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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现代人的起源
我在序言中概括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4大事件，即大约700万年前的人
科本身的起源；随后的两足行走的猿类物种的“适应辐射”；大约250万年前脑量开始增大，实际上即人属的起始；和现代人的起源。其中的第四件大事件，即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起源是当前人类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极不同的假说不断地争论着，难得有一个月的时间不举行会议，或者出版大量书籍和科学论文争论这些问题。每本书籍和每篇文章常常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指现代的智人，就是有鉴别和革新技术的能力，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有内省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人。
当我们只回溯几千年来的历史时，我们看到文明出现的端倪：表现于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村落为酋长领地所取代，后者又为城市国家所取代，然后是民族国家。这种看来好像是不可抗拒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是由于文化的进化，而不是被生物学的变化驱动的。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人，在生物学方面和我们一样，却处于一个没有电子技术的世界。7000年前的村民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却缺乏文明的基础结构。
如果我们回溯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即大约6000年前，我们仍可看到现代人的心智在起作用的证据。大约从10000年前开始，全世界过着流浪生活的各群狩猎—采集者独立地发明各种农业技术。这也是文化或技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再回溯到那段社会和经济转变时期以前，你会发现冰河时代的欧洲和非洲的绘画和雕刻，这些东西显示出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的精神世界。可是再往前追溯到大约35000年前，现代人心智的这些信标逐渐变弱而终于熄灭。在考古记录中，我们看不到像我们的心智能力那样的人的行为令人信服的证据。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们相信，在大约35000年前的考古记录中突然出现的艺术表现力和精巧的技术，是现代人进化的一种清楚的信号。英国人类学家肯尼思•奥克利在1951年提出，现代人类行为的花朵就是与完全现代化的语言的首次出现相联系的，他是首次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的确，似乎难以想象人类这个物种可以具有完全现代的语言，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却不是完全现代的。根据这种理由，语言的进化被广泛地确定为在人性出现的过程中达到顶点的事件，就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样。
现代人起源于何时？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很长时间以前逐渐地发生，还是急剧地发生于最近的时期？这些问题是当前争论的核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进化的极为漫长的过程中，近几十万年是化石证据最丰富的时期。除了大量完整的头骨和头后骨骼的标本外，还发现有大约20具相对完全的骨架。对于像我这样开始专注于人类史前研究的较早时期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丰富的化石资料，因为在人类史前的较早时期中化石证据是狠稀少的。然而关于进化事件的顺序在我的人类学同行中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
而且正是那个最早发现的早期化石人类的尼安德特人（大家都特别喜爱的滑稽的洞穴人）在争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1856年第一批尼安德特人骨被发现以来，对于这些人的命运便无休止地争论着：他们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还是在距今大约3万年前便进入了进化的死胡同而绝灭了？这个问题大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便提出来了，但现在仍然没有答案，至少是没有每个人都满意的答案。
