自己！

打了鸡血的西摩尔半夜三更就开始行动，召集八国海军联合陆战队开赴北京，英国是世界老大，北京又发生了针对使馆区的骚乱，大家对出兵是没有什么异议的。第二天（6月10日），一支2066人的八国联军正式组建！很显然，这是继“使馆卫队”之后开向北京的第二批八国联军了——我们简称为西摩尔联军。

为了不在天津陷入与清军的纠缠，西摩尔联军绕过国门大沽口炮台，在塘沽登陆（当时大清的海防是修了炮台的地方就有重兵，没修炮台的地方基本就无兵），然后，他们急行军到天津火车站（位于天津老龙头，又称老龙头火车站），要求火车站立即交出几辆火车作为他们的运兵专列，否则他们直接抢火车！

见过抢自行车的，没见过抢火车的！站方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山海）关内外铁路局，此时的关内外铁路局总办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老袁同志当年在朝鲜的老下属唐绍仪，唐绍仪又立即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裕禄接到这个消息很难办了。

这是一个突发情况，洋人向来是得罪不起的，朝廷的规矩：不能“衅自我开”。裕禄只好命令火车站方面去想办法“拦截”洋人！火车站的员工自然是挡不住西摩尔大军的，他们成功地抢到五列火车，士兵们坐上火车向北京进发。按照时速，火车到达北京需要五个小时左右，即6月10日当晚就能抵达北京，西摩尔志得意满地给窦那尔发了封电报：你们等着，我们马上来！

裕禄只好又向他的领导——慈禧报告：领导，那2000多人的洋鬼子西摩尔军朝您开来了（进京了）！

接到总理衙门电报房转奏的裕禄的电报——这第二批八国联军的性质和第一批是完全不同的。“使馆卫队”开进京时，洋人好歹还知会了总理衙门一声，而人数是“使馆卫队”五倍的西摩尔联军进京，却是悄悄地进京，慈禧还是从裕禄方面得到的军报！

慈禧剩下的那半截的心彻底凉透了，西摩尔大军形迹可疑、来意不明，很显然，在城内已经有“使馆卫队”的情况下，西摩尔的大举到来，只能让人想到是——援军，在北京采取某种行动的援军。

自从义和拳运动发生以来，除了最开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外，慈禧一直在尽力“剿匪”，虽然效果可能差了一点，但她“剿匪”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如此）。虽然洋人一直要求“迅速镇压”拳民，限期将义和拳问题处理完毕，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替代朝廷的方法，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令慈禧完全想不通的是，洋人为何一直都“无视”她的存在，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调了一次军，又调一次，为何她明明付出了，洋人总是不信？

洋人的无视和蛮横中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专门讲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慈禧的朝廷就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不说在到底如何对待义和拳这个问题上，公使们无法相信慈禧是真心“剿匪”，就连平时很多的小问题，公使们都无法去相信。

慈禧和公使们之间的沟通当然要通过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腿也比较勤，就算是平时也会定期向各国公使通报和解释朝廷的政策，但这种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的。比如慈禧回宫之前调董军的真实考虑以及召见董福祥大人的那次谈话，她就是不能去告诉别人的，因为这涉及“权谋”，权谋如果公开了，那还叫权谋吗？

从慈禧开始，朝廷的许多的政策都只能问执行结果，而不能去追究出台缘由，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表面上只是官员的职务调动了，而背后可能就是权力斗争（比如山东巡抚之争），表面上只是观点和路线不同，而背后可能就是党争（比如对义和拳的剿抚之争）。大家知道，一个现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清明的保证。而慈禧和她的大臣似乎相信：只有信息封闭才是政治安全的保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愚民政策”最后“愚”的就是他们自己。

由于信息不公开，各级官府追求的是表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自然可以如此。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如此，而基层官府对百姓也是如此，不过，由此还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不公开——瞒上。下级官府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上级的问责，于是他们就把影响顶戴的不利信息控制在本地范围之内，报喜不报忧。

而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隐瞒，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戾气，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能否通过本分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所有人都在趋利避害，不惜牺牲他人，义和拳产生的过程就是明证。

由于信息不公开，大清的权力不是在阳光下运行的，而总是在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下运行的。洋务运动后虽然在表面上接纳了各国驻京公使（虽然他们也各怀鬼胎），实际上进行的却还是“关起门来的统治”，朝廷便注定了不仅对内面目模糊，对外亦然。百姓们只能根据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来判断朝廷的政策走向，更何况洋人？事实上很多消息的真伪其实就连总理衙门的大臣都不清楚，更何况是洋人？很多的政策出台后要么是没有解释，要么是总在解释——因为没有人信啊。

“我本来是执意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的心中充满着愤怒、不安、恐惧和委屈。虽然她并不认为她自己也有责任，大清朝廷也有责任，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安和恐惧是所有感觉中最严重的，“剿匪”她是一直在剿，但也从未放下过对八国联军的戒备和怀疑！

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基本上再大的屈从都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是“洋人百依百顺的奴才”，因为那样的屈从就失去了意义，她的屈从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屈从也是为了维护权力安全，当屈从有损权力安全时，哪怕面对的是魔鬼，也要斗一斗——当然，是有人充当帮手有人充当靶子的。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慈禧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截西摩尔军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