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拥挤的人科

在南非和东非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的记录，即从大约400万年前到约100万年前，按我的计算，已有代表各种不同物种的至少1000个个体的标本，各个标本破碎的程度有所不同。较晚时期的化石则多得多。欧亚大陆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可能接近200万年（新大陆和澳洲有人居住是在晚得多的时期，大约分别为20000年和50000年以前）。因此可以合理他说，人类史前时代的大多数活动发生于非洲。关于这种活动，人类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有两方面：首先，什么物种于700万～200万年前之间在人类系统树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其次，这些物种在进化上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系统树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人类学同事们在阐述这些问题时面临两项挑战。第一是达尔文所称的“地质学记录的极端不完整性”。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用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谈论地质记录中令人沮丧的空缺内容。这些空缺是由于石化过程中变幻莫测的因素和骨骼化石后来暴露于外造成的结果。有利于骨骼的迅速掩埋和可能石化的条件是很罕见的。古代的沉积物可以经过侵蚀而暴露出来，例如一条河流切过沉积物。可是史前时代中哪些内容能以这种方式重新被揭开，则纯粹是机会问题，许多内容仍然会藏匿于地层中。例如，在东非这个最有希望的早期人类化石储藏所，只有很少的距今400万到800万年这段时期内的含化石沉积物。这是人类史前时代的关键时期，因为人科的起源发生在这个时期。虽然在400万年以后的时期中，我们所拥有的化石也远比我们想要有的少。

第二项挑战是被发现的大多数化石标本都是小的破片，一块头骨破片，一块颧骨，臂骨的一段和许多牙齿。由这样贫乏的证据来鉴定物种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不同的科学见解得以存在，差异既存在于物种的鉴定，也存在于各物种之间相互关系的辨别。人类学中被称为分类学和系统学的领域是争论最多的。我将避开许多争论的细节而集中于描述系统树的全面状况。

人类化石记录的知识在非洲缓慢地发展，这一发展开始于1924年，当时雷蒙德•达特宣布发现了著名的汤恩（Taung）小孩。这件标本包括一个小孩的不完整头骨，即部分颅骨，面骨、下颌骨和脑壳⁷，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它是在南非的汤恩石灰岩采石场被发现的。虽然采石场堆积物的年代不可能精确地测定，但是科学的估计认为这个小孩生活在大约200万年前。

汤恩小孩的头骨有许多似猿的性状，例如小的脑子和向前突出的上、下颌骨，但是达特同时也还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人类的性状：上、下颌骨不如猿向前突出，颊齿咬合面平，犬齿小。一个关键的证据是枕骨大孔的位置，枕骨大孔是头骨基底的开口，脊髓通过此孔进入脊柱。在猿类，此孔在颅底相对靠后的位置，而在人类则接近颅底中央。这种差别反映了人的两足行走的姿势，此时头是平衡于脊柱的顶端，与猿的姿势相反，猿的头向前倾。汤恩小孩的枕骨大孔在中央，表明此小孩是一个两足行走的猿。

虽然达特相信汤恩小孩属于人类，但是几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人类学家们才接纳这个化石标本为人类的祖先而不只是一种古猿。反对非洲为人类进化地区的偏见和对如此像猿的一种生物可能是人类祖先这一想法普遍的反感结合起来，使达特和他的发现长期湮没无闻。在4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达特与苏格兰人罗伯特•布鲁姆结伴，从南非的4个山洞遗址[斯特克方丹（Sterkfontein），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克罗姆德莱（Kromdraai）及马卡潘斯盖特（Makapansgat）]中发现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达特和布鲁姆遵循那时人类学的习惯，给他们发现的每一个化石命名了一个新的种名，因此不久之后看起来就似乎有了生活在300万年与100万年前之间的南非的一个包括不同种人类的动物园。

50年代人类学家们决定将已有的过多的人类的物种加以归并，只承认两个物种。当然，两者都是两足行走的猿，两者都是像汤恩小孩那样的似猿动物。两个物种的主要差别在于其颌骨和牙齿：两者的颌骨和牙齿都较大，但是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更为粗壮（见图2-1）。较纤细的种被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这是达特1924年给予汤恩小孩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非洲的南方猿”。较粗壮的那个种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

