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中国人在美国

China at Home

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1]

远自十六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Hartford）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2]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Adelaide and Sarah Ann Yeates），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亦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Aunt Grace）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二十一个子女。[3]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他们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则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及马克·吐温（Mark Twain）。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Enterprise）的记者。

吐温指出，维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4]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此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5]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6]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7]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8]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9]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10]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11]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但是在美国，以中国人为题材，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会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则纯属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12]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13]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14]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一千二百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15]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The Latest Chinese Outrage）。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16]

就在哈特诗作大噪的同年，马克·吐温也重新开始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创作。但是这次他舍弃新闻报道的形式，改以书信小说的体裁，在当地一家报纸《星河》（Galaxy）连载发表。他将作品定名为“戈德史密斯海外文友再现”（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深信报纸读者必定熟悉此标题之出处。

戈德史密斯书信的主旨在批评英国社会，次要目的才指出了李安济在英国所受的待遇。在戈德史密斯文中，李安济所受来自伦敦人的歧视其实很有限，即使有，主要也非出于恶意，而是因“对外国人的无知”造成。好比说，他将珍藏的手表借给一位友善的女士，结果发现这位女士根本是妓女，手表自然也要不回来了。李安济从未坐过牢，受过殴打，或遭到谩骂，不过正如文中所述，他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却遭到十八世纪英国女主人及客人的断然否定。同样，吐温批评的对象，也是中文信撰写人海阿松所处的社会，只不过更强调海阿松个人心中的愤怒而已。

吐温舍弃戈德史密斯的李安济——这名字借用自赫勒斯·沃波尔——而采用海阿松这名字，似乎暗示着此人与阿兴的关联。不过在当时，特别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名字中普遍都有个阿字。

在一系列写给朋友清富的信中，吐温安排海阿松在第一封信中勾勒出他的梦中乐土：

亲爱的清富：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要离开苦不堪言的家乡，远渡重洋，前往梦土。那儿，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没有人受虐待、遭辱骂——亚美利加！亚美利加，那是自由之地，勇者之家……我们都知道，美国张臂欢迎德国人、法国人，甚至潦倒的爱尔兰人，我们也知道，她供给他们面包、工作、自由，他们也心怀感激。我们更知道，美国真诚欢迎其他受压迫的人，并以其富饶供养他们，无论其国籍、信仰、肤色。[17]

在第二封由船上发出的信中，仍然天真的海阿松描述，他尚未到手的十二元月薪是如何被瓜分的：两元进了美国领事的口袋；通关费由薪水之中预支，并以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作为抵押。抵达旧金山时，他的随身物品已所剩无几：他的行李被误认为一名鸦片走私犯所有，被没收；他最好的朋友进了牢房；他最后的十元现金也被迫交给官方指定的医生，作为注射天花疫苗的费用。其实他在中国才打过针，而且在旧金山注射一般只需二元。[18]

在吐温笔下，海阿松出现的场景为刚结束内战的美国，属于移民史上较特殊的时期。当时有些劳工中介者，将大量中国人运至美国南方，以延续原本由黑奴担任的种植工作。但是种植计划却不幸失败——犹如大部分计划的下场——海阿松原本和其他中国移民一样，集中一处，“挤在小小的房子里，等待发落”，此时却重获自由，同时得到保证，将来必可收回六十元通关费。他向朋友清富表示，他“每天都学一点英文”。他并庆幸自己运气好，能够在“受尽压迫的环境里，寻得安身之处”。此时，悲剧却开始上演了：

我心中正感到欣慰，几个年轻人朝我放了一条恶犬。我虽想自卫，却不知该怎么做。我退向一处后无出路的门廊，那只狗毫不留情地冲上来，攻击我的喉咙、脸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我尖叫着求救，那些年轻人却只是谑笑着。两名穿着灰色制服的人（他们所谓的警察）驻足看了一分钟，接着悠闲地走开。但是一名男子拦住了他们，带他们回来，指责他们不该任我遭受凌虐。两名警察于是持短棍击走了恶犬，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此时衣服早已破碎，从头到脚更浑身是血。那位拦住警察的男子质问年轻人为何虐待我，他们要他少管闲事，并说：

“这个中国鬼跑到美国来，跟聪明正派的白人抢面包，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其实是在制造事端。”[19]

