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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语言的艺术
我们都知道，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省意识世界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语言成了我们的媒介，文化成了我们的小生境。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Language and Species）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表述了这一点：“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了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
人类学家只能肯定两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首先，口语显然区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具有复杂的口语，具有一种沟通手段和一种进行内省思考的媒介。其次，智人脑量是进化上我们最近的亲戚非洲猿的脑量的3倍。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研究语言的世界，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语言的大部分东西是在近30年中才出现的。大体说来，关于语言的进化之源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它看作是人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随着我们脑子的增大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这样，语言被认为已跨过认识的门槛，它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第二种见解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流信息——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在这所谓的连续性模式中，语言是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开始，在人类史前时期逐渐进化产生的。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支持第一种观念，他在同行中的影响巨大。对于代表大多数语言学家观念的乔姆斯基学派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猿和猴的堂兄弟中寻找这种证据了。因此，对于那些通常是通过计算机和任意的词形试图教给猿猴用符号进行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流的人来说，他们强烈反对第一种观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上把那些将人看作是特殊的动物并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离的人，与那些承认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人划分开来。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关于语言性质和起源的争论更加容易动感情的了。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所说的尖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种划分。
在对那些主张唯独人类才有语言的人进行评论时，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推测和讨论是科学的，[这种看法]严格地符合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认为人类的精神和行为与动物的有着质的不同。”由于这种思想，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他们看来是非常认真地在承担这个角色。
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所有我们的精神能力中，语言是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比克顿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我们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当我们第一次能够产生一个想法时，语言就在那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我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我们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
语言确实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无需指望自然选择作为语言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乔姆斯基主张：“目前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期间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当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像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一样，反对这种观点。他简单扼要地宣称，乔姆斯基“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主张，“使得语言产生的是脑的微型电路的精确的接线，不是总的大小、形状或神经元的组装。”平克尔在1994年发表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收集了有利于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支持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这些证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数量太多，这里无法详细探究。
问题是，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结果，古猿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类似现代猿的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和哼哼声——会扩大，而它的表达会变得更有结构性。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是因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者似乎是如此。
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记住，这是我在第一章中描写的信奉达尔文者的整个进化学说的一部分。不久以前，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高度地被概括在肯尼思•奥克利1949年发表的名为《人、工具制造者》（Man，the Toolmaker）的经典小册子中。如同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奥克利是最早提出下列看法的研究者之一：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然而，作为对人类心智形成的一种认识，目前流行着一种不同的进化解释，这是一种更适应于把人作为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来认识的观点。如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背景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被认为只是一种次要的因素，而不是基本的进化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是这种新观点的先驱者。这种新观点是在60年代诞生的。“我的倾向是，语言是从一种基本上是合作的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的认识母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依赖于两性之间一种劳动行为的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结构的分工，”他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战略，它让人类能有一个延长的幼儿依赖期，能延长生殖成熟的时间，推迟身体发育成熟，让脑能长得更大和进行行为的学习。”请注意，这种看法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型式的发现是何等的一致。
