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处寻求支持失败，孙文以孤军打响起义第一枪

孙文策动李鸿章当“总统”失败

其实平山周和内田良平并不同意策动李鸿章，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暗杀李、张、刘这些大佬中的任何一人，必然引起天下大乱，起义的时机就会到来，革命派就有崛起的机会。但是孙文并不这么看，首先他认为成功暗杀这些大佬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是天下大乱，也不一定真正有利于兴中会，因为目前兴中会的势力还很弱，天下大乱只会给其他势力崛起的机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如反过来利用李鸿章的“异动”，让他为革命、为兴中会所用！

孙文又开始开“空头支票”了，他告诉刘学询：只要李鸿章真的愿意“异动”，兴中会就可以以李大人为号召，双方合作先谋取两广独立，割裂大清国之南方一部，为“亚细亚开一新政体”，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两广共和国”，那么李大人自然就是将来的“总统”！

刘学询转述之后，李鸿章态度比较暧昧。他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和当初的张之洞大人一样，李大人还在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但刘学询相当积极，对于刘学询来说，他对朝廷早已经是离心离德了。李鸿章有权有名，刘学询和他的朋友们有钱，孙文可以找到起义者，如果真的能够“拥立”李鸿章，那么将来他又会是什么？这是很符合他自己以及身后那一群粤港富豪们的利益预期的。

刘学询知道，建立“两广共和国”其实并不是兴中会与李鸿章的双方合作，而是三方合作，另外一方是港英政府和英国。因为广东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们是不能被绕过去的，而且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李鸿章也才会真正被打动。于是刘学询打着李鸿章的名号，开始主动为孙文去寻找港英政府的帮助。他找到了港英总督卜力，透露了起义计划，没想到卜力也很积极。卜力大人认为这是以香港为起点，未来把两广也变成英国“殖民地”的大好机会。他的回复是：只要革命派同意将未来的“两广共和国”这个新政权“置于英国的保护下”（也就是变成英国的傀儡政权），港英政府和他本人愿意支持“革命”，第一步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解除孙文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为革命提供方便。

刘学询把卜力的态度转告了孙文，孙文方面就开始起草一份具体的落地方案，这就是《平治章程》。章程规定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必须保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权利，比如协定关税、铁路、矿产等要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分沾权利”等等。

表面上看，这样的章程和大清朝廷签过的那些条约差不多，甚至比条约“更卖国”，这也正是孙文留给后世巨大争议的地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实力十分弱小，孙文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建国”，如果离开了这可能，一切都成空，其实也是谈不上“卖国”；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国土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可以交换的话，岂不是为革命而革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事实上又是孙文为了革命获得支持而给英国人画的“大饼”。事实上孙文为革命画过的“饼”还有很多，比如他曾对法国人说，将来会在广西和华南给法国更大面积的租界；甚至曾对日本人说，只要你们支持革命，将来可以把整个满洲割让给日本。因为在此时的孙文看来，满洲并不属于“中国”，满人也并不属于“中国人”，所以他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而几年以后，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又将发生改变。

这就是孙文，和很多人印象中的“大炮”不同，孙文其实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革命家。为了获得革命的筹款，他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夸下海口；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他可以向任何一方势力承诺某些“并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孙文爱“放大炮”，正是由于他的极度现实。革命在这个古老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中都还没有市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正是由于孙文的现实，《平治章程》虽然起草了，最后却并没有交给卜力，这正是因为要考虑到日本。《平治章程》首先考虑的是英国的利益，而不是日本，日本自然会反对，就目前来说，日本已经给了孙文的革命很多“支持”，孙文总不能先失去这个已有的帮助者。

孙文只能给出口头承诺了，但这无关大碍，刘学询和卜力的态度仍然很积极，现在的关键又回到了李鸿章身上。刘学询和卜力甚至私下商议：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如果李大人最后不保险，就请卜力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把他扣留在香港，逼迫李鸿章起义！

7月8日，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天津，慈禧有点惊慌了，她开始再一次拉拢李鸿章，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他北上速与八国联军“和谈”。慈禧知道，在“和谈”方面，确实只有李鸿章才能搞定洋人。

