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大师戏笔

Genius at Play

在谈论中国的小说中，最具美学成就的三部，都完成于二十世纪，分别为卡夫卡的《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但是三本小说却完成于不同时段，彼此间隔了大约二十五年，一本在一战时期，一本在二战时期，一本在1970年代早期。无论成长过程或文学根底，三位作者都有着复杂的经历。生于1883年的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来自一个捷克犹太家庭，以德文写作；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生于1899年，在阿根廷的英语环境中长大，并在瑞士研读法文和德文，最后再返回阿根廷，以西班牙文写作；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年生于古巴，后来迁到意大利，在都灵（Turin）得到文学学位。三个人都是多产、勤奋、极具天赋的作家，虽然对中国及其人民所知有限，却都曾短暂地以中国为写作题材。三个人选择的主题，在中国历史上都分别占有极重要地位；卡夫卡讨论权威问题，博尔赫斯讨论根源问题，卡尔维诺讨论受观察的观察者。三个人都不会以自命不凡的语调谈论中国，而其语言之精确与精练，绝不涉及煽情、爱欲的情节，却创造了纯属虚构却又几可乱真的作品，经得住一读再读。

卡夫卡在1917年春天完成了短篇小说《中国长城》（若更讲究字义，译自德文的小说标题应名为“中国长城之修筑”），当时他正在布拉格的“工人意外保险组织”上一天六小时的班。长城身为辉煌历史的象征，围绕着广大的幅员，并屹立了几世纪，堪称为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卡夫卡也透过德文翻译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的译作，持续不停地阅读包括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文作品；几乎在同—时期，魏复古也深受威廉作品影响。卡夫卡在办公室抽屉里存放了至少一本有关道家的译著，并在书页空白处对有兴趣的段落做批注。[1]

但是卡夫卡的长城，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创造，甚至对其建筑的方法与存在的理由，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在卡夫卡看来，每段大约五百码，由一组约莫二十名工人兴建，各自盘踞一方不相连的长城，虽然零星，倒也从容。同样长度同时建造的各段长城最终都会互相接连起来，它们所能发展的极限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此时工人们又会被送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卡夫卡以百分之百具有说服力的精确语言，让自己成为中国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小说中，他回忆自己年少时，在“接近西藏高原边界处”如何被抚养，虽然距离长城南疆遥远，却被所听到的有关长城的故事给深深地吸引住。他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也为他日后成为筑墙工人作了准备：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小时候，站在老师的花园里，似乎连路都走不稳，却被命令用小石子盖起一堵像城墙的东西。接着老师会将长袍束到腰上，全力向城墙冲过去，石子堆自然应声而垮了。他会严厉斥责我们，说我们敷衍了事，我们便哭着去找各自的父母。虽然只是小事一件，对当时的心灵冲击却很大。[2]

借由同样精确的语言，叙述者指出了自己的好运。他表示，城墙开始修筑时，他刚好二十岁，因此他不用像那些较他年长的工人，虽然受了筑墙训练，却毫无用武之地。叙述者沉思道，这些人“脑中有完美的建筑蓝图，却无所事事，成千上万的人都过着这种没有指望的生活”。而他，除了亲身参与城墙修筑外，还可以做个历史见证人，成为城墙“忠诚的观察者”；“我的探索是纯然历史的；雷云既已消逝，闪电的光亮自然不再可畏；因此除了当时广为人们接受的解释外，我还要尝试为这堵城墙的兴建过程，寻求一个答案。”[3]

然而，这种探索的范围却是“无限的”。虽然叙述者提出来的每个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然而随着每个答案，立刻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人也许会问，兴建城墙的目的为何？为了防御北方外族。但是为什么来自大南方的人，像叙述者及家人，要为这么遥远的事牺牲生命呢？因为上级命令这么做。但是上级从来都不会“将紧急征召来的人民聚集起来，讨论如何实现梦想，只会急着破坏一切”——这种现象“亘古以来就存在了，在决定修筑长城这事上，也不例外”。[4]所以，如果修墙的想法一向存在，那么北方外族就不构成筑墙的动机了，因为早先根本就没有这些外族，也没有皇帝下过筑墙的命令。

