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心智的起源

有3次主要的革命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标志。第一次是在早于35亿年前的某个时候生命本身的起源。以微生物形式存在的生命，在一个以前只有化学和物理起作用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第二次革命是大约5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起源，使生命变得复杂，因为无数种类和大小的动、植物出现井相互作用于富饶的生态系统中。第三次重大事件是在最近250万年内的某个时候人类意识的起源。生命能意识到自身，并且开始改变自然界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什么是意识？更明确他说，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意识或自我认识的媒介经历了人生。意识在我们生活中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力量，不可能想象人没有我们称之为反映意识的主观知觉而存在。它主观上是如此之强而有力，但客观上又是如此令人难以捉摸。意识问题使科学家处于困境，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自我认识的感觉是如此鲜明，它阐明了每一件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能客观地知道，你感受了与我一样的感觉，反过来也是如此。

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来确定这个捉摸不定的现象。在某一方面来说，集中于监控一个人自己精神状态的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客观上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它们不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存在的方式相联系。心智是自我感觉的源泉——这是一种有时是独有的，有时与别人分享的感觉。心智也是一种通过想象能达到日常生活中的物象以外的世界的途径；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抽象世界引入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的方法。

3个世纪以前，德斯卡特斯（Descartes）试图解开在自身内部产生的自我感觉从何而来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谜。哲学家已把这一两分现象称作心一身问题。德斯卡特斯描述道：“感觉好像我已突然掉入一个深的旋涡，使我翻过来滚过去，因此我既不能站立在底部，也无法游到顶上。”他对心一身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心智和肉体作为完全分开的实体来描述，这是一种构成一个整体的两元论。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说，“它是一种想象力，把自我想象为一种就像拥有和控制汽车一样拥有和控制肉体的非物质的灵魂。”

德斯卡特斯也认为心智是人唯一独有的领域，而所有其他动物只不过是自动装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相似的观点统治了生物学和心理学。被称作行为主义的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以外的动物只不过是反射地对它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反应，并且缺乏分析思想过程的能力。行为学家说，没有动物心智这种东西；或者，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无法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它，因此可以不予考虑。近些年来主要由于哈佛大学行为生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工作，这种观点在发生变化。20年来格里芬一直在发起一场运动来推翻对动物世界的这种否定的看法。他已就这个主题出版了3本书，最近的1本《动物的心智》（Animal Minds）出版于1992年。他提出，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几乎己被关于动物意识的观点所束缚。”他说，这是行为主义连续不断影响的结果，好像一个幽灵笼罩在科学之上。“在其他科学领域，我们必须接受并不是百分之百严格的证据，”格里芬说，“历史科学是如此——想想宇宙论，想想地质学。而且达尔文也不能以严格的方式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

人类学家们在试图解释人的形体的进化时，最终也必定谈到人的心智，尤其是人的意识的进化，这是一个生物学家更应准备仔细考虑的题目。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这样一种现象是如何在人脑中出现的，也就是它是突然地形成于智人的头脑中，如行为学家们的观点所暗示的，在自然界任何其他类型的生物中有没有先驱？在人类史前时期的什么时候，意识达到我们现在经历的阶段？它是否出现得早并通过史前时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心智这样一种特殊性给予了我们祖先以什么样的进化上的好处？请注意，这些问题与有关语言进化的问题是相似的。这不只是巧合，因为语言和自我认识的反映无疑是有紧密联系的。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不能回避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问题，如同丹尼特所提出的，“是否存在着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实体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而那个实体的完美的无意识的模拟物却不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承认这是令人困惑的。他讲到生物体需要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是用计算机来模拟脑子同样可以得到的。他宣称，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有意识的。然而，他提到“模拟进化的能力似乎最后达到主观的意识。”他认为为什么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当代生物学面临的最深奥的问题。“也许当脑对世界的模拟变得如此完美以致于它必须包括一个它自身的模式时，意识就出现了。”

当然，总有这种可能性，意识不是“为了”什么而出现，只是大的脑子在运行中的副产品。我更喜欢采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如此强有力的一种精神现象很可能具有生存上的好处，因此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如果看不到这种好处，那么也产会接受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没有适应上的功能。

