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

袁世凯出山，巩固北方局势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载沣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朝廷有能力迅速平叛的，除了已经在慈禧时代被开缺的岑春煊，那就是袁世凯了，而袁世凯恰恰就是被他载沣自己给开缺的！

没办法，还是先用满人比较保险，载沣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平叛。可是谁都知道，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以奕劻为首的内阁官员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列强虽然声明对武昌兵变“恪守中立”，既不支持革命新军，也不支持朝廷，但他们却支持袁世凯，要求朝廷迅速起用袁世凯，稳定大局。

在这些人的眼里，袁世凯成为了唯一能够稳定大局的人。一个在三年前就被开缺的落魄赋闲的官僚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应该是大清以来极其罕见的。

众人越是力推袁世凯，载沣就越是痛苦，也极为不甘心。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10月14日，载沣终于发布上谕，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兄弟你没看错，就是湖广总督。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时，他还是军机大臣，虽然现在军机处已经裁撤了，但袁世凯连内阁都没得进，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能让他带着千恩万谢赶到武昌去？看来在载沣眼里，这场兵变还只是湖北一地之事，平息了湖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到时候别的地方再有兵变就不关袁世凯什么事了，袁世凯也无权统一指挥和处理。

见到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还是这个心胸和格局，袁世凯笑了，他婉拒了这道命令。他并不是抗拒出山，只是于公于私都不能就这样出山。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出山的原则：一定要有实权。是啊，有了实权，才能成功平叛，有了实权，将来也才能成功自保——一旦出山，就不再是民而是官了，载沣有的是机会和借口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来，载沣也很生气，可是半月之内，湖南、陕西新军陆续兵变，宣告独立，连锁反应眼看就要蔓延开来，载沣坐不住了。10月27日，他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为平叛调往前线的海陆各军，朝廷不为遥制，并拨出白银一百万两为军费。

袁世凯终于可以出山了。三天后（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河南，率领他当年的嫡系北洋新军南下平叛。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11月1日就指挥部将冯国璋攻下了汉口，给了黎元洪一个下马威。

但此时袁世凯最担心的并不在湖北前线，恰恰是他的后方——京畿。

三年前开缺袁世凯之后，载沣大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为了排挤掉袁世凯的嫡系，载沣大肆提拔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校生作为新军的领导。比如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这三位分别出任第6镇镇统（此时驻扎保定）、第20镇镇统（此时驻扎直隶滦州，今属河北唐山）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此时驻扎奉天，今沈阳），另外还有阎锡山出任山西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这些人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不属于袁世凯的班底，自然不会忠于袁世凯。不过，载沣也万万没有想到，这四人在留日时受到革命的影响，早已先后加入同盟会。武昌兵变后，以吴禄贞为核心，四人开始密谋：也在北方来一场兵变，联手推翻朝廷！

10月29日，就在袁世凯赶往湖北前线的同时，张绍曾、蓝天蔚先出手，联络一批将领联合向朝廷通电，要求以真正的立宪改革平息即将在全国蔓延开来的独立风潮，史称滦州兵谏。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发动新军兵变，宣告山西独立，阎大人自任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们的配合还真是天衣无缝。

山西独立对朝廷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它距离京城的铁路车程仅在半日之内，这已经快乱到眼皮底下来了。第二天（10月30日），载沣连发数道上谕，同意滦州兵谏的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废止“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推行宪政；赦免政治犯（汪精卫由此出狱），几天后又宣布开放党禁，准许大清国民按法律自由组党。

为了对付闹独立的阎锡山，载沣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令他率领新军就近前往山西平叛。此时的吴禄贞也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给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运去的军火，并且和阎锡山秘密会面。吴禄贞告诉阎锡山：朝廷任命我为山西巡抚，是想让我和你抢地盘，但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我们应该趁着袁世凯正在湖北前线，朝廷后方空虚之际，组成联军，由我亲自率领，再联合张绍曾和蓝天蔚，从保定、滦州、奉天三个方向围攻北京，同时找机会除掉袁世凯，一举夺下大清政权！