为了增加探索的复杂性，一名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他指出，我们目前所知的城墙只是地基，目的在建造新的巴别塔（Tower of Babel）。“因此，先修墙，再盖塔。”但是怎么会这样呢？也许答案就在中国这个民族的心里。叙述者沉思道：

自开始修城墙起，直到今天，我日夜都在想着民族比较史；有些问题一定要借着这种方法，才能探得究竟。我发现，中国有些民俗团体及政治团体，有着独特的明确性，另外一些则有着独特的模糊性。我一直有个想法，想为这些现象寻个解释，特别是后者，一直撩动着我，直到现在也不例外。筑墙在本质上，就是和这些问题息息相关的。[5]

读者可以发现，借由这些精心建构的论点，卡夫卡正小心翼翼地寻求一种解释，以厘清这个国家及其上级命令的暧昧性。这篇小说原先的版本曾遭退稿，由幸存的片断文字可以看出，卡夫卡最开始其实是想用当时仍流行的充满异国风情的传统中国事物，作为写作素材。这份退稿有如下的片断：

筑墙的消息如今传遍各地——还是太晚了，距离初次宣布已经过了三十年。那是个夏日夜晚，我，年仅十岁，在河岸上站在父亲身旁。为了纪念这个意义特别的重要时刻，我愿意把细节全部复述一遍。父亲一手牵着我——一件直到他晚年都喜欢这么做的事，另一只手则在又长又细的烟管上，来回搓摩着，好像那是一支笛一般。他稀落、硬挺的胡子凌空翘着，他一边抽着烟杆子，一边将目光横过河面，向上睇望着。结果，他那根深受孩子们崇拜的辫子就垂得更低了，在节日他才肯穿的长袍上，轻轻摩搓着金色的绣花丝线。[6]

烟管、绣花丝线、长辫子，这些早期中国风流行时的素材，后来都被艺术家卡夫卡摒除在外。事实上，他让这位以历史学家自居的叙述者，将探索的触角转移到社会的核心里去了。在一段精彩的文字里，卡夫卡以中国人民不知道皇帝存在的这个事实，表达他个人对皇帝的看法——虽然他又很有个性地表示自己不相信即将叙述的这个故事：

我们土地幅员之大，就连任何寓言都想象不出它的大。天空几乎盖不住它——北京只是其中一点，紫禁城连一点都不够格。因此，皇帝的权力遍及九重天：没错。但是……皇帝总让一帮既聪明又暧昧的贵族及弄臣环绕着，他们虽名为仆从、朋友，实际都各怀鬼胎。他们对皇权形成反制，而且不停地想尽办法要以阴谋将统治者弄下宝座。帝国虽永恒，皇帝却在王位上摇摇欲坠，甚至跌落，是的，整个王朝最终都要沉没，临终前还会吐出最后的一口气。老百姓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挣扎和痛苦。他们就像姗姗来迟的人，又像城市里的陌生人，平静地在拥挤的街道尾端站着，用力咀嚼着自己带来的食物，而在大老远的前端，在城中心的市集里，他们的统治者正向断头台走去。[7]

卡夫卡在世时，《中国长城》并未发表。他1924年死于肺结核；从1917年秋天起，他即深受此疾困扰。但是他确曾取其中片段于1919年发表在布拉格的一家犹太周刊上。他为这篇文章下标题为《皇帝消息》。[8]读者因此可以推测，他认为这段文字不仅足以自成文章，在完整的故事中，也可以形成一个段落，因此卡夫卡死后，它又刊出了一次。如果将这段文字放在《中国长城》里来读，它似乎只是卡夫卡思考中华帝国的意义、辽阔与不可捉摸时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这段文字的含义则更明显，旨在颂赞“知”的无法掌握：

