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写实之旅

The Realist Voyages

克路士和闵明我这两位道明修会的修士，在前后相隔一百年的时间里，分别出版了以中国为主题的记事，虽然二人观点不同，那一时期有关中国的详细认知水平却也大幅见长了。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当属利玛窦的长篇论述分析，以及耶稣会士自中国寄给其教会高层的大量信件和年度报告。这些资料迅速由教会出版发行，一方面增加教会的声望，另一方面冀望因此得到更多支持。当时还有一些在教会赞助下写成的中国史，其中胡安·门多萨（Juan Mendoza）1587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即为早期的例子。平托的书流传很广，虽然读者们不知其可信度为何——显然读者们是对的。马可波罗的书仍然广受欢迎，然而当时他的可信度也遭到了质疑。在《论文》一段揭露内幕的文字里，闵明我提到，1665年他曾参加一项晚宴，当谈到中国时有人提了个问题：“在讨论到中国时，谁提供了最多的错误讯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还是卫匡国神父（Father Martini）？”卫匡国是当时仍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他刚刚付梓的书错误百出——有趣的是，其中有些段落直接引用自马可波罗，而非卫匡国个人的经历。晚宴中众人的结论是：“这两个人都是凭着想象在写作。”[1]

就在那次闲谈之后的几年内，有关中国的一个全新的信息来源开始产生。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从此西方开始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官方报告。一方面是机缘使然，另一方面诚如闵明我在《论文》中所说，如此通商契机岂容错失，不到十年工夫便出现了四个使节团：两个来自荷兰，分别于1668和1687年抵达；两个来自葡萄牙，分别于1670和1678年抵达。随后俄国也派遣了两个使节团。教廷更在十八世纪初期派了两个公使团，尝试澄清自利玛窦以来因中国人拜祖及祭孔所引起的纷扰不断的神学争辩。

这许许多多的使节团，虽然都来自西方的主权独立国家，在面对中国皇帝时，仍然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仪式——其中包括九次匍匐在地的叩头，以及许多自贬的话——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番邦进入中土必经的程序。虽然西方国家才就主权独立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模式获得协定，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不知不觉间他们竟满足了清廷自以为是的优越感。[2]

尽管有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整体而言，使节团还是使西方接触到大量全新有关中国的信息，而讨论的议题也因此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以宣教为重心转为务实性的报道，有些直言不讳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一份由外国使节撰述有关北京之行的完整报告，是荷兰人奥尔佛特·达帕（Olfert Dapper）于1667年觐见清廷之后提出的。报告中详述了朝觐仪式，以及观察年轻皇帝康熙之后的一些感言。[3]但是一直到了1670年，身为葡萄牙使节团成员之一的耶稣会士皮方济神父（Father Francisco Pimentel），才真正开始以写实手法处理他的报告。皮方济报告中的开场白，并不脱前辈传教士的窠臼，极力赞美中国皇帝，“拥有广大的国土，壮丽的城市，贸易兴隆，岁收无限，朝廷雄伟，宫殿华美”，必使欧洲皇帝“自叹弗如”。[4]但是当他开始讨论一些琐碎事情，像是行叩头礼时小心不让帽子掉下来等，他立刻就戳破了中西双方道貌岸然的假象，兀自于文中讪笑不已。[5]而在谈到中国外交礼节上最重要的一环——国宴——时，他的文字更毫无顾忌地泼洒开来：

头两次晚宴，他们都在我面前摆着羊头，那两支羊角之大简直把我给吓坏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我或是由什么特征认出我的，即使坐在不同位置，他们还是可以分毫无误，连续两天将两支大角对准我。那羊头没怎么清理，覆盖的细毛很明显地说明那是一只黑羊。我希望读者不要惊讶，我居然费这么多字，谈这么基本的事情。因为我自觉有责任，打破某些人的迷思，过分膨胀了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优于欧洲，并应对其顶礼膜拜……我承认中国人温文有礼，中国文明富丽辉煌，但与此同时，有些现象实在令人难以忍受。[6]

