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杰出的猎人？

至少有几方面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早期人属的体质显示出对肉食的积极追求，也就是说他是寻找猎物的猎人。作为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狩猎和采集在人类史前时代持续到最近的时期，只是在仅仅1万年前我们的先辈才发展了农业，才开始改变那种简单的生存方式。提及这个事实是有益的。人类学家们曾经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这种明显是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何时出现的？它是否如我已提出的那样，从人属开始时就已存在？或者只是随着现代人的进化，可能是在1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适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化石和考古记录中的线索，搜寻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的信号。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里许多理论已经改变，这反映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祖先看法的改变。在了解怎样仔细考察史前时代的证据之前，我们心中有一幅像我们所知的现代狩猎—采集的人群的那种搜寻食物的生活方式的图景，会是有益的。

猎取肉食和采集植物的结合作为一贯的维生策略，是人类所独有的。这种维生策略惊人地成功，使人类能在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每个角落繁衍。人类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从水汽蒙蒙的雨林到干燥的沙漠，从肥沃的河岸地区到不毛之地的高原。各种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完全不同。例如西北美洲的土著靠捕获大量的鲑鱼生存，而卡拉哈里（Kalahari）的桑人主要靠从某种硬壳果中获取蛋白质而维持生机。

尽管食物和生态环境有各种差别，但在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中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一群大约25人组成的小群，以成年男人和女人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子孙与其他群互相交往，形成以习俗和语言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大约有500人，被称作一个方言的部落。这些人群居住在临时的营地里，寻求他们的日常食物。

在人类学家们研究过的大多数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有明确的劳动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植物食物。营地是活跃的社交场合，也是分享食物的地方；当有肉食分享时，常常会进行一些复杂的、由严格社会规则控制的仪式。

对西方人来说，以最简单的技术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勉强维持生存，似乎是一种令人气馁的挑战。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生存方式，狩猎—采集者常常能够在3或4小时内收集到足够一天的食物。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小组在60和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显示的桑人部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部落的家乡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上。狩猎—采集者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方式是城市化的西方人难于理解的。事实上，他们知道怎样去开发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贫乏的资源。他们生存方式的活力在于在那种促进相互依存和合作的社会体系中开发植物和动物资源。

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重要的，这种认识在人类学思想中已有长久的历史，以至于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石制武器不仅用于抵御食肉动物，而且也用于杀伤被捕食的动物。他提出，用人造武器狩猎是使人类之所以真正成为人的因素之一。达尔文关于我们祖先的想象，受他5年航行经验的影响。他就是这样描述他遇见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人的情景的：

“无疑我们来源于野蛮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片荒凉而起伏不平的岸边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感觉到的惊奇，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些人完全裸体，身上涂了颜色，他们的长发缠结着，兴奋使他们满口泡沫，他们的表情是野蛮之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像野生动物那样以能捕获到的东西为生。”

确信狩猎是我们进化的核心，并且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的技术原始的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考虑，牢牢地刻印在人类学思想中。拉特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蒂莫西•珀坡（Timothy Perper）和人类学家卡梅尔•施赖尔（Carmel Schrire）在一篇关于上述问题的有创见的文章中简洁地写道：“狩猎模式设想狩猎和肉食激发人类进化，推动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生物”。他们解释说，按照这个模式，在3个方面塑造了我们的祖先，即“影响早期人类心理的、社会的和疆域的行为”。南非人类学家约翰•鲁宾逊（John Robinson）1963年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表达了与人类史前狩猎行为相一致的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我认为将肉食结合进食物似乎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进化变化，它打开一片广袤的新的进化领域。在我看来，这个变化在进化上有着与哺乳动物起源——或许更恰当他说，有着与四足类起源同等的重要性。它以智慧和文化的相对巨大张力，将一个新的领域和一种新的进化机制引入进化的图景，而其他动物的进化图景就相形见绌。”