寓言故事是这么说的。皇帝捎了个口信给你：你这卑微的子民，这个在皇家盛阳下，蜷缩在遥远角落里，毫不起眼的影子。皇帝自临终时的卧榻，单独捎了个口信给你……

信差即刻启了程：那是个强壮、不知倦怠的人：他一会儿右手，一会儿左手，推挤着人群开出了一条路；凡遇阻挠，他便指向胸口，太阳的象征在那里熠熠发亮；这条路他走来比任何人都容易。但是人群重重叠叠，似乎永无尽头。他恨不得插上双翅，飞进开阔的田野，那么你很快就会听到他以拳头击门的佳音。但是他却无助地慢慢地耗损着力气；他仍只到了皇宫最里层的内室；他永远也到不了皇宫尽头；即使到达了也无济于事；他接着必须奋力走下台阶；即使下去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穿过中庭；过了中庭接着还有一座宫殿；还有更多的台阶和中庭；还有另外一座宫殿；就这样可以耗掉他几千年；如果最后他终于冲出了最外层的大门——那永远也不会发生——皇城就会在他面前，那是世界的中心，拥挤得像要爆裂开了。即使带着来自死人的口信，也没有人能够渡过这重重关山。但是在夜幕低垂下，你倚着窗边坐下，是不是正如此做着梦呢？[9]

在《中国长城》里，卡夫卡所选择的叙述者（犹如他的许多小说和寓言）虽然什么都知道，却经常不能厘清事情真相。于是挣扎着要将他亲眼目睹一知半解的事情理出头绪，同时又坚信，只要下定决心，真相一定可以大白，或者最起码有朝一日可以如此。但是，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却出现了一个唐突的批评，他指出，在他所描述过的中国筑墙工人里，普遍“有一种信心不足及想象力不够的现象”，使他们无法让帝国“突破北京的沉沉暮气，更上一层楼，并由自己掌握生活的现状”。但是，“这个弱点，”卡夫卡接着说道，“却是团结我们民族非常重要的力量；不错，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点，我们就能够过着脚踏实地的生活了。”[10]

博尔赫斯的短篇故事《曲径分岔的花园》，看来像蓄意的挣扎，想要重新肯定卡夫卡的叙述者所称筑墙工人“信心不足、想象力不够”的现象。为了对应大学者崔本的迷宫和花园，博尔赫斯创造了一个隐喻，但他不像卡夫卡，无论文中叙述者和读者多亲密，永远都只闻其声，不知其名。相对地，类似于戈德史密斯和以往的一些作家，博尔赫斯为他的主角取了余尊这名字，还简述了他的生平。读者立刻发现，此人是余尊博士，“曾任青岛一所德国大学的英文教授”。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德国占领山东几十年间，青岛一直为其中心。因此一名中国教授，即使教的是英文，由于在当地德国学校教书的经验，通常都会被假设为对德国有相当的了解，甚至可能有亲德倾向。读了小说头几行之后，我们发现情况确是如此。在1916年一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索姆河战役中，余尊确实在小说一景中担任“德国政府特派员”。不过也许余尊是出于无奈才成为间谍的，因为他告诉我们，“对于一个逼使我成为间谍的野蛮国家，我是不会关心的”。[11]

余尊似乎有过快乐的日子——至少“幼时他曾住过海丰一个有着对称设计的花园”——也许那正足以解释他的举止总是带着一份自负的原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长官怕的就是我们这种民族的人——我流着多少列祖列宗的血液呀。我要向他证明，黄种人也可以拯救他的军队。”[12]但是他如果是在暗示了秩序与平静的对称花园里长大，余尊知道，一定还存在有另外一种花园，一种迷宫般的花园，又叫“曲径分岔的花园”，并且曾在他的家庭里造成骚动。

“我对迷宫略有所知，”余尊向读者表示：

……我身为崔本的曾孙，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崔本贵为云南总督，却抛弃了世俗权力，想要写一本比《红楼梦》还要受欢迎的小说，还想盖一座任何人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十三年来，他全心投入这两件本质上相异的事悄，但是最终却遭到陌生人杀害，于是他的小说不再能够完整面世，迷宫也不知去向。在英国树下，我想象着这个失落的迷宫：我想象它完美无缺站在某个神秘山顶上；我想象它湮没在稻田里、水面下：我想象它辽阔无边，不再只是由一些八角凉亭、通衢小道所组成，而是充满了河流、省份、王国……