霍洛韦的开创性的思想已经过了几次变化并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最近，伦敦大学的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展了这种假说，他说：“更为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大的脑来帮助它们认识怎样处世并解决它们每天寻找食物中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是，灵长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为大的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中，梳理皮毛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密切接触和互相照顾。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大小规模的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当群体超过那个大小时，就需要其他使社会关系顺遂的手段。
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他解释道，“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他提出，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有声的梳理皮毛，”并且邓巴认为语言只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很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是，我将表明我不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史前时期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的。
在这场争论中，语言产生的时间是基本问题之一。它是否出现得较早，随后再逐渐改进的？还是晚近突然出现的？请注意，这个问题有哲学上的含意，与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多么特殊有关。
当前，许多人类学家赞成语言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人类行为的急剧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中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作语言的东西。”他承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涵义上的语言。语言出现要晚得多：直到35000年前，这些人群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和文化。
怀特列举了7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照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能力已明显提高了。第一，着意埋葬死者几乎可以肯定开始于尼安德特人时期，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的。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第四，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一种表现和产物。第五，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时变得明显。第六，居住遗址明显增大，对于这样一种程度的计划和协调，语言将会是必需的。第七，技术由主要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粘土，表明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要是没有语言，是难以想象的。
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包括刘易斯•宾福特（Lewis Binford）和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都相信，这一连串人类活动的“第一”都以复杂的、完全现代的口语的出现为基础，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宾福特在前现代人中没有发现能表明进行计划和为预见和组织未来的事件和活动所需要的才能的证据。语言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语言，尤其是符号，使得抽象成为可能”，他争辩说，“除了一个基本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以外，没有任何媒介能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得以发生，”与这种见解基本一致的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巧在相对较晚的时期迅速地提高。他说，这是现代人的心智包括语言能力产生的结果。
虽然认为语言是伴随现代人出现而得到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它没有完全统治人类学的思想。我在第3章中曾提到过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坚持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的看法。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持有相似的看法，但他不是根据化石脑，而是根据对现代脑的研究。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Human Evolution）上的一篇论文中特别提到：“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一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迪肯比较了猿脑和人脑之间的神经联络的差别。他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的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的特殊要求。
所说的话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间接的证据——我们祖先制作的物品和他们身体的解剖变化——似乎讲述了我们进化历史不同的故事。我们将从考察解剖证据包括脑的结构和声道的构造开始，然后我们将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技术的复杂化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在200多万年前随着人属的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稳步地继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100毫升，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值。在从南方古猿类到人属的开始的50％突增以后，不再有迅速的增加。虽然绝对脑量的意义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人类史前时期脑量增加3倍肯定反映认识能力的提高。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根据对猿脑和人脑的解剖学比较表明，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杰出的神经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否定了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所体现的思想，即操作技巧提供了进化压力使脑子变得更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合适的解释，不只是因为工具制造可以由很少的脑组织来完成，”他于1991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道，“另一方面，简单、实用的会话要求大量的脑组织。”
