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

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同盟会成立之后，从1906年起，孙文和黄兴共发动九次起义，然而，九次起义全部失败了。

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这是孙文借助黄兴的势力首次在两广之外的地域发动的起义，以哥老会为班底，声势浩大。失败后哥老会遭受重创，孙黄的起义地域再次回到两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两湖。

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失败。

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

1907年9月，广西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黄兴亲自潜入清军营中进行策反，未能成功，失败。

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孙文和黄兴共同指挥，孙文从广西边境地区潜入战场，亲自指挥，并亲手开枪开炮射击清军，起义最终失败。

1908年3月，再次在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黄兴任总指挥，失败。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亲临指挥，起义失败。

1910年2月，试图策动广州新军起义，事情泄露失败。

八次起义失败，康梁等保皇会的人指责孙文在海外“骗取”侨胞捐款，自己却长期扮演“远距离革命家”。每次发动的所谓的“起义”，只是百十号帮会分子参加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连大清的一个县衙都撼动不了，却好像是在给“投资人”演戏，证明自己确实在革命，好进行下一次“敛财”，继续这种循环暴动筹款方式。

这些话很难听，却也让孙文等人一时无法反驳，孙文的亲信汪精卫一怒之下，不顾危险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最终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仍然视死如归，写了不少诗句，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孙文和黄兴决定最后一搏！1911年4月，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亲自指挥，率领洪门弟子、留日学生和部分策反成功的新军士兵12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府。黄兴战至两手指折断，后成功突围，其余义军视死如归。阵亡86人，最后找到尸骸72具，其中68人为洪门弟子，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为了避免这个名字犯朝廷的忌讳，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的打击是巨大的，革命党人在两三年内都再无实力策划一次起义。孙文不无悲哀地说：革命的成功，恐怕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能及身以见其成）

革命又一次进入了最低潮，它并不单单指这九次起义失败，雪上加霜的是，同盟会的组织溃散！

同盟会内斗

1907年2月，在同盟会成立一年半之后，一次激烈的内部冲突爆发了。这就是孙文、黄兴之间的所谓“争会旗”事件。

2月25日，宋教仁日记记载：孙文、光复会的大佬章太炎、宋教仁、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聚会，“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欢聚一堂。这次聚会中唯独没有黄兴。

三天后（28日），宋教仁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冲突。

原来，在决定同盟会会旗时，孙文主张沿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元老们；而黄兴等人认为这面旗帜实在太像日本国旗，“有日本吞并中华之嫌疑”，青天白日旗应该毁掉，从此不再用，不如用华兴会原有的井字旗——井子旗有井田的意思，象征平民政治。

孙文听后勃然大怒：如果你要想毁此旗，那就把我给毁弃了先！

黄兴也怒了，当场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事实上，对于与日本人的关系，一直是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孙文看来，革命势力还很弱小，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势力的支持。据冯自由回忆，孙文在某些场合可能还对日本黑道分子低声下气：“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内田良平）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想想看，为了革命，孙文连这些委屈都受了，同盟会会旗有“仿日嫌疑”又算得了什么！

冷静下来之后，黄兴也体谅了孙文。他再一次退让，选择向孙文妥协，并没有因此退出，保证了同盟会没有分裂，并且自此之后，黄兴一次次奋力维护着与孙文的团结，与孙文共同发动了九次起义，当时的人们对他们以“孙黄”并称。

然而，在“争会旗”事件结束后，原光复会的两位大佬章太炎和陶成章（原光复会副会长）又与孙文发生更大的冲突。这是从孙文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开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胜俄国，声威大震，西方不得不承认日本为“列强”之一。1906年，列强召开殖民地统治会议，特邀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决定：不支持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独立革命，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于是日本不便再公开支持孙文的革命。