我想到了由迷宫组成的迷宫，其中迂回缭绕的迷径，拥抱了过去，拥抱了未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13]

博尔赫斯的叙述者所指的《红楼梦》，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写于十八世纪，其中谈到了真与假、现实与虚幻，整个故事均发生在一所封闭的花园里。因此余尊提到这本小说时，不只为他祖上的花园多添了一些想象空间，更暗示了在博尔赫斯小说中余尊一度造访的英国学者斯蒂芬·亚伯的花园。这个花园里有着迷宫般的设计，像是分岔的小径、小树林、亭台楼阁、生锈的铁门，而且在遥远的摇曳灯笼光线下，以及“高亢、近乎单凋”的中国音乐中，“随着风声的忽远忽近，因为树叶和距离而显得迷蒙”，整个花园活了起来。[14]同时，他们让读者回想起——针对那些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1750年代末期，戈德史密斯见过的花园；戈氏曾于《世界公民》第三十三章呈现此花园，他用的是相当特别的双标题，“中国的完美园艺。中国花园概况。”在这章里，李安济写信给北京的朋友冯宏表示，英国人开始学中国人整理花园的方法了，也不断地有进步，但是在许多精妙之处，仍然差得很远：

……他们的设计师还没有办法，将哲理与美学融合一处。有些事情欧洲人很难理解，好比当我说，中国花园都蕴藏着寓意，在一般性的设计，像是树丛、小溪、岩洞之外，漫步其中的人应该学习得到其中的智慧，感觉到真理散发出的震慑力，或是微妙的训诫。容我举我自己位于广西的花园为例，说明我的意思。[15]

根据李安济的描述，他位于广西的花园由两个独立的单元组成。其中一个有着恐怖入口，但是在经历过开头的惊骇后，立刻可以体会其美丽、祥和，另一个则有着迷人入口，但是参观者在深入迂回小径后，却会对其失去兴趣。李安济表示，一旦进入这第二个花园，参观的人会发现：

……花草树木安置的方式，明显都想讨人喜欢。但是，慢慢走下去后，他会不知不觉发现，整个花园似乎带着荒野的气氛。景物开始变黑，小径开始变曲折，他好像在走下坡，怪异的石头就悬在他头上。原先迷人的景物，如今成了幽深的洞穴、突然出现的绝壁、阴森的残垣、成堆暴露的白骨，以及由隐藏的水流所发出的可怕声音。若想就此折回，那根本是徒劳无功；迷宫太过复杂，除了我，没有人找得到出路。总之，在他充分经历了其中的恐怖，并了解自己不智的选择后，我会从隐藏的门内现身，抄捷径带他出来，回到出发前的原点。[16]

李安济解释说，这种迷宫里的一切，只消一个小空间就可以全部展示出来，只需英国人盖出类似迷宫的十分之一面积，即可将其尽收其中。

在博尔赫斯刻意压缩而却显得复杂的情节里，有关中国的部分，颇有早期中国风流行时的意味，但是其中另外两个主题，一为传教士斯蒂芬·亚伯与故事的关联，一为一次大战的过程，却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引用了相当不同的历史资料。博学的英国传教士斯蒂芬·亚伯，有着高高的个子、分明的五官、灰眼睛、灰胡子。由于领悟到了迷宫和小说只不过是一体的两面，他顺利解决了崔本的迷宫之谜。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背景下，他的经历变得相当可信：在他为汉学而放弃终生献身的神学之前，他在天津工作，后来他开始收集中国艺术品，收藏了一屋子好书，并在英国中部斯塔福郡的乡村住宅中退休，还从牛津大学的资源中寻求资料，翻译珍本中文书；在英国和美国，有许多类似斯蒂芬·亚伯这种退休的人。