四位新军将领的具体兵变计划正式达成了，然而吴禄贞并不知道，他的背后也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11月7日，正准备按原计划起事的吴禄贞被人枪杀，行凶者正是他的部下，那么，凶手背后还有没有主谋？有人认为是朝廷或者袁世凯，毕竟吴禄贞的军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几个眼线也是正常。而从种种情况来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吴禄贞这个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闹不起来了，朝廷暂时避免了灭顶之灾。要不然等袁世凯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里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吴禄贞事件让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武昌新军迈出兵变的第一步之后，各方势力正蠢蠢欲动，很快会酿成一股独立的风潮；而他袁世凯也没有绝对势力可以掌控大局，因为他也只是众多势力中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于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这股独立的风潮。怎么刹住呢？那就是进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改革。武昌兵变之前，经过朝廷迫于形势的两次立宪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只有寄希望于当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时，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平息即将爆发的独立风潮。

从载沣的表现来看，他已经痛定思痛，开始彻底醒悟了。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并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战，而是他在前两次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带来的进一步的立宪改革。现在他袁世凯要想稳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稳定——一边和已经兵变的黎派等势力和谈，开出条件劝他们归顺；一边在朝廷继续强力推进立宪改革向全国人民显示诚意，希望正准备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刹住这股风潮。

对于载沣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这次倒并不是袁世凯矫情，按照立宪的精髓，内阁总理应该是由国会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任命。虽然大清很多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形式总还是要有的，形式总有一天会走向实质内容的，如果连形式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载沣只好下令朝廷的准国会——资政院又开个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有权力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与此同时，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进，载沣用上谕公布了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年仿日的“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这部准宪法的进步程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它在对待皇室和三权分立上已经十分接近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和“内阁制”。从今以后，大清国家政权的运作将是这样的：

首先，人民选举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制定或者修改宪法（这部《十九条》就是资政院制定的），宪法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共守，皇帝的圣旨不能再替代宪法和法律，不能再说“朕即国家”；皇帝有国防权，但除非经国会批准，不能再动用军队对内镇压本国民众；皇族不得担任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更别说入阁了（“皇族内阁”永远成为了历史）。皇室的权力基本上被限制为只有中低级的行政执行权和由皇帝代表的对国家礼仪性、象征性的权力。

其次，国会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可以挑选各部部长组成内阁。如果国会对这个内阁总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弹劾，不是内阁辞职，就是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出国会，但一届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避免把相互制衡变成无休止地争斗）。

总结一下，这种模式中，国会处于突出位置，内阁是向国会负责的，但国会是向人民负责的。从理论上看，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载沣和皇室其实已经确立了“主权在民”，确实已经作出了最具诚意的立宪改革，只求能够重新收获民心，保留一个基本无权的皇帝和皇室，让他们好好养老。之所以在慈禧之后仍然推出的是“准宪法”而不是正式的宪法，正是因为正式宪法的出台需要遵守严格而较为漫长的程序，需要有专门的制宪委员会，甚至需要全民公决，这也显示了他们在十来年的立宪改革之后有了一种对宪政的深刻认识和严谨态度。同时，这部宪法不仅是向大清人民显示诚意的，也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载沣交给袁世凯的只是政府（内阁）。如果不确定袁世凯也要遵守宪法，不确立制衡内阁的国会，他怎么敢一下子废除“皇族内阁”，交给袁世凯呢？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时隔三年，他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立宪改革舞台上，这原本也是属于他的舞台。现在，他肩负着稳定大局的使命，而朝廷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袁世凯立即作出决定：把湖北前线的军事交给部将冯国璋去处理，他自己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趁着大好时机，继续推进第三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也是最后一次立宪改革。对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对于在立宪体制下保留“虚君”，袁世凯希望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11月16日，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组成，这不再是“皇族内阁”，不再是皇族亲贵瓜分国家权力的平台，不再是皇家的办事机构，而是大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次。想想看，自从1906年的第一次立宪改革起，袁世凯就多么想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内阁啊，即使当时没有实现，如果三年前载沣上位时不是把袁世凯开缺，一切也还是来得及的。