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是万万不能北上的。朝廷中还有仇外的端王集团，李鸿章去了就有生命危险（端王集团会借义和团之手刺杀李鸿章）；更重要的是八国联军还没有攻下京津，他们无法在“和谈”中得到最大利益，李大人即使北上了，也会无功而返。出于这两点考虑，李大人抗旨不遵，一直拖到7月17日，才带着刘学询离开两广总督府。而李鸿章先去的正是香港，在彻底执行慈禧旨意之前，李鸿章正是要就“两广共和国”之事与卜力直接会谈！

与此同时，接到刘学询通知的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等待消息，他在船上召开了起义的筹备会议。一切都将取决于李鸿章与卜力会谈的结果。

李鸿章并不知道，卜力已经接到了他的上级——英国殖民部的明确指示：不得再与革命派靠近，更不得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

李鸿章北上，是与八国联军和谈的，不是只与英国一家。英国确实很想得到“两广殖民地”，但这又与八国都同意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其他七位兄弟就会很有意见，大家就会打起来，造成内部火并。正是因为如此，英国政府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

“三方合作”中，最具实力的一方撤出了，李鸿章立即明白：此事再没有继续运作下去的可能了。李鸿章带着他破碎的“总统梦”，立即离开了香港。但李大人还是精明的，此时朝廷内部局势仍然不明，北上还是有凶险，八国联军还没有攻入北京，“求和”还是不可能，李鸿章就带着刘学询先来到了上海，继续抗旨不遵，只是已经向慈禧表明了他愿意北上的态度——向慈禧请了一个长长的“病假”，能够北上了，他就北上。

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白白吹了一阵海风，一切都落空了，不得不带着失望离开。他并没有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一直鼓吹自由、平等、人权的世界老大，很快就倒向了那个他们的报纸天天在骂的“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这一切的秘密只有一句话：国家利益永远能战胜鼓吹的公平道义。

孙文更没有想到李鸿章还是要和慈禧政权绑在一起，连赌一把的勇气都没有。英国人确实撤出了，但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只能撤出，他还是有实力的。革命就是这样，如果只有精于算计，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就放弃，那就不是革命了。

孙文还要坚持，为什么最有实力的那两方都退出了，而恰恰是最没实力的孙文还在坚持？难道只是因为前者已经有很多，害怕失去已有，而后者几乎一无所有，原本就不怕失去什么？

无论怎么说，革命，需要的正是后者。多年以后，在弥留之际，孙文会明白，他发现他要争取的对象原本就不该是这些有实力的人，也不是有钱人，而是需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这块土地上的国情确实和西方不一样，要进行的革命也确实不该和西方发生过的一样，这将是一条由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在黑夜中漫长摸索的道路。

孙文只好离开香港公海，先回日本。而8月22日，孙文突然携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人从日本紧急启程，冒险潜往上海！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时隔五年，孙文冒着被通缉的风险首次踏上大清的土地，这一定是因为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

因为在前一天，唐才常被杀！

当康有为对唐才常被杀基本无动于衷时，孙文就带着迅速接收唐才常遗产的目的而不惜以身犯险。孙文要想办法与唐才常组织过的“中国议会”议长容闳见面，把这部分势力拉到革命这边来；另外，李鸿章还停留在上海徘徊观望，孙文也想作最后的努力；最后，孙文还不清楚卜力接到的是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认为卜力退出了，还可以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去谈谈，看是否有最后的希望。

8月29日晚，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外海，试图从黄浦江边的公共租界登岸，最初没有得到允许，后经刘学询与日本领事担保才上岸，住进了租界里的日本旅馆。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严密监视孙文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上海官方对孙文的到来也听到了风声，准备想办法进入租界去捉拿孙文，但孙文仍冒险在上海滞留到9月1日。在这三天时间，孙文的效率很高，他拜访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但对方态度冷淡，最后的希望破灭；孙文也见到了容闳，通过唐才常被杀一事，容闳对康有为很是失望，他与孙文谈得比较愉快，离开上海时，容闳甚至还与孙文同船去日本。这位著名人物从此倒向革命派，看来孙文的冒险还是值得的。