余尊将亚伯比喻为歌德，也只有像亚伯这种绝顶聪明的人，才会屹立于当代传教士之上。犹如亚伯向余尊解释的，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发现“曲径分岔的花园”原来是“一个大谜题，是个寓言，而其主题就是时间”。但是正由于中心主题是时间，崔本决定绝口不提这答案。在此，博尔赫斯微妙地提到了早期好几代西方学者及传教士深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亦即中国年代纪与西方年代纪的相对性问题。斯蒂芬·亚伯继续说道：

我修正了因为誊写员的疏忽所犯的错误，我事先就猜到了这团混沌的计谋，我重建了——我相信我重建了——原始组织，我翻译了全部内容：很显然，他一次也没有用到“时间”这种字眼。答案很简单：在崔本眼中，“曲径分岔的花园”代表的正是这个宇宙，虽不完整，却正确无误。相对于牛顿与叔本华的论点，你的先祖并不相信一个完整、绝对的时间。他相信无限时间列，在一张无限扩张，令人头昏眼花的网路上，分分合合，平行共进。这张时间网路互相接近、交会、分离，否则就是几世纪来不晓得彼此的存在，拥抱“所有”时间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其中一些有你没有我；另外一些有我没有你；还有一些我们二者都存在。在目前的这个里，由于命运眷顾，你进了我家门；在另一个里，正在逛花园的你，发现了已死的我；而在又一个里，我说着和前述相同的话，但是我只是个假象，是个鬼魂。[17]

由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不难看出，他会选择一次大战作为故事中的第三个主题，完全是掠过心头的一个偶然：那是他早期读过利得耳·哈特（B. H. Liddell Hart）有关这次大战的资料后残存印象的记录。读者们可以发现，利得耳·哈特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16年夏天“索姆河战线”发生激烈的战事并造成英军在整次大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事件前，英军总部及补给仓库都位于一个叫亚伯的小镇上。有了这么诗意的名字，再加上关键的地位，博尔赫斯于是构思出情节，让德国人得知，亚伯必须优先炸毁。[18]余尊于是杀了亚伯，他心里明白，这么惊人的消息一定会上英国报纸，同时也会传到他位于德国的上级耳朵里。这种情节看来荒诞，但是到了博尔赫斯手里，却显得自然不造作。于是斯蒂芬·亚伯无意之间，见证了中国人既背信忘义又冷酷无情的两种微妙情绪。“在我看来，早就有人向野蛮的英国人，”他向余尊吼道，“泄漏这个公开的秘密了。”然而由于历史学上的素养，亚伯稍后提醒余尊说，“时间可以造成各种可能的未来，在其中—个可能里，我会成为你的敌人”。[19]

斯蒂芬·亚伯也向余尊表示，“在所有虚构故事中，当一个人面临不同抉择时，他会中意其中之一，排除其他选择；在崔本的故事里，他却同时中意所有选择。他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不同未来及不同时间，而且这些未来和时间还会繁衍，还会分叉”。[20]这种让故事情节无限交叉的概念，也深深吸引了卡尔维诺，并以1979年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ler）正式加以实验。其实早在1972年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就开始尝试，让说故事的艺术出现无限多的变化，并以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关系作为尝试的主题。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阐述这重关系的文字仅有短短几行，虽然短得令人着急，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因此，当可汗发现马可概念清晰、行为又十分得宜时，他便派马可到一个须费时六个月才能到达的国家担任特使。这位年轻勇士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是他几次注意到，其他特使回国后，唯一能向皇上报告的只有公事，而皇上往往只是听听，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会说：“我宁可你们多谈谈不同国家的民情风俗，不要老是说这些事。”显然他对外国的见闻兴趣极高。因此当马可出国的时候，便会花下大量时间了解当地文化，也好回国时取悦可汗。[21]

