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调董军出城

6月10日，慈禧颁布上谕，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端王集团大将）、工部右侍郎溥兴、礼部侍郎衔那桐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并且命令对于新差事所有人都不许推辞。第二天（11日），慈禧将比较“亲洋”的礼部汉尚书廖寿恒撤销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任命端王管理总理衙门了，即使端王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去总理衙门坐班，但凡你们有涉及洋人的事务，也要去找他商量（“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著随时会商”）。

我们知道，管理总理衙门的原来是庆亲王奕劻，慈禧并没有撤掉奕劻的职务，却把端王给升了上来。但很显然，慈禧已经把管理总理衙门的权力交给端王了，并且端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看来，慈禧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

不错，在洋人一再苦苦相逼面前，在西摩尔大军即将进入北京的巨大压力面前，慈禧确实是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不过，如果说慈禧从此就与端王集团一条心穿同一条裤子，接下来就是“众志成城抗洋”了，那就是太不了解慈禧，也太不了解大臣了。

1884年，朝廷和法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大人又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主和。而一帮清流言官自然是要激烈反对的，这些人上奏折的上奏折，请愿的请愿，积极主战，这其中包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慈禧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她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张佩纶等一帮言官通通派到东南海防前线，让他们去“会办军务”。一群连洋枪洋炮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人去带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佩纶保了一条命灰溜溜地回来了，受到朝廷严惩。而经过这一段经历后，张佩纶似乎思想大变，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生了个儿子取名提摩太・C.张——他生的女儿就叫张爱玲。

慈禧在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载漪。对于这帮王爷，她是太了解他们了，虽然他们平常时刻嚷嚷着要“抗洋”，平常也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那还是离与洋人作战很遥远，离战场还很遥远。他们的“抗洋”从来就是让别人去抗（比如义和拳），而他们自己躲在后方，一旦真正发生危险，战争逼近，他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几十年来的情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在洋人兵临北京城下之际，在她自己遭受极大的威胁之际，慈禧需要把几个人推到前台，把他们放到火上去烤。而与此同时，把当前最重要的部门总理衙门的实权给端王，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因为慈禧接下来要做另外两件事情。

这就是慈禧的“倒向”，不仅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她确实是“倒向”了你，但“倒向”了你也是站在她的角度来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不是需要拿你来当枪头，就是需要你成为她的替罪羊、牺牲品，去替她挡子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朝廷中总会有那么一群遇到事情就缩回去、每天打哈哈、尸位素餐的大臣（比如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从来没见他表过态），他们才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们很懂得“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我打我的哈哈，我过我的好日子，千万不要引起太后的注意，她一注意你，麻烦就大了！

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杉山彬被董军刺死

等到中午，他们也没有发现西摩尔军专列的到来，萨瓦戈可能有点饿了，他可能想回使馆去吃碗意大利面。于是，他带着一行人开始打道回府，而杉山彬决定由他一个人单独再等一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逗留太久，因为——可能会有意外。

旁边的董军士兵正在高度紧张地建立军事防线，而他们看到使馆区洋人一批接一批地前来迎接“敌军”，很多人都是怒火中烧。萨瓦戈回去之时，士兵就对他进行了盘查，并要动手，多亏萨瓦戈身边带着保安，他自己就先逃了。而这一切，仍然在火车站单独等待的杉山彬是不知道的。

等到下午，杉山彬还是没有发现西摩尔军有到来的迹象，于是他也准备回去了。

当他往回走的时候，被巡逻士兵喝令站住，验明身份，士兵发现他不是公使，只是迎接西摩尔军的“书记生小官”，众兵大哗！

杉山彬顿感大事不妙，他立即提出要见“大帅”（董福祥），或者请董福祥去日本公使馆，由日本公使向他谢罪。

“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矮子所能见！”士兵们喝道。于是众人“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这就是《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的杉山彬之死的详细过程。《西巡》虽然不是官方正史，但据证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而萨瓦戈和杉山彬虽然确实刺激了军纪不好的董军，但群起动刀杀死一个洋人也是比较严重的事件，这些人真的是动怒？有没有被人收买？《西巡》接下来是这么记载的：