皮方济也将矛头指向备受夸赞的北京城。自马可波罗时期仍名为汗八里开始，北京就不断受到赞美，说此城市规划完善，面积广大，贸易兴旺。但是，皮方济却另有高见：

夏天温度极高，更苦的是，风沙极大又极细。只要一上街，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坊主人一样，全盖上一层白粉。水质很差，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咬过。到处都是苍蝇，而且会讨厌地叮人，蚊子就更别提了。东西样样贵。街道什么都没铺，据说以前还有，后来鞑靼下令挖掉石板，以方便马匹行走：中国人原来根本不知道马蹄铁为何物。也因此到处都是风沙，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

皮方济警告读者，想到北京时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文化而做出错误比较：

读者们听说这个城市伟大，很可能会联想到里斯本、罗马、巴黎，但是千万别被误导了。我必须警告他，一旦进入此城，他会以为进了葡萄牙的某个穷乡僻壤。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品质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由泥巴或灰泥糊上竹条盖成，很少用到砖头，窗外也没有景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7]

这些文字也许说明皮方济所属的葡国使节团，正如荷兰使节团并未享有贸易保护或关税优惠，也没有获准在北京居留。然而十八世纪初期，在彼得大帝治下，一支由伊斯梅洛夫（Leon Vasilievitch Izmailov）带领的俄国使节团运气却好多了。伊斯梅洛夫在1720年向中国提出一些请求，其中两个——在北京设立俄国正教会，并让进入中国的贸易商队数量增加——得到年事已高的康熙皇帝的首肯。康熙也没有完全驳回俄国第三个要求，亦即准许俄国领事长驻北京，只不过他自己的官僚系统横加阻挠，这个提议最后也就无疾而终了。[8]

伊斯梅洛夫使节团扮演了一个角色，其实有助于扩展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还多亏使节团成员里头出现的一位苏格兰籍年轻医师约翰·贝尔（John Bell）。贝尔兴趣广泛且活力充沛，1714年由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前往俄国，希望在沙皇彼得的宫廷里试试运气。不旋踵，他受派跟随一个俄国使节团展开前往波斯的漫长旅程。回国后，他得知伊斯梅洛夫即将启程赴北京，于是再度申请担任随团医师，又一次受到录用。[9]贝尔的文字大不同于前人，传统上，不论明示或暗喻，有关中国的描述都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但如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不具吸引力，政府组织结构也不是重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有探索意味、具人道精神甚至质疑的文字，完全合乎当时理性时代的潮流。

皮方济神父在谈论宫廷宴会时，虽然兼具了评论性及诙谐性，但却并未尝试对这一经验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反观约翰·贝尔，在同样场景下，他不只谈论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以解释。贝尔写道：

我不得不留意到此地人杀羊的非常手段。他们在两根肋骨之间以刀子开一个口，把手伸进其中，挤压心脏直到其死亡；这么一来，所有血液都可留在体内。等羊一死，饿得等不及的人不待清理，就将胸肉、臀肉连同羊毛一起割下，放到炭火上烧烤，接着将烧焦的羊毛刮下，大啖一番。根据我个人经验，即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没一丝怪味。[10]

由于和俄国使节团同行，由圣彼得堡前往北京，贝尔走的是陆路；一般西方人则惯走海路，自福州或广东进入中国。因此他对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是，“著名的城墙，在群山顶上绵延不绝，直向东北。团里有人大叫‘陆地’，好像我们一直在海上漂行般……城墙从一处高岗伸展至另一处高岗，中间穿插着方形的哨亭，即使从这个距离看来，也是慑人的宏伟”。有了亲眼目睹的经验后，他对中国的好感更加深了一层。“我们好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我们的通道紧挨一条小溪的南岸，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自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他艺术品上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也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11]