卡尔维诺在小说中，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及其临时主子之间的对话，重新细腻地表现出来，他是这么呈现二人首次谈话过程的：一开始，波罗先做出不同“姿势，各种跳跃，以及惊叹与恐怖的叫声”，再表演简单哑剧，“一只鱼自水老鸦嘴里逃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从火上奔过”，接着再利用手势，加强说话的语气。“可汗戴满戒指白皙的手，威严地回应着商人强健而灵活的手。”[22]

正当双方沟通顺利进行时，可汗对波罗不停重复的谈话内容感到厌烦了，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城市，并询问波罗见到的城市是否正是如此形貌。最后他命令波罗，必须找到在他睡梦中出现的城市。心情不好的时候，可汗肯定波罗的城市根本不存在；它们不过是帝国“用以安慰人的神话”，正在“沼泽里，像尸体般腐烂”。而在其他时间，心情好的时候，可汗认为他的帝国就像“水晶一样，其中的分子结晶完美地排列着”。[23]

在不断深入探索自己的心灵之后，忽必烈开始建构一种城市，“所有城市都可以自从中演绎出来”，因为所有城市“都有着相同的规范”。马可则提出了自己理想的城市，“造型唯一、独特、不协调、互相冲突”。[24]故事不断发展下去，可汗的想象力也不停延伸，他想象中的帝国日益富饶，压力也因此日益沉重，“过度膨胀、紧紧绷住、重得喘不过气”。为了减轻负担，可汗在梦里营造起“轻得像风筝的城市……蕾丝般有许多眼洞的城市，蚊帐般透明的城市，叶脉般的城市”。[25]

当所有人均已肠枯思竭，再也提不出任何问题时，当可汗的梦里再也无法出现新的影像时，波罗宣称，他已介绍完他造访过的所有城市。可汗向他的外籍访客挑战道：

“还有一个你从未提起。”

马可波罗低下了头。

“威尼斯，”可汗说道。

马可微微一笑。“在我谈过的事情里，你还相信些什么？”

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但是我从没听你提起那个名字。”

波罗说：“每次谈论城市时，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

湖面上平静无波，宋朝古老宫殿上的黄铜反射，像浮在水面上的叶子，碎成片片，闪闪发光。

“记忆中的影像，一旦以具体的文字表达，就不复存在了，”波罗说，“也许我心中害怕一旦说出来，威尼斯就会永远消失。也或许，当我在谈论其他城市的时候，威尼斯正一点一滴地在消逝呢。”[26]

他的主宰可汗指责他进行的仅仅是“记忆之旅”。

马可想到了遮蔽无垠海洋及绵延山峦的薄雾，一旦散去，留下的只是干燥、透明的空气，还会露出远方的城市。他远眺的目光，正希望穿过这层善变的雾气：事物的形貌在距离之外，反而更易分辨。[27]

最后二人终于开始质疑，他们的谈话究竟发生了没有：他们真的坐在这个特定花园里，在这特定时间互相交谈着吗？或是忽必烈正在远方作战，而马可则在“遥远的市集里，为那一袋袋的辣椒在讨价还价呢？”[28]

说不定，（忽必烈表示）我们这段谈话发生在小名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的乞丐之间；当他们在垃圾堆间翻翻拣拣，堆积起一摊又一摊的锈铁、破布、废纸时，才偷空啜了两口劣酒，就看到所有东方财宝围绕着他们闪闪发亮了。[29]

波罗于是答道：

也许世界上只剩下一片盖满垃圾的荒野，和伟大可汗宫殿里的花园。我们的眼皮区隔了它们，但是我们无法分辨，何者在内，何者在外。

为了厘清一切，忽必烈在皇宫阶梯下摆出巨大棋盘，好让马可波罗只能以无声的移动进行他的描述，可汗想从“无穷尽的陋败与混乱中，找出合理又协调的系统”，他并一直将马可留在身边，希望借由充满规则的棋赛，增加对自己帝国的认识。马可则传授可汗，如何从棋盘上的木头纹理解读自然界过去的奥秘，好比从干旱环境里长成的树干年轮，“几乎未成形的枝丫”，“还未到早春，就想冒出头的”小花苞。[30]