然而，即使只从武昌兵变算起，载沣的醒悟也实在是来得太迟了。

我们知道，武昌兵变之后，由于载沣对起用袁世凯始终存在忌惮和犹豫，袁世凯直到20天之后的10月30日才真正出山，就在这宝贵的20天时间里，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对手从革命的新军，变成了老牌革命党人。虽然他们都属于“革命”，但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革命的新军，他们原本就是“朝廷的人”，对朝廷是内部叛变，本身是袁世凯计划用政治手段来“收复”的对象，只要朝廷能够把局势控制得住，开出的条件合适，他们至少还是有可能接受保留“虚君”，回到接受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而老牌革命党人，他们是造反。多年来，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合法性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接受君主立宪制。他们的目标只能是民主共和！

带来这一切变化的，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平民政治家——宋教仁。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夺权”

九次起义失败之后，老牌革命党人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既无一兵一卒，又无一分一厘，老牌革命党人一直在利用帮会分子发动起义。包括孙文在内，老牌革命党人对武昌兵变是不知情的，既没有在事先策划这场兵变，也没有在现场领导这场兵变，这场“革命”本身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军一旦开始“革命”，他们就发现原本要“清剿”的对象具有作为旗手的威望和号召力，双方又站在了同一战线。

此时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兴奋。很显然，如果能利用和领导革命的新军，老牌革命党人就能最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习惯武力的黄兴想立即赶到武昌去，他认为凭着他这么多年在起义领域的影响力，只要他亲自去武昌指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掌握湖北革命新军的领导权不是没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很快就会跟进，酿成独立的风潮，各省的军方实权人物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都督”。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看到“革命”已经代表着权力走向，趁着天下大乱，打着“革命”的旗号争权夺利而已。老牌革命党人确实必须利用和领导这股“革命力量”，但由于错过了武昌兵变，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党人就只能悔恨了。因为湖北大局已定，黄兴只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本身没有军队，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军权，更别说领导权；另外，湖北前线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劲的军事对手——即使是黄兴指挥作战，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于已经独立的武昌，而应该看到“革命的趋势”，抓紧去另外一个能够以老牌革命党人的政治优势来开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广大汉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满中心和“革命圣地”。几十年前，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它还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进可以挥师北伐，直捣京城，退也可以守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来，更重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辐射的是江苏、浙江、上海等大清东南富庶之地，这里有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实业家（即原来的立宪派）。早在慈禧时代，她迫于形势不得不在立宪改革中“开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宪派“参政”的强烈愿望；载沣上位，把立宪旗手袁世凯赶跑，自己在立宪改革中却是进退失据，一边迫于形势进一步勾起了立宪派更大的野心，一边又试图走走过场加强皇族集权，立宪派的心早就凉透了。现在，他们会强力支持东南区新军将领闹革命，充当他们的“钱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势头”一起来，风头一定会盖过武昌。

也就是说，在南方，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号令天下，这就是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南京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是有兵有钱，有对大清朝廷“叛变”的需求和动机，他们要的不仅是独立，还要让南京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只要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旗手”弃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势力一定会因为追求内部平衡以及压过武昌而把他们推向前台。这就是老牌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优势。

不得不说，在老牌革命党人没什么实力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静和远见。然而黄兴在这一点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坚持先去武昌“指挥作战，掌握军权”。黄兴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不过，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这在政治家眼里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气，正如袁世凯后来评价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实在是说服不了黄兴，没办法，只好暂时先跟随黄兴到武昌，想办法向黎元洪“夺权”！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抵达汉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载沣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出山，并在11月1日率军攻下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谈判，告诉他们：大清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汉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你们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创立的，打不打得过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明白自己斤两的。正在担惊受怕、六神无主之际，黄兴、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剂强心针。黎元洪甚至让一名骑兵举起写着“黄兴到”的大旗，在城里奔驰一圈，算是给大伙儿壮威。不过，当宋教仁提出接下来希望由黄兴出任最高领导时，“黎菩萨”就笑而不语了，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强烈反对，最后只能由黎都督效仿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先例”，来一场“登坛拜将”。黎都督亲自授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宋教仁的“夺权计划”失败了。