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对生命在陆地上出现以来脑子进化的过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脑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主要的新动物群（或亚群）的起源，通常都伴随着脑子相对大小的一次飞跃性变化，这被称为脑扩大化。例如，当第一批古老的哺乳动物在大约23000万年前出现时，它们所具有的脑量比爬行动物的平均脑量大4～5倍。随着5000万年前现代哺乳动物的起源，智力机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与哺乳动物的整体相比，灵长类是脑子最大的一类动物，其脑量是哺乳动物平均脑量的2倍。在灵长类中，猿的脑量最大，大约是灵长类平均脑量的2倍。而人的脑量是猿的平均脑量的3倍。

暂时把人放在一边。脑量在进化史上的逐步增加，可能意味着生物学优势更大的进步：较大的脑意味着较聪明的生物。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一定是真实的，但是采用一种进化的观点来考查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为有效。我们可以认为哺乳动物稍为聪明，而且优于爬行动物，稍能较好地利用它们需要的资源。但是生物学家终于认识到，这不是真的。如果哺乳动物在利用世界上各种生态灶方面确实具有优势，那么这应当反映在其种属的多样性上，可以期望它们在利用生态灶的方式上会更加多样化。然而，在哺乳动物晚近历史的任何一段中存在的哺乳动物的属的数目，大约与恐龙的属的数目一样多，恐龙是时代较早的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况且，哺乳动物能够利用的生态灶位的数目相似于恐龙的生态灶位的数目。那么，有一个较大的脑子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促使进化的动力之一是种间的不断竞争，在此过程中一个种通过进化创新而得到暂时的效益，只是由于反创新而被别的物种超过，等等。结果显然是一些较好的生存方式得到了发展，例如跑得较快，视觉较敏锐，能较有效地抵挡进攻，较为聪明，所有这些尽管不能保证具有永久的效益。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过程被称为军备竞赛：双方的武器可以变得数量更多或更加有效，但是最终对双方并不一定都有益。学者们已把“军备竞赛“这个术语引入到生物学中来描述进化中的同样的现象，较大脑子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然而，与较小的脑相比，较大的脑一定发生着某种不同的事情。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事情呢？杰里森认为，我们应该把脑子看作是一个物种创造的对现实的翻版。我们作为个体所感觉的世界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控制。同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被我们所具有的传递感觉的渠道的性质所控制的。任何一只狗的主人都知道，存在着一个一只狗而不是人参与其中的嗅觉经验的世界。蝴蝶能看到紫外线，我们不能。因此，我们头脑内部的世界——不管我们是一个智人、一只狗或一只蝴蝶——是由外部世界进入内部世界的信息流的性质以及内部世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形成的。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和头脑感觉的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随着脑子在进化过程中的增大，它能够更完全地驾驭更多的感觉信息的渠道，也能更透彻地综合输入的信息。因此精神模式使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外在世界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尽管如我已经说过的，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信息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内省意识而骄傲，但是我们能认识到的只是脑子所装备的用来跟踪世界的东西。虽然许多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沟通工具，杰里森主张它也是一种进一步磨利我们精神的手段。正如视觉、嗅觉和听觉的感觉渠道对于某些动物群体构筑它们特殊的精神世界是特别重要的，语言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在哲学和心理学中，有大量有关究竟是思想依赖于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思想问题的文献。毫无疑问，许多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语言或者甚至没有意识的参与下发生的。任何体育活动，例如打网球，许多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于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没有确切连贯的评述。当一个人正在想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另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某些心理学家来说，口语只是对根本认识的事后的想法。但是，语言确实以一种不出声的心智所不能的方式把思想加工成形，因此杰里森的论点是对的。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人科成员的脑在其进化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小增加了2倍。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变化，脑的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猿脑和人脑结构的基本类型是一样的：两者都分成左、右半球，每一半球都有4个不同的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在猿脑中，枕叶（在脑的后部）大于额叶；人的类型正好相反：额叶大而枕叶小。人脑和猿脑结构的这种差别可能成为人的心智产生的基础。如果我们知道结构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人类史前时期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人类心智出现的线索。

幸运的是，脑的外表面在头骨的内面留下了它的轮廓。为石化的头骨内面做一个乳胶模型，可能得到一个远古时代的脑子的图像。正如迪安•福尔克在研究南非和东非一系列头骨后所发现的，从这种考察中所引出来的故事是富有戏剧性的。她说：“南方古猿类脑的结构基本上是似猿的”，她指的是额叶和枕叶的相对大小。“似人的结构存在于人属的最早的种中。”