由于当时正时兴细部观察，贝尔的注意力因此遍及每一件琐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还是贸易买卖，或是处理疑难杂症的灵思巧手，都让贝尔兴趣盎然：

在村子里，我的落脚处正是一位厨师的家，这使我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人的灵巧，即使小事也不例外。我到房东店里去看他，见到六只壶子在案上一字排开，每个壶下都有个开口，以接受小树枝、干草燃烧出的火力。他只要一拉皮带，一对风箱就开始抽动，所有的壶顷刻间便沸腾了。这些壶都很薄，由铸铁造成，内外均极平滑。大城市附近燃料有限，迫使人们想出了最经济的烹调方法，还可为长达两个月的寒冬增添温暖。[12]

在细部描写上，皇帝和厨子得到等量的篇幅：

皇帝跷着二郎腿，坐在御座上。他穿着一件短短宽大的貂皮外衣，皮毛翻在外面，间杂着羊皮条纹。里面则穿着黄丝长袍，绣着五爪金龙；这身穿着除了皇室，无人可以尝试。他头上戴着瓜皮帽，以黑狐皮制成，帽顶上有一粒巨大华美的梨形珍珠，配上垂于其下的红丝流苏，就是我所见到这位君主的仅有饰品了。御椅也极简单，以木头制成，但是做工精细，距离地面浅浅的五阶，四周开阔，左右各有一巨大黑色亮漆屏风挡着。[13]

伊斯梅洛夫曾积极运作，希望自己不用向康熙叩头，但由于中国礼仪官冥顽不灵，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贝尔记述此事时，既无怨怼，亦无渲染：

礼仪官带着大使回来，接着命令全体下跪，向皇帝深深鞠躬九次。每鞠躬三次，就得站起来，然后再跪下。我们虽然费尽心力，希望免去这道仪式，却徒劳无功。礼仪官站在一侧，以鞑靼话发号施令，分别是磨固（morgu）和波士（boss），第一个词是鞠躬的意思，第二个词则表示起立，两个词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14]

虽然有这种不快经验，贝尔对康熙帝的崇敬并未稍减，他写道：“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年近七十，在位也已六十年，判断力却仍健全，思虑也仍周到；在我看来，他比许多皇子都还要精力充沛。”[15]贝尔并没有因为叩头经历而羞愤难安，正因如此，他文字里才出现了一些新意境，虽然令人意外，却透露了他的自信。因为“和蔼可亲”这四个字，绝不是贝尔之前的朝觐者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形容中国皇帝的字眼，但是自贝尔嘴中说来，却非常自然。

就在进宫朝觐历经叩拜仪式之后，贝尔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旋即应邀赶赴第九皇子的款宴。当天除了晚宴，还有戏曲表演、特技演出以及声光效果极佳的舞台布置。贝尔再次细心观察，并首次让我们理解到，中国人也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成西方人了；原来看戏的竟成了被看的。晚宴近尾声时，皇子安排了：

几出喜闹剧，虽然有语言障碍，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欧洲绅士：衣冠楚楚，服饰缀满金银蕾丝。他脱下帽子，向所有过往的人深深致意。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中国人做出这个滑稽动作时多么可笑。[16]

显然，这位中国演员把西方人的滑稽样子表现得非常传神，为了不让客人“受到冒犯”，皇子挥挥手遣下了演员。除去这个嘲弄事件，中国的小丑、特技表演、杂耍艺人都深深吸引着贝尔：“我深信，论到技巧纯熟、花样繁多，很少人能和中国人并驾齐驱，遑论超越了。”[17]

在皇子家中看表演时，贝尔曾质疑，这些迷人的演员到底是女人，还是由男童或少年改扮的；他始终不得其解。不过在大街上，首次出使地为伊斯兰教波斯的贝尔却发现，北京女人在观看使节团行进时，“不戴面纱”。[18]等他更深入了解北京后，他写道：“在多数店里，无论男女都不戴面纱。他们非常殷勤，每个店家都会奉一盘茶给我。”[19]