图2-1 南方古猿表兄弟 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鲍氏种）与非洲种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咀嚼机制，包括颌骨的构造，颧骨和有关的肌肉附着处。粗壮种适应于包括粗糙的植物性食物，需要有力的咀嚼

从他们的牙齿构造上可明显地看出，无论非洲种或是粗壮种都是主要吃植物性食物的。他们的颊齿不像猿，后者有尖锐的齿尖，适合于吃相对较软的果子和其他植物。而南方古猿的颊齿却有平的研磨面。我设想，人类中最初的物种，如果以与猿相似的食物为生，他们会具有似猿的牙齿。在20O万年前到300万年前之间，人类的食物已明显地转变为比较坚硬的食物，诸如硬的水果和硬壳果，这几乎表明，南方古猿生活在比猿更为干燥的环境中。粗壮种的臼齿之硕大，暗示其所吃的食物特别坚硬，需要大面积的研磨。这些牙齿被归为“磨石臼齿”，不是没有原因的。

东非第一件早期人类化石是玛丽•利基于1959年8月发现的。在臭杜韦峡谷寻找堆积物几近30年后，她得到了报偿，发现了与南非的南方古猿粗壮种相像的磨石齿。可是奥杜韦的这个标本甚至比其南非的堂兄弟还要粗壮。与玛丽一起参加这项长期搜寻工作的路易斯•利基将这个标本命名为东非人鲍氏种（Zinjanthropus boisei）。属名意思是“东非的人”，boisei这个种名来自查尔斯•鲍伊斯（Charles Boise），他曾支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奥杜韦峡谷和其他地方的工作。当现代地质测年方法首次应用于人类学时，东非人被确定为生活于175万年前。东非人这个名字最后变为南方古猿鲍氏种，因为它被假定为南方古猿粗壮种的东非变体或地理变异。

名称本身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见到几个属于人类的物种，它们有着同样的基本适应性，两足行走，小的脑子和相对大的颊齿。这正是1969年我第一次到特卡纳湖东岸考察时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发现的头骨上所看到的。

我们从各种骨头的大小了解到南方古猿的雄性比雌性大得多。雄性身高超过1.5米，而雌性几乎不到1.22米。雄性的体重几乎必定为雌性的两倍，这种差别今天我们可以在稀树草原狒狒中看到。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南方古猿的社会结构与狒狒相似，正如上一章中已特别提到的，占优势的各个雄狒狒互相竞争，以接近成年的雌性。

发现东非人1年以后，我的哥哥乔纳森（Jonathan）也是在奥杜韦峡谷发现了另一种类型人类的头骨片，使得人类史前时代的故事变得稍稍复杂了。这块头骨片相对地较薄，表明这个个体比已知的各种南方古猿身体结构轻巧。它的颊齿较小，最重要的是，它的脑子几乎大出50％。我的父亲下结论说，虽然南方古猿是人类祖先的一部分，但这个新的标本代表最终产生现代人的那一支。在同行们一片喧嚣的反对声中，他决定将它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作为这个属的第一个早期成员（Homo habili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手巧的人”，是达特向我父亲建议的，指的是设想这个物种是能制造工具的人）。

同行的喧嚣声有一些微妙的原因。其中部分原因是路易斯为了把人属这个名称用于这个刚被发现的化石，不得不把这个属的已被接受的定义加以改变。那时英国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爵士提出的人属的标准定义，包括人属的脑量应该等于或超过750毫升，这个数字介于现代人和猿之间，被认为是人和猿的脑量的界河。尽管在奥杜韦新发现的化石的脑量仅仅为650毫升，路易斯仍判断它属于人类，那是因为它的头骨更像人。因此他提出把人和猿的脑量的界河移到600毫升，从而让这个新的奥杜韦标本进入人属。这个战术无疑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论的情绪。可是，这个新的定义最终还是被接受了（后来发展的结果是650毫升对能人的平均成年脑量来说是相当小的；800毫升才是一个接近的数字）。