事闻太后（报告给慈禧），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有没有士兵被收买），董力辩其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看来，董福祥这个“老粗”也不是“死忠”于慈禧的，局势大乱，前景不明，谁都会给自己留条路，即使董福祥他自己是清白的，也不能保证他的士兵就是清白的。慈禧无法调查董军，只好在两天后（6月13日）命令“各有关部门”（“各该衙门”）限期破案，如果限期不能破，“定行严加惩处！”，又派荣禄代表她本人去日本公使馆致歉。

但令人惊奇的是，一贯嚣张的日本人这次在自己的外交人员死了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只是冷静地要回了杉山彬的尸体，对朝廷“追查”的下文也没有去过问了。

日本人也不是白种人，死个非白种人，那些欧洲国家的公使也不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既然日本人要故意低调（原因后详），那么他们就更懒得去过问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根据时任军机章京王彦威在《西巡大事记》中记录，后来，光绪皇帝就杉山彬之死向睦仁写了一封道歉信，信中提到死因是双方“口舌细故”，日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杉山彬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他有死于谋杀的可能，但缺乏证据，我们只能确认这是一起双方事故，单纯指责董军的“暴行”或者日本外交人员的“蛮横”都是有失偏颇的，“双方事故”的说法在当时就得到了清日两国政府的认可。

而此时的慈禧最关注的也是城外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情况，可是，又等了一日，大军仍然是杳无踪影，似乎是要跟大家捉迷藏。既然西摩尔军还没有来到北京，还在京津之间，那么正好令裕禄等天津方面的军队一起阻截。

6月13日，慈禧发布上谕：“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此前聂士成军在津芦线上保护铁路），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如洋人一意进京，可以开火），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裕禄）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大沽口外还有洋人的军舰），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这是慈禧给裕禄的明确授权可以动武的命令，对于这位裕禄大人，慈禧是非常了解的，你不给他一道可以动武的明确上谕，就算洋人骑到他头上了，他一定没什么脾气。现在，有了一道给他壮胆的上谕，估计他也能够为阻截西摩尔军进入北京尽点力了。

然而，就在命令裕禄武力阻截西摩尔军的同时，慈禧又调山海关的武卫军左军前来“剿匪”——“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宋庆年纪太大了）克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慈禧的这道命令是很让人看不懂的，刚刚命令武力阻截西摩尔军，又要去“剿匪”，难道慈禧是想两面受敌？或者老太太“玩弄权术，昏庸无道”，而慈禧的秘密其实从下一个举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慈禧又同时派出总理衙门的大臣许景澄、那桐（这两位比较“亲洋”）以及刚刚从直隶出差回京的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头前往各国公使馆，希望能够劝说和请求他们令西摩尔“退兵”——很显然，西摩尔军是公使叫来的，能退兵的也是公使。

这就是慈禧的秘密，她虽然责成裕禄等人，做好了“武力抗洋”的准备，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进行的，是被逼上梁山的。裕禄的“动武”也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在慈禧内心的最深处，她还是不希望与洋人动武，她在尽最后一丝努力避免与洋人开战，抓住最后一丝避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调武卫军左军进京是一种两手准备：如果真的与洋人闹翻了，那就作为天津方面的援军；如果与洋人的关系又好转了，就去清剿义和拳——反正是看需要指哪打哪。而正因为是一种两手准备，不是调过来立即与洋人干仗的，调左军的上谕就只能以“剿匪”的名义发布，这里面涉及一个极小的细节。

给裕禄的命令和给宋庆（马玉崑）的命令是不同的，裕禄原本就在天津，如果洋人进犯，让他率军抵抗就是，而马玉崑需要的是把军队从山海关外开进北京，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军，极有可能会引起洋人的注意，而慈禧又没有铁下心来与洋人开战，所以上谕中就只能是“剿匪”的名义，将来总理衙门或者马玉崑本人还可以拿这道谕旨给洋人看啊。