成为语言基础的脑的结构比人们曾经认为的复杂得多。似乎有许多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分散在人脑的几个部位。如果在我们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出这样的区域，这对我们解决语言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有关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脑子的解剖证据仅限于脑表面的轮廓；化石脑没有提供内部结构的线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脑的表面看到以某种形式与语言或使用工具有关的脑的特征。这就是脑的布罗卡（Broca）区，位于（大多数人）左颞叶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标志，尽管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标志。
第二个可能的标志是现代人脑的左边和右边大小的不同。在大多数人中，左半球大于右半球，部分原因是左半球与语言有关。与这种不对称相联系的是人类惯用右手的现象。人类中有90％的人惯用右手，因此，惯用右手和语言的能力可能与左脑较大有关。
拉尔夫•霍洛韦考察了1470号头骨的脑的形状，1470号头骨是1972年在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并且测定为约200万年前的能人的一个很好的标本。他不仅发现了在头盖骨的内面有布罗卡区，而且还发现脑的左右两边的形状稍稍有点不对称。这表明能人之间能用比现代黑猩猩的发声范围（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哼哼声）更复杂的声音互相沟通。他在一篇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Human Neurobiology）上的论文中特别提到，虽然要证明语言在什么时候或怎样开始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可能语言的起源要“追溯到古生物学上的过去。”但是霍洛韦提出这种进化的轨迹可能从南方古猿类已经开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本书中迄今所有关于人科进化的讨论都表明了人属出现时人科适应的重大变化。因此，我猜想只是随着能人的进化才开始有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猜想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却是一种比猿和南方古猿类更为高级的沟通方法。
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尼科拉斯•托思非常仔细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制作工具的实验，支持脑的不对称存在于早期人类中的观点。他对早期人类打制石片的模拟证明，奥杜韦工业的打制者主要是惯用右手，所以会有稍大的左脑。“脑的一侧较大的现象出现于最早的工具制作者中，正如他们的工具制造行为所证明的那样，”托思说“这可能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语言能力也已出现。”
化石脑的证据使我相信，语言是随着最早出现的人属而开始的。在这里至少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语言的早期出现。但是发声器官即喉、咽、舌和唇又怎么样呢？这是解剖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
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而依靠口腔的形状和嘴唇来变化喉部产生的声音。虽然喉的位置低能使人类产生范围更广的声音，但它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喝水和呼吸。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们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确定喉在人类祖先各个种的喉咙中的位置，他们就能够对这个种的发声和语言能力作出若干推断。这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发声器官是由软组织，即软骨、肌肉等构成的，它们并不能变成化石而保存下来。然而，作为化石保存下来的我们祖先的头骨确实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线索。这线索就是头骨底部的形状。在哺乳动物的基本类型中，头骨的底部基本上是平的。然而，在人中，头骨的底部显然是拱形的。因此，在化石人类的一个种当中，颅底的形状应该指示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见图7-1）。
图7-1声道左图，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在黑猩猩的声道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是一种容许呼吸和吞咽同时进行的结构，但是限制了咽部空间能够发出的声音的范围。人类的喉在喉咙中的位置低，这是独一无二的。结果人类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而不噎住，但是他们能发出范围很大的声音。在所有早于直立人的人的物种中，喉的位置是像黑猩猩的
在对人类化石的一次考察中，莱特曼发现南方古猿类的颅底基本上是平的。在这方面，如同其他生物特征一样，南方古猿类是像猿的，并且像猿一样，他们用声音沟通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南方古猿类不可能发出人类说话特有的某些普通的元音。莱特曼下结论道：“在化石记录上，发现充分弯曲的颅底的最早时间是在大约30至40万年前，在人们称之为远古智人的人群中。”这是否意味着，在解剖上的现代人进化之前出现的远古智人种已经有了充分发达的现代语言？这似乎不大可能。
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年代约为200万年前的已知最早的直立人标本3733号头骨上，可看到颅底形状的变化。按照这一分析，这个直立人个体会具有发出诸如boot、father和feet中的某些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喉的位置会等同于现在6岁小孩的情况。遗憾的是，关于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迄今发现的能人头骨没有一个有完整的颅底。我的推测是，当我们发现真正最早人属的完整头骨时，我们将看到头骨基部开始弯曲。初步的口语能力肯定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
在这一进化序列内，我们看到了显然的反论的论点。根据对颅底的判断，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比早几十万年的别的远古智人更贫乏。尼安德特人的颅底弯曲甚至不如直立人的进步。是尼安德特人退化了，他们的发音变得不如他们祖先清晰了（确实，有些人类学家曾提出，尼安德特人的绝灭可能与低下的语言能力有关）？这种进化上的退化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自然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例子。更为可能的答案是，尼安德特人面部和头骨的解剖学，是对寒冷气候的一种明显的适应。尼安德特人的中面部异常突出，他们大的鼻腔通道，使冷空气能在其中变暖而呼气中的水气能凝结。这种结构可能影响了颅底的形状而又不致于明显降低这个种的语言能力。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还在争论。