朝廷闻风而动，抓住机会。1907年初，奕劻亲自写信给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把孙文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良平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来可以把满蒙让渡于日本，然而大清朝廷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满蒙让渡给日本的；虽然这一切还是子虚乌有，但建议日本政府不要与孙文彻底闹翻，应该采取当年对待康有为的方式，赠送一笔差旅费“礼送”出境，三年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于是日本有关方面私下赠送了孙文5000日元的旅费，另外一个日本商人公开赠送了10000日元，这样，孙文手里就有了15000日元。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孙文给东京同盟会本部留了2000日元，带走其他全部赠款去了南洋，继续发动革命。

孙文离去之后，《民报》归章太炎编辑，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也留在东京本部。对于日本政府私下赠送的那5000日元，孙文并没有告诉同盟会本部，章太炎等人是孙文离开日本之后才知道的。章太炎在此事上原本对孙文就有意见，认为他留下的钱太少了，应该多给同盟会本部留下一些钱。在章太炎看来，孙文“私自收日本政府的钱”是不妥的，既然收了，作为总理，至少应该告诉大家一声，否则就有私吞之嫌。

章太炎不愧为当年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雄文的个性文人，他火冒三丈，大肆宣扬：总理孙文“卷款出走”！他将《民报》社中孙文的照片一把撕下来，要求撤去孙文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在此事上，宋教仁也站在了章太炎这边，但黄兴拒绝出任总理，再一次避免了同盟会分裂。

这就是史称的“第一次倒孙风潮”，它严重损害了孙文与光复会之间的关系。1907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成功地刺杀安徽巡抚，被捕后审问是否受孙文指使，没想到徐锡麟愤而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指使我行刺！

孙文的感情自然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三年之内不能再回日本，孙文干脆不再理会章太炎等人，也不再理会东京同盟会本部，转而在南洋全力筹款和发动革命。在之前的革命筹款中，孙文一直把重心放在欧美和日本，一直在盯着那些华侨中的富户，现在来到了南洋，意外发现了南洋是块宝地。这里的贫苦华侨反而对捐款更加踊跃，特别是泰国、越南的华侨对捐款出力最多。越南的挑水工关唐，每挑一担水只得一文钱，却把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3000余元全部捐给革命。说起来这虽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俗话说得好，“仗义每多屠狗辈”，南洋反而成了孙文离开日本后的一个新起点！

孙文很快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于他认为已经和同盟会本部没什么关系了，就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会员等办法，甚至酝酿连名字都不用“同盟会”了，再改回“中华革命党”。

但是根据之前同盟会的章程，支部的经费是要上缴给本部的，支部也是要归本部管的。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看来，孙文此举不过是他不得不离开日本之后，抛弃东京同盟会本部“另立中央”。见到南洋筹款形势很好，1908年，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李燮和到南洋筹款，没想到这次南洋之行又让冲突的种子再次埋下，史称的“第二次倒孙风潮”也拉开了序幕！

对于陶成章他们的到来，孙文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是南洋的华侨也不多，筹款的市场很小，我们在这里都很难，你陶成章再来，就更难了，建议不要来。但陶成章坚持来了。据说他曾经找到孙文，张嘴要3000元，孙文拿不出来，只好拿出自己的手表等物品，说：就这些了，你把它们卖了，看值不值这么多？

陶成章认为他受到了戏弄，干脆来了一招恶毒的，与李燮和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的种种“罪状”，什么“贪污会费”“公款私用”“蒙蔽同志”等等，这是同盟会的领导层首次公开对孙文进行攻击。不得不说，连朝廷对孙文的反动宣传都没有如此“切中要害”，康有为的保皇会如获至宝，纷纷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攻击孙文为“马骗”“棍骗”，甚至多年以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时，还要从陶成章的传单中取材。

陶成章、章太炎又要求孙文辞职，这次孙文直接给拒绝了。对于孙文来说，革命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信仰，为了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孙文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在他的领导下，以取得革命成功为目标，至于其他的，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在孙文看来，革命的成功，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文都是“独行侠”，无人可商量，也无人可帮助，难免养成专断的作风。就拿他几乎从不向大家汇报他掌管的经费的使用情况来说，孙文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为了壮大革命的声势，有时候明明只筹了5万，孙文能说出来是20万，剩下的15万就说不清楚了；有时候他明明只给了某位同志活动经费2000，到了孙文嘴里，成了三四万，风声传出去后，这位同志就百口莫辩了，最后就怨恨孙文。孙文对这一切采取的是“清者自清”的态度，但在其他人眼里，这当然是一种专断。

