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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最初的人
人类学家早就为智人的特殊品质，诸如语言、高超的技巧以及对伦理道德判断的能力所吸引。但近年来人类学中最有意义的改变之一是认识到，尽管有这些品质，但我们与非洲的猿类确实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种重要的认识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我在本章中将讨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关于最早的人类物种的特殊性质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是怎样影响人类学家的，以及新的研究工作怎样显示我们在进化上与非洲猿类的紧密关系和要求我们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我们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观点。
1859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小心地避免把进化的含义引伸到人类。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他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随后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对这句话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论述当时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时，他有效地建立了人类学理论结构中的两个支柱：首先必须是人类在哪里最早出现（最初很少有人相信他，但他是正确的），其次是有关人类进化的方式。达尔文的人类进化方式的论点，长期统治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直到最近几年才证明是错误的。
达尔文说，人类诞生地是非洲，他的理由很简单：
“在世界上每一个大的区域里，现存的哺乳动物都与在同一区域产生出来的物种关系密切。非洲现在生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两种猿。因此，非洲过去可能生存有与它们密切相关的绝灭的猿类；而现存的两种非洲猿是人类最近的亲属，因而我们早期的祖先更可能是生活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记住，当达尔文写这些话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早期的人类化石，他的结论完全是根据理论得出的。在达尔文有生之年，唯一已知的人类化石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这是代表人类史上较晚时期的化石。人类学家们极不喜欢达尔文的意见，只是因为人们以殖民主义的蔑视眼光来看待热带非洲：黑暗大陆，不能是如此高贵的智人起源的合适的地方。在世纪交替之际，在欧洲和亚洲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化石，人类起源非洲的观点因而受到更大的蔑视。这种观念流行了几十年，当1931年我的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我父亲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的坚强信念部分是由于达尔文的论证，部分也无疑是由于他是出生和成长在肯尼亚的。他不顾剑桥学者们的劝告而我行我素，这使东非成为研究人类早期进化的一个活跃地区。由于近年来在非洲大陆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现在如果再有人类学家带有蔑视非洲的强烈情绪，那似乎显得离奇了。这一事件提醒我们，科学家们常常不仅被理智也同样被感情所引导。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的另一重要结论是人类的重要特征是：两足行走，技能和扩大的脑是协调地产生的，他写道：“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来，脚更稳固地站立，这对人类是有利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人类的祖先愈来愈多地两足直立行走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地用来支持整个体重或者特别适合于攀树，那么手和臂就不能变得足够完善以制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掷石块和矛。”
在此达尔文是在论证，我们不同寻常的行动方式是与制造石头武器直接相关的。他进一步把这些进化与人类犬齿的起源相联系。人类的犬齿比起猿类似剑的犬齿通常要小得多。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说，“人类的早期祖先可能有着巨大的犬齿”，但当他们逐渐习惯使用石块、棍棒和其他武器来抵抗他们的敌人或对手时，他们用上下颌和牙齿的场合就愈来愈少。在这种情况下，上下颌连同牙齿便变小了。
达尔文论证，这些使用武器、两足行走的动物扩大了紧密的社会交往，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才智。我们祖先愈聪明，他们的技术和社会就愈复杂，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更高的智慧，如此等等。每一性状的进化都反馈至其他的性状。这种互相联系的进化理论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幅很清晰的图景，从而成为人类学这门科学发展的核心。