在我们钻研关于现代人起源之争的某些细节之前，我们应该先指出较重大的问题。故事开始于200多万年前的人属的进化，以智人的最终出现作为结果。长期以来存在着两大类证据：一类证据是解剖学上的变化，另一类是人脑和手产生的技术的变化和其他表现形式。如果提供的证据是正确的，那么这两类证据应当阐明同样的人类进化历史的故事。它们应当显示在长时间内的同样类型的变化。这些传统的两方面的证据是几十年来人类学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近来又结合了第三类证据，即分子遗传学的证据。原则上遗传证据里隐藏有我们进化历史的各个重要的事件。而且，它讲述的故事应当与我们从解剖学和石制工具上所了解的相一致。不幸的是，这3类证据之间并不和谐。虽然它们互相有联系，但没有一致的意见。尽管有这样丰富的证据，人类学家还是认识到，重建进化历史常常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特卡纳男孩骨骼的发现帮助我们形成了有关大约160万年前的早期人解剖上的较好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直立人身材高大（特卡纳男孩身高近1.83米），体格结实，肌肉强壮。即使今天最强的摔跤运动员也不是一般的直立人的对手。虽然早期直立人的脑子比其祖先南方古猿的大，但仍然小于现代人——大约为900毫升，而今天的人则平均为1350毫升。直立人的头骨长而低，前额小，头骨厚，颌骨有些突出，眼上方是突出的眉脊。这种基本的结构特征持续到大约50万年前，虽然在此期间脑量增大到大于1100毫升。此时直立人的群体由非洲向外散布，占据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虽然在欧洲没有发现鉴定明确的直立人化石，但有与直立人伴存的技术证据表明他们的存在。
在较34000年前更晚的时间里，我们发现的人类化石都是完全现代的智人。他们的身体不那么粗壮，肌肉不那么发达，面部较扁，头骨较高，头骨骨壁较薄。眉脊不突出，脑（大部分标本）较大。可知产生现代人的进化活动发生在500000年前至34000年前之间。根据这段时间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发现的化石和考古记录，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间内的进化的确很活跃，但是以混乱的方式进行着。
尼安德特人（见图5-1）生活于135000年前至34000年前之间的时间内，他们分布在由西欧经近东延伸到亚洲的区域中。他们的化石是我们感兴趣的这个时期中化石记录最丰富的部分。在500000年前到34000年前的这段时期中，进化无疑在整个旧大陆的许多不同人群中进行着。除了尼安德特人之外，还有其他的化石——通常是头骨或部分的头骨，有时是体骨的其他部分，希腊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人，法国西南部的阿拉戈（Arago）人，德国的斯坦海姆（Steinheim）人，赞比亚的布罗肯山（Broken Hill）人，等等。尽管这些化石标本有许多差别，但他们都共有2个特点：比直立人进步，例如有较大的脑子，又比智人原始，头骨较厚且结构粗仕。由于这个时期的化石标本有着各种各样的解剖结构，人类学家们给这些化石笼统地贴上“远古智人”的标签。根据这样大杂烩似的解剖类型，我们需要做的事是重建现代人的解剖和行为出现的进化型式。近几年来有人提出了2个极不相同的假说。
图5-1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具有一些共同的性状，如人的脑子， 还有一些与直立人共具的性状，如长而低的头骨和突出的眉脊。可是他们有 许多独有的性状，最明显的是极为突出的中面部
第一种假说，被称为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现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个旧大陆的事件，现代人出现于任何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根据这种观点，尼安德特人是3大洲范围内进化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解剖结构上是介于直立人和现代智人之间的人类，是今天生活在欧洲、中东和西亚的人群的直接祖先。
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指出，向智人的生物状态进化的普遍趋势是由我们祖先的新的文化背景推动的。
文化是自然界中的新颖事物，它可以增加自然选择力量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加里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斯（Chrisiopher Wills）甚至认为它有加速进化的可能性。他在1993年《脱离控制的脑》（The Runaway Brain）一书中指出，“加速我们脑子生长的力量似乎是一种新的刺激物：语言、符号、集体的记忆等等所有文化的元素。正如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复杂的事物，我们的脑子也是这样。大而聪明的脑子导致更复杂的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导致更大和更聪明的脑子。”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自动催化或正面的反馈过程，这应有助于通过大的人群更迅速地传播遗传的变化。
我有些同情多地区进化的观点，并曾经提供过下列带有比拟的譬喻。如果你手拿一把石子，把它们扔进水池，每一块石头将产生一系列扩散开来的水波，它们迟早会与其他石子引起的水波相遇，水池代表有着基本的智人群体的旧大陆。石子到达水池表面的那些点就是过渡到智人的地方，水波就是智人的迁徙。这种图解曾被几位学者用于当前的争论，可是我现在以为这种譬喻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之所以会改变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在以色列一系列洞穴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化石标本。