除了科学名称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由这些发现而开始形成的进化型式，即早期人类具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类型具有小的脑子和大的颊齿（这是各种南方古猿所具有的）；另一种类型具有增大的脑子和较小的牙齿（人属）（见图2-2）。两者都是两足行走，但是在人属的进化中曾经明显地发生了某种十分异常的事件。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充分地探讨这个“某种事件”。无论怎么说，人类学家们对人类历史这一段（即距今200万年前后）的人的系统树的形状的了解，是颇为简单的。这树有两根主支：各种南方古猿，都在100万年前绝灭了；人属，最后导向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

图2-2 早期人属 这个化石以其博物馆编号1470而得名，1972年发现于肯尼亚。它生活于约200万年前，是最完整的能人标本。与南方古猿相比，它的脑子明显地增大，牙齿却减小

研究过化石记录的生物学家们都知道，当一个物种随着一种新的适应而产生时，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里，常常发展出多种后裔种，它们表现着有关那个初始适应的各种不同的内容，这种发展被称做适应辐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弗利（Robert Foley）计算过，如果两足行走的猿的进化历史遵循适应辐射的通常型式，在700万年前的群体起源与今天之间，至少存在过16个物种。人科系统树的形状开始时是一个主于（创始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新的分支，然后当有的物种走向绝灭时，树的分支便减少了，留下一支继续生存下去，即智人。我们所知的化石记录与这棵树上的分支怎样才能吻合呢？

在能人被接受以后的许多年中，人们认为在200万年前有了3种南方古猿和人属的1个种。我们期望在史前时代的这一段时间里人科系统树有大量人口，所以4个共存的种看来并不太多，事实上通过新的发现和研究，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至少有4种南方古猿在那时与人属的2个甚至3个种紧挨着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一图景还不是确定的，但是如果人类的各个物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各个物种一样（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他们不是如此），那么这样的状况就正是生物学家们所期望的。问题是在早于200万年前的时期里发生了什么？在人科系统树上有多少分支，它们又是什么样子的？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200万年前的化石记录稀少，再向前追溯到早于400万年以前，则是一片空白⁸。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都出自东非。我们在特卡纳湖以东发现了一段上臂骨，一块腕骨，几块颌骨破片和一些牙齿，年代在400万年左右。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和他的同事们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希（Awash）地区发现了一根同样年代的腿骨。要重建人类史前时代的早期历史，这些材料的确是很不充分的。可是在这个化石稀缺时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一批距今300万年到390万年之间的丰富化石，它们出自埃塞俄比亚的哈达（Hadar）地区。

在70年代中期，莫里斯•泰伊白（Maurice Taieb）和约翰森领导的一个法、美联合考察队发现了许多化石骨骼，包括一个小个子全身骨架的大部分，她后来被称为露西（Lucy）。露西死时是一个成年女性，身高不过0.92米，身体结构极为像猿，臂长而腿短。从这个地区发掘出来的其他个体化石显示，不仅其中有许多个体比露西大，身高超过1.53米，而且在某些方面（牙齿的大小、形状，颌骨的突出程度）比大约100万年前或更晚时生活在南非和东非的人类更加像猿。这正是我们在越来越靠近人类起源的时间里所希望发现的。

当我最初看到哈达的化石时，觉得它们代表两个种，甚至更多的种。我认为有可能200万年前我们看到的物种的多样性来源于比之早100万年的类似的多样性，那时有包括南方古猿属和人属各个物种的分化。泰伊白和约翰森在其最初的解释中，支持这种型式的人类进化。可是伯利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森和蒂姆•怀特（Tim White）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之后，于1979年1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提出哈达的化石并不代表几个物种的原始人类，而只是一个物种的骨骼，约翰森称其为南方古猿阿法种。早些时候由于其身材大小的变异范围很大，因而认为存在几个物种，现在把这种大的变异范围简单地解释为性二型。他们说，人科中后来兴起的那些物种都是这个物种的后代。许多人对这大胆的见解，都感到惊奇。这个新见解引起了许多年的激烈争论。