根据这幅图景，人类物种起源时不只是一种两足行走的猿，2他已经具有了智人的若干性状。这种思想有着非常强的说服力，以致人类学家们能够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它形成有说服力的假说。但是这幅图景并不科学，如果从猿到人的进化分化既是突发的，又是古远的，那么，在我们与自然界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一段距离。这种观点对深信智人是一种根本上特殊生物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
这种理论在达尔文在世时的科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它一直延展到20世纪中叶。例如，19世纪英国的博物学家，曾与达尔文各自独立地创建了自然选择学说的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便回避了将这种理论用于我们最珍视的人性的许多方面。他认为人太聪明了，太精明了，太老练了，以致不可能只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他的理由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对这些品质没有生物学上的需求，所以不可能起源于自然选择，他觉得使人变得如此之特殊，必然有超自然的干预。华莱士对自然选择力量缺乏信心，这大大地挫伤了达尔文。
苏格兰的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30年代和40年代在南非开创性的工作，有助于非洲是人类摇篮观点的确立。他也对人类的特殊性表示了鲜明的观点，他相信智人是进化的最终产物，自然界的其他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安逸而被塑造的。他和华莱士一样，寻求我们物种起源的超自然力量。
科学家们，像华莱士和布鲁姆，在两种相反的力量中挣扎着，一方面是理智，另一方面是情感。他们接受智人是自然界通过进化过程而最终产生的事实，可是他们又相信人类的基本灵性精神或超自然的本质，从而引导他们去构建维持人类特殊性的对进化的解释。1871年达尔文提出的描述人类起源中人类各特征协同产生的“一揽子”论点，为他们的解释提供了合理性。虽然达尔文并没有援引超自然的干预，但他的进化图景使人类在刚刚开始时便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猿类。
达尔文论点的影响力一直保持至10多年前，是引起关于人类最初在何时出现的一次大辩论的重要缘由。我将简述这次大辩论的情况，因为它体现了达尔文的联系进化假说的魅力，也标志着它对人类学思想统治的终结。
1961年，当时在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Elwyn Simons）发表了一篇标志性的科学论文，他宣布一种称为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的小的似猿动物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物种。那时已知的腊玛古猿的化石遗骸只是一块上颌骨的部分破片，是1932年耶鲁大学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员•爱德华，刘易斯（G. Edward Lewis）在印度发现的。西蒙斯发现它的颊齿（前臼齿和臼齿）有些像人的颊齿，牙齿的咬合面平整，不像猿那样尖锐。他又发现它的犬齿比猿的较短而且钝。西蒙斯还宣称重建这个不完全的上颌骨得出的形状像人的上颌骨，就是齿弓向后稍稍张开，而不是现存猿类的“U”字形。
这时，从剑桥大学来的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戴维•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到耶鲁大学参加西蒙斯的工作，他俩共同描述了这些假定是似人的腊玛古猿颌骨的解剖性状，然而他们还作了比解剖学更进一步的推论，仅仅凭借颌骨破片便提出腊玛古猿是两足直立行走、进行狩猎和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的。他们的推理与达尔文的相似：根据假定的一种人科性状（齿形）的存在，便意味着其他所有人类特征的存在。因此，最最早的人科物种被看作是一种有文化的动物，也就是认为他是现代人的一种原始的变体，而不是一种没有文化的猿（见图1-1）。
图1-1主要化石地点第一批早期人类化石是从1924年开始在南非的洞穴中发现的。其后从1959年起，在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有许多重要的化石被发现
发现最早的腊玛古猿的沉积物是古老的，一如随后在亚洲和非洲发现的这个属的古猿的沉积物。因而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得出结论。最初的人出现于距今至少1500万年前，可能是3000万年前，这种观点被极大多数人类学家所棒受。而且，这种人类起源时间如此古远的信念，使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距离能让人乐意接受，这是受到许多人的欢迎的。
60年代后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不是研究化石，而是通过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猿类的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得出了有关最初的人何时起源的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的工作是确定人和猿的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的结果，这种差别应随时间而增加，由此可以计算其速率。人和猿的物种分离的时间愈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愈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了突变的速率，因而他们能用他们血液蛋白资料作为一种分子钟。根据这种分子钟，最早的人类物种的出现，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这一发现，与流行的人类学理论，即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1500万～3000万年前有着极大的差别。威尔逊和萨里奇的资料还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蛋白互相的差别程度是相等的，换言之，500万年前的某种进化事件使一个共同祖先同时分开向3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使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到现代人，也进化到现代的黑猩猩和现代的大猩猩。这种观点是和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观点不同。按照传统的认识，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与人的距离较大。如果分子资料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学家们就得承认人与猿之间的生物学关系远比大多数人相信的要密切得多。