对以色列那些洞穴的发掘在60多年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从一些洞穴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在另一些洞穴中发现了现代人化石。直到最近以前，情况看来明显地有利于多地区起源的假说。所有出自基巴拉（Kebarra）、塔邦（Tabun）和阿马德（Amud）的尼安德特人标本，年代相对较早，大概是60000年以前；而所有出自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的现代人标本，年代较晚，大概是40000至50000年以前。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一地区的尼安德特人群进化为现代人群似乎是合理的，的确，这一化石顺序是支持多地区进化假说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可是在80年代后期，这个完好的顺序被推翻了。英国和法国的研究人员将电子自旋共振和热释光的新的年代测定方法用于这些化石。这两种技术都依赖许多岩石中常见的某些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岩石中的矿物起原子钟那样作用的过程。研究人员们发现斯虎尔和卡夫扎的现代人化石年代早于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化石，早出40000年之久。如果这些结果是正确的，那尼安德特人便不可能像多地区进化模式所需要的那样作为现代人的祖先。那么，什么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是现代人被看作是起源于一个地理区，而不是遍及旧大陆的一种进化趋势的产物。一群群现代智人由这个地区迁徙和扩布到旧大陆的其他地方，替代了那里的现代人以前的人群。这一假说有过几种名称，诸如“诺亚方舟假说”和“伊甸园假说”。最近又被称作“出自非洲假说”，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认为是第一批现代人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几位人类学家已为此观点做出过贡献，其中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克里斯托弗•斯特林厄（Christopher Stringer）是这种假说最有力的支持者。（见图5-2）
图5-2现代人起源的两种观点左边是“多地区假说”。直立人群体在接近 200万年前从非洲向外扩张，定居于整个旧大陆。地区性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在整个旧大陆维持着遗传的连续性，从而在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和谐地发生了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右边是“出自非洲假说”。现代智人在近期产生于非洲，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取代已存在那里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
这两种假说差别是很大的，多地区进化假说描绘一种遍及旧大陆的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有小群体的迁徒，没有群体的替代；而“出自非洲假说”认为智人以前的人群曾被取代过。按第一种假说，现代地理区的各人群（即被称为“人种”者），有着深的遗传根源，他们曾被分开达200万年之久；按第二种假说，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均衍生自单一的较为晚近才在非洲发展出来的人群。
在预测化石记录中能看到些什么这个问题上，这两种假说也是很不同的。按照多地区进化假说，我们在现代的各地区人群中看到的解剖特征，应该在同地区的化石中也可看到，这可追溯到几乎200万年前当直立人首先将其分布范围扩大到非洲以外的地区的时候。在“出自非洲假说”中，不指望有这样地区性的连续性，然而，现代各人群都应当共同具有某些非洲的特征。
多地区进化假说的最有力的拥护者沃尔波夫，1990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告诉听众，“解剖学方面的连续性是很清楚的”。例如，在亚洲北部，诸如颜面形状，颧骨的构造，铲形门齿等某些性状，在75万前的化石上
就可看到，在25万年前的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9和现代中国人中都可看到。斯特林厄承认这一点，但是他指出这些性状并不局限于亚洲北部，所以不能用作地区连续性的证据。
沃尔波夫和他的同事对东南亚和澳洲也做了同样的论证。但是斯特林厄指出，赖以建立想象的连续性的顺序的化石在年代上只代表3个点，即距今180万年、10万年和3万年。如此稀少的参考点使论据变得非常脆弱。这些例子表明人类学家们面对的问题。不仅对重要的解剖性状的意义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如果排除尼安德特人，化石记录比大多数人类学家所希望的（比大多数非人类学家所相信的）要稀少得多，在这些障碍被克服以前，对较重大的问题难于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估化石的解剖学。尼安德特人是四肢短、身体矮而粗壮的人。这样的身材适应寒冷气候条件。在尼安德特人生存的大部分时间和地域范围中，寒冷气候是占主导地位的。可是同一地区的第一批现代人的解剖结构是很不同的。这些人身材瘦长，四肢细长，轻巧的身体适应于热带和温带气候，不适应冰期欧洲冷于的气候。如果第一批现代欧洲人是从非洲来的移民的后裔，而不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个难题就可以解释了。所以“出自非洲假说”从这得到了一些支持。