我们设想的狩猎传统也具有一些神话般的色彩，有如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不得不离开伊甸园。珀坡和施赖尔评论说，“按照狩猎模式，人类为了在严酷的大草原中生活而吃肉，人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动物，其随后的历史被置于一种暴力、掠夺和流血的环境中”。这是雷蒙德•达特50年代在一些文章中的主题。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文章则更为流行，“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罪的。”这是阿德里在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 Genesis）一书中著名的开场白。这种概念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中都是很牢固的主题。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解释考古记录时，这种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人、狩猎者”的会议是关于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这样一种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承认采集植物性食物是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社会热量的主要来源，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已说过的那样，这次会议把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行为类型等同看待。会议肯定史前记录中积累的石器和动物骨骼的存在形式是肉食的明显证据，正如我的朋友和同事，哈佛大学的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s）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证据意味着“在整个更新世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把这些积累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当作是化石的‘家庭基地遗址’。”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被认为曾经像现代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但是形式上更加原始。

艾萨克1978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宣布他的食物分享假说，这是人类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着重点从作为塑造人类行为动因的狩猎，转移到协作地获取和分享食物上来。“采取食物分享有利于发展语言、社会互助和智慧。”1982年在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这样告诉听众。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有5项行为型式把人类和我们的猿类亲戚分开：1.两足的行走方式，2.语言，3.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有规律、有条理地分享食物，4.住在家庭基地，5.猎取大的动物。当然，这些情况描绘出现代人的行为。但是艾萨克提出，在200万年前，“人类社会和环境中的各种基本转变已经开始发生。”他们已经是胚胎期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以机动的小群生活在一起，占据临时的营地，男人由此走出去猎取动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营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在此分享食物。1984年艾萨克在过早谢世之前曾对我说，“虽然肉是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肉是狩猎所得，还是来自于其他动物吃剩的尸肉。”

艾萨克的观点对如何解释考古记录有着强大的影响。无论何时发现与动物化石伴存的石器，都会被当作指示着一个古代的“家庭基地”，是一帮狩猎-采集者在大概几天的活动中胡乱扔弃的垃圾。艾萨克的论点似乎是有理的。我在1981年《人类之形成》（The Making of Mankind）一书中写道，“食物分享假说是在那些用以解释是什么力量使得早期人类走上通向现代人之途的学说中最可信的。”这个假说似乎与我看到的化石和考古记录相一致，它遵循着合理的生物学原理。史密森研究院的理查德•波茨（Richard Potts）表示赞同。他在1988年出版的题为《奥杜韦早期人的活动》（Early Hominid Activities at Oldvai）一书中，评论艾萨克的假说“似乎是一种很有魅力的解释”，他说：“家庭基地、食物分享假说综合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如此多的方面——互惠体系、交换、亲属关系、生计、劳动分工和语言，它对人类学家来说是重要的。根据记录下来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骨化石及石器，考古学家能推断出其他东西。这是一幅很完整的图景。”

可是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艾萨克和当时在新墨西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促使这种思想开始发生改变。他俩都认识到对史前记录盛行的许多解释都是建立在没有阐明的假设的基础上。他们独立地开始将可以真实地从记录上知道的与只是从假定得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一工作从最基本的层次开始，他们对同一地点发现石器和动物骨化石的意义提出疑问。这种空间上巧合是像曾被假设的那样暗示着史前的屠宰场吗？如果能证明是屠宰场，那么它是否暗示着进行屠宰的人像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呢？