有一次，类似的殷勤却变得有些尴尬。在北京，有一位热情的“中国朋友”招待他们大吃一顿，最后，贝尔说，“他握住我的手，要求我让大使先回去，我则继续留下，并说我可以从他的妻妾及女儿中挑选一位最中意的，他要馈赠予我。对于这位朋友的慷慨，我只能敬谢不敏，毕竟，这种赠与我自觉不好接受”。[20]其实贝尔当时仍未婚（多年后，他娶一俄国女子为妻，并相偕回到祖国苏格兰）。尽管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贝尔其实很喜欢中国女人。他认为她们，“除了美貌，还有许多优点。她们非常干净，服饰简朴。她们双眼漆黑，眼睛极小，一笑起来就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亮如黑玉，在头顶上整齐地盘成一个髻，饰以自制的人造花，看来真是悦目。其中较美的女子，因为较少风吹日晒，面色极佳”。[21]

犹如众多前辈，贝尔指出，“女孩子一进入这个世界，双足就须用布条紧紧缠起，布条会视情况更换，以防双足长大”，不过他对缠足的看法，却让这个饱受评论的习俗再一次受到曲解：“无论什么阶层的妇女，几乎都待在家里。袖珍双足使她们无法走远路，也使她们的闺中岁月，不会太难忍受。”[22]

如果那些“较美”的女子——也许包括朋友提议做他新娘的那位——面容白皙，那么对贝尔而言，其他女子就“偏向橄榄色”。这些妇女“会为自己添加一些红、白色调，妆点恰如其分”。[23]虽然贝尔沉痛指出，他接着要谈的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显然，他对北京的下层社会其实知之甚详：

不难想象，在这种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必有许多无所事事的男女；不过较之其他类似的大城市，甚至规模小得多的城市，这种人在北京已经算少了。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莺乱窜，政府在城郊规划了特定地区作为妓女接客之处。这些妓女皆由房东管辖，不得离开妓院到处乱逛。据我所知，这些妓女各有套房，在房间门外，有以工整字体书写成的个人价码、容貌、特质，而价钱则由男客亲手付清。总而言之，这些交易都在房室内安静地进行，而不会搞得四邻不宁。[24]

虽然一些十六世纪观察家，像利玛窦，曾讨论北京的男妓，贝尔却未对此加以评论。也许自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的清规戒律较严的满洲人，即已强力禁止这种行为，或将他们驱散了。不过西方人的心态，此时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套句贝尔的话，他们认为中国男人“游手好闲兼娘娘腔”。[25]

贝尔对中国的评论，整体而言，相当正面，而且似乎认为，中国深具贸易及外交潜力。中国人做生意时，“很诚实，并奉荣誉和公平为圭臬”。也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性喜欺诈，善耍花招”，但那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欧洲人多善此道”。由于中文为单音节，贝尔认为，要学会基础中文以应付日常会话“并不困难”。不过他承认，“若想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程度，就得勤下工夫，还得有相当天赋”。无论是茶叶、蚕丝、锦缎、瓷器或棉花，贸易机会均极佳，因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有始有终，耐心极佳，值得赞扬”。至于军事侵略，最好免谈。“若想征服中国，我想只有一个国家可能有此能耐，”贝尔得出结论说道，“那就是俄国。”尽管中国偏居世界一隅，贝尔认为，从东南海域进攻中国也许不失为良策，但是欧洲君主实在没必要“自寻烦恼，去打搅这个既强大又好与邻为善的民族，更何况他们一向乐天知命”。[26]

由贝尔充满赞美之词的评论观之，我们实在不必太过意外，他回到祖国苏格兰多年后，邻居仍可见他穿着购自中国的袍子，在下过雨的郊外骑马奔驰。他的回忆录一直是众所期待的焦点，到了1763年正式发行时，由许多知名人士争相预订的情形即可知其轰动了。