这种假说从对化石记录的直接观察中，也得到支持。如果多地区进化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遍及旧大陆的大体上同时出现的早期现代人的化石。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已知的最早的现代人化石可能出自南部非洲。我说“可能”是因为不仅这些化石只是颌骨的碎块，而且其真正的年代不很肯定。例如出自边界洞（Border Cave）和克莱西斯河口洞（Klasies River Mouth Cave）的化石，两者都是在南非，被认为早于10万年前，这被“出自非洲假说”的拥护者们用来作为一种支持。可是卡夫扎和斯虎尔洞的现代人化石也接近10万年。所以现代人可能最先源自北非或中东，然后迁徙至他处。可是，大多数人类学家全面衡量各种依据，倾向于认为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亚洲或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时代这样早的现代人化石。如果这种情况反映了进化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由于化石记录不完整的这样的老问题的话，那么“出自非洲假说”看来是合理的。
多数群体遗传学家支持这个假说，认为它在生物学上似乎是最合理的。这些科学家研究物种内的遗传结构以及它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彼此保持地理上接触，则由突变引起的遗传变化借助于杂交可以传播及整个地区，其结果将改变这个物种的遗传构成，但整个物种在遗传上保持一致。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由于河道的改变或者沙漠的扩展而在地理上彼此隔离，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起始于一个群体的遗传变化就不会传到其他群体。因而隔离的各群体会在遗传上彼此不同，或许最终变成不同的亚种，或者全然不同的物种。群体遗传学家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在大小不同的群体中可以发生的遗传变化的频率，从而能推知在古代可能发生的情况。大多数群体遗传学家，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卢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和伦敦大学学院的沙欣•鲁哈尼（Shahin Rouhani），他们曾对这一争论作过广泛的评述，他们认为多地区进化假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注意到多地区进化假说要求有大群体之间的广泛基因交流，在他们进化而转变成现代人时，他们在遗传上要联结起来。如果1994年初宣布的爪哇猿人的新年代是正确的话，直立人的分布范围几乎在200万年前就越出了非洲。因此，按照多地区进化假说不仅基因交流必须维持在大的地理区域中，还不得不维持在很长的时间内。大多数群体遗传学家下结论说，这简直是不现实的。当智人前的各群体散布在欧、亚、非各洲时，更大的可能性是产生地区的变种（就像我们确实在远古智人中见到的那样），而不是成为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化石，转向行为，我指的是其有形的产物、工具和艺术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极大部分技术上原始的人类群体行为在考古上是看不到的。例如一个巫师领导的宗教仪式中，必须包括讲述神话、唱颂歌、跳舞和纹饰身体——这些活动没有一样会进入考古记录。因此当我们发现石制工具和雕刻或绘画物品时，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些东西只为我们打开通向古代世界的最狭窄的一扇窗子。
图5-3 化石分布图 显示与现代人起源有关的化石的发现地和年代。尼安德 特人局限于暗色区。最早的现代人标本发现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
我们想在考古记录中捕捉的是现代人心智活动的某种信号。我们希望这种信号能对这两种互相竞争的假说有所阐明。例如，如果某些信号在旧大陆的所有地区大体上同时出现，我们可以说，多地区进化假说是现代人进化的最可能的方式。如果相反，信号首先出现在一个隔离的地区，然后逐渐地散布到世界的其余地区，这就会增加另一假说的份量。当然，我们希望考古信号会与由化石记录得出的型式相一致。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看到人属的出现在大约250万年前，大致与考古记录的肇始相一致。我们也已看到，在140万年前由奥杜韦工业向阿舍利工业发展的石器组合增加了复杂性，这是紧跟在直立人进化之后发生的，因此生物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简单的工具是由最早的人属成员制造；复杂性的跃进随直立人的进化而发生。那种联系在50万年前以后的某个时候远古智人出现时再次被见到。
在100多万年的相对停滞以后，直立人的简单的手斧工业让位于一种用大石片制作的较复杂的技术。在阿舍利工业中或许有一打可辨识的工具，而在这个新的技术中所包含的能辨识的工具可以多达60种。我们在远古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的解剖结构中看到的生物学上的新生事物，清楚地伴随着技术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可是，新的技术一旦建立，就很少改变，新的时期的特征是停滞而不是革新。