虽然许多人类学家以后确定约翰森和怀特的方案可能是正确的，但我却认为它是错的，理由有2个。首先哈达化石的大小差别和解剖变异总体说来太大了，不能只代表一个物种。合理得多的看法是这些骨化石出自两个物种，或许更多的物种。曾是发现哈达化石的考察队一员的伊夫•柯盘斯也持这种观点。其次，这个方案毫无生物学上的意义，如果人类起源于700万年以前或甚至只是在500万年前，一个300万年前的物种成为所有较晚时期的物种的祖先难以让人接受。这不是适应辐射的典型状况，除非有更好的理由，否则我们必须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遵循典型的型式的。

这个问题能得到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解释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发现和分析早于300万年的更多的化石。在1994年早期似乎是可能的。由于政治原因，有15年未能回到哈达地区的约翰森和他的同事们从1990年起又去考察了3次。他们的努力已获得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包括第一个完整头骨的53件化石标本。早先在这段时期中看到的型式（身材的极大的变异范围）被证实了，新的发现甚至扩大了身材的变异范围，怎样解释这个事实？是一个还是多个物种的问题是否即将解决？

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认为早先发现的化石中体型的变异范围表明雌雄性之间的身材差异的那些人，把新的化石看作是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而我们中间设想如此大的体型变异范围必定表明物种间的差异，而不是物种内差异的人的解释是：这些新化石加强了这种观点。因此必须认为，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科系统树的形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1974年发现露西的部分骨架（见图2-3），似乎首次隐约闪现了早期人类在结构上对两足行走适应的程度。按照定义，大约700万年前产生的最初的人类物种，会是一种勉强称得上两足行走的猿。但是直到露西骨架的出现，人类学家才有了明确的证据，表明有一个人类的物种在比距今大约200万年更早的时候已能两足行走。露西骨架的骨盆、腿骨和脚骨是极其重要的线索。

图2-3 露内部分背架 这具骨架1974年由D.约翰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于埃塞俄比亚。露西是一个女人，身高近0.92米。同一物种的男性高得多。她生活在稍早于300万年前的时候

从骨盆的形状和大腿骨与膝之间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露西和她的伙伴们已适应于某种形式的直立行走。这些解剖特征像人的程度比像猿的程度大得多。事实上最先对这些骨骼作解剖学研究的欧文•洛夫乔伊下过结论说，这个物种的两足行走与你我走路的方式是无法区分的。可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例如1983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两位解剖学家杰克•斯特恩（Jack Stern）和兰德尔•萨斯曼（Randall Susman）在一篇文章中，就对露西的解剖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它具备了完全适合于全部时间两足行走的动物的各种特征，但又保持着使它能为了采食、睡觉或逃避敌害而有效地利用树木的解剖性状。”

斯特恩和萨斯曼提出有利于其结论的关键性证据是露西脚的构造：其脚骨稍稍弯曲，像猿而下像人，这样的形态有助于在树上攀爬，洛夫乔伊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提出弯的脚骨仅仅是露西像猿的过去所留下的进化残迹。两个对立的阵营继续激烈地争论了10多年，然后在1994年意外地得到的一些新证据改变了这种相持状态。

首先，约翰森和他的同事报告发现了2块300万年前的臂骨，一根尺骨和一根肱骨，都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这个个体显然是强有力的，其臂骨有一些特征与黑猩猩相似，而其他特征则不同于黑猩猩。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ie Aiello）对这个发现作了评论，他在《自然》杂志上写道：“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尺骨的镶嵌形态加上厚重的肌肉和粗壮的上臂骨，理想地适合于一种既在树上攀爬，而在地面时靠两足行走的动物”。我支持这样的观点。它清楚地密切符合萨斯曼阵营而不同子洛夫乔伊阵营。

对这一观点的更有力的支持，是来自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以了解这些早期人类的内耳解剖的新技术。内耳解剖的一个部分是3根C形的管子即半规管。3根半规管互相垂直，其中2根垂直于地面。这种构造在维持身体平衡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94年4月在一次人类学的会议上，利物浦大学的弗雷德•斯普尔（Fred Spoor）描述了人和猿的半规管。人类2条垂直于地面的半规管比猿类的大得多，斯普尔解释这是在两足行走的物种中对直立姿势平衡的特别需要的适应。早期人类是怎样的呢？