我们已经知道，当人属最早的种进化时，人科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例如身材和发育生长的类型——这是一些我把它们视为标志了向新的狩猎和采集适应生境转变的变化。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与脑大小的变化是一致的，并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然而，这时人的心智能力到达什么程度还不那么容易确定。在我们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之前，需要知道与我们最接近的猿的心智能力。

灵长类是典型的社会化生物。观察一个猴群，只需几个小时就足以了解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对于猴群成员的重要性。己建立的结盟关系经常受到考验并维持下去；探索新的结盟关系；朋友将得到帮助，对手将受到挑战；而为了得到交配的机会始终保持警惕。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花了几年时间观察和记录肯尼亚安布塞利国家公园的几群黑手长尾猴的生活。对于偶尔观察猴子的人来说，突然发生一阵常常是侵略性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的混乱。然而，切尼和赛法思知道群中的每一个个体，知道谁和谁有亲戚关系，知道结盟和对手关系的构成，就能了解这表面上的混乱的意义。他们描写了一次典型的冲突：“一只名叫牛顿的雌猴在争吃果子时可能向另一只名叫泰乔的猴子猛冲过去。当泰乔走开时，牛顿的姐妹克劳斯跑过来帮助追逐。同时，牛顿的另一个姐妹斯克拉布跑到正在18米外吃东西的泰乔的姐妹霍尔布恩那里，并打它的头。”

开始是两个个体之间冲突，很快扩大到包括朋友和亲戚，并且可能是受到新近一轮相似争斗的影响。切尼和赛法思解释道：猴子不仅要预测互相的行为，而且它们必须估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只面临所有这种非随机的骚动的猴子，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知道谁是它的统治者或者谁是它的下属；它也必须知道谁与谁结盟以及谁可能帮助对手。”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尼科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认为，心智上监控群体结盟关系的迫切需要是灵长类学中一个反论的关键。

这个论点是这样的：“在实验室人工豢养的情况下已经重复地证明，类人猿具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创造性推理的能力”，汉弗莱解释道，“但是当这种动物处于自然环境中的时候，它们没有任何与这些智力相符的行为。我必须了解有任何表明野外的黑猩猩在解决生物学相关的实际问题时使用它的全部智力推理的能力的事例。”汉弗莱评论说，对于人同样可以这样说。例如，假定像灵长类学家观察黑猩猩一样，通过一副双筒望远镜来观察爱因斯坦，观察者很难从这位伟人身上看到天才的闪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他确实不需要使用他的天才。”

或者自然选择是极其浪费的，使得灵长类——包括人——比它们真正需要的更加聪明，或者它们的日常生活比外来观察者看到的情况需要更高的智力。汉弗莱终于相信，这两种假设中的第二种是正确的。明确他说，灵长类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对智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提出，创造性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共同来保持社会。”

灵长类学家现在知道，灵长类的群体内部的结盟网是极为复杂的。了解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是十分困难的，而这却是个体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而且由于结盟关系的经常改变，使得这个任务更为艰难得多。因为个体总是寻求改进它们结盟的势力，常常为了寻求它们自己的最大的利益以及它们至亲的利益，个体有时发现，破掉现存的结盟并建立新的结盟，也许甚至与从前的对手结盟，是有利的。群的成员因此而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不断变化的结盟格局之中，而在进行汉弗莱称之为社会的国际象棋的不断变化的比赛中要求有敏锐的智力。

社会的国际象棋的参赛者必须比用木头棋子比赛的运动员更有技巧，因为不仅仅是棋于难以预测地变换身份，马变成象，卒变成车，等等，而且结盟者也偶尔在两方问转来换去并变成敌人。社会的国际象棋的参赛者必得始终保持警惕，寻找可能的好处，注意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况。它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在灵长类社会中，对个体的挑战是要能够预见其他成员的行为。对于个体来说，一种办法是在它们的脑子中有一个巨大的智力库，它储存了作为它们伙伴的成员的一切可能的行动以及它们自己合适的反应。这正是那种叫做“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程序如何能达到国际象棋大师所应有的水准的方法。然而，计算机在对任何一种特别的情况筛选所有可能的应付方法时比人的脑子快得多。它们还需要某些其他的手段。例如，如果个体能够监控它们自己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像计算机的自动装置那样地运转，那么它们会对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意识。根据推断，它们因此可能预见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的行为。汉弗莱称之为内眼（Inner Eye）的这种监控能力是意识的一种定义，它会给那些具有这种能力的个体以相当大的进化上的好处。