黄兴去了前线，宋教仁不懂军事，他留在后方。对于暂时“夺权”失败，宋教仁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一个有着政治家开阔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军政府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湖北也是有原来的立宪派的，他们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这些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枪杆子”。宋教仁就联合他们通过立法来限制黎派“枪杆子”的权力。

革命阵容里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诞生了。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湖北（鄂州）的“省宪法”只是为限制黎派权力应运而生的，但是对于宋教仁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是立宪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党人最终是要走向立宪道路上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取得领导权，这也是宋教仁为共和立宪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蓝本，共和成功之后，是要推广到整个中华民国的。从整体上看，《鄂州约法》与《十九条》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也突出国会，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而又与《十九条》有了明显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条》是在各省闹独立后急忙推出的，需要讨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闹独立的权势人物，对于真正的人民主体——千千万万百姓们的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约法》中“讨好”的就是百姓。除了总则，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后才是都督、议会，明确地规定了百姓们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议会由人民在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如果说《十九条》在理论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话，宋教仁就是几千年以来把这一切进行落地的人。国会是百姓们的政治舞台，百姓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枪杆子”成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当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而前提是选举权要真正落到他们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让共和立宪真正变为现实。宋教仁不是官员，也没有“枪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势力来制衡“枪杆子”和旧式官僚集团，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不忘人民的，敢于向民间借力是有觉悟有气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平民政治家，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线的黄兴，和日本朋友北一辉等人一起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凯回京组阁、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之后，黄兴也没有挡住北洋军。11月27日，经过20多天的苦战，继汉口失守之后，汉阳也落入北洋军之手，就连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复的可能。

黄兴终于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论”。据说兵败之后他向黎元洪提出放弃武昌，率残部去南京起义，遭到黎派的军官拔枪抗议。在这些革命的小将看来，湖北才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他们才不会中黄兴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别人的领导！

黄兴也不管不顾了，第二天，他就丢下湖北大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黄兴指挥作战的这二十多天里，黎元洪也没有闲着。对于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约法》，黎都督自然并不欢迎，因为在道义上他没有优势，但他也是帮手的。趁着黄兴正在战场上替他顶着之际，黎元洪开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帮手，其他独立省份拥有“枪杆子”的人（也就是独立各省都督），为未来的“建国”做准备。

其他独立的省份已经越来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为“首义之地”的名义，要求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来开会商讨。当然，中华民国只能是共和立宪的政府，他们必须确定三件事情：准宪法、准国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枪杆子在手，宪法和国会他比较不关心，但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的这个要求确实也是审时度势的。要知道独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对大清朝廷的“叛变”，都是打着成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号，而湖北毕竟打响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枪，成立了民国的第一个政权——几千年以来都是讲究个先来后到、论资排辈，不以湖北为“临时中央”那是说不过去的。而各省都督们表面威风，实际上对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几个城门，就浑水摸鱼自立为王，他们都还在胆战心惊地防备手下人来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内部平衡各种势力，急需一个“临时中央”来为自己打气壮威。另外，大家都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大的敌人，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也需要树立一面共同的旗帜来对付袁世凯，不抱团不行。