老太太，莫非您也知道一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

在6月13日，在等了两天还没见西摩尔大军到来的时候，慈禧在应对西摩尔军入京问题上拿出了最为强硬的态度，因为她对洋人的恐惧也达到了顶峰，但吸取了上一次顾此失彼的教训，慈禧这一次并没有只把眼睛盯着洋人这一方面，她也顾及到城内的义和拳。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内拳民的情况，虽然他们已经入城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但这都集中在外城。内城城门虽然也是禁旅八旗在把守，但九门的守卫毕竟不同于外城，它更加严格，更何况慈禧之前已经多次严令九门戒严巡查——于是，外城的骚乱也一时无法波及内城，内城只有少量已经混进去的拳民或者本来就在内城的拳民。慈禧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拳民突进使馆区所在的内城，于是6月13日，慈禧再次发布上谕，特别严令了九门加强守卫（“至城门稽查，本有专责，不得稍涉疏纵！”）。

然后，慈禧开始做那两件事情里的第二件——撤换北京市市长，加强对京城的实际掌控（“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为顺天府府丞并署顺天府府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原来的顺天府府尹是偏向端王集团的何乃莹（没有他的配合，八旗军也不会那么方便“放水”），而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

对于这一天，慈禧等得太久了，既然端王集团想要掌控京城，那么她自然就要审时度势绝地反击，而不是坐以待毙。既然禁旅八旗里面烂泥一堆、外面铁板一块，只能通过新扶植的武卫军去制衡，那么可以先从京城的行政官员下手，找时机撤换。6月10日，表面上是给端王升了职，实际上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并且对慈禧的人荣禄所掌握的实权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总理衙门表面上是权力中心，实际上是有权相当于无权，反正涉及洋人的事情大家都搞不定。一句话：以端王入主总理衙门的虚荣换来对北京的实际掌控，值！

但是，慈禧远远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时候动手，似乎有点太晚了。

义和拳突进内城！

端王集团是一群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形势、利用形势的人，这“形势”不仅包括洋人对朝廷的举动，也包括慈禧本人的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是躲在暗处，后发出招，而他们手上还有一个目前慈禧完全无法掌控的力量——拳民。

6月10日，在“被升职”之后，端王并没有高高兴兴地去总理衙门坐班，他似乎也很精，看穿了慈禧的意图。端王大人估计是猫在家里和心腹们“观察形势”。

他们只知道，洋兵大队又要进京了，太后又被吓到了，朝廷对于义和拳的清剿又不会像以前那样严厉了，朝廷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义和拳和“抗洋”了，更何况——原本调进来震慑他们的董军又被调出去了。好嘛，机会！这是将拳民继续引到内城的机会！

但是，进九门毕竟不像进外城七门，慈禧也已经多次给步军统领衙门下过严令了，崇礼也只听慈禧的。也就是说，端王集团又需要“趁火打劫”，把拳民引进内城还需要一个导火索，一个既能造成大规模骚乱又不会被追责的导火索。

端王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而且是洋人送上的。

6月12日，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出现在了内城使馆区外的道路上，他们头戴红头巾，带着马刀——这是使馆区周边第一次出现如此装束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如此装束的人都是拳民，在义和拳进城后，头戴红头巾、携带武器已经成为了北京普通百姓一种自保的措施或者时髦的打扮，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这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拳民，也很可能不是，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他们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使馆区附近。

此时的使馆区有“使馆卫队”守卫，也正在等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两抹红光突然出现在周边，有一个人正好发现了这一幕。

他是使馆区著名的“人见人厌君”——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人的脾气暴躁和大嘴巴在使馆区是有名的，连其他公使都在私底下称他为“粗鲁的日耳曼人”，平时他爱冲动，从来不把大清和清国人放在眼里。