总的说来，解剖证据表明语言在人类的早期就已在进化，接着是语言技巧的逐步改进。然而，工具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考古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虽然，正如我已说过的，语言无法变成化石保留下来，但从人制作的物品中，理论上能窥探出语言的某些内情。正如我在前一章中说过的，当我们谈论艺术表现时，我们意识到现代人的心智在起作用，而那意味着一种现代水平上的语言。石器工具是否也能为了解工具制作者的语言能力提供一些信息呢？
1976年艾萨克所面临的任务是纽约科学院要求他提出一篇关于语言起源和性质的论文。他考察了从200多万年前开始到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复杂的演进过程。他的兴趣不在于人们用工具做了什么，而更重视工具制作者在制造工具时施加的规制。规制的施加是一种人的执着的意念。这是一种要求复杂的口语才能得以充分实现的行为方式。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任意地将规制施加其所制作的工具上。
考古记录显示，规制的施加在人类史前时期中是慢慢地出现的，像冰河运动那么缓慢。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了解到，从250万年前到大约140万年前的奥杜韦文化的工具具有随意性的性质，即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规律可循。工具制作者显然主要关心打出锋利的石片而不注意其形状。所谓的石核石器，例如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甚至于紧接着奥杜韦文化出现而且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的阿舍利石器组合的工具，也只是最低限度地显示了工具制作者对所制成的石器的形状施加了影响。泪滴形手斧可能是按照制作者心中所想的某种样板制作出来的，但是石器组合中大多数器物的制作在许多方面还是与奥杜韦文化相似的；而且阿舍利工具组合中只有10来种石器类型。从大约25万年前起，远古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用事先制备出的石片制作石器，而且这些组合，包括莫斯特文化，也许包括了60种可辩认的石器类型。但是这些类型在长达20多万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停滞，似乎表明它们不是充分发展的人的心智的作品。
只有到35000年前当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创新和随心所欲施加的规制才变得普遍。不仅生产新的更精致的工具类型，而且，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的典型特征的工具类型是以千年而不是以10万年的时间尺度变化着。艾萨克把这种技术多样化和变化的型式解释力显示某种口语形式的逐渐出现。他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标志着进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间断。大多数考古学家一般都同意这种解释，虽然对于旱期工具制作者具有——如果有的话——什么程度的口语还有不同的意见。
和尼古拉斯•托思不同，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温（Thomas Wynn）认为，奥杜韦文化就其一般特征而言是像猿的，不是人的。1989年他在《人》杂志（Man）上发表的、与别人合作的论文中特别提到：“在这幅图画中，我们无需假定像语言这样的因素。”他主张，制作这些简陋的工具需要很少的认识能力，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人的。然而，温的确作了让步：在阿舍利手斧的制作中有“几分像人的”，“像手斧这样一类的制品表明，最终产品的形状是打制者所关心的，而且我们能用这种意图作为小窗口看到直立人的心智。”温根据生产阿舍利工具的智力要求，把直立人的认识能力描述力等同于一个7岁大的现代人的认识能力。7岁小孩有相当高的语言技巧，包括以词指物和一定的语法知识，并且接近于达到能够不必求助于指指点点和手势而进行交谈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回想起莱特曼根据颅底形状判断直立人的语言能力等同于现代人6岁小孩的语言能力是有趣的。
这些证据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只是由考古记录的技术成分来作为指导的话，我们会认为语言开始得较早，通过人类史前的大部分时期缓慢地进步，而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有一次爆发性的提高。这是对由解剖证据得出的假说的一种妥协。然而，作为艺术表现的考古证据不容许有这样的妥协。岩厦和洞穴中的绘画和雕刻在大约35000年前突然出现在考古记录上。支持较早的艺术作品的证据，例如赭石条和在骨器上刻的曲线，充其量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是有疑问的。
如果艺术表现被作为口语的唯一可靠的指示物——正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独自坚持的——那么语言不仅是在新近才变成完全现代的，而且也是晚近才开始有的。戴维森最近在一篇与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合著的文章中说，“在史前时期，制造与事物相似的形象只能出现在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理解的社会中。”当然“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的理解”是通过语言来居间促成的。戴维森和诺布尔主张，艺术表现是所指的语言赖以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语言使得艺术成为可能。艺术必须先于语言，或者至少与它平行出现，因此最早的艺术在考古记录上的出现，标志了口头的、所指的语言的最早出现。
显然，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其发生发展的时间表的各种假说分歧很大，这意味着，证据或某些证据被作了错误的解释。不管这种错误解释是怎样的复杂，正在出现一种对语言起源复杂性的新的估价。由温纳—格伦（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在1990年3月组织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被认为为未来几年的讨论定了调。题为“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识”的会议指出了人类史前时期中的这些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凯瑟琳•吉布森（Kaihleen Gibson）描述的情况如下：“因为人的社会智力、工具的使用和语言都依赖于脑量以及相关的信息加工能力的量的增加，没有哪一个能够充分成熟地突然出现，就像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那样突然从宙斯（Zeus）头上出现。更可能的是，像脑量的增加一样，这些智力能力中的每一项一定是逐渐进化的。此外，因为这些能力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能够孤立地达到现代的复杂水平。”解开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图7-2三方面的证据 如果根据考古记录（a）,语言是晚近并迅速地出现于人类史前时期中的。相反的，脑组织和脑量的信息（b）暗示语言是逐渐出现的，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同样地，声道的进化（c）暗示了语言的早的起源
正如我已说过的，这比复原史前历史进程有更多的危险。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希望让人类保持作为特殊动物的那些人，将欢迎那些表明语言是晚近、突然起源的证据，乐意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有联系的那些人，将不会为人类这种完美的能力较早地出现、缓慢的发展所苦恼。我推测，如果由于某种反常情况能人和直立人人群仍然存在的话，我们就会在他们中看到所指语言的逐渐发展的阶段。我们与自然界其余部分之间的裂隙将因此由我们自己的祖先来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