一场全面的争论爆发了，人类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用最激烈的言辞互相批评对方专业方面的技术问题。威尔逊和萨里奇的结论受到批评，除了其他几点外，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物钟是离奇的，因而不能依此而得出过去进化事件的正确年代。威尔逊和萨里奇则指出，人类学家过分重视根据小的破碎的解剖性状而作出的解释，从而导致靠不住的结论。我那时是支持人类学阵营的，认为威尔逊和萨里奇是错误的。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10多年，其问分子的证据愈来愈多，除威尔逊和萨里奇外，还有其他的独立研究者，这些新资料中的大部分支持威尔逊和萨里奇原先的论点。这些证据的份量开始使人类学家的观点发生转变，但转变得很缓慢。最后在80年代初期，皮尔比姆和他的小组在巴基斯坦，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发现了类似腊玛古猿化石但完整得多的标本。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原先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像人的，但这个物种不是人。根据非常零碎的化石证据来推断其与人进化上的联系的工作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其中存在着很容易使人坠入的陷阶，西蒙斯和皮尔比姆被诱坠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解剖上的相似，并不一定隐含着进化上的相关性。巴基斯但和土耳其发现的那些更为完整的标本显示那种假定的似人的性状是表面的。腊玛古猿的颌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这种性状以及其他性状表示它是一种原始的猿（现代猿的颌骨呈U字形），腊玛古猿生存在树丛中，像它以后的亲属猩猩那样，而不是两足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甚至最顽固地相信腊玛古猿是人的人类学家们也被新的证据所说服，承认他们是错误的，而威尔逊和萨里奇是正确的。两足行走的猿中的最早的物种即人的系统（人科）的创始者，是起源于相对较近的，而不是远古的时期。
虽然威尔逊和萨里奇在最初的著作中提出这个事件发生在500万年前，现今的分子证据较为一致地把它推前至距今700万年，但这并不表明原先提出的人与非洲猿类的生物学上的密切关系有所改变，要改变的话，是其关系比原先设想的更为密切（见图1-2）。虽然有些遗传学家相信分子资料仍然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是相等的3分关系，但另一些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与黑猩猩最为密切，而大猩猩则与他们有较大的进化距离。
图1-2 分子证据 在1967年以前，人类学家根据对化石的研究，认为人和猿的进化分歧在远古的时期，至少是1500万年前。但是在1967年发现的分子 证据提出分歧的时间晚得多，接近500万年前。人类学家们起初不愿接受这种新证据，但最后还是接受了
这个腊玛古猿事件在两方面改变了人类学，一是用实例显示根据共同的解剖性状来推断共同的进化关系是极其危险的；二是暴露了盲目信奉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愚蠢的。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根据犬齿的形状，推想出腊玛古猿的整个生活方式，即有一个人类性状存在，其他一切性状就都假定其存在。由于腊玛古猿的人科地位被否定了，人类学家们开始对达尔文“一揽子”论点产生了动摇。
在追踪这个人类学革命过程之前，我们简要地来看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例如达尔文认为石头武器的精心制造是推动进化的整套技术、两足行走和脑的扩大的重要因素。这种假说无疑是当时流行的生活就是斗争、首创精神和努力赢得进步的观念的反映。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气质渗透到科学中，形成了如何考虑进化过程，包括人类进化的方式。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是爱德华时代乐观主义的全盛期，脑子和高级的思想被认为最终使我们成为现在的人。于是在人类学界，这种流行的社会世界观表现为：人类进化最初的推动力不是两足行走而是扩大的脑子。20世纪40年代，世界处于技术魅力的束缚之下，于是“人、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流行起来。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 Oakley）创建了这个假说，他提出制造和使用石器而不是武器，才是我们进化的动力。当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时，又强调从猿到人的较为阴暗的分化——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伴，澳大利亚的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最初提出了“人、凶杀者的猿”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这可能是因为它对战争中的恐怖事件提出了解释（或者甚至是借口）。