独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们赶到了湖北，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通过了新的准宪法——《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约法》有了很大区别，也是对《鄂州约法》甚至是对《十九条》的严重倒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规定国会采取一院制，称参议院。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充当准国会。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并不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们选举出来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准国会摇身一变为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远距离遥控的橡皮图章。这也很正常，地方实力派从老牌革命党人中借来了“共和”这面旗帜，于是他们也成为了革命党人，但国会是百姓们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换柱、严防死守，让代表地方实力派的这个“代表会”代表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由准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经准国会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看来，地方实力派还想控制这个未来的临时大总统，这个人是谁呢？准国会的决议是一句话——“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认为，即使我们抱团，和袁世凯之间可能谁也打不过谁，也不想费那力气打；如果能够策反袁世凯，把他也拉到“叛变”的阵容中，代价就是最小的。不如我们把临时大总统之位给他预留着，以此为条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凯多次表示他拥戴君主立宪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国不能乱”，君主立宪才能稳定大局，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而且袁世凯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维护君主立宪制是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维护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过，袁世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现在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脱离大清朝廷独立，脱离大清朝廷独立就必须反对君主立宪制，坚持共和，而地方实力派通过准国会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这样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也是汉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凯不愿意，局势的发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家会一齐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开来，拉回到共和阵营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明独立各省确实能够与袁世凯分庭抗礼，让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准国会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这并没有增加黎元洪的实权，但给了他一个“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接下来，局势再一次印证了宋教仁所料，东南地区很快掀起了独立的风潮。首先行动的是上海，在这里有两个人掌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光复会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复会成员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军”；另一个人则是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孙文的同盟会向来和帮会关系密切，不过一直是和洪门有合作关系，这个陈其美另辟蹊径，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帮的头目，他手中的队伍是清帮分子。

李燮和、陈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盘上同时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复。自然，对于上海都督的人选，上海各方势力准备推举贡献最大的李燮和。不过，到了正式的推举会议时，帮会分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清帮分子大闹会场，有人甚至举着炸弹高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否则就吃我一弹”，于是大家只能推举陈其美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这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孙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势力中心。多年以后，孙文称陈其美为“革命首功之臣”，但陈其美的做法还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来，就轮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独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视，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他没有动用帮会分子用炸弹威胁），这个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省长，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经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响力，宋教仁和陈其美都不愿意再让武昌再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愿意让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们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来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权夺到老牌革命党人这边来！

东南区的实力派自然会力挺。此时正好黄兴兵败，黎元洪手中的地盘又只剩下了一个武昌，还随时都可能被袁世凯拿下，其他独立各省实力派对黎元洪失去了信心，准国会干脆不设在湖北了，它先后移到上海、南京，最后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本来宋教仁还想让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议员们（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意思是，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预留着，这是湖北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从现实来看，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暂代总统之职，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至于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选举他为副元帅，算是给个安慰奖。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步步卡位，革命阵容的势力中心从武昌转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人在东南区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书上所说的“革命党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这里开始！

对于宋教仁运作的这个结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与孙文结仇的光复会正副会长章太炎、陶成章也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得很恶毒，说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能当大元帅！没办法，准国会只好调过来：选举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黎元洪很精明，他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去南京当什么空头元帅。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黄副元帅全权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了。

黄兴同意了，他已经通过立宪派的首领张謇，准备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万，作为组建新政府的“启动资金”。然而，最后关头，黄兴却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职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孙文即将从海外回国！从当年同盟会成立之初起，黄兴就已经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孙文的，否则就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内讧的悲剧。“黄兴不敢夺孙文首领之位”（胡汉民语），他要留着大元帅之职对孙文“让位”。

宋教仁对黄兴失望且无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阵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除了等孙文回国，另外，就是奋力“拉袁”了。独立各省的实力派们都没有实力完全战胜袁世凯，老牌革命党人更不用说了，毕竟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所以老牌革命党人也一直在加紧“拉袁”。孙文的心腹汪精卫出狱之后，留在了北方，为袁世凯办事，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竟然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汪精卫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可”。黄兴也亲自写信告诉袁世凯：只要你学习拿破仑、华盛顿，推翻大清王朝，组建中华民国，全国人民都会对你拱手听命，一致拥戴你为大总统！

袁世凯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的政治手段：利用“民心”让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在进京推动第三次立宪改革之后，袁世凯指挥冯国璋打败黄兴，收复汉阳，策略还是边打边谈，压迫黎元洪回到谈判桌前。不过，等到打败黄兴，革命势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京，黎元洪不再是主要对手了，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个省先后独立，但朝廷的地盘只剩下几个省和一支骁勇善战的北洋军了。