斯普尔的观察确实令人吃惊。在人属的所有物种中，内耳结构均与现代人无法区别。同样，在南方古猿的所有物种中，半规管看起来像猿。这是否意味着南方占猿像猿那样地行走，即四足行走？骨盆和下肢的结构说明与这个结论是相反的。我母亲1976年的发现也是这样，这个发现是大约375万年前印在火山灰层中的一串很像人的脚印。不过，如果内耳的结构完全是表示习惯性姿势和运动方式的情况，则内耳暗示着南方古猿不是像你我那样，也不是像洛夫乔伊所认为的那样。

洛夫乔伊为了宣扬他的解释，似乎要将人科成员从一开始就设想成完全是像现代人的样子，这是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曾经讨论过的在人类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但我设想我们的祖先显示出像猿的行为，而且树木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我看这种设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两足行走的猿，看到反映我们祖先生活方式的事实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见图2-4）

现在我要把话题从骨头转到石头上来，这是我们祖先行为的最明确的证据。黑猩猩是熟练的工具使用者，它们用枝条去钓蚂蚁，用树叶作为匙子，用石头砸开硬壳果。但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在野外看见黑猩猩制造石器。人在250万年前开始用2块石头碰撞以制造边缘锋锐的工具，从而开始了一连串的人类史前时代突出的技术活动。

图2-4 人类系统树 不同的学者对现有的化石证据有不同的解释，虽然他们各自推测出的进化史整体上是相似的。此处展现稍加简化的人类系统树的两种变异。我倾向于B,在B中人属的标本在已知的最早的化石之中。这是我们称之为能人的祖先。化石记录并未向前延伸到人科的起源点一按分子遗传学推论约为700万年前

最早的工具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通常是熔岩卵石）做出来的小的石片。石片长约2.5厘米，而且令人惊异地锋利。这种石刀虽然看起来简单，但用途很多。伊利诺斯大学的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尼科拉斯•托思（Nicholas Toth）在显微镜下分析了一打从150万年前的特卡纳湖以东的营地发现的这样的石片，寻找被使用的痕迹。他们发现石片上有各种不同的擦痕，这些擦痕有些是由于割肉，有些是砍树木，其余是由于切割譬如草类等较软的植物材料而形成。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考古遗址发现零落地散在各处的石片时，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想象复杂的生活曾在那里进行，因为遗物本身是稀少的，肉、树木和草都不见了。即使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许多石片，我们也能想象在河边的一个简陋营地，人类的一个家族群在用幼树搭架、茅草盖顶的建筑荫蔽下宰割肉类。

已经发现的最早石器组合的年代约距今250万年。除了石片外还包括较大的工具，如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种多边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器物是从一块熔岩卵石上剥落削成的。玛丽•利基多年在奥杜韦峡谷研究这种最早的技术，由此命名为奥杜韦工业，这样便建立了早期非洲考古学。

托思根据他的制造石器实验的结果，设想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制造各种工具时，其心中井无这些石器的特殊形状（如果你愿意也可叫心中的模板）。更有可能，石器的各种不同的形状取决于原材料的原来形状。奥杜韦工业是直到大约140万年前的唯一技术类型，它的性质基本上是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规律可循的。

这些石器的制造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认识能力的问题。最早的工具制造者的心智能力是否与猿相似，但是表现方式不同？或者工具制造者要有较高的智慧？工具制造者的脑子大约比猿脑大50％，这一结论从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科罗拉多大学的考古学家托马斯•温（Thomas Wynn）和苏格兰斯特林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威廉•麦克格鲁（William McGrew）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分析了猿类表现出来的某些操作技能，并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叫作“奥杜韦工业的一种猿的观点”的文章中下结论说：“我们可以发现奥杜韦工具的所有空间观念存于猿的心中。的确，所有大型猿类可能具备上面描述的空间能力，这使得奥杜韦的工具制造者不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感到惊奇，不仅是因为我曾看到人们将一块石头猛击另一块石头制造“石器时代”的工具很少能够成功。石器不是那样做成的。为了制造石器，托思曾花了多年时间去完善技术，他对从石头上打下石片的力学原理有很好的理解。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打石片的人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打击，为了能将适当份量的力施于正确的地方，打击动作本身需要多次实践。托思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早期的制造工具的原始人对加工石头的基本法则有着较好的直觉，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他最近告诉我，“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具备超出猿类的心智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制造工具需要有一种重要的运动和认识能力的协调”。