稍后，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们把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视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几个研究小组研究了现在的技术上原始的人群，特别是在非洲，其中最著名的是桑人（KungSan，曾错误地被叫做布西曼人）3。由此，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界协调的人的形象，既尊重自然界又用复杂的方式来利用它。这种对人性的想象力，非常符合于当时流行的环境主义。人类学家们对狩猎和采集的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安全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是狩猎被强调了。1966年一个名为“人、狩猎者”的重要人类学会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与会者中压倒一切的高调，就是狩猎造就了人。
在大多数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狞猎一般都是男人的责任。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妇女的自觉意识逐渐增长，使人类起源的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解释变成了问题。一种替代的被叫做“妇女、采集者”假说认为在所有的灵长类物种中，社会的核心是雌性与子嗣的结合，由于女人的首创而发明了技术，采集了食物（主要是植物）为大家共享，导致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形成或诸如此类的论点。
虽然这些假说所宣你的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达尔文所指出的一套被重视的人类特征在人类刚开始出现时就已确立了，就是仍然认为最早的人科成员有某种程度的两足直立行走，有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因而人科成员已是文化动物——从而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的一切——一开始就是如此。近些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4。
事实上从考古记录便可看出达尔文假说没有适当和具体的证据。如果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期望从考古记录和化石记录上看到两足行走、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同时出现。可是我们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就史前记录的一个方面，就足以表明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即没有发现石器的记录。
石器不像骨骼，骨骼难以被石化，而石器实际上是不会被破坏的。因而史前记录的极大部分都是石器，它们是从最简单的技术开始向复杂的技术发展的证据。
这种工具最早的例子——由卵石打击几片石片而制成的粗糙的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出现在距今大约250万年前的记录上。如果分子证据是正确的话，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则我们的祖先能两足行走到他们开始制造石器工具之时，几乎有500万年的间隔。不管是什么进化动力造成了两足行走的猿，这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拉不上什么关系。可是，许多人类学家相信，250万年前石器的出现与脑子的开始扩大是一致的。
脑的扩大和制造石器与人类起源时间不同的现实，促使人类学家从另一方面重新考虑人类起源的问题，结果是最新的假说出自生物学方面而不是文化方面。我认为这是人类学的一种健康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我们形成的想法可以通过与已知的动物的生态和行为相比较而得到验证。我们这样做，并不一定要否定智人具有许多特殊的品质。相反，我们是从严格的生物学的关系中来寻求那些特性的起源。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人类学家们在说明人类起源时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两足行走的起源。即使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单一的事件上，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所说的“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是你能在进比生物学的解剖上见到的一种极大的改变。”他在1988年的一篇通俗文章中说：“在许多骨骼上、牵引骨骼的肌肉配布和四肢的动作上，都能发现这种重大的改变。”研究一下人和黑猩猩的骨盆便足以证实这种看法：人的骨盆矮而宽、呈盆状，而黑猩猩的则是窄长的，两者的四肢和躯干，也有很大的差别。（见图1-3）
两足行走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重大的生物学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重大的适应改变。我在序言中说过，两足行走的起源是如此有意义的适应，以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他说，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这并不是说，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的物种已具有某种程度的技术、智慧或者人类的任何文化素质。我的观点是两足行走有着巨大的进化潜能——使上肢解放出来，以致有一天能用来操纵工具——其重要性从我们叫他“人”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到。当然这些人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两足行走的适应，他们不可能变成像我们这样的人。