见到义和拳那标志性的红色，克林德立刻勃然大怒，他追赶过去，举起手中的文明杖就开始殴打两人。年纪大一点的被打跑了，而那位可怜的少年被拽进使馆，绑在树上继续殴打。（出自时任大清海关英国雇员的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几乎就在克林德绑架这名少年的同时，混进内城的少量拳民首次在内城烧教堂（“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听闻教堂被烧，克林德等人更加愤怒了，他们将少年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6月13日）中午，克林德将少年的血衣和一封警告信送往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限时赎人（“过两点钟，匪命休矣”）。

总理衙门上奏慈禧，慈禧令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署右翼总兵载澜，前往德国使馆请求放人。载澜还是端王的弟弟，朝廷的辅国公，慈禧把他都派出了可见给足德国人面子，而克林德干净利落地拒绝放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朝廷没有采取有效的剿拳措施”。

原来这个老家伙只是要借这个少年人质来说老问题——朝廷剿拳不力啊。

在步军统领衙门与克林德交涉的同时，“使馆卫队”在使馆周边戒严，“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仲芳氏：《庚子记事》）。

崇礼等人空手而归，少年被德国人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并且迅速从内城传到了外城，传言那位少年已经被德国人打死（此少年后来下落不明），更加恐怖的是：传言“使馆卫队”将出城，屠杀所有的拳民和百姓！

外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夜幕降临之际，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当时俗称“哈德门”或“海岱门”）开始爆发人潮大规模挤进内城的骚乱！

酉正（下午5时至7时）……方由署散值（刚从单位下班），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jūn）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相信大家还记得，13日这天慈禧是已经下过一道严旨强调九门守卫的，太常寺卿袁昶虽然平时是“亲洋派”，但他也指出正是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产生了拳民突进内城的导火索——“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克林德）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

双方冤冤相报的打杀正式开始。

冤冤相报：洋人主动上街剿杀拳民

入城的拳民首先直奔使馆区而去，而“使馆卫队”架起马克沁机枪扫射，拳民改为远离使馆区，放火烧教堂作为报复！“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6月13日夜，四大教堂中的三座——宣武门内的南堂、崇文门内的西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全部被烧毁，剩下的只有北京城里最大的教堂——皇城西安门内的北堂（西什库大教堂），这里有法国主教和许多传教士，“使馆卫队”分出了43名士兵守卫。

而2000多名教民紧急逃进使馆区避难，另外3000多名教民涌入北堂。

“使馆卫队”全军出动，开始在使馆区周边戒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清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石涛山人见闻志》）

整个使馆区周边已经很难见到清国人，使馆区清静了，也安全了，然而，如果以为他们只是要在使馆区周边戒严那就错了。6月15日起，使馆区在兵力有限、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主动上街射杀拳民。

洋人把这次行动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由于6月15日这天是礼拜五，《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日，也称“礼拜五猎取行动”。

参加行动的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使馆卫队”。作为正规军，他们是“剿匪”的主力。6月15日当晚，法美使馆分队士兵“为援救400名教民，开枪打死拳民60多人”（时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记载）。6月16日，英、美、日分队在使馆区以东，一次性射杀了近50名拳民。（英人翟兰思：《北京使馆被围日记》）

第二类是公使本人。克林德就不用说了，他是所有公使里最强硬和最嚣张的，早在6月14日下午，按捺不住的克林德就主动带领士兵“巡街”，他们登上城墙，朝城墙下俯射，至少打死7名拳民，打伤近20人（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本来有心脏病，5月份刚刚来北京上任，但杀起拳民来也毫不含糊，“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石涛山人见闻志》）

第三类就是内城的“其他所有欧洲人”，当然，此时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使馆区避难，而他们也参加了“猎取拳民行动”，这些人中有生意人、记者、游客等，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和他的美国老婆把饭店所有的住客都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队。《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也杀人了（“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四五十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6个。”——澳大利亚・珀尔：《北京的莫理循》）。

