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Introduction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1]

西方人在处理中国现象时，无论知识上或情感上，都有着非常多样的态度。而本书，正想为此多样性寻求一个解释。为了不让此寻求过程显得过分正式、过分慎重，我从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处借用本书之标题；哈特认为，按照哥伦布的想象，在曙光初露的迷蒙中，应以感觉而非视觉去体会中国。在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笔下，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而在哥伦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若从航海与探险史上借用名词，我们可称此契机为“观测”（sighting）。在那种环境下的观测，是短暂而断断续续的：只要逮着机会，就要确定自己的位置；观察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如果将此想法加以扩大，在射击上，所谓的观测就是要决定射程，寻得平衡点或支架效应，以便射击能够正中目标。在1750年代，当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安生海军少将（Commodore Anson）及孟德斯鸠各以极端不同的方式书写中国时，“观测”也是赌博时用的词汇，特别意指掷骰子时的作弊行为。在十三世纪，当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又译鲁布鲁克）与马可波罗刚开始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与少数拣选的西方人分享时，“观测”就是“叹气”的代名词，“边流泪边观测”这种句子常被当做连接词。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关于中国的观测，表达形式五花八门，包括外交官报告、诗作、舞台剧、家书、哲学论文，甚至小说。在这本书里，我们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四十八个这种观测，涵盖从1253到1985年超过七百年的时间。最早的一个，是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肩负着宗教和外交任务，前往大汗的哈拉和林城。他的经历无可避免地影响了马可波罗，他是在我们即将讨论的所有观测中，最著名也问题最多的一个。

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十五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480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作了注解。到了1540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为堪称观测中国的“天主教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段时期写成的报告、辩论文章，以及小说——我们共讨论了五个例子——使西方人更精确地认识了中国，并使西方人针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本质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新资料展开热烈辩论。

十七世纪接近尾声时，天主教国家的海外征服及拓展达到了最高峰，新兴的新教海上势力于是蓄势待发，准备掌握此一大好时机。来自荷兰及英国的外交官及军人，成了探索中国的下一批人。这些人视自己为现实主义者，肩负着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要求他们遵循的传统觐见礼仪，特别是磕头——在皇帝面前九次匍匐在地，当皇帝不在时，则向着皇权的象征——他们均满怀敌意。对此觐见仪式，英国人从未以国际礼仪视之，只当其为有损国家尊严的行为，于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便爆发了：这段历史可由该世纪的三位目击者贝尔、安生及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加以见证。

我一向认为，并不一定要借由实际的经历，才能感受到中国的冲击力。因此，紧接着这些外交官——他们一向自诩为现实主义者——之后，我谈到了一些与他们同时代但是从未去过中国的人，这些人以小说形式表现他们心中的中国。此时，他们四周，皆是唾手可得的写作素材，因此，无论是笛福还是戈德史密斯的创造力及强而有力的文章体裁，或是沃波尔（Walpole）的讽刺文，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读者。基于中国的普受欢迎，加上当时喜好模仿中国文化的风气，受影响最深的法国人，就为此现象取了“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个名词。在十八世纪时，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从未涉足的中国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让他虚构的中国叙述者惊诧地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还懂他的国家。无论是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赫尔德，似乎都受到类似的指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可得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自己的观点，尝试创造一个体系，并将他们理解的中国置于其中——不过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国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见面会谈过。

当启蒙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革命时期，并转进一个全新纪元的十九世纪时，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显然在过程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至于简·奥斯汀扮演的桥梁角色，则是全然不同的，她说明了女性也开始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她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引用马戛尔尼勋爵日记，虽然仅仅一闪而过，然而再加上她弟弟法兰克在广东的亲身经历，却也让我们了解到，十九世纪新一代的西方女性，即将亲身并且长时间地成为中国的观测者了。这些女性多数为美国人，她们笔下的中国，也因为她们的性别与国籍而出现了新风貌：当我们依序读过该世纪初期的埃尔萨·布里奇曼（Elza Bridgman）、中期的简·埃德金斯（Jane Edkins）以及晚期的莎拉·康格（Sarah Canger）和伊娃·普莱思（Eva Price）后，透过她们的双眼，我们见到了充满魅力却又危险重重的中国，其中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更为她们的经验写下了完结篇。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生计，中国劳工首度开始远渡重洋到美国，他们将聚居地建造得类似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的中国城。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家门里了，这让他们极为不安。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所观测的中国，混合了茫然、哀伤与恼怒；他们难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脉络下了解这些新移民，因此，他们都尝试让个人的误解人性化，亦即将个人的经验以小说的形式表达。然而当他们一面抗议似乎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社会风气时，一面却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歧视的态度。接下来的作家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充满仇恨意识的中国人形象：将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城小说，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傅满洲（Fu-Manchu）的世界里。

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将两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集体观测与经验加以过滤，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条理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谓的“新异国风味”，其中混杂了暴力、魅惑和怀旧情绪。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这三位作家，在1895至1915年之间，分别于不同时段居留中国，而且都自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神髓。虽然他们下笔时，均不脱想象的成分，使得他们无法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性格，然而由于三个人都是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倒也大幅拓宽了西方读者的文学视野。

在确认了——也许有点过分自信——所谓的法国异国风味后，我开始思考，美国社会里是否也有某种中国风味正逐渐成形，正取代中国城粗俗的形象。像格里菲思（D.W.Griffith）《凋谢的花朵》这种电影，虽然再度强调传统主题，认为中国是胁迫和脆弱的化身，但同时也探索了中国文化核心里的一些长远价值。此外，无论是庞德对中国诗作及历史的长篇探讨，或是赛珍珠重建中国乡村生活价值的细腻尝试，都以几乎全然不同的方法追寻相同的主题。比较严苛的观点，则有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复述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关系时，带有反资本主义意味的寓言，或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述，美国西部小镇毁于中国人激情的故事。虽然谈的都是地方性的中国事物，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些故事都触到了一些永恒的价值观。