可是，当变化确实来到时，变化之大是令人眩惑的，以至于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理解可能还远远落后于实际。在欧洲大约35000年前，人们开始用仔细打下的石叶制作形状精细的工具。骨和鹿角首次被用作原料来制作工具。工具种类在100种以上，包括用以制作粗糙衣服的和用于雕刻的工具。工具首次成了艺术品。例如在角制的投掷器上装饰上雕刻活生生的动物。珠子和垂饰出现于化石记录中，这是新的用于身体装饰的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洞壁深处的绘画，表达出一种正像我们自己一样的精神世界。与先前的停滞占主导的时代不同，现在革新是文化的本质，变化是以千年而不是以10万年来计量。这个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总的考古信号，是现代人心智在起作用的清晰的证据。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考古信号的理解可能落在实际之后。现在我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的意思是指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欧的考古记录比非洲丰富得多。就非洲这一时期的每一考古遗址而言，西欧有大约200个这样的遗址。这样悬殊的差别反映两大洲科学探查强度的差别，不代表人类史前记录的现实。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被看作是现代人最终在西欧出现的象征。毕竟考古信号和化石记录在那里是完全吻合的，两者都指示在大约35000年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35000年前现代人在西欧出现，他们的现代行为直接是考古记录的一部分，或者假定是如此。最近，这个观点改变了。西欧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像回流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转变由东到西横扫欧洲。在东欧大约从50000年前开始，生存在那里的尼安德特人群消失了，为现代人所取代，最后完全的取代发生于大约33000年前欧洲最西边的地方。现代人与现代人行为在西欧出现时间上的巧合反映了一种新的人群（现代智人）的涌入。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的信号，而不是一种进化的信号。
如果现代人迁徒进西欧开始于50000年前，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根据化石证据，我们会说最可能是非洲，或者是中东。尽管考古记录稀少，但也支持现代人行为起源非洲之说。在窄石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出现于非洲。这与已知的现代人的解剖结构首次出现是一致的，可以作为生物学与行为之间相联系的第三个例子。
可是，这样的联系可以是一种假象，是一个偶然事件。我说这些联系是因为出现在化石与考古记录俱佳的中东，我们看到的是清楚的但自相矛盾的情况。新的测年技术的应用，显示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基本上同时存于这个地区长达60000年之久（1989年塔邦的尼安德特人被测定为至少生活在10万年前，使得它与卡夫扎和斯虎尔的现代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的技术的仅有形式是与尼安德特人伴存的。尼安德特人的技术由其首次被发现的地点的名称，即法国的莫斯特（Le Moustier）而被命名为莫斯特技术。中东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群体，看来是使用莫斯特式的技术，而不是制造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的富于创新意义的工具组合。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只是在身体形式上是现代的，而在行为上却不是现代的。因此解剖和行为似乎割裂了。最早的现代人行为上的考古信号是弱而零星的，可能是由于已知记录贫乏所致。虽然基于石叶的技术首先见于非洲，但不可能肯定地指着非洲大陆说，“这是现代人行为开始的地方”，然后追踪其向欧亚大陆的扩展。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第三方面的证据是分子遗传学，它是最不含糊的，也是最引起争论的。在80年代，一种新的现代人起源假说被提出来了。它被称作线粒体夏娃假说，基本上支持“出自非洲假说”，它是有说服力的。当现代人从非洲扩展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地已有智人前的人群杂交。“出自非洲假说”的大多数拥护者准备接受这样的可能性。这将承认从古代群体直到现代群体有某些遗传上的连续性。可是线粒体夏娃假说否定这一论点。按照这种假说，当现代人群体迁移出非洲和人数增加时，他们完全地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以前的群体。移民与当地人群之间的杂交即使存在的话，其程度也只是无穷小的。
线粒体夏娃假说出自2个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即埃摩里大学的道格拉斯•华莱士（Douglas Wallace）和他的同事的实验室和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的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他的同事的实验室，他们仔细检查细胞内叫做线粒体的细小器官中的遗传物质去氧核糖核酸（DNA）。当来自母亲的卵和来自父亲的精子融合时，变成新的胚胎，胚胎细胞的一部分线粒体只来自卵子，因此线粒体DNA只由母系遗传。
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线粒体DNA特别适合经过一代代的追溯去探究进化的过程。由于DNA是通过母系遗传的，因而追溯过程最后会导向一位单一的女性祖先。按照分析的结果，现代人可以追溯其祖先到大概15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个女人（可是应当记住，这一女人是多达上万人的群体中的一个，她不是一个只与她的亚当在一起的夏娃）。