乔治·安生（George Anson）准将1743年访问中国，他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印象，却和贝尔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差距。不过安生的到访，本质上和贝尔截然不同。贝尔是平民出身，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在中国的首都担任高级官员的随员，对于大舞台上的变动毫无个人责任。反观安生，来自有权势、有关系的家庭——他有一个叔叔是英国首席法官——须保障船队官兵安全；还要确定新近掳获的西班牙大帆船不受损伤，毕竟他还能从该船分得五十万英镑。更何况，中国并不欢迎安生这种来自海上的访客，反观贝尔的光临，则是正式被批准的。

乔治·安生正代表了急速扩张中独断独行的大英帝国，不仅自信、好战，而且欺负弱小，急于求进。当时他担任皇家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指挥官，该舰有六十门大炮，但是却出师不利。在航经好望角时，船队中六艘船竟损失了三艘，而从英国出发的961名船上人员，在抵达广东寻求避风港时只剩下335人。他在1743年6月20日，截获了从阿卡普尔科出航准备回返马尼拉的大帆船，虽然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百夫长号”却身受重创，无法航行。因此，当他拖着战利品于7月14日临近广东时，他还以为麻烦已经结束了。孰料，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安生认为，未从事贸易行为的战船，无须缴港口税，不仅如此，还应享受领港及补充物资等服务，而他个人更应由总督开个欢迎会亲自迎接。不过中国官员却告知，任何船只都须缴港口税，想要进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总督正好很忙（天气也太热），无法亲迎。安生却不顾一切，以吊上桁端做要挟，强迫一名中国领航员，硬是溯江而上。不出所料，中国官方当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对于他的所有要求，更是一概回绝。到了9月底，眼见补充物资迟迟不来，始终不得见总督一面，一名军官上岸溜达时不仅被抢而且被打，舰上一根备用船桅又被偷了，这位指挥官的怒火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7]

安生的报告里，还有其他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也都是由这次僵持引起。报告指出，他深信唯有忍耐与择善固执才可能达成目标，并让船队再次出航。不过，他的报告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他的结论，特别是他舍弃从佩雷拉至闵明我以来一贯将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的比较性思考方式。虽然他表示，自己深知“不懂得中国习俗的欧洲人”，不可能分析得出中国人的动机，但是这层限制，并没有影响他得出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在欺诈、造假、揩油水上，不能将其他人拿来和中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天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根本不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因此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中国人也许乐于讨好指挥官，但是我们却不容易分辨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28]

为了强调上述论点，安生罗列出所有他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的不肖行为，其中包括往鸡鸭肚子里填沙子以及为猪灌水膨胀身体。他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这些例子正可说明这个优秀民族的真正面目，因为一直以来世人听到的都是正面评价。”安生进一步加强他的论调，他指出，受雇协助他谈判的译员承认，中国人对自己的好欺诈根本无能为力，因为那是天生的；这名译员也不时游走在中国人和他的临时雇主之间，讹骗双方。为了更生动地强调自己的结论，安生将译员说的英文以中文的句型结构表达出来（日后称之为洋泾浜英语）；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有西方商人聚居的地方，就有这种英语出现。从此，西方人笔下写到中国时，都会遵循安生这个先例，将中国人说的话以流畅、口语的英文来表达，用的却是中文原本的句子结构。当安生记录他“译员”的话是“中国人很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他很可能记录翔实，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叙述范例。[29]

安生对于他在广东附近观察到的中国军队装备作了简短而鄙夷的批判，并讥讽地指出，中国人自以为是，穿在身上的“盔甲”并非钢铁制成，而是一种“特殊材质的闪光纸”。由于“当地居民的怯懦，加上缺乏正规训练的军队”，中国注定“抵挡不了强国侵犯，连小规模的人犯都难以招架”。[30]不过他更留意的却是他们产业的本质，以及缺乏基本创造力的情况：