黄兴写信给陶成章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维护同盟会内部的团结，而陶成章的回复是：“我与孙文势不两立，同盟会中有孙没我，有我没孙！”

两次“倒孙风潮”之后，章太炎和陶成章这两人几乎“逢孙必反”。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太炎在东京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成立光复会，他们收留了同盟会中对孙文和“孙派”有意见的会员，以同盟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自此，同盟会中已经没有光复会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另外一个大佬也将脱离同盟会，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对孙文也很是敬佩，立志当孙文的“亲密战友”，但在同盟会成为同事之后，这种敬佩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在孙、黄的“争会旗”事件中，宋教仁支持黄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黄兴之所以爆发，是这些“恶感”堆积于心，不过是找个机会爆发而已。

和黄兴一样，在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上，宋教仁并不赞同孙文的做法。日本政府虽然“支持”革命，但更有吞并大清领土特别是满洲的野心，甚至“支持”革命原本就是图谋不轨。在孙文看来，革命党人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满清政府，哪怕是涉及领土的问题。相反，只要能够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支持，承诺一些“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也是可以的，比如把满洲出让给日本。而当宋教仁偶然获悉日本政府有吞并满洲间岛地区的图谋时，他立即运用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揭露并驳斥日本的图谋，最终使得朝廷成功地维护了对间岛的主权。

在章太炎与陶成章的两次“倒孙事件”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到孙文这一边，孙文以及他的亲信陈其美等人对宋教仁颇有看法。和章太炎以及陶成章的经费纠纷不同，宋教仁还与孙文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学法律的宋教仁一直注重追求一种程序正义，在宋教仁看来，不是一个人三观正了，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当，他的三观才会变得越来越正。在同盟会里，宋教仁担任的是司法部的检事，可以说他原本就是站在“监督孙文”的立场，即便是革命真的很艰难，但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法律是不需要权力来支撑的。法律原本就是限制和制衡权力的，他去监督孙文是天经地义之事，否则就是违背了同盟会的立会原则。同时，也正是因为革命还没成功，才更加需要在革命的过程中注意程序正义，否则，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宋教仁干脆辞去同盟会里的职务，只是没有脱离会籍，这意味着宋教仁虽然没有与孙文公开冲突，但也在事实上和孙文以及同盟会分道扬镳了。他对日本朋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宋教仁又与日本朋友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为了革命以及个人前途，宋教仁已经对同盟会以及孙文本人都丧失了信心，他已经表现出了另辟蹊径的意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最后一个人也会弃同盟会而去，他就是孙文本人。1910年2月，孙文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已经正式废除了同盟会的名号，改为“中华革命党”，同时通知南洋的队伍也一律照改，只是由于大家还是习惯称同盟会，用这个名号在筹款和发展会员方面也有更大的市场，改名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好吧，到1910年时，仅仅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同盟会，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即使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者之命！”章太炎的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革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革命和革命者本身都还很幼小，都需要成长。需要成长的包括孙文、黄兴，也包括“反孙”的章太炎、陶成章和宋教仁。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连续九次起义失败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在乎的同盟会组织的溃散。有句话说得好，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如果同盟会这个组织还很强大，起义失败了，还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再一次发动，否则，即使起义侥幸成功，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支撑，也会很快走向溃败。

这就是说，革命阵营的根本问题是：当他们为古老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其他组织，都还无法取代满清统治集团成为新的政党，它们还无法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而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大清国家机器太强大，只是同盟会等任何革命组织都还太弱小。

有一个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各方势力的合力、绞着之下，他最终将从朝廷最高领导人手中取走退位诏书，终结这个人心离散的大清王朝。他就是袁世凯。而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到1906年11月，从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