最后，孙文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刘学询。

根据小田切给日本外相的机密情报第100号，在孙、刘密谈中，孙文审时度势，站在李鸿章的立场，分析了李鸿章接下来可能的两个选择：由于8月15日，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府，如果八国联军最终不会灭亡慈禧政权，允许慈禧政权回到北京，那么李大人自然也就会完全倒向慈禧，三方合作也就无法挽回了，李鸿章的“总统梦”也会彻底破碎；而万一慈禧政权因为各种原因分崩离析，或者朝廷西迁，偏安一隅，那么李大人肯定还会为“总统梦”而动心思，到那时就由刘学询继续策动李鸿章建立“两广共和国”，出任“总统”——如果李鸿章不答应，拥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行，由刘学询负责向粤港两地富豪筹集军费，并设法联合或者胁迫张之洞和刘坤一参与。

那么，孙文有没有和李鸿章直接会谈？李鸿章来上海之后，一直住在刘学询在公共租界的豪宅里，至少有这个见面机会的。根据刘学询的说法，“孙、李曾会面”，而据日本领事馆的记录，孙文与平山周曾经一同外出，虽然不一定就是去见李鸿章，但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对于李鸿章的“总统梦”来说，英国人退出了，相信他也想直接了解一下孙文背后的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日本愿意加入，难道不是另外一个“三方合作”？

从种种情况来看，孙文这次是极有可能和李鸿章直接见过面。孙文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六年前绞尽脑汁想见的这个人，今天竟然也要跟自己坐在同一个谈判桌前谈判；而李鸿章应该也不会想到，在短短的六年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给自己上过书的年轻人，干的是反叛朝廷的大事，不管他有没有真正的实力，但他确实有可以跟自己平起平坐的筹码。这一切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个人奋斗，而不是他李鸿章确实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孙文代表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吗？

此时的李鸿章正是处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中，“总统梦”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但机会似乎总是虚无缥缈，列强老大英国不会支持革命，即使孙文再去策动日本，相信日本政府也不敢冒着被其他七国孤立的危险直接出兵帮助，顶多是从暗中提供点资助（这还不一定），那么孙文单靠帮会分子进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退一万步说，即使革命能够侥幸成功，李大人也必须考虑，他的淮军是否早已经灰飞烟灭了。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兵的，甚至目前张之洞的军事实力都比他强，如果有英国的支持，李大人可能还能利用英国人压制住那些帮会分子；否则，即使将来“两广共和国”组建成功，那也是帮会打下来的，他李鸿章这个“总统”还会有什么实际权力？

对于李大人来说，他在朝廷体制内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混到了“大清第一臣”的位置，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真的去“赌一把”，不顾一切地倒向革命阵营，这等于是断绝自己的后路重新开始。李鸿章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一年后，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并非“非常之人”。四十年前围剿太平军时，李鸿章正值壮年，与英国人戈登商讨局势，戈登建议他取清廷而代之，李鸿章不敢应承。李大人壮年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何况现在已经是个八十岁的老头？

9月15日，在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了近两个月之后，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启程前往京城了。这是他的最终选择，从此他全心全意倒向慈禧政权，充当慈禧的议和大臣，继五年前的《马关条约》后再签下耻辱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逝世，“总统梦”灰飞烟灭。

李鸿章离开上海时，心灰意冷的刘学询停止了继续追随李鸿章的步伐，他没有北上，而是留在了上海，后来花了大价钱，找了庆亲王之子、时任大清商部尚书的载振特批了西湖边的黄金地段，建起了私家园林“刘庄”，以纪念那段逃亡的岁月，然后纵情于山水之间，安心地做着大清隐形富豪。

惠州起义失败

孙文又两手空空地回到日本，但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有一个日本政客表示要支持孙文，他就是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正是由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还得到了逃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的协助，儿玉源太郎对此头疼不已，他认为必须斩断原住民在大清内地的后援，但日本又不能直接出兵。儿玉源太郎不愧为老狐狸，他想到了孙文的兴中会，想利用兴中会在粤港帮会中的影响力，借他们之手去对付唐景崧、丘逢甲等势力。作为交换，儿玉源太郎可以“支持”孙文的革命。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用，但孙文并不怕被利用，他怕的是没人来利用他，这样他也无法去利用别人。这就是现实世界，支持来自需要，对方支持你，那也是因为对方需要你，不论需要的是利益还是情感。困境中的孙文不得不抓住这个“被利用”的机会。当然，他的方式又是“画大饼”，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反正先为革命争取到支持再说。