几天之内，被枪杀拳民有100人以上（另一项统计数字为350人以上），死去的人是拳民和被无辜波及的百姓。多年以来，关于使馆区洋人为何会在周边环境对他们还很不利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武力挑衅，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直是个很具有争议的话题。要解开这个秘密是必须完全了解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的反应。

北京局势失控，慈禧急召李鸿章来京

毫无疑问，当在皇宫里接到拳民进内城的报告时（她只能在深宫里听报告），慈禧眼前一黑！

义和拳在6月13日晚开始突进内城，14日，慈禧再次下诏，大声疾呼：“要剿匪！”“要剿匪！”（“乃昨日夜闲城内各处复有焚烧房屋情事。辇毂重地，匪徒肆行无忌尚复成何事体！仍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迅饬派出弁兵、练勇严行查拿，将首要各犯悉数务获惩办，并解散余党，毋任聚众再滋事端！以儆奸宄而靖乱萌！”）

可是，除了一再重复下诏，她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不听话，那也就甭怪老娘不客气了！

6月15日，以“内城地面教堂起火”为由，慈禧对拳民进入内城负有直接责任的步军统领衙门三位最高领导开出罚单——“崇礼、英年、载澜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左右）两翼翼尉等均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

然后，慈禧开始调军——荣禄的亲兵队，命令武卫军中军进城，会同神机营、虎神营之马步队伍，“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并）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之犯，应饬令刻即解散，递解出城，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

慈禧终于知道不派人监视是不行的了，只派出“五城御史”去监视，却没人监视“五城御史”那也是不行的了，她派出了四位爱新觉罗的后代统统去“巡街”——“并派载瀛、奕功、溥良（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的曾祖父）、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

而重中之重的九门，虽然已经是亡羊补牢，但派个人总是会好一点的。“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著派崇勋、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额、英信、松鹤、色普征额、德云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九城以外，著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

这九个人都是八旗将领，好吧，挑来挑去，慈禧也只能挑出他们了，也只能暂且去信任他们了——也就是说，慈禧即使明知八旗有多烂，对八旗有再大的不信任，再多的不满，她也只能继续让这支腐败的八旗军去守城门（顶多换几个人去守而已），而不可能调一支汉军去守城门，这就是大清。

换汤不换药，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至于前面派去“巡街”的那四位王爷，他们和端王一样，都姓爱新觉罗，都是大清某位皇帝的子孙，慈禧派出他们的意思是：“我就不信，祖宗的江山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而这拨人是庆王奕劻、端王载漪之外的另外一批王爷。

对这批王爷，慈禧在平时是很客气的，客气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惊动他们——高薪养闲。只要他们“闲”得住，安于当前的富贵，不对慈禧掌权指手画脚，朝廷就可以给他们闲职，也可以提供大把的银子和大户型的院子之后把他们给闲置。而这些人也相当“聪明”地养尊处优，他们是业余的书法家、画家、戏剧鉴赏家、斗蟋蟀专家，甚至是八大胡同的地理专家等。现在慈禧突然派出他们，肯定会让端王集团不舒服，但无关大局痛痒。

在上谕的最后，慈禧只能谆谆教导奕劻、载漪去好好监督手下“文武”，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去监督庆王，去监督端王，她只能把意思差不多的上谕发了一遍又一遍，无奈地去等待那个结局（“并著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兵、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误，即行据实严参！”）。

荣禄一直在低调地运作，此时他向慈禧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帮办铁路大臣张翼（就是被李鸿章任命为开平煤矿总办，却给丁汝昌碎煤的那个张翼），这几天一直在天津租界同各国驻天津领事谈判，并同领事团团长、法国人杜士兰已经达成约定：只要朝廷发布谕旨，拿出切实行动“剿匪”，并且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西摩尔大军等外国军队就可以暂缓进京。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好消息！慈禧就像是垂死之人看到了求生的希望！一切峰回路转，一切回天有力！

慈禧立即行动，（估计是饱含着热泪）发布上谕：

“李鸿章著迅速来京！”