中国人制造了大量独特的商品，许多国家也竞相争购，中国人的灵巧与勤奋自然有目共睹。手工艺成就虽然是他们最大的特长，他们这方面的天分却只堪称二流。这些商品在日本也相当普遍，日本人的成就，却让他们望尘莫及，较之欧洲人运用机器制造的精巧性，他们更是无法匹敌。他们最大的特长似乎就是模仿，而所有不入流模仿者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天分。[31]

谈到美术，安生发现，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艺术上的缺陷，是由他们的个性造成，因为他们缺乏崇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32]即使备受推崇的中国文字，也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优越，充满了“执拗、荒谬”。安生表示，当整个世界都忙着学字母时，唯独中国人不理睬这种理性方式，显现了一贯的固执：

只有中国人，完全不知利用这近乎神圣的发明，只知固守由死板符号组成的原始而粗糙的字体。这种方法必会创造出太多生字，根本不是人脑所能记忆，因此写作成了殚思竭虑之事，没有人能充分掌握。而阅读时，更经常无法尽解其意，因为无论是符号和字体的关联，或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联，均无法从书本中习得，须以口传面授的方式代代延续。

安生指出，他这番论调，并非研究中国文学或文化之后得来，而是利用与清朝官员往来的机会，观察居间翻译协调的人，处理争论的方式而知：

复杂问题根本解释不清，凡是曾参与沟通，曾经历过三层、四层意见转达的人，均深有同感。因此可以想见，由这些复杂符号记录的历史及发明必有许多可疑之处。而这个国家经常吹嘘的知识、古迹，恐怕也未必可信。[33]

安生之前，没有人发表过以下奇怪论调：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个大骗局，不仅把中国人搞得团团转，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要不是安生的旅游报道于1748年发行之后，立刻广受欢迎，在欧洲四处流传，影响了诸如孟德斯鸠及赫尔德等重要思想家，他这番论调，恐怕早被扫进历史尘埃了。

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也是安生的读者，他曾代表东印度公司及乔治三世在1793年造访中国。马戛尔尼学养极佳，如果有人得在贝尔及安生的两极论调间得一结论，他是最佳人选：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与爱德蒙·伯克、伏尔泰、萨缪尔·约翰逊、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等人为友；曾出使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圣彼得堡，从事复杂外交任务；担任过格林纳达总督，期间并经历了1779年遭法国人俘虏的耻辱；并于1780至1786年间，担任马德拉斯总督。除了阅读安生及贝尔（他的名字未在最初的订书单上）的书，马戛尔尼还读了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du Halde）所著并于1735年出版的总共四册的中国史，以及莱布尼茨及伏尔泰有关中国的哲学思考。在他曾出使的俄国宫廷里，由于叶卡捷琳娜大帝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她曾下令建造了一个中国小镇，而马戛尔尼也曾前去一游。[34]

在接触过这么大量正负两面交杂的资料后，马戛尔尼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的印象。这点可由他1793年8月初抵达中国后不久写的日记看出。当他站在船上，观看中国人卸下他带来的礼物、行李时，他发现，“中国水手非常强壮，事情做得也很好，不停地唱歌吆喝，但是井然有序，规规矩矩，同时聪明又认真，每个人似乎都了解自己分内的工作，也都恪尽职守”。中国妇女看来也健康有活力：

她们行动敏捷，使我们误以为她们未曾缠足。据说，这种风俗在较下层社会，特别是北方地区，已经较不普遍。这些妇女都饱经风霜，但是并不难看，她们将粗黑的头发编成辫子，以簪子固定在头顶。四处可见儿童，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综归所有印象，马戛尔尼说道：

见到他们，我深受震撼，不禁脱口而出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句子：

神奇啊！

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

人类是多么美丽！

啊，新奇的世界，

有这么出色的人物！[35]