海阿松随即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破坏秩序，扰乱和平”。在前往监狱的路上，“后面跟着一大群笑闹的街童，以及无所事事的人”。进入牢房之后，警察朝着他大叫：“窝着吧，你这个寄生虫，你要搞清楚，美国是没有你们立足之地的。”接下来三封信里，海阿松谈到狱中的悲惨夜晚，以及荒谬的审判过程。此时他才知道，在真实世界里，白人可以作证指控中国人，中国人却不能上庭指证白人。海阿松被判罚锾五元，或是再监禁十天，在信的结尾，海阿松与其他十五名同遭监禁的中国人，一起忍受着相似的命运。[20]

马克·吐温的故事一开始就相当拙劣，接下来的修辞及法律细节更是纠结不清，难怪写了七封“信”就宣告结束。无疑，吐温想以恶少及不称职警察的爱尔兰口音，凸显种族及法律的现实情况；在此情况下，若想上诉，根本是痴人说梦。

吐温虽然让几名迫害海阿松的角色，自在地运用爱尔兰口音英语，他却没有延续自己在弗吉尼亚市当记者的习惯，让海阿松口吐“洋泾浜英语”。相反，他用了许多花哨的英语，以传达这位中国访客在窘境下抑扬顿挫的中国语言。吐温在他破碎的小说里，利用法官允许海阿松申辩的机会，让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段中文。海阿松以为，他的意见会由庭上指定的翻译转达，于是说道：“请听，哦，听听有力的中文，请相信！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朝我放了条狗，而且——”此时法官一声“安静”，打断了他的话，传译则喃喃自语道，海阿松的证词根本不会被庭上采纳。[21]

此时，美国人已开始接受所谓的“洋泾浜英文”或商业英语；这种英语源于十八世纪的通商口岸，一个世纪前，安生准将还斥之为荒谬。无论是在文献记载或是小说里，在西方场景下，语言运用的状况，都会因文章里中国人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十七世纪末，沈福宗曾与托马斯·海德在博德利图书馆以拉丁语交谈。孟德斯鸠1713年的消息来源黄嘉略，能说流利法语。继黄嘉略之后，随着耶稣会教士前往法国的中国天主教教徒胡若望（John Hu），一直学不好法语。至于吐温笔下的海阿松，也终于因为无法向当局解释自己的行为，而被关到疯人院去了。[22]奥利佛·戈德史密斯文中的李安济，虽可操持完美英语，读者却始终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沃波尔的密立说得一口破英语，当他看到准新娘卡洛林·坎贝尔时，立刻大叫，“她谁，她谁？”（Who she，Who she？）

在哈特及吐温熟知的加州及内华达州中国人社区里，洋泾浜英语显然相当普遍，第一份对其用法的半正式介绍，于1860年出现于《纽客泊客杂志》（Knickerbocker）。[23]第一篇知名的长篇洋泾浜语作品，则由一位匿名的美国海军军官发表于1869年的《哈珀杂志》（Harper’s）。[24]这篇作品的特色在于，它将当时最受美国人欢迎的诗作，亦即朗费罗（Longfellow）1842年的《登顶》（Excelsior），“翻译”成洋泾浜英文。在1869年时，每个人都知道此诗中最著名的一段：

夜晚的阴影匆匆而落，

像从阿尔卑斯山的小村穿过，

一位青年，冰雪中，他手擎

小旗，奇怪的写着

登顶！

在洋泾浜英文版里，原本的拉丁语“登顶”（更高）改成了“最上”，原诗于是出现了如下的面貌：

晚上来临他来得咔咔，

一位青年走着，没能停下；

冷满脸，冰满脸；

他有旗：旗上盖着官印，看——

最上哇哇！[25]

在布莱特·哈特1870年代的诗作里，阿兴以自信口吻，向矿工们慷慨陈言：

于是我们拒绝和谈。嘈杂中

走出一个异教徒，阿兴！

“你欠我四十块——我们洗你们的帐篷，

你们把我洗的拿走——我们没拿到一个钢镚，

一块半打，我还没拿到，

还有四十块——怎么得了？”[26]

煤矿工人首领约翰逊，立刻强硬地答道：

“我们还算人吗？”乔·约翰逊说，“听听这些胡话

无凭无据，还不懂法……”

“我们像傻子站在这里，任凭亚洲将

成群的野蛮人倒在这块文明的海岸上？

白种人没有国家吗？我们就这样被抛弃？

神圣的教会在哪里？

以一敌四百自然数目悬殊，

但是作为白人——我一人挺身而出！”[27]