一旦意识被确立，就不会倒退，因为具有较差的意识能力的个体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相似地，那些稍占上风的个体将会进一步受到偏爱。一场军备竞赛会接踵而来，驱使这个过程永远向前，提高智力并增进自我认识。当内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时，坚持不懈就会出现真正的自我意识，一种反映的意识，一种“内我”（Inner I）。

这个假说是社会智力假说发展的一部分，它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在一篇发表于1986年《科学》杂志上的关于灵长类研究的评论中，切尼•赛弗思和巴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都特别提到智力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远大于智力在满足技术要求时的重要性。而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考察了灵长类许多种的大脑皮层——脑的“思想”部分——的不同的量。他发现，那些在大的群体中生活因而面临更复杂的类似社会国际象棋比赛的那种有最广泛的大脑皮层。他总结道：“这与社会智力假说是一致的。”

在了解动物行为的革命，即推翻行为主义者关于动物没有心智能力的教条的革命中，有两方面的证据是重要的。一方面是设计一套具有开创性的实验，目的是在人以外的动物中发现自我意识即认识自我的迹象。第二方面是在天然栖息地中生活的灵长类中寻找使用巧妙设计欺骗行为的迹象。

像意识那样的个人经历，不是实验心理学家用常用的工具所能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回避涉及非人动物的心智和意识的一个原因。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设计了一种自我认识的实验：镜子试验。如果动物能够认出它在镜子中的映象是“自己”，那么可以说它具有自我认识或意识。宠物的主人都知道，猫和狗会对它们在镜子中的映象作出反应，但是它们常常把它当作是另一个个体的映象，它的行为很快变得困惑和厌烦。（然而，就是那些宠物的主人会发誓，他们的猫和狗有自我认识能力。）

这种实验是盖洛普一天早晨刮胡子时突然想出来的。他要求让做实验的动物熟悉镜子，然后在动物的额头上涂一个红点。如果这动物把镜子中的映象看作只是另一个个体，它可能对稀奇的红点感到奇怪并且甚至可能去摸摸镜子。但是，如果这个动物认出这映象是它自己，它可能会去摸它自己身体上的红点。开始盖洛普用一只黑猩猩做试验，这动物的行为表明好像它知道这是它自己的映象。它摸摸额头上的红点。盖洛普的实验报告发表于1970年的《科学》杂志上，这个报告对动物心智能力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心理学家极想知道，在动物中有这种自我认识能力的比例究竟有多大。

回答是比例不太大。猩猩通过了镜子试验，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大猩猩没有通过。在不太正规的情况下，有些观察者声称曾看到大猩猩使用镜子，好像它们认出了它们自己的映象，观察者以此为例表明这些动物能自我认识。这是一条心智能力的分界线，一边是具有自我认识而另一边缺乏自我认识，如果自我认识一边包括人和大猿，而其余的灵长类和其他动物在另一边，将是有道理的。然而，有些灵长类学家，根据他们对许多种猴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认为这个界限过于严格。最近出现了一种排除性的试验，即“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试验。

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安德鲁•怀坦（Andrew Whitne）和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创造了这个名词，他们把它定义为“一个个体在不同的情况下从它正常具有的技能中使用一种‘诚实的举动’，使熟悉的伙伴也被欺骗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动物故意对另一个动物撒谎。为了能够有意地欺骗，一个动物必须了解另一个个体是怎样看待它的行动的。这样一种能力要求有自我认识。如果欺骗行为果真发生，那也可能是罕见的：就像小孩喊“狼来了！”一样，如果你想保持你的信用的话，你不能老是这样做。

伯恩和怀坦在南非德拉肯斯伯格山观察一群狒狒，在找到了可以作这样解释的几个例子以后，对狒狒的欺骗行为产生了兴趣。例如，有一天，一只幼年雄性佛拂保罗走近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梅尔，它正在挖一块新鲜的块茎。保罗看看周围，看到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其他的狒狒，虽然它一定意识到它们在不远处。保罗放声尖叫，好像它处于危险中。保罗的母亲对梅尔占支配地位，它像任何一位为保护自己子女的母亲所会做的那样冲到现场，赶跑了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冒犯者的梅尔。保罗因此而意外地吃到了梅尔丢下的块茎。保罗是否会这样认为：“哼，如果我大声尖叫，我母亲会认为梅尔正在攻击我。她会跑来保护我，而我将被留下来吃多汁的块茎”，如果真是这样，这会是使用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一个例子。