马戛尔尼代表乔治三世，带了许多礼物送给乾隆，其中包括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一大块透镜、气压计、钟、气枪、西洋剑、德比花瓶、瓷像，以及一辆马车，他并希望从乾隆处获得下列优惠：取消对广东及当地一小群有照中国商人的贸易限制，对英国人增开新的港口，长期关税协定，在北京设立永久英国领事馆。[36]较之七十三年前约翰·贝尔参加的伊斯梅洛夫使节团，这些要求其实大同小异。但是马戛尔尼为大英帝国代表，自视为英国尊严的拥护者，因此在某些地方，特别是他认为像叩头这种有辱国格的事情上，他的态度就比较接近安生，而非伊斯梅洛夫了。

马戛尔尼的报告，很自然反映了他个人的偏重。他花了极大篇幅，叙述他如何和汉人与满人官员就叩头问题周旋，直到获得合理的安排。马戛尔尼表示，清朝官员首次在1793年8月15日，提到这个话题，话中混合的“技巧、明言、暗语”，让人“不能不佩服”：

话锋一转，他们谈起不同国家所流行的不同服装，在假装检视我们的衣服后，表示还是较喜欢他们自己的服装，因为宽松不受束缚，在任何场合，当皇帝出现了，而须全体下跪俯伏时都不会受到牵绊。他们因此对我们膝扣和袜带的不便感到同情，并暗示我们，进宫之前最好将其解除。[37]

这些口舌技巧很快就让马戛尔尼及随员感到厌烦，尽管一些满人高官还“灵活示范”叩头过程。[38]这个问题纠缠了几个星期才获得解决，马戛尔尼同意，单膝下跪并鞠个躬——清朝官员要他双膝下跪——双方并同意，亲吻皇帝的手这一环可以省略。[39]

马戛尔尼终于见到八十三岁的乾隆，呈献上礼物，正式提出改善贸易待遇的要求，但是得到的答案却不痛不痒。马戛尔尼并不灰心，他在日记中这么记述清帝：“他的举止有威严，但和蔼可亲，甚至纡尊降贵，对我们的接待也非常慷慨，令人满意。他是位慈祥的年长绅士，仍然健康有活力，看起来不像是超过六十岁的人。”[40]贝尔也曾用同样字眼“和蔼可亲”，形容乾隆的祖父康熙。马戛尔尼这么形容乾隆，可能与他随身十二岁的男仆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所受恩惠有关。斯当东在船上数月期间，曾随着老师学中文，因而得以在大庭广众下和清帝简短地交谈。乾隆大表赞赏，并自腰带上取下绣花荷包送给男孩。

尽管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在出使接近尾声时，马戛尔尼的感觉却是戒慎恐惧兼精疲力竭，甚至到了反感的地步。他发现，自己对中国生活及社会习俗的一片赤诚，一点也不受中国人欣赏，反而被怀疑为“暗中搞鬼”。[41]他知道自己一直受到“严密监视。我们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甚至琐碎的生活细节，都受到一种好追究甚至嫉妒的方式窥视着。所有以前读过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此时已无任何意义”。[42]当马戛尔尼向一名清朝大臣表示，自己对某些中国历史颇有研究时，这位大臣“只惊异于我的好奇心，却不对我的知识有任何尊敬”。中国人并宣称，英国人所汲汲营营追求的中国知识，“跟他们无关，对我们无用”。[43]马戛尔尼以几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形容清朝中国为“又老又疯的一流战士”，一直让邻居震慑于“她的庞大及外表”，却因为无能的领导者注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44]

不过马戛尔尼仍能持平地表示，在中英双方得以接触的少数地方，例如广东，英方在减少双方摩擦上，没做对过一件事。

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我们的穿着和他们南辕北辙。我们对他们的语言一无所知（我想这种语言应该不会太难，因为小乔治·斯当东早就学会说与写了，并在许多场合发挥巨大效果）。因此，我们几乎完全仰赖雇用的少数几个老实而又脾气好的中国人，而我们片片断断的对话恐怕也没办法让这些译员准确了解。我怀疑潘启官（Puankhequa）或穆罕默德·苏仁（Mahomet Soulem）如果到“皇家交易所”做生意，可以做得出任何名堂，特别是他们还穿着长袍，头戴小圆帽或头巾，又只能操中文或阿拉伯文。[45]