图1-3不同的行动方式从四足行走转换到两足行走的行动方式要求身体的 解剖结构有很大的改变。例如与黑猩猩和大猩猩相比，人有较长的后（下） 肢，较短的前（上）肢，较短而宽的骨盆，较短和不弯曲的指（趾）骨和缩短 的腰部，南方古猿阿法种是已知的、最早的人科成员，无疑是两足行走的，但仍保留着一些树柄的解剖性状
是什么进化因素促使一个非洲的猿采取这种新的行动方式？人类起源的通俗形象常常包括一种似猿的动物离开树林到空旷的稀树草原上跨步行走。这无疑是一种戏剧性的形象，但是完全不正确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分析了东非许多地区的土壤，证明了这种形象是错误的。非洲的稀树草原有动物群作大量迁移，只是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情景，远在最早人类物种出现之后。
我们如果往后追溯到1500万年前的非洲，我们就可能见到在那里从西到东覆盖着一片森林，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灵长类，包括很多种类的猴和猿。与今天的情况相反，那时猿的种类远远超过猴的种类。可是在其后的几百万年里，那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致使生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那时，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从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一线裂开，结果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像起泡那样地上升，形成海拔270米以上的大高地。这些高大的隆起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地貌，而且也改变了非洲的气候。以前从西到东的一致的气流被破坏了，隆起的高地使东部的地面成为少雨的地区，丧失了森林生存的条件。连续的森林覆盖开始断裂成一片片的树林，形成一种片林、疏林和灌木地镶嵌的环境。空旷的草地很少。
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这里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叫做大裂谷的从北到南的一条长而弯曲的峡谷。大裂谷的存在产生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无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进一步促进了一种富于镶嵌性的生态环境的发展。
法国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Yves Coppens）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和猿的分道扬镳的进化是关键性的。他认为：“由于环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本身就分开了。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后裔致力于适应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这些就是‘猿类’。相反，这些共同祖先东部的后裔，为了适应它们在开阔的环境中新的生活，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技能。这些就是‘人类’”。柯盘斯称这种情景叫“东边的故事”5。
大裂谷有着许多凉爽的、多树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达炎热、干旱的低地。生物学家已经懂得，这种提供多种不同种类生存的镶嵌环境，会促进进化的更新。一个一度广泛和连续分布的物种的居群，可以被隔离而面临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这就是进化改变的秘密。有时候，如果合适的环境消失了，改变便导致灭绝。很清楚，这就是大多数非洲猿类的命运：现只有3个种——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但是当大多数猿的物种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受难时，其中之一却幸运地得到了一种新的适应，因而能生存和繁盛，这就是最初的两足行走的猿。很明显，两足行走在改变的环境条件下，被赋予了重要的生存优势，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那些生存优势。
人类学家倾向于从两方面来考虑两足行走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一个学派强调上肢的解放能用来携带东西；另一个学派则着重两足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动方式的事实，而把携带东西的能力看作仅仅是直立姿势的一种偶然的副产品。
第一种假说是洛夫乔伊提出的，在1981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里，他说两足行走是一种效率不高的行动方式，因而必然是为着携带东西。可是携带东西的能力怎样能使两足的猿在竞争中胜过其他的猿呢？
进化的成功最终依赖于产生能继续活下去的后裔，洛夫乔伊说，答案是这种新的能力给予雄性的猿以提高雌性生殖率的机会，因为雄性为雌性采集食物。他指出，猿的生殖很慢，每4年才产一仔。如果人的女性能获得更多的能量，即食物，那她们可能成功地生产较多的后代。如果一个雄性能为一个雌性和她的子嗣提供食物，帮助雌性得到更多的能量，则雌性可能产生更多的后代。