艾萨克和我常常谈到各种各样的生计假说，他会设想出各种方案。在这些方案中骨骼和石头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而不涉及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例如，一群早期人可以只是由于树下荫凉而在一棵树下消磨一段时间，为某种目的敲打石头，但不是屠宰动物尸体。譬如说他们可以是为了用来削木棍而制造石片，以便用木棒从地里挖出块茎。这群人走了，隔了一些时候，一只豹子可能爬上这棵树，豹子是常常这样做的，它把杀死的动物拖上树。动物尸体逐渐腐烂，骨头掉到地上，掺杂在制造石器的人在那里留下的散乱石片之间。150万年后发掘这个地点的考古学家怎么能判断是这种假设还是那种早已赢得赞同的解释（即一群游荡的狩猎和采集者的屠宰行为）哪一种更为正确？我的直觉是早期人类事实上追求某种形式的狩猎和采集，但是我可以理解艾萨克对如何将证据进行可靠解释的关注。

宾福德对传统论述的攻击，远比艾萨克尖刻。他在1981年出版的《骨：古代人和现代神话》（Bones：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一书中提出，把石器和骨化石的组合看作古代营地之遗存的考古学家是“在虚构关于我们人类的过去的‘正是如此’的故事”。他没有研究过早期考古遗址。他的观点最初是由对大约13.5万年和3.4万年前之间生活于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骨的研究引伸出来的。

他在1985年的一篇重要的综述文章中写道：“我深信在这些相对较晚的祖先中，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组织与完全现代化的智人是不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很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描绘成几乎与‘人’的一样，这种‘一致意见’显然是极不可靠的。”宾福德提议任何种类的有组织的狩猎只是在现代人产生出来以后才开始的，他认为是在45000到35000年前之间。

宾福德认为，没有一个早期的考古遗址可以被认为是古代营地的生活面的遗存。他通过分析其他人关于奥杜韦峡谷的一些著名考古遗址中的骨化石的资料得出了他的结论。他说这些遗址是非人的食肉动物杀死其他动物的地点。一旦诸如狮子和鬣狗之类的食肉动物走开，人类就到这里拾取它们食剩下的少许尸肉（捡食剩尸）。他写道，“主要的或在许多时候唯一的可用或可食的部分是骨髓。没有证据支持人类把食物由获取的地方运到营地以供消费。同样，关于分享食物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宾福德的这些观点给出了我们200万年前的祖先一种很不同的景象。宾福德认为，“他们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通常为了一点点食物拣拾死了的有蹄动物的尸体的残遗充饥的折衷主义者”。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祖先变得很不像人了，不仅是在其生存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行为等其他要素上，例如没有语言，没有道德和没有意识。宾福德下结论说：“我们的物种之来临，不是渐进过程的结果，而是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中突发的结果。”这是这一争论的哲学核心。如果早期人属各个方面显示与人相似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本质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我们与远古联系起来。可是如果与人相似的行为真的是在晚近才突然出现的，那么我们是处于辉煌的孤立状态，与远古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都不相联系。

虽然艾萨克与宾福德都很关切对以往史前记录的夸张解释，但却以不同的方法进行纠正。宾福德主要是利用别人的资料，艾萨克则决定自己去发掘考古遗址，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证据。虽然狩猎和捡食剩尸之间的区别对于艾萨克的食物分享假说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重新检验考古记录时却变得重要了。究竟是狩猎还是捡食剩尸？这是争论的关键。

原则上，狩猎与捡食剩尸应该在考古记录上以不同的方式打下烙印。被猎人和捡食剩尸者所遗留下的考古记录，应是明显不同的。例如一个猎人打死了一只动物，他会选择将整个尸体或者其中任何部分带回营地。相反地，一个捡食剩尸的人，只能得到在被丢弃的死兽现场能找到的那一部分，他对能将哪些带回营地的选择是有限的。因此在一个猎人的营地应能发现比在捡食剩尸者的营地更多种多样的骨——有时还可能有完整的骨架。