在这些以中国人为题材的诗作获得成功后，哈特在1875年，针对美国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偏执，发表了他最雄辩、最具攻击性的作品，《异教徒李万》（Wan Lee，the Pagan）。在文章里，哈特先介绍了他的朋友——富有的店老板和新（Hop Sing）。他的文字颇有戈德史密斯的风格，因为他认为“最忧郁的幽默大师是中国哲学家”。[28]接着他为从1856年起就认识的和新描绘了一幅既热情又有尊严的画像：

整体而言，他是一位严肃、端庄、英俊的绅士。他的外观，除了辫子之外，由头顶而下，就像一块质地极佳的褐色棉布。他的眼珠子又黑又亮，眼皮呈现十五度角；鼻子笔直，模样灵巧：嘴巴不大，牙齿洁白。他穿着深蓝色的丝绸长袍，冷天上街时，则加一件俄国羔皮短外套……他行止优雅，相当严谨。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及英语。总之，我不认为你能在旧金山的基督徒商贾里，找到足以匹敌这位异教徒店老板的人。[29]

由于和新的关系，哈特让其十岁养子李万进了自己的报社。李万受过中美混杂的教育，“他学过三字经，”他父亲说，“略知孔子，对孟子则一无所知。”而且满嘴洋泾浜英语。他是个顽皮的男孩，“每颗牙齿都透露出心里的快乐，深色双眼闪动着自足的光彩”。他喜欢将自我批评的文句印成铅字，并在谄媚地方政客的字句间加一些骂人的中文字。

不久，李万开始到旧金山一所由退休华人传教士办的学校上学，他开心地学习着，并与西方女房东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成为形影不离的玩伴。小女孩还送了他一条黄丝带，就绑在他的辫子上，他的衣服下也总是揣着一个小小的陶瓷神像，就在他诸事顺利、生气盎然的时候，李万突然莫名其妙地被杀了。

哈特以尖锐笔调结束了他的故事：

死了，可敬的朋友们，死了！在旧金山街头，活活被石头砸死，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由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及基督教学校的学童下的手！

我庄敬地将手按上他的胸膛，衬衣下似乎有个碎裂的东西……是李万的陶瓷神像，那些呐喊着铲除偶像的基督徒，亲手以石头将它打得粉碎了！[30]

到了1870年代中期，处于写作生涯高峰的哈特，开始尝试戏剧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曲折的喜剧，名为《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Two Men of Sandy Bar），故事主要围绕着美国白种精英、富裕的西班牙牧场主人，以及两者间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冲突打转，不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一位名为和新的中国人。哈特显然自《异教徒李万》中借用了和新这个名字，使他成为戏剧中洗衣店的老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和新在《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中的角色虽微不足道，却相当关键，因为整出戏一直顺着剧中人物身份的混淆、错乱进行，而和新正是唯一能够分辨各人身份的角色。他开设了当地唯一的洗衣店，为了避免混淆，他一向在客人衬衣尾巴上以不褪色墨水做记号。在剧中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人欠账不付，和新的怒火转成了鄙夷：“我不喜欢‘明天付！’我不喜欢‘下次付，约翰！’美国人每次说：‘记账，约翰！’‘没有零钱，约翰。’”[31]

该剧得到的评价优劣参半，不过票房收入倒是不错。此外，饰演和新的演员查尔斯·帕罗（Charles T. Parsloe），成功诠释了浮华自负的剧中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时，哈特注意到了小有文名的马克·吐温，以及他对中国人题材的兴趣，他于是邀请吐温共同创作一部新戏，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国人角色，就预定由帕罗扮演。结果就出现了1877年的剧作《阿兴》。该戏显然想继和新之后再创佳绩，并利用已连续六年大受欢迎的《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提高声势。该剧风格为漫谈式喜剧，主要谈论西方矿场的生活，以及阿兴的赌博能耐。宣传海报则是诗作与戏剧的结合，图中阿兴穿着丝质中国外套，辫子老长，鼻子上顶着一张梅花A，手上另外拿着四张老A。[32]