雄性的活动，在社会领域内，还会生产另一种生物学上的后果。在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来说，除非雄性确信雌性将会生产他的后代，否则他为雌性提供食物不会对他有所裨益。洛夫乔伊提出最初人类物种是一夫一妻的单配制，这种核心家庭的出现是增加生殖成功的方法，由此而胜过其他的猿。他还用生物上的相似性支持他的论点。他争辩说，例如，在大多数灵长类物种中，雄性互相竞争以获得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互相搏斗，用大的犬齿作为武器。长臂猿则是少见的例子，它们是雌雄配对，可能因为它们没有理由要互相搏斗，雄性有着小的犬齿。最早的人很小的犬齿可能表示，他们像长臂猿那样也是雌雄成对的。提供食物方式的这种社会和经济的联系反过来促进了脑的扩大。
洛夫乔伊的假说，曾受到相当大的注意和支持，原因是这种假说的立足点在于它是诉诸基本的生物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然而，它也有几个弱点。一是一夫一妻制在技术上原始的人群中不是普遍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只有20％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假说因而被批评为似乎接近西方社会的特性，而不是接近于一个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二是已知的早期人类物种的雄性的身体尺寸几乎两倍于雌性。在已经研究过的所有灵长类物种中，叫做性二型的这种雌雄身体尺寸的巨大差别都与多配制相关联，雄性互相竞争以接近雌性，性二型不见于单配制的物种，就我来说，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排除对一个有希望的理论的探索。必须为小的犬齿寻找单配制以外的另一种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咀嚼食物的机制要求一个磨研的而不是切割的运动，大的犬齿会阻碍这种运动。现在对洛夫乔伊假说的支持比10年前少了。
第二个重要的两足行走理论的说服力要大得多，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很简单。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和亨利•麦克亨利（Henry McHenry）提出假说，主张两足行走在环境条件改变时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森林萎缩时，疏林生境的食物资源如果树，也变得太分散，使传统的猿难于有效地去利用。按照这个假说，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只是在其行动方式上才是人。他们的手、上下颌和牙齿仍旧是像猿的，困为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改变，只是他们获得食物的方式不同了。
对许多生物学家来说，这个假说最初被认为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几年前曾显示两足行走不如四足行走有效（任何人都不会惊奇，带着一只狗或猫同时奔跑，令人难堪的是它们会比主人跑得快得多）。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也曾比较了人类的两足行走和马与狗的四足行走之间的能耗率。可是罗德曼和麦克亨利指出，合适的比较应该是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比较。进行了这种比较后，证明人类的两足行走比黑猩猩的四足行走的效率要高得多。他们的结论是，以能量效益作为有利于两足行走的自然选择的力量是有道理的。
关于推动两足行走进化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意见，诸如为了监视猛兽，需要超出高草去观察；在大白天搜寻食物时，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冷却身体的姿势等等。在所有这些假说当中，我认为罗德曼和麦克亨利的假说最有说服力，因为它有牢固的生物学上的根据，符合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时的生态变化。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当我们发现最早的人类物种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辨认他们。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骨头，如果是骨盆或是下肢骨，这都是两足行走运动的有效证据，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人”。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是头骨的某些部分，颌骨或是几个牙齿，它们可能看起来恰恰像是猿的。我们又怎样去辨别它们是属于两足行走的猿，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猿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能访问700万年前的非洲，去观察最早人类的行为，那我们看到的模式，更像研究猿猴行为的灵长类学家所熟悉的模式，而不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模式。最初人类的生活可能不像现代的狩猎—采集者那样由许多家庭集合成的游动群体，而是像稀树草原的狒狒那样。30个左右的人组成的群体，在一个大领域内以一种协调的方式搜寻食物，夜里回到安适的地方如悬崖下或树丛中去睡眠，成年女性和她们的子女是这个群体的大部分成员，只有少数几个成年男性。男性经常找寻交配的机会，其中占优势的个体成功的机会最多。未成年的和低级的雄性大部分时间是在群体的外围，往往自己找寻食物。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像人那样地两足行走，但其他行为则类似稀树草原的灵长类。他们面临着700万年以来的进化，我们将看到这种进化类型是复杂的，也是很不确定的，因为自然选择是依赖某时某地的环境而进行，而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智人最后的确是作为最初人类的后裔出现了，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