可是，有许多因素能够把这样明显的情景弄乱。正如波茨所评述的，“如果一个捡食剩尸者发现了一具刚由于自然原因死去的动物尸体，于是他可以得到尸体的所有部分，由此所表现出的骨骼组成将恰与狩猎的结果相像。而且如果一只野兽刚刚杀死了另一头动物，一个捡食剩尸者就把它赶走了，显现出的骨骼组成也将与狩猎的情况一样。那你怎么办呢？”芝加哥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曾分析过南非和欧洲的许多骨骼组合，他认为区分这两种维生方式的工作或许是不可能的：“有这么多的方式可以把骨头带到遗址去，并且这些骨头能够遇到这么多的情况，以致究竟是猎人还是捡食剩尸者的问题，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

艾萨克用来检验新思维的发掘工作的地点叫做50号地点，它位于肯尼亚北部的特卡纳湖以东大约24公里的卡拉里（Karari）悬崖上。在从1977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他和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挖开一条小溪砂岸上的一块古代地层。他们小心地挖出1405块石制品和2100块骨片，这些石制品和骨片有些是大的，但大多是小的。这些东西是在大约150万年前被一条季节性河流在一个雨季的早期泛滥中所掩埋的。今天这块地区干涸了，在长期侵蚀出沟沟坎坎的荒地上，点缀着灌丛矮树。艾萨克和他的小组设定的目标是发现150万年前的石制品和许多动物骨头停留在这同一地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宾福德在其以前的评论中曾经提出，许多骨头在一起出现是水流作用的结果。就是说，一条水流较快的河可以带走一块块石头和骨头，然后把它们堆积到能量低的地方，例如在河流变宽处或者河弯的凹处。在这种情况下，骨头和石头聚集在同一位置，可以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考古遗址”不过只是水力搞乱了的现场。这种解释对50号地点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块古代的地层是在河岸上，而不是在水中，而且地质上的证据显示这个地点是被缓缓地掩埋的。然而，骨头与石头之间的直接联系还得用实物来证实，而不是假定如此。这种实物证据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并成为最近时期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

当一个动物被肢解或者用一把刀剔去一块骨头上的肉时，无论用金属刀或用石刀，屠宰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偶然地把刀口切进骨头，留下长沟或切割痕。在肢解时切割痕会集中在关节周围，在剔肉时也会在别处产生切割痕迹。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考古学家亨利•布恩（Henry Bunn）检查第50号地点的一些碎骨时，他注意到这样的沟痕。在显微镜下这些沟痕的横断面呈V字形。这是150万年前一个搜索食物的入弄出的一条切割痕迹吗？用现代骨和石片做实验证实了这是切割痕，这确切地证明了在这个地点的骨头与石头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人类把它们带到那儿，将之进行加工以作食物。这个发现第一次以实物直接证实了一个早期考古地点中骨头与石头之间在行为方面的联系。这是解开古代遗址之谜的一项惊人发现。

科学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重要的发现在大约同一时间分别独立地出现。关于切割痕就是这样。波茨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考古学家帕特•希普曼（Pat Shipman）在研究由特卡纳湖一带和奥杜韦峡谷的考古遗址发现的骨头时，也发现了切割痕迹。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布恩的稍有不同，但是答案是一样的：接近200万年前的人类在使用石片以肢解尸体和剔肉。回顾以往几年的工作，令人惊奇的是，为何以前没有发现切割痕迹，因为波茨和希普曼所检查的骨化石曾经多次被许多人研究过。如果流行的考古学说是正确的话，会使一些有警觉之心的人立即产生一个想法，相信屠宰的记号必会出现在一些化石骨胳上。但是没有人努力去观察过，因为答案是假设的。可是一旦流行学说的未经阐明的假设被怀疑时，就正是去寻找和发现它们的时候了。