美国亚特兰大的语言学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正是为了测试这个问题。一位心理学家休•萨维奇•朗博（Sue Savage Rumbaugh）十几年来一直在研究黑猩猩发展思想交流的能力。托思最近开始与她合作，试图教一只名叫坎齐（Kanzi）的黑猩猩制造石片。坎齐在制造锋利石片时，无疑表现出创新的思维，但是迄今为止，它还没有能重复最早的工具制造者曾经利用过的系统打片技术。我设想这表明温和麦克格鲁是错误的，最早的工具制造者有着超过现代猿的认识能力。

那就是说，最早的工具是简单的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见图2-5）。大约在140万年以前，在非洲发现一种新型的石器组合，考古学家称之为阿舍利工业，它得名于发现该石器的法国北部的圣阿舍尔（St. Acheul）地点，这一种工具的晚期变体是首次在该处发现的。于是在人类的史前时代第一次有了证据表明石器制造者心中有一个他们想要制造出来的石器的模板，他们是有意识地将一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原材料上。能证明这一观点的这种工具被称为手斧，这是一种需要非凡的技巧和耐心去制作的泪滴状工具。托思和其他作实验的人用了几个月时间才获得足够的技巧来制造与现在考古记录中所发现的同等质量的手斧。

图2-5 工具的技术 下2排是奥杜韦技术的代表，大约250万年前首次出现于考古记录中，包括一件石锤（白的卵石），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与石锤在同一排）和小而锋利的石片（在上一排）。上2排足阿舍利工业的器物， 大约140万年前首次出现于考古记录中，较有特性的工具是手斧（两件泪滴形工具），薄刃砍砸器和手镐（喙啄器），还有与奥杜韦石器组合中发现的相似的小工具

在考古记录上手斧是随着直立人的出现而出现的。直立人被认为是能人的后代，是智人的祖先。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可以合理地推论手斧的制造者是直立人，因为他们的脑子大大地超过能人。

当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持续地制造锋利石片的诀窍时，便有了人类史前时代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人类突然能得到以前无法得到的食物。正如托恩常常以实物展示的那样。小小的石片是一种高度有效的工具，除了那些异常坚韧的兽皮以外，能切开所有兽皮，以使兽肉暴露出来。无论他们是猎人还是拣食剩尸者，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石片的人都使自己能得到一种新的能源——动物蛋白。这样，他们不仅能扩大他们觅食的范围，而且也增加了成功地生育后代的机会。生殖过程是一种消耗很大的事情，扩大膳食包括肉类，会使生殖过程更加安全。

当考古记录中出现石器、几种南方古猿，可能还有人属的几个种的时候，人类学家的一个老问题当然是，谁制造了工具？我们怎么能确定谁是工具制造者？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发现石器只与人属的化石而没有与南方古猿化石在一起，那么可以认为这表明人属是唯一的工具制造者，可是史前记录不会这样明确。萨斯曼曾经根据南非出土的他相信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手骨的解剖构造争辩说，这种动物具备足够的操作能力来制造工具。但是无法肯定它是否真正地制造了工具。

我的立场是，我们应当寻找最简单的解释。我们从史前时代的记录中知道，在比距今100万年较晚的时期中，只存在有人属成员，我们还知道他们制造了石器。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去作其他设想，下结论说在史前时代只有人属才能制造工具似乎是明智的。各种南方古猿和人属清楚地有着不同的特定适应，人属吃肉很可能是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部分。石器制造是肉食者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这些工具，吃植物者也能生存。

托思在研究肯尼亚考古遗址的工具和做制造工具的实验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最早的工具制造者中使用右手的人多于使用左手的人，恰如现代人那样。虽然各个猿有的是右利手，有的是左利手，但在猿群中没有占优势的一方。现代人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托恩的发现使我们对人类进化有一项重要的认识，即大约200万年前，人属的脑子已经变成真正的人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