载沣再一次亡羊补牢、痛定思痛。12月6日，他上奏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插手任何政事，也没有了所有权力，步了三年前被开缺的袁世凯的后尘。隆裕批准辞职奏折，她的意思是，要让载沣承担造成大清全国乱局的责任。现在监国摄政王辞职了，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再也不会有什么约束了，大清国民应该清楚，朝廷真的已经痛下决心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希望能够换取独立各省对朝廷的谅解和让步。隆裕甚至下诏，从即日起准许大清臣民自由选择是留发还是剪发，随你们的便，反正朝廷是要与大清国民重新开始！

隆裕的这道诏书也是给袁世凯看的，这告诉袁世凯：大清除了还有一个皇室之名，你实际上已经是大清的“一号人物”，你就没必要再去折腾什么“共和”了。是的，隆裕和皇室也需要积极“拉袁”，毕竟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他撒手不管，命运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那就很难说了。早就谣传革命人要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报当年扬州三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杀尽所有满人，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皇族亲贵。这虽然是谣传，但确实只有拉住袁世凯，才有可能保障皇室，皇室只能把他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12月7日），隆裕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总体负责与独立各省和谈。袁世凯委任心腹唐绍仪为总代表，率团与革命阵容的总代表伍廷芳举行谈判。谈判是在上海英租界内公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英国等国际社会的见证下公开进行的。列强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为了维护各国在华利益，希望早日达成议和。这个态度表面上还是“恪守中立”，实际上是暗中支持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是希望早日达成和谈的。

但袁世凯和皇室只能接受君主立宪，革命阵容又只能接受共和，所有矛盾的焦点都落在了袁世凯身上——如果他不向共和“转身”，一切都将谈不成。

另一伙人也在积极地“拉袁”了，他们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

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公开的政治谈判的同时，一场秘密的军事谈判也在进行中。北洋军将领中出面的是段祺瑞，而革命阵容中的运作者就是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顾忠琛。12月20日，双方代表也在上海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两军一致同意抛弃君宪，实现共和，同时优待皇室，谁先逼退朝廷谁就当大总统——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是为袁世凯设置的，优待皇室，他才好转身。

段祺瑞派人把军界的消息送到袁世凯这里，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相当于“劝进”。自古以来，只有“劝进”当皇帝的，还没有“劝进”当总统的，但如果说袁世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现实中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将领们也不敢贸然“劝进”了。对于军界的态度，袁世凯真是又喜又怕。要说他对大清王朝死忠到底，那是假的；要说他对这个大总统之位完全不动心，那也是假的。想当年李鸿章大人对“两广共和国总统”都动心过呢，更何况这是全中国之总统。但不知袁世凯可还记得，三年前他被开缺时，也是这批将领，没有一个人为他站出来，现在趋势即将把他推上总统之位，将领们顺势而为，也不过不希望逆潮流而动，为自己谋个更好前程。

袁世凯明白，他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要不得不放弃了，不得不上共和这条船，因为共和确实已经是“民心所向”。而大清真正的“民心”，千千万万底层百姓们的心声是不被知道的，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正如保路运动中铁路资产的真正主人一样，百姓们的心声就是“被代表”的，被各省实力派所“代表”，但以袁世凯一人之力，已经无法与这个“民心”相抗衡。袁世凯说：要我去讨伐黎都督还有可能，因为这是平叛，师出有名，但要我去讨伐张謇等人，我实在无法办到，这些头脸人物是“代表”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啊。

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告诉他：彻底断了君宪之念吧，无论你有多强的武力，都必须放弃君宪，接受共和；如果还替皇室争取什么君宪，不仅是徒劳的，搞不好你袁世凯自己都得当殉葬品！

徐世昌说得没有错，麾下将领们要考虑自己的出路，袁世凯更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即使袁世凯能够一时压制住将领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差，如果坚持用武力，天下人就会把首当其冲的敌人从皇室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不要以为当共和国的总统只是袁世凯的荣耀，其实也是他的一条出路而已。