50号地点产生了更多的关于人类在骨上使用石器作为其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的证据。这个遗址的一些长骨被砸成碎片，这是有人把骨头放在一块如同石砧的石头上，然后在骨上多次击打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可以得到里面的骨髓。在旧石器遗址中，有时能发现许多碎骨片，可以拼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骨。这种情景是从一套可拼合的标本和包括对敲击所特有的印记的分析研究得出的。艾萨克和他的同事在一篇记述他们发现的骨片的文章中写道：“发现被石锤砸碎的骨干的可以拼合的骨片，使人能看到早期原始人取出和吃骨髓的动作”。关于切割痕迹，他们写道：“当发现骨的一个关节端时，如果关节上带有切割痕显然像是在用一块锐缘石块肢解一条羚羊腿时形成的那样，那么只能设想在进行屠宰时的很特有的情景”（见图4-1）。

除了15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这些形象外，还有石头本身传出的信息。当一个打石头的人从一块大卵石上打下石片时，这些小片一般会落在他或她的周围的一片小区域内。这正是威斯康星大学考古学家埃伦•克罗尔（Ellen Kroll）在第50号地点发现的情况：打碎的石头集中在遗址的一端，同样地，有一部分长颈鹿、河马、一只非洲转角大羚羊似的羚羊和一匹斑马似的动物以及一种非洲常见的鲶鱼的脊椎的骨片集中在同一地方。艾萨克和他的同事写道，“我们只能推测是什么原因使得遗址的北端成为人们喜欢在那儿做事的地方，观察到的情况意味着那儿可能有树荫”。许多石片的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像被砸成碎片的长骨一样，它们也可以被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即一块火山岩卵石。

图4-1古代屠宰的迹象肯尼亚北部150万年前的考古遗址中动物骨化石表面的小的切割痕迹（箭头所示），显示早期人类利用锐利的石器从动物尸体上剔肉

在第二章中我曾说到尼科拉斯•托思和劳伦斯•基利曾对一些石片做过显微镜分析，并且发现石片有曾被用于屠宰、切削树木和切割软的植物组织的痕迹。这些石片在50号地点被发现，对其分析的结果为150万年前各种各样活动情景增添了新的内容。在50号地点的活动中，一定包括人类把部分动物的尸体带到那儿，然后用在那儿制造的石器进行加工，而50号地点完全不是因水力而使然。用实物显示将骨头与石头有意地运到一个食物加工中心地，是在70年代晚期理论混乱之后重新统一考古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样得来的证据意味着50号地点的人类，即直立人是猎人或是捡食剩尸者？

艾萨克和他的同事是这样表述的：“骨头组合的特征使我们考虑到，取得肉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捡食猛兽食剩的尸体而不是积极的狩猎。”如果在遗址内发现了完整的尸体，则可以下狩猎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以前指出过那样，对骨头聚在一起的型式进行解释，是充满潜在错误的。可是，其他方面的证据曾经被提出来，以显示捡食剩余的尸体是早期人属获得肉食的方式。例如，希普曼检查过骨头上的切割痕迹的分布状况并作了两项观察。首先，大约只有一半的切割痕迹是肢解尸体的结果。其次，许多切痕分布在带肉甚少的骨头上，此外，食肉类动物牙齿留下的切痕占较高的比例，这意味着在人类开始接触这些骨头以前，食肉类动物已经啃咬了这些骨头。希普曼由此下结论说，这是“使人不能不相信的关于捡食剩尸的证据”。她提出我们祖先的形象是我们“不熟悉的和不悦目的”。他们肯定远远不是传统理论中那种杰出猎人的形象。

我相信早期人属寻找肉食的行为会包括捡食剩尸，正如希普曼所观察到的“食肉类动物在能找到其他动物吃剩的或自然死亡的尸肉时便捡食，当必须狩猎时才狩猎”。但是我怀疑，就像在科学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考古学中不久前出现的革命走得太快了。要反对早期人类曾从事打猎活动是很难的。希普曼关于切痕分布的分析，显示了在只带肉甚少的骨上才有很多切痕，我认为她的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人们能由此得到什么呢？只是肌腱和皮。可是利用这些材料可以很容易就做成非常有效的圈套，以捉住很大的动物。如果早期的直立人不从事这种形式的狩猎活动，我会感到很惊奇。随着人属进化而出现的像现代人的体质，是符合对狩猎者的要求的。