只要想到，乾隆及其大臣也见过了，冗长谈判也开过了，使节团的开销依然庞大，结果却仍一事无成，马戛尔尼就忍不住对中国长寿皇帝下了些评语：“我见到了‘荣耀的所罗门王’。我会这么形容他，因为见他的一幕，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出同名木偶剧。那出戏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印象，让我觉得那是人类成就与幸福的极致表现。”[46]

将伟大的所罗门王与渺小的木偶相提并论，马戛尔尼点出了东西方交会时的荒谬；这点正与贝尔的观察不谋而合。马戛尔尼的报告中，另有更鲜活的例子。他回忆说，当他初抵中国时，有人让他看一张在天津油印的单子，上面以中文罗列着他准备呈献给皇帝的礼物。他的船靠岸没多久，这张古怪的礼物单，就在城里四处流传了。英国礼物中据说包括：

好几个高不及十二寸的侏儒或矮人，身材比例及智力都不输英国兵；一只比猫还小的大象；一只老鼠大的马；一只母鸡大的云雀，以木炭为食，每天约可吞五十磅木炭；最后是一只奇幻枕头，任何人只要将头枕上，立刻就可熟睡，任何梦中出现的遥远地方，诸如广东、台湾、欧洲，均可在弹指之间到达，毫无旅途之困顿。[47]

由这份报告不难得知，中国与其访客之间早已严重分裂，双方再想开诚布公地会谈已不可能。在此环境之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外交往来继续着，双方却心知肚明，深层的国际贸易与外交往来已不可能。

[1] Navarrete著，Cummins编，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卷二：218页。

[2] John E.Wills,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 1666-1687 （Cambridge，Mass.1984），第6章。

[3] 同上，78—80页。

[4] 同上，203页。

[5] 同上，203页。

[6] 同上，208—209页。

[7] 同上，221—213页。

[8] John Bell著，J. L. Stevenson编，A Journey St. Petersburg to Pekin，1719-1722 （Edinburgh，1965），12—20页。

[9] 同上，1—6页。

[10] 同上，115页。

[11] 同上，116—117页。

[12] 同上，125—126页。

[13] 同上，135页。

[14] 同上，134页。

[15] 同上，155页。

[16] 同上，143—144页。

[17] 同上，146页。

[18] 同上，126—127页。

[19] 同上，152页。

[20] 同上，167—168页。

[21] 同上，183页。

[22] 同上，184页。

[23] 同上，183页。

[24] 同上，183页。

[25] 同上，169页。

[26] 同上，181—186页；东方袍子，6页；订购者名单，225—231页。

[27] George Anson著，Glyndwr Williams编，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744 （London, 1984），347—349、352—354页。

[28] 同上，351—352页。

[29] 同上，355—356、361页。

[30] 同上，366、369页。

[31] 同上，366—367页。

[32] 同上，367页。

[33] 同上，367—368页。

[34] George Macartney 勋爵著，J. L.Cranmer-Byng编，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1962），42页；Barbara Windenor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Voltaire Foundation （Oxford, 1984），133页。

[35] Macartney, Jonurnal，2、72、74页。

[36] 关于礼物部分，同上，79、96、99、123页。

[37] 同上，84—85页。

[38] Macartney, Journal，90页。

[39] 同上，119页。有关此妥协之完整介绍及其他仪式，可参考 Joseph Esher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 24:2（1998）, 135—161页。

[40] Macartney, Journal，123页。

[41] 同上，113页。

[42] 同上，87—88页。

[43] 同上，127页。

[44] 同上，212—213页。

[45] 同上，210页。

[46] 同上，124页。

[47] 同上，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