最后，统治者和旅行家两个人挤在一起，看着可汗发现的地图集。他们看到了类似汗八里的城市，可汗曾在此住过；他们看到了耶路撒冷、撒马尔罕，一些波罗记得的城市；他们看到了那些明知其位置却不能前往的城市，像格拉纳达、巴黎、廷巴克图；他们的头几乎要贴到地图上了，二人想象着西方人从未发现的城市，像库斯科、诺夫哥罗德；他们看到了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下的城市，像特洛伊、乌耳、迦太基。尚未诞生的新城市，像洛杉矶、大阪，则现出了模糊的雏形。[31]他们也浏览了尚未标示的梦中城市，像是乌托邦、新拉纳克、太阳城。[32]他们更看到了在噩梦中纠缠他们的城市，像以诺、雅虎地、美丽新世界。

“没有用的，”可汗说道，“最后一站只能是地狱城，而且就在那儿愈缩愈小的漩涡里，我们会活活地被水流拖进去。”

波罗于是说道：“炼狱不应该是终极目的地；即使真有炼狱，也早已存在，早已因我们的结伙，而存在于我们之间。”[33]

接着二人同归现实。在一阵心意相通的静默中，卡尔维诺安排可汗热情地转向马可波罗：

“回到西方后，”忽必烈询问这位威尼斯商人道，“你愿意将刚才说过的故事，向你的同胞复述一次吗？”

马可波罗不愿正面回复：“我说了又说，”他向可汗表示，

……但是听的人只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您会充满兴趣聆听世界之描绘是一回事；等我回去那天，这些描绘如何在我家门外的码头工人、船夫之间流传，则是另一回事；而待日后，我若遭热那亚海盗俘虏，并与一位游记作家戴着脚镣手铐同关一室，向他口述故事，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是听故事的耳朵。[34]

波罗的答案绕了一个大圈子，但是这答案的前提却很荒谬：即使舍得放弃眼前的金银珠宝，波罗也没有理由流落到热那亚，和一位作家同囚一室。即使这么不可能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后人为什么要对他的谈话感兴趣呢？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以几世纪来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捺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了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稍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1] Gustav Janouch,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New York, 1985），关于Wittfogel及Richard Wihelm，见Ulmen, Life of Wittfogel，16页。

[2] Franz Kafka著，Nahum N.Clatzer编，The Complete Stories （New York, 1983），236页。

[3] 同上，236—237、240—241页。

[4] 同上，241页。

[5] 同上，242页。

[6] 同上，248页。

[7] 同上，243页。

[8] 关于这些版本，见同上的参考书目，467、471页。

[9] 同上，4—5、244页。

[10] 同上，247页。

[11] Jorge Luis Borge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收入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York, 1964），21页。

[12] 同上，20—21页。

[13] 同上，22—23页。

[14] 同上，23页。

[15] 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卷一：123页，第31封信。完整书名如此由Goldsmith 置于目录中，在小说中，书名仅为“来自同样的人”，以符合小说书信体的格式。

[16] 同上，卷一：125页。

[17] Borges, “Garden”，27—28页。

[18] 相关段落可见Liddell Hart所著A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1914-1918 （London, 1934），306—318页，而非Borges所言位于22页，他同时弄错了日期，应该是1961年7月，而非6月。但是其他部分却非常的正确。

[19] Borges, “Garden”，25、28页。

[20] 同上，26页，原文中有斜体字。

[21] Marco Polo著，Yule及Cordier编，27—30页。

[22] Italo Calvino著，William Weaver译，Invisible Cities （New York, 1972），21、30页。

[23] 同上，59、60页。

[24] 同上，69、73页。

[25] 同上，73页，将laces改为lace。

[26] 同上，86—87页。

[27] 同上，98页。

[28] 同上，103页。

[29] 同上，104页。

[30] 同上，122、131页。

[31] 同上，135、136、228、139页。

[32] 同上，164页。

[33] 同上，165页。

[34] 同上，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