“袁世凯著酌带所部迅速来京！如胶奥（即胶州湾）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

自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还没有受到过如此“重视”，召李鸿章进京自然是要接过张翼的工作，继续和洋人谈判，这种事情也只有他搞得定。但问题是，这也意味着要向端王集团摊牌，既然连慈禧都搞不定端王集团，连那些王爷都怕端王集团，李鸿章为什么还敢来？杀一龙二虎十三羊！有人拿着刀子等着他，李鸿章还敢去伸脖子么？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慈禧最需要的，截至现在，聂士成的前军调出了，董福祥的后军调出了，宋庆的左军调出了，甚至连荣禄的中军都调出了，就只剩下他老袁的右军了。右军的战斗力最强，只要他们能进城，老太太的这心啊，也就踏实多了。

而老袁这家伙似乎早就预料到他迟早要蹚上这趟浑水，所以他更加“聪明”，早就提前跟荣禄打过招呼了：大沽口的八国军舰也可能会开往山东，他很可能“要在山东守海防过不来”，于是慈禧只好在上谕中先堵住他的嘴：世凯，你可以不来，但你总要派点兵来嘛！

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参与过“围园杀后”，但对于在关键时刻，寄希望于关键时刻袁世凯能带兵进京“护法”（护卫变法）的想法是有的，而现在，慈禧也在盼望袁世凯带兵进京了，老太太你应该知道一个词：轮回。

不论怎么样，慈禧仍然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极端的郁闷、恐惧和巨大压力让她只希望京津间的快马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将她的这道旨意快点送给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然后再由裕禄快点分别电告广东和山东——咦，京津间不是也有电报吗，慈禧为何突然不玩电报玩起快马来了？这个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6月10日，端郡王入主总理衙门，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对外的电报服务全部切断了，端郡王是“仇洋”和排外的代表人物，看不惯电报线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但停掉电报服务这么大的事，他一个人还真做不了主。

切断电报服务是朝廷得知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后的军事反应，使馆区还有很多洋人，还有“使馆卫队”在驻守，为了防止他们与西摩尔军里应外合，互通情报，自然要切断电报了先。

而更搞笑的是，不知道朝廷是怕洋人说是故意针对他们，还是有点做贼心虚，他们竟然连自己的电报服务也停掉了！所以，从6月10日起，从北京接发外地的一切消息，包括慈禧的谕旨和天津的军报，都是用快马传递的，比如13日慈禧授权裕禄万不得已时可以动武的上谕，用的是500里加急，而这道上谕，用的是600里加急（“此旨著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6月10日，只是停掉了电报服务，京津间的电报线还是通的，而从6月14日起，京津间的电报线真的就完全断了。这个电报线是怎么断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反正从这一天起，京津间消息的传递就真的只有靠马了，当年铁路、电报等“洋务”刚刚被引进时，曾经遭到过很多大臣的抵制，而现在一旦真的开始失去它们，才发现是如此不方便，不仅是不方便，还将给接下来慈禧的决策以及京津的局势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

就在慈禧焦急地等待裕禄回音的时候，裕禄大人的回音真的来了，这自然也是用快马送过来的。不会这么快吧？我的谕旨刚刚送出去不久啊，慈禧感到有些疑惑，但她马上又意识到这是军报，是裕禄送来的关于天津前线其他方面消息的军报，这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慈禧简直忍不住要抓狂了，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然而，上面的一行字瞬间就让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切又让她感觉回天无力了，这行字不亚于晴天霹雳！

“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

除了“使馆卫队”，除了西摩尔大军，还有第三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

一个“使馆卫队”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一个西摩尔大军就已经够紧张的了，洋人为何一逼再逼？

张翼不是已经和杜士兰达成协定了吗？洋人为何出尔反尔？

所有的部署又要被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又要被改变了，所有的行动又要被紧急叫停了。

慈禧已经万分绝望，万分狂怒，万分沮丧。

她终于想起了一件事情——开会。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