1877年夏末，这出联合创作的戏剧在华府盛大开演，接着转往纽约市，反应却只平平。接下来又到圣路易市及纽约上州上演，观众的出席状况每下愈况，直到年底，终于草草收场。哈特和吐温从此未再合作。事实上，这次合作所造成的紧张开系还宣告了他们友谊的结束。反观因扮演阿兴而声名大噪的帕罗，则因诠释中国人获得认同，继续在其他戏剧里扮演类似角色，例如在1879年巴特利·坎贝尔（Bartley Campbell）的《同伴》（The Partner）中，他就扮演个“叽叽喳喳念个不停的中国人”。[33]

在1880年代及1890年代早期，哈特四处巡回演讲，声名日盛，不过，为了避免对中国人的形象造成伤害，他在作品中加入了更多对美国华人的正面评论。1896年，他为作品《冒险家》（The Arggonauts）的新版写序，就将此种评论囊括其中；该书为他早期作品的结集，谈论开发美国西岸的拓荒者。即使用意良善，哈特笔下的中国人，仍然给人暧昧的印象：

异教徒中国人不是冒险家。但是他却将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带进了冒险家的新生活。他既安静又温和，几乎像个哲学家。他从不嚣张、挑衅，更不会炫耀自己三千年的历史。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甚至连上帝都不信的人，他们不会拿出自己的多神论，咄咄逼人。他坦然接受自己的杂役身份，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他注重社区清洁，视卫生为美德……他疼爱你家里的小捣蛋，表现出的真诚、宽容，让你自叹弗如。虽然他穿上了你的衣服，讲起你的语言，也学到了你的坏习惯，他却总是有一种超脱世俗的气质。他只和中国人通婚，吃中国菜，自中国店里购物，死后骨灰也只运回中国。[34]

哈特发表了一连串个人看法后，做了结论，认为中国移民完全置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的论点，犹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未将中国人列入世界历史。

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认为挨揍理所当然；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他面对强盗、杀戮无怨无尤。也许他就该这么认命。基督教文明，明文规定了他的证词无效；认为异教徒犯罪后，应得到较基督徒严厉的惩罚；视他们妇女的柔弱为惺惺作态；认为他好赌是因劣根性使然。因此借由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他至少可以学习到忍耐与顺从等美德。[35]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十九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一定是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透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透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他们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则自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36]

在早先类似吐温和哈特所著《阿兴》的剧作中，滑稽逗趣的台词还只穿插出现在剧中，但如今，这些词句却贯穿整个戏剧，随处可见。表面看来，两位作者对中国移民的境遇似乎颇为同情，事实上，他们却由白人矿工及其妇女针对中国人发表的评论中，表达了强烈敌意。自《阿兴》中随意挑几页，即可发现如下形容阿兴的句子：“那个黄疸病人的斜眼儿子”，“偷洗矿槽的老鬼”，“口齿不清的白痴”，“道德毒瘤”，“政治顽疾”，“脑袋空空”只有“猴子般的模仿能力”，“百分之百的无知”。[37]

由于这些剧中台词，加上其他无数来自新闻界、政治界的言论，以及一般人原来就有的印象，在十九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小说里，中国人普遍被描绘得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侨居于加州的英国籍医师道尔（C. W. Doyle），开始他中国城小说系列的第一本；这些小说讨论中国人的无情无义，如何严重威胁到白人的价值观。道尔的故事，以一位名为康隆的卑鄙中国骗子为主角——这名字或许会让有些读者联想到马戛尔尼觐见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鲁受过教育——这点倒和真实世界中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响下，康隆爱上了“莎士比亚、拜伦，以及大卫赞美诗”。康隆的回报，则是让雷染上鸦片，并提供中国歌女服侍他。他还强迫雷利用电子工程方面的专长制造出杀人机器。康隆以铁腕控制旧金山的中国城，凡是挑战他权威的人均遭杀害，他还可以随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将受害者的女眷据为己有。当雷质问他的一项指令时，他以“不在乎的口气说道，中国城经常有意外发生”。[38]

道尔发挥的特性还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这个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满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傅满洲的诞生，使得邪恶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较之康隆及其他前辈，傅满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聪明，“堪称未来几世纪所可能产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恶的天才”，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纵横四海的黄色帝国”。他的女奴后来也成了戏剧中的样板，“穿着中东后宫嫔妃的薄纱衣服，手指和细白的手臂上，戴满了俗丽的首饰，双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随时准备蛊惑人的灵魂”。[39]但是在傅满洲面前，这双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满洲唱反调，笨手笨脚的英国医师佩蒂特（Pettie），这么形容他：