9月25日，孙文化名“吴仲”，乘船前往台湾，在台北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聘请日本军人作为顾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广州起义后，孙文不得不漂泊于海外，无法把指挥部设在内地，而把指挥部设在台湾，已经是离大清内地相当近的地方！

起义的计划和五年前的广州起义基本相似：杨衢云在香港筹款，郑士良在广东沿海收买帮会好汉，先在靠近大海边的惠州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一带打响，然后向西夺取广州。在必要的时候，孙文会离开总指挥部，从台湾冒险潜入内地，亲自指挥，直到攻下广州，建立“两广共和国”为止。

计划不缺，从来缺的只是钱和军火。孙文向儿玉源太郎提出先借一笔钱，承诺革命成功后再连本带利地归还。儿玉方面的答复是，建议起义打响后不要去攻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攻取厦门；日本在厦门设有银行，只要攻下厦门，你们就可以动用银行里的资金，日本方面是不会计较的。

主动让孙文去打劫在厦门的日资银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正是日本人的“钓鱼执法”。日本在夺下台湾之后，瞄准的就是海对岸的厦门，到时候日本人绝对不会“不计较”，而是有了出兵占领厦门的借口，可以向其他七位兄弟交代。

孙文并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以银行为诱饵，诱使他改变原定计划，这里面一定包藏祸心，而且让那些帮会分子不在家乡两广活动，而去攻打福建，他们的动力一定是不大的，但是孙文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哪怕明知是一个虚幻的“大饼”也要先抓住。孙文最终改变计划：起义打响之后，攻取福建！

绕来绕去，起义的钱还是没有解决，孙文又孜孜不倦地向日本方面请求给予一点物力上的支援——军火。当然，以日本人的精明，这也是徒劳的。没办法，孙文只好向同样流亡在日本的菲律宾革命党人彭西借，彭西同意了。现在，只要这批军火到位，顺利运到三洲田前线，起义就有了打响的可能！孙文有些兴奋，他特意派宫崎寅藏去负责此事，然后给远在前线的郑士良方面寄去一面当年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使用化名的孙文和杨衢云在台湾、香港的活动还可以瞒过清廷密探的眼睛，但郑士良在三洲田一带的活动已经走漏风声。10月8日，军火还没有运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三洲田起义提前打响！

一支用钱雇佣的近600名帮会好汉组成的“杂牌军”开始起义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打出并不熟悉的青天白日旗，而是手扛红旗，上面写着“大秦国”“日月”等字样，还有的干脆写着斗大一个“郑”字和“孙”字。士兵们头上和腰部缠一条红带，裤头上插一支红旗子，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头领们头插雉鸡翎，胸前挂着一个大红绣球，都活像戏台班子上的人物。武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土枪，有砍刀、梭镖，还有锄头、扁担、木棍。百姓们十分惊恐，纷纷奔走相告：不得了了，当年的红头贼（太平军）又回来了！

起义军却绝不骚扰百姓，通告老乡们不必害怕，他们不是红头贼，而是“革命党人”，居民不必闭户，只需要在门前点一盏灯，取“反清复明”之意。同时，起义军也绝不攻击洋人，和北方的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不同，他们打出的是“保洋灭满”的旗号。洋人果然没有干预。

清军的战斗力比想象中的更差，在军火没到位的情况下，起义军竟然坚持了十几天，四战四捷，按照预定计划向厦门挺进。不断有老百姓跟在队伍后面加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近两万人！

郑士良面对这个情况，不知是喜是忧。队伍扩张，这自然是好事，但军饷、军火都没有到位，为了不招致百姓们的抵抗，又不能去洗劫百姓人家，也不能洗劫洋人，义军只有唯一的对手——清军，但战胜更多的清军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军饷和武器。郑士良已经在急得团团转，不断派人向台北指挥部里的孙文求援。