伯恩和怀坦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并且非正式地与一些灵长类学家讨论过他们的野外观察。他们谈到了许多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因为是奇闻轶事，是非科学的，所以它们很少进入科学文献的记录中。

伯恩和怀坦在1985年、1989年再一次向100多位同行进行调查，征求假定存在的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报告。他们收到了300多份报告。报告的事例不限于对猿的观察，而且同样包括对猴的观察。有趣的是，没有一个报告声称在猴和猿这些高等灵长类以外的猴类如丛林婴猴和狐猴中看到这种行为。

灵长类学家在寻找欺骗行为证据时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行为是否真是一个个体根据自我认识进行推理的例子？或者它是否只是不要求自我认识的学习的结果？例如，保罗可能只是知道，在它所遇到的情况下，大声尖叫会使它得到梅尔的块茎，在这个例子中它的行动是学习的反应而不是设计巧妙的诓骗。

伯恩和怀坦把严格的标准应用于假定的欺骗行为的例子时，尽可能小心地排除学习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在1989年调查所收集到的253个例子中，只有16个可以说是反映了真正的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所有这些例子都是猿，而且大多数是黑猩猩。我将举一个例子，这是荷兰灵长类学家弗朗斯•普洛杰（Frans Plooij）在坦桑尼亚的冈布河保护区中观察到的。

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独自在一饲食区，这时一只用电子控制的箱子开了，里面有香蕉。就在那个时候，第二只黑猩猩来到这里，于是第一只黑猩猩迅速关上这箱子并且若无其事地从容走开，看上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它一直等到入侵者离去，然后很快打开箱子，取出香蕉。然而它上当了。入侵者没有离去而是躲藏了起来，并且等着观察发生什么事情。欺骗者反受到了欺骗。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使用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例子。

像这样一类的观察打开了了解黑猩猩心智的窗口。这些动物显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反映意识，这是天天与黑猩猩工作在一起的研究者热烈赞同的结论。黑猩猩以它们彼此以及它们与人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显示了强烈的自我认识。它们像人一样能够猜出别人的心思，但是其范围较为有限。

对人来说，猜出别人的心思超出了简单地预测在某种情况下其他人会做什么的范围：它还包括其他人会如何感觉。我们都经历过对其他人在面对痛苦或不幸时表现出的同情或移情作用。由于共鸣，我们体会到其他人的极度痛苦，有时这种痛苦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遭受肉体上的痛苦。在人类社会中最强烈的产生共鸣的体验是对死的恐惧，或者简单他说死的意识，它在神话和宗教的形成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黑猩猩有自我认识，它们对于死充其量似乎是迷惑不解的。有许多非正式的报道说，当一个黑猩猩的亲戚死亡时，个体甚至整个家庭会感到痛苦或迷惑。例如，在一个黑猩猩的幼仔死去时，它的母亲携带着小尸体转来转去几天后才把它丢弃。母亲所经历的似乎是手足无措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悲痛。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其他个体对于失去幼仔的母亲缺乏我们认作是同情的东西。不管母亲蒙受什么痛苦，她独自承受。黑猩猩在同情其他个体方面的局限性也扩大到作为个体的它们自身；没有人看到黑猩猩意识到它们自己的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证据，但是，再一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关于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我们能说什么呢？人和黑猩猩从两者的共同的祖先分离以来，已有大约700万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在假定黑猩猩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以及通过考察黑猩猩便认为实际上就是在考察那个共同祖先时，必须非常小心。自从与人这一支分开以后，黑猩猩一定以各种方式在进化。但是，认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是一种过着复杂的社会化生活的大脑子的猿，它们应当会发展黑猩猩所具有的意识似乎是有道理的。