谈到政治，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到争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风潮，此时西方的修辞学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党首次大规模肃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转往乡间，开始游击式社会主义阶段，接着便是对日抗战。对于中国激进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国籍背景，看法更是不尽相同。安德烈·马尔罗从法国作家的中国风写作风格，转而在小说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间命运”（同名小说）的中国革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从中国经验中，可掌握革命残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种反威权主义者，则从中国游击式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质朴的行止中，见到了中国人民获得救赎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则认为，中国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经验里是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

自波罗于1270年代描述全能的忽必烈汗开始，中国统治者的神秘权力就一直是许多西方人观测的对象。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特别衰弱的时期，以及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的四十年间，这种对中国中央集权的看法，已经被对地方性暴乱及潜伏威胁的观照所取代。等到中国由共产党重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此政权之本质及随后残酷的朝鲜战争，又将一些观察家的兴趣带回到早期的神秘权力。然而此时，这些观点又与其他的恶劣经验——亦即斯大林主义及纳粹主义，在这两种主义之间似乎孕育出了新的极权组织，而且此组织还能融入绝对专制与绝对统治中——交相混融。在魏复古（Karl Wittfogel）针对过去两世纪意欲建立体系的尝试所作的分析中，以及根据历史记载针对中国皇帝滥权的讨论中，他就表达了这种阴郁的观点。当尼克松和基辛格1972年展开著名的中国之旅，以期重开中美双方关系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虽然较为温和，在某些方面却也类似于这种对古代君王的看法。在法国作家让·列维（Jean Lévi）的小说里，这种神秘权力的滥用以及所谓绝对权力的空洞化，又再次获得强调，而在他对帝权特质的描述里，则又回到了一世纪以前异国风味在法国流行的时代。

本书以三位二十世纪公认的天才作家对中国的观测作为完结篇——虽然这三人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他们作总结，等于重新强调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亦即中国优点的明证之一，就是它有能力在特定时刻激发并且集中创造力。从这三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借由中国，弗兰茨·卡夫卡表达出他对威权与个人努力的看法，博尔赫斯将流动的时间聚在一起，并呈现了人类意识无限多组合的可能，卡尔维诺则借着多重记忆与经验，使得跨文化的接触与交叉成为可能。

读者们可以看出，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回应的书。基于此，我们委实没有必要责怪或赞美那些制造了这些观测的人。这些刺激经常是被看作负面的，回应因此也相当严峻。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刺激却非常甜美，于是进行观测的人，也会无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其他现实层面，沉浸在喜悦的忘我状态里。更多时候，读者们也想象得到，这些回应是浑杂一团的，而且时间、空间相互重叠，因此想要区分彼此根本是不可能的。[2]

有人认为，这些观测有许多将抽象的中国具体化，甚至加以污蔑，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经常都既草率又不正确，这些评估也许出于想象，也许根据成见。当我在使用“西方”这个名词时，同样，我也将孕育我的文化具体化了，也许有人会说——确实很多人这么说——根本就没有西方这种东西。也许吧。然而我们在本书中检视的那些进行观测的人却觉得他们分享了一些共同传统。

在这本书里，我们讨论了许多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另一个世界伸出触角，每个人对那个世界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都一致称此世界为中国。他们不见得了解这个国家，也不见得尝试了解。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一样，偏执、轻易受骗上当、无知，是紧密关联的。他们大多数人也知道，文字可以变得非常暴力，并具有强烈的杀伤力。我们在他们之中看到了许多带着优越感或是轻慢意味的文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充满尊敬、热情、敬畏的文字。从两组文字中，读者均可追溯出文化与历史的根源。

身为历史学家，我对现实世界中不同层面互相交叉、重叠的现象深感兴趣。窃以为，我私下是这么相信，过于概括性的言论通常都是偏离事实的，个人经验也很难反映出所谓世界潮流。正是在此信念之下，我汇集了这些有关一个伟大但遥远的文化的观测。我们必须想象着我们的领航员和海上探险家——或许还有我们的骗徒，以及那些伤心人——手上拿着相当简陋的仪器，便成就了自己的观测。而且，握着这些仪器的手，还经常因为酷寒而龟裂，或是因热汗而显得油腻。我们的向导正立在不停摇晃的倾斜甲板上，经常因飞沫而视线不明，或者被突然穿透云层的阳光迷惑了双眼。至于他们所向往的地点，则依然又遥远又隐讳不明——“带着哭丧的色彩”——正如绿蒂说的。更何况，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不过，这个风险，却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尝试的。

[1] 我要特别感谢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对此资料及其他资料的讨论。

[2] 我所知，有关此一题目的最佳短篇分析是T. H. Barrett 所著的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1989）。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目的与观点的评论，可参阅 Harold 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1600-1950 （New York, 1962）；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 （Oxford, 1967）；Donald Lach，Asia of Europe, multiple volumes, ongo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1989）；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 1987）；René Etiemble，L’Europe Chinoise，Vol.1（Paris, 1988），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vol.2（Paris, 1989）,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Robin Winks and James Rush编，Asia in Western Fiction （Manchester U.K., 1900）；Lewis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as, 1946）；Federico Masini编，Western Humanistic Cul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Rome, 1996）；以及Thomas H.C.Lee编，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