接到前线的战报，孙文心急火燎。借来的那批军火还是没有运到，如果紧急从黑市购买军火，又需要大笔资金，日本政府是绝对不会雪中送炭的。没有办法，孙文想到了一个人——刘学询。

10月15日，孙文派平山周紧急前往上海给刘学询送信，希望刘学询能够私人出一笔钱，作为交换条件，将来起义成功后，刘学询可以选择当“总统”，也可以选择直接当“皇帝”（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孙文知道，刘学询一直是有帝王之志的，像他这种富豪，才是真正的“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钱对他来说只是数目而已，“皇帝”这样的职业才具有真正的诱惑力。问题是孙文的革命是共和革命，本来就是要终结皇帝制度的，现在却又要迎来一位皇帝。没办法，孙文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只可惜这边的信还没有送到，那边郑士良报告，起义军无军火无兵饷，连吃饭都是问题，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文只好从指挥部派日本朋友山田良政潜往前线告诉郑士良：兄弟你自己看着办（司令自决进止）。

接到指示，郑士良仰天长号，下令起义军就地解散，各自逃命，起义军一哄而散。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下，不愿离去的部分兵士紧跟郑士良，沿着大海向香港方向突围。郑士良被手下兵士成功掩护到香港，而突围的其他大部分人死在离香港一步之遥的海岸线上，清军全部收复了被起义军占据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撤去门前的红灯，士绅们摆上香烛，伏地欢迎清军。三洲田起义失败。

在这场起义中，孙文和革命党人成功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也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一个个同伴即将永远地离开孙文。

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被暗杀

几个月以后，郑士良在香港被朝廷密探毒杀。

山田良政在突围中被俘，清军假装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将其杀害，后来孙文称他是“为共和牺牲之日本第一人”。

在广州为配合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采用了暗杀朝廷高官的方法。年仅21岁的史坚如在两广总督府附近挖地道，试图炸死两广总督，失败后被捕被杀。史坚如是革命派中采用暗杀手段的第一人，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革命者将在低潮中掀起一股暗杀朝廷大员的高潮，涌现了一个个慷慨悲歌的人物，最著名的那个暗杀者叫作汪精卫。后来，孙文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牺牲之第二人”。

还有一个人也将永远地离去，他就是毕永年。三洲田起义时，毕永年脱去僧衣，穿上西装参加了起义，后来他成功突围，但此时的他不仅要躲避大清密探的追捕，还要躲避来自保皇会的追杀。康有为正是要除去毕永年这个为数不多的知道“围园杀后”秘密的“同志”，他早就指示保皇会，悬赏 5000元要让毕永年永远闭嘴。突围成功后，毕永年联系不到兴中会，只好卖掉西服，重新穿上袈裟，隐居在惠州罗浮山的一所寺庙里，偶尔去广州的亲戚家中走动。没想到这个亲戚怕被株连，竟然向清军告发。毕永年惨遭追捕杀害，年仅32岁。毕永年也可以说是死于亲戚之手，因为这是“家丑”，被毕家后人一直保守秘密，中国国民党史料对毕永年也曾以“下落不明”为记载，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由毕家后人披露。（此史料由毕家后人1991年披露在《长沙文史资料》上。）

最后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将永远地离开孙文了，他就是杨衢云。在香港的杨衢云再次被朝廷通缉，两广总督府悬赏三万巨金买杨之首级。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朝廷收买的凶手刺杀，兴中会的首任会长就此告别人世。杨衢云死后，家人生活凄凉，一个女儿甚至只能出家为尼。

大概是曾经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与陆皓东、史坚如甚至是日本人相比，后来的孙文对杨衢云很少提到，更没有以事实来评价杨衢云是“为共和牺牲之领导者第一人”。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对杨衢云更为语焉不详，为他写传记的几乎没有。后来，蒋介石曾经派人重金收购一张照片，准备加以销毁——在那张照片中，杨衢云坐在前排，孙文则站立在第二批——蒋介石认为这很不利于孙文的“国父地位”。其实不论是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还是唐德刚所言“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要从杨衢云写起”，都改变不了孙文或者杨衢云该有的历史地位。唐德刚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而蒋介石为“国父”正名，其实也不过是为他自己正名，以维护他作为孙文“继承者”的历史地位。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历史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