高背椅上坐着傅满洲医生，他穿着一件绿色袍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第一眼还看不出来，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顶小帽盖在他惊人的脑袋瓜上，他一只鸟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着我坐，脸上毫无表情，透露着极端的邪恶。也许是脸上显露的慧黠，傅满洲医师有我见过最恶心的脸。而那双绿眼睛，绿得像暗夜里的猫眼，有时像鬼火般跳动着，有时覆着一层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灵魂，比较像从地狱里溜出来的怪物，现在暂时住在这个骨瘦如柴、双肩高耸的人体里面。[40]

这类故事会广受欢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领袖的无知，而此无知亦即傅满洲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单纯”。因为无论起因于马可波罗时期的蒙古西征，还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西方人始终都生活在“黄祸”及东方人野蛮行为的阴影下。当佩蒂特躺在傅满洲面前时，他了解自己“正被这个白种人公敌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毫无慈悲心的非人类，聪明才智源于黄种人的冷血、富于心机、残忍，黄种人至今已将数百，不！至少数千个女婴，丢到专门设计的井里淹死了”。[41]为了强调中国人冷酷的形象，美国人在政治演讲或法律案件中，经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国人”。“中国人不是高加索人，”一件判决摘要这么写着，“我们欣然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是蒙古人。”[42]

鉴于中国在国内外均频遭外国人羞辱，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迷思开始遭到质疑，许多作家也留意到了这点。以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为例，他在他的小说中还将中国人描述为强盗，专门在美国西海岸侵入他人的捕鱼区偷鱼，到了最后，他却强烈褒扬在夏威夷白手成家，老于世故的中国百万富翁。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又描绘了在南海旅行时他曾遇见的中国人；这些人由于本质单纯，受到当地法国人势力无情的剥削。

在1905年之前，杰克·伦敦发表了首批有关加州中国渔民的故事，其中特别强调他们强硬又不诚实的个性。[43]等到他在1909年的《哈珀杂志》发表《支那人》（Chinago）时，他又回到了早期，谈论中国人单纯性格的主题。杰克·伦敦这种论调，违反了当时的潮流，在《哈珀杂志》接受他的文章之前，他总共被十一家杂志退过稿。[44]只要读过吐温的海阿松，对于杰克·伦敦法庭中的一幕，必不会陌生：

阿周不懂法语。他坐在拥挤的法庭内，既疲倦又无聊，听着官员们轮番迸出无休无止的法文。这些话听在阿周耳里，只是叽咕一片。他极讶异法国人的愚蠢，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找不出杀害忠家的凶手，而且根本不来问他。农场里五百个苦力全都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而阿山此刻正好端端地坐在庭内。苦力们私底下协议过，绝不上庭彼此指控；但是，这事情这么简单，这些法国人应该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这些法国人实在太笨了。[45]

基于这种团结的默契，已经在农场里干了三年，二十二岁的阿周，在面对棉花田工头的询问时，一概“以一问三不知来搪塞”。虽然如今他成了嫌疑犯，他却自信早晚会无罪获释，因为他根本就是无辜的。在他看来，法国人如果严刑逼供，事实真相必可很快水落石出，但是他们却笨到连这点都想不到。阿周哪里晓得，读者们早已心知肚明，在这块由英国公司拥有，法国人经营，德国工头卡尔·舍摩尔负责的大溪地农场里，法律概念早已名存实亡且模糊不清了。

阿周一边听着不知所云的证词，一边思绪早已飞出去，幻想着自己获释后的景况：

他下半辈子都会当个有钱人，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有妻、有子，孩子们长大后都会敬重他。还有，后院里要有个小花园，那是他休息、沉思的地方。小池塘里有金鱼，树上有风铃叮叮响，院子四周还有高墙围绕，以免他的休憩受到干扰。[46]

阿周认为，白人才是岛上不理性及暴力的来源，而非中国人：

白鬼的眼睛后面有一道帘幕，支那人怎么也看不进他们内心深处。不过，最严重的还是这些白鬼的效率，他们办事的能力，推动事情的方法，追求成果的精神，让所有能动的生物，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之下，那是他们最深层的力量，是的，白人既古怪又杰出，总之，他们是魔鬼。[47]

由于共谋杀人，阿周被判二十年劳役，但是他“并不苦恼。二十年就二十年嘛。只不过这段期间再也别想着花园了——如此而已。他还年轻，骨子里又有亚洲人的耐力。他等得了二十年的，到时候他沸腾的热血已获舒缓，必然更能安享花园里的静谧。他为花园想到了一个名字，叫做‘静晨花园’”。[48]