让我们假定，人和非洲猿的共同祖先具有相当于现代黑猩猩经历的自我认识水平。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南方古猿类的生物学和社会结构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猿：他们的社会结构不会比我们在现代狒狒中看到的更强。因此，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自我认识水平在人科存在的最初500万年问会有很大的提高。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发生的脑子大小和结构、社会组织以及谋生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可能也标志着意识水平在开始发生变化。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开始，肯定增加了我们祖先必须掌握的社会国际象棋的复杂性。比赛水平高超的棋手——有更锐利的心智，更敏锐的意识——在社会上和繁殖后代方面将会获得较大的成功。这是有利于自然选择的，它会把意识提高到越来越高的水平。这种逐渐显露的意识把我们变成一种新的动物。改造成一种根据自定的是非来制定专断的行为标准的动物。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大部分只是推测。我们怎么能知道在过去的250万年中我们祖先的意识水平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怎么能够准确地确定，什么时候意识变成和我们今天经历的一样？人类学家面临的严酷的现实是，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难以证明另一个人具有和我一样的意识水平，如果大多数生物学家回避试图决定人以外动物意识的程度，那么人们将如何来识别早已死去的生物反映意识的迹象呢？比起语言来，在考古记录中意识的证据甚至更少。有些人类行为几乎肯定地反映了语言和自觉的意识，例如艺术表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的行为如制造石器，可以为语言提供线索但是不能为意识提供线索。然而，有一项使人能联想起人的意识的活动，有时这一活动在史前记录上留下了它的痕迹：就是有意地埋葬死者。

用仪式处理死者清楚地表达了对死的意识，从而也表达了自我认识。每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处理死者的方式，作为那个社会的神话和宗教的组成部分。现代有无数种处理死者的方式，从对尸体只给以最小的注意，直到在很长的时期内非常小心地保护尸体，也许包括在一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以后把尸体从一个特别的地点迁到另一个地点。有时，但不是常常如此，举行的仪式包括了埋葬。古代社会有仪式的埋葬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让以后的考古学家去冥思苦想。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意识埋葬的证据是比10万年前早不了多少的尼安德特人的埋葬。最动人的是稍晚一点大约6万年前在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区发现的埋葬。一个成年男子被埋葬在洞口；根据在骨骼化石周围土壤中发现的花粉判断，他的身体显然是放在一层可能具有医药价值的花上。有些人类学家推测，也许他是一个巫师。早于10万年前，没有任何可能反映有意识的仪式的证据。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提到的，也没有任何反映意识的艺术。没有这样的证据并不能肯定地证明没有意识。但是，也不能以此为例证来支持意识的存在。然而，如果远古智人的直接祖先，即晚期直立人没有比黑猩猩水平高得多的意识，我会觉得惊奇的。它们社会的复杂性、大的脑子、以及可能的语言技能都表明了这一点。

正如我已提出过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远古智人可能对死亡确实有一种认识，因而无疑地有高度发达的反映意识。但是他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样鲜明吗？可能不一样。完全现代的语言和完全现代的意识的出现无疑是相互关联、相互充实的。当人们像我们一样说话并像我们一样体验自身时，他们就变成现代人了。在从35000年以来的欧洲和非洲的艺术中，以及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埋葬的复杂的仪式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有关起源的神话，这是所有故事中最基本的故事。这些起源的神话由反映意识的源头喷涌而出，这是对一切事物寻求解释的心声。自从反映意识炽烈地燃烧于人的头脑中以来，神话和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科学的时代，它们可能将仍然是如此。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非人的动物甚至自然物和自然力（如山和河）也具有似人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拟人化的倾向自然来自出现意识的背景。意识是通过在一个人自己的感情中进行模仿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把这些同样的动机转嫁到世界上非人的但是无论如何是重要的事物是简单而自然的延伸。

动、植物是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基础，如同培育环境的自然要素一样。生命，作为所有这些要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被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的相互作用，正像社会关系一样。因此动物和自然力在全世界以寻找食物为生的人们的神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同样的情况一定适用于过去。

10年前在我访问法国许多有装饰品的洞穴时，这种想法一直在我头脑中出现。我所看到的在我面前的形象，其中有些只是简单几笔勾划出来的，有些则显出细部，就它们对我思想的影响而言总是很强烈的，但是对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特别是半人/半动物形象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挑战，而且我以失败而离去。我敢肯定，其中存在古代人起源神话的成分，但是我无法知道它。我们由晚近的历史知道，大羚羊对于南非的桑人有无限巨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关于马和野牛在冰河时代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只能猜测。我们知道它们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