但如何逼退朝廷，这确实是袁世凯的一大难题。袁家数代为官，袁世凯又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如果说逼退皇室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那就让别的大臣去做好了，袁世凯更加不想背上一个“篡位”的骂名，不想让天下人认为他是“出卖”了大清朝廷才成为临时大总统。如何才能让大清平顺地过渡到共和，如何才能让皇室体面地退位，如何才能让自己光明正大地当上总统呢？袁世凯不愧是袁世凯，他很快意识到，既然共和是“民心所向”，那么就把这个球踢给“民心”吧。袁世凯给唐绍仪和伍廷芳一直谈不拢的政治和谈定个调子：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决定。也就是说，无论是共和还是君宪，革命阵容和朝廷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交给全国人民来决定”。具体做法是由各省选出一些代表投票，一旦票决，双方都必须服从，否则即为全民公敌。

此时的袁世凯和宋教仁一定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袁世凯也开始向民间借力了，他在将地方实力派们的军：你们不是想以“民心”来实现共和吗？不是想以“民心”来推出和控制我这个大总统吗？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追求共和，那么你们敢不敢把投票权真正交给各省的老百姓，就像我袁世凯当年在天津试验过的一样，深入田野乡村去敲锣打鼓地宣传和发动，来一次比较规范和像样的投票，也像已经有过的世界先例一样，让中国的人民对国家前途来一次公决？

这确实是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为自己考虑出的万全之策，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最后票决的结果是共和，有了这个合法合理的程序，大清会平顺地过渡到共和，仍然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皇室能够以“尊重民意”的形象来体面退位，避免了被用武力推翻和上断头台的命运；他袁世凯也会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成为临时大总统，不仅避免了“篡位”的嫌疑和千古骂名，其他野心家也只能偃旗息鼓。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君宪，那也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这会使他的第三次立宪改革往前进了一大步。想想看，一个朝廷，如果连决定国体、政体这么根本的权力都可以下放于民，这本身就是立宪的精髓，意味着皇帝和皇室只是一个象征，是“虚君”，受益最大的自然就是袁世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虚君立宪下的总理，那也就相当于共和国的总统，双方都是政府首脑，袁世凯又何必一定要去当总统？

有实力摆在这儿，袁世凯定下的调子就是双方和谈的调子，在朝廷方面，他是议和全权大臣，这个方案又是个万全之策。隆裕批准了。

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团队和伍廷芳团队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为了给开大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必要的环境，双方还一致同意，革命阵营不准再在新的地方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军也要在五日之内从防区后撤百里。

袁世凯很兴奋，他命令北洋军从第二天开始就准备后撤一百里，首先拿出朝廷的诚意来。唐绍仪和伍廷芳开始就程序和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又开始了扯皮。当然，原则问题已经谈妥了，只要双方真心拥戴“国民会议”，程序和细节也是可以解决的。袁世凯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一切风云突变！

1912年1月1日，袁世凯麾下大将突然全体发表通电：誓死维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将领们的语气极其强硬而愤怒。

1月2日，袁世凯以“同意唐绍仪辞职”的方式宣告了和谈正式破裂！与此同时，自从和谈以来一直还算友好的氛围再次变得剑拔弩张。唐绍仪团队谴责伍廷芳团队在之前的谈判中只顾一己之私，动辄以“不谈了”相威胁，甚至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性，“其态度之蛮横，形同专制”，与他们追求的民主共和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列强驻华外交官也在了解相关事实后，表示双方和谈破裂，责任实在革命方。

北洋军方面，后撤停止了，子弹上膛，炮弹入膛，一场大战眼看又要打响！

召开“国民会议”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就连隆裕都批了，如果不是发生了让袁世凯和麾下大将们感到特别愤怒和难堪的事情，他们是不会作出如此过激反应的。那么，1月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在这一天，已经回国的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有一种被羞辱和“上当受骗”的感觉，之前的和谈是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进行的，已经取得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初步成果，现在革命阵容不仅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还让“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承诺成为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