在50号地点做的研究对艾萨克是有益的。虽然这些工作证实了人类把骨头和石头搬运到中央地区，但这些实物并不一定显示人类把那个地方作为家庭基地。艾萨克在1983年写道，“我现在认识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早期人类行为的假说，使得早期人类似乎太接近现代人了。”所以他建议修改他的“食物共享假说”，把它变成“中央地区搜索食物”的假说。我觉得他过分小心谨慎了。

我不能说，50号地点研究成果证实了直立人过着狩猎—采集者生活，他们每隔几天从一个临时基地搬到另一个基地，他们把食物带到基地并且在那儿分享的假说。艾萨克原先的食物分享假说的社会经济背景多大程度上在50号地点中反映出来，仍然是令人捉摸不定的。但是按照我的判断，在这些工作中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否定早期人属在社会、认识和技术能力上完全没有超过黑猩猩等级的说法。我不是说这些生物是雏型的狩猎—采集者，但是我确信，似人等级的原始狩猎—采集者在此时已开始产生。

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直立人最早期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可以利用50号地点的丰富考古证据和我们的想象力来重现150万年前的如下的情景：

在一个大湖的东边，有一条季节性的溪流缓缓地流过一片广阔的河水泛滥淤积的平原。高大的金合欢树排列在迂回的河岸旁，投下一片免受热带烈日曝晒的荫凉。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河床是干的，但是近期在北部山区的雨，正在流向湖中，使河水慢慢地上涨。在几星期中，泛滥淤积的平原本身变得色彩斑斓，开花的草类使得黄色和紫色的水坑映衬在橙色的大地上，低矮的金合欢树看起来像翻滚的白云。雨季即将来临。

这儿，在一个河湾处，我们看见一小群人，5个成年妇女和几个青年人和婴儿。他们体格健壮，行动敏捷。他们在高声谈论，内容有些是关于分配的，有些是讨论今天的计划。在日出之前，人群中的4个成年男人已出发去寻找肉食。妇女的任务是采集植物性食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生活的主题。男人狩猎，女人采集：这是一种在这群人中运行得非常好的体系，运行时间之长，极尽记忆之所及。

3个女人现在准备出发，除了肩上搭着一张兽皮外，全身赤裸。肩有两重作用，即背婴儿和以后背食物袋。她们带着早些时候一个女人用锋利的石片将粗枝修削而成的短而尖的木棒。这是挖掘用的棍棒，它使女人们能从地里挖出深埋的、大多数大型灵长类不愿吃的多肉的薯类块茎。妇女们最后像平时那样排成单行，顺着一条小路走向远处的丘陵。她们知道，这条路将把她们带到有许多薯类的地方。至于成熟的果类，她们会等到以后雨水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们的职能之后去采摘。

顺着溪流走回来时，留下来的两个女人在一棵高大的金合欢树下的软砂上静静地歇着，看着3个小孩尽情地顽耍。这些孩子的年龄已不能纳入襁褓，但又既不能打猎，也不会采集。他们做的事都是所有现代小孩常做的：做着模仿成年人生活的游戏。这天上午，一个小孩假装一只羚羊，用树枝当作羊角，另外两个小孩装作偷偷地走近猎物的猎人。后来3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女孩，缠着一个女人教她怎样制造石器。这个妇女耐心地取来两块熔岩卵石，敏捷地用力一击。一块完整的石片被打下来了。女孩想学，便试着模仿，但是没有成功。女人手把手用慢动作教女孩去做正确的动作。

制造锋利的石片并不简单，这种技巧主要是通过实物示范来教的，而不是通过口头传授。女孩试着再做，这次她的动作稍有进步。一块石片从卵石上被打下来了，女孩发出愉快的叫声。她突然拾起石片，拿给面带微笑的女人看，然后又跑去给她的伙伴们看。他们继续一道做游戏，现在他们有了能在成年时期使用的一件工具了。他们发现了一根初学打石器的人削制的一头很尖的木棒，他们组成了一个狩猎群体去寻找鲶鱼，并用尖头棒刺鱼。