这种分析不只是指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而且还揭示没有与现代人以前的人群杂交的证据。迄今从活着的人群的线粒体DNA进行分析，其结果是彼此相同，指向一个共同的、较近的起源。如果曾经发生过现代人和远古智人之间的遗传混合，有些人就会具有显示其有古老起源的很不同于现代人的线粒体DNA。迄今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多人接受过测试，没有发现这样的古老的线粒体DNA。检验过的现代人群的所有线粒体DNA类型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这意味着现代的新来者完全地取代了古老的人群，这个过程于15万年前开始于非洲，然后在以后的10万年中散布到欧亚大陆。
当威尔逊和他的小组于1987年1月在《自然》杂志首次发表他们的成果时，他们大胆的陈述，在人类学家中引起了惊恐，在公众中激发了广泛的兴趣。威尔逊和他的同事写道，他们的资料表明“智人之古老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大约在10万～14万年前首先发生在非洲，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那个群体的后代”（后来的研究使年代稍稍向前推移）。华莱士和他的同事们支持伯克利小组的结论。
沃尔彼夫固守他的多地区进化假说，他认为上述资料和分析是不可靠的，但是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继续研究得出了更多的资料，最后说他们的结论在统计学上是无可否定的。可是近来发现他们的分析中有一些统计上的问题，其结论被认为不像曾经被宣称的那样肯定。然而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仍然相信线粒体DNA的资料足够支持“出自非洲假说”。应当注意到根据细胞核中的DNA所得到的较为常规的遗传学证据，正开始揭示与线粒体DNA资料所显示的相同的情况。
提倡现代人以前的人被现代人部分地或甚至完全地取代的见解的那些人，面临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取代是如何发生的？按照沃尔波夫的看法是，认同这种取代的过程就需要我们同时接受激烈的种族灭绝现象。我们熟悉这种性质的屠杀，我们所熟悉的19世纪美洲和澳洲土著人被大规模的杀戮，也许在古时候也发生过，但到目前为止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在暴力假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可以替代的东西。即使这不能证明什么，但这种假说应有一定的说服力。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罗（Ezra Zubrow）就寻求这样一个替代的假说。他发展出一种各群体互相影响的计算机模式，其中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具有稍大的竞争优势。他用这样的摹拟能够决定一个优等群体需要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才能很快地取代另一个群体。答案是反直观的：一个群体只要有2％的优势就能导致在1000年内消灭另一群体。
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群体可以通过军事优势毁灭另一群体。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一项小的有利条件，例如开发诸如食物之类的资源，怎样能够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里产生突变的结果。如果现代人对尼安德特人稍稍有点优势，我们又怎样解释这2个群体在中东显然共存了长达6万年之久？一种解释是，虽然在解剖结构上已进化出了现代人，但是现代人行为却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许多人赞成第二种解释，就是说两者共存的实际情况并不如表面看来那样明显。可能是不同的群体随着气候变迁轮流占据那个地区。在较冷的时候现代人向南运动，尼安德特人占据中东；在较暖的时候发生相反的情况。因为洞穴堆积缺少精确的年代测定，这种“共享”一个遗址的现象可以看起来像是共存。
可是值得指出，我们确实知道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于35000年前在西欧共存，他们共存了1000年或最多2000年，这符合于朱布罗模式。朱布罗的研究并不明确地显示，人口统计学上的竞争是在现代人遇到现代人前的人类时取而代之的方式。但它确实显示暴力不是可以造成取代后果的唯一机制。面对所有这些看法，让我们相信什么呢？尽管研究了大量的信息，但现代人起源的重要争端仍旧没有解决。可是我的感觉是多地区进化假说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我猜想现代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进化事件兴起于非洲的某地，但是我也猜想当这第一批现代人的后裔扩展到欧亚大陆时，会与那里的人群混合。可是为什么按目前所解释的遗传证据没反映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或许目前对这些证据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或者多地区进化假说最后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争论的喧嚷消退下去，发现了支持此一或彼一假说的新证据时，这种不确定性便较有可能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