黄昏时，河边的营地又热闹起来了。3个女人带着毛冠果、小孩和食物回来了，还有一些鸟蛋、3条小蜥蜴以及一种让人欣喜的美食——蜂蜜。女人们一方面为自己努力的成果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猜想男人们会带回来什么。有许多天猎人们空手而归。寻求肉食本来就是这样的，但当机会降临时，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他们会珍视这些回报。

不久，远处传来的声音越来越近，这告诉女人们，男人们正在往回走。由男人们谈话中流露出的兴奋判断，他们是满载而归。好几天，男人们尾随着一小群羚羊，其中有一只跛腿的羚羊，他们蹑手蹑脚地接近它。那只羚羊好几次被羊群甩在后面，不得不艰难地追赶羊群。男人们意识到这是捕到一只大动物的好机会。他们手持天然的或人造的武器，悄悄地移动，与环境混成一体。他们知道最佳的出击时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机会来了。3个男人默契地移动到最佳位置。其中一人准确地用力投出一块石头，另两人奔向已被击中而无法奔跑的猎物。他们用一根尖的短棒迅速地刺进这只动物，它的颈部喷出一股血来。它挣扎着，但很快就死了。

3个人欢欣鼓舞，由于劳累而非常疲倦，他们浑身是汗和血。不远处的熔岩卵石堆为他们制造工具提供了原料，工具是宰割这小野兽所必需的。用一块卵石猛击另一块，这样就能制造出足够的石片，可以用来割开坚韧的兽皮，露出关节和白骨上的红肉。他们熟练地剥出肌肉和肌腱，带着两大块肉。男人们回营地了。他们笑着，就这一天经历的事情和他们在这些事情中的作用，彼此互相逗着乐。他们知道就要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欢迎会，来向他们祝贺。

晚上吃肉时的仪式充满宗教色彩。这群猎人的领袖切下一片片兽肉，分给坐在他旁边的女人们和其他的男人。女人们分一部分肉给她们的小孩，他们顽皮地交换着这些佳肴。男人们相互交换着肉片。吃肉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它也是一种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活动。

打猎凯旋归来的欢欣，现在平静下来了。男人和女人们悠闲地交流着他们分开日子里的信息。他们认识到不久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合适的营地，因为在远处丘陵上雨水越来越多，河水不久就会涨过河岸。但现在他们是满意的。

3天以后，这群人最后离开了这个营地去较高的地方，以求安全。到处散布着人类短暂居留的痕迹。一簇簇打过石片的熔岩砾石、切削过的棍棒、加过工的兽皮，都表明他们的技术才能。破碎的动物骨骼，一件鲶鱼头骨，蛋壳和薯类的残余，表明他们食物范围之广。可是最能体现营地活动的社交行为，却一去不复返了。吃肉的仪式和日常生活的一切，也已过去了。不久，当水流轻轻地拍打河岸时，空寂的营地缓缓地被淹没。细的粉砂掩盖了这一小群人5天生活留下的垃圾，就这样结束了一个短暂的故事。终于除了骨头和石头外，所有的东西都腐烂了，只留下最贫乏的证据来重造他们的故事。

许多人会认为我重建的故事，使直立人过分现代人化了。我却不这样想。我塑造了一幅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图景。我还把语言推到这些人身上。我相信两者都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与现代人比较而言，那些都是较原始的形式。但无论如何，这些生物过的是超出其他大型灵长类所能达到的一种生活，这不仅仅表现为利用一定的技术以获得诸如肉类和地下块茎的食物。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这是很清楚的。在人类史前的这一阶段，我们的祖先以我们一看就能知道的方式，正在变成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