由于法籍地方法院法官酒后失误，阿周被列名为死刑犯，在前往断头台的途中，他相当地平静。他以双方都听得懂的大溪地话向法籍宪兵解释：事情弄错了，很容易就可以纠正的。法国人笑一笑表示同意，但是行刑的流程却没有改变。只有当行刑官发出口令，断头台的铡刀往他脖子上落下时，阿周才略感讶异。“刀子并不痒。在他失去意识前，他只知道这点。”[49]

阿周虽然无缘一睹他的“静晨花园”，读者们却因此意识到，这样一个梦想是有可能，也确实存在的。无论中国人在侨居地所受的歧视为何﹡，他们对未来的盼望，对故乡的思念，一直都是牵动他们生活的重心。

﹡ 歧视固然是家常便饭，上诉也并非不可能，成功的案例甚至可以上溯至美国最高法院，1886年，“益和诉霍普金斯案”（Yick Wo v. Hopkins），就是一个例子。益和是旧金山的洗衣工，于1861年抵达美国。他因为违反市政府的新法规，在并非砖块或石头构造的建筑物里开洗衣铺，被罚锾十元。法令并规定，如果缴不出罚款，就得以一天一元的代价进牢房蹲监。他为此提出上诉。经过详细审查，最高法院驳回益和的判决，因为新法令显然只针对中国人而非针对白人而设计。最高法院法官以严厉语气向旧金山当局表示，虽然法令“表面上看来公平，执行时也可能无误，但是政府当局若心存不正，上下其手，以致执行时针对相同环境下不同的人，有不公平及违法的歧视”，那就违反了正义原则。

在益和的案子里，另外还有两百名洗衣工伙同他一起上诉，“结论认为，除非对上诉者的种族及国籍怀有严重敌意，否则不应该有类似问题出现”——《最高法院判决报告书》（Supreme Court Reporter, 1886U.S.356, p.1073）。

[1] Eva Price, Journal，19页。

[2]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

[3] H. G. Jones, North Carolina Illustrated, 1524-1984 （Chapel Hill, 1913） ，214—215页。特别感谢 Gary Reeder 提供此条参考资料。

[4] Mark Twain, Roughing It，共二卷（New York, 1913），卷二：106页。

[5] 马克·吐温节录自Roughing It中"Enterprise"，卷二：109—120页。关于这时期吐温的生活，见 Henry Nash Smith 所著 Mark Twain of the Enterprise: Newspaper Articles and Other Documents, 1862-1864 （Berkley, 1957）。

[6] Twain, Roughing It，卷二：110页。

[7] 同上，卷二：111页。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卷二：105—106页。

[11] 同上，卷二：105、107、109页。

[12] 节录自 William Purviance Fenn，Ah Sin and His Brethre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eiping，1933），47页。

[13] 同上，xiv 页，注15。

[14] Bret Harte,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Bret Harte（Boston，1910），129—131页。

[15] Fenn, Ah Sin，45—46页，注 xi 及 xii。

[16] Harte, Poetical Works，143—145页。

[17] Mark Twain, “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收入Frederick Anderson 编的 A Pen Warmed Up in Hell （New York，1972），110页。

[18] 同上，111—13页。

[19] 同上，114页。

[20] 同上，115—116、125页。

[21] 同上，123页。

[22]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23] 引自Fenn, Ah Sin，卷55：300—303页。

[24] 见Harper’s，39期（1869），783页，“Excelsior in Pigeon English”；Fenn的书中亦有讨论，93—94页，xxv，注93。

[25] Longfellow, “Excelsior”，第一节，以及Harper’s，39期（1869），783页。

[26] Harte, Poetical Works，143页。

[27] 同上，143—144页。

[28] Bret Harte, “Wan Lee，the Pagan”，收入Tales of the Argonauts （Boston, 1896），262页。

[29] 同上，264页。

[30] 同上，279页。

[31] Bret Harte, Two Men of Sandy Bar, A Drama （Boston, 1876），59页。

[32] Mark Twain和Bret Harte, Ah Sin, A Dramatic Work （Farfax Calif., 1961），导论，xi页，及卷头有趣的插画。

[33] Fenn, Ah Sin，104页。

[34] Harte, Argonauts，导论xxxii页。

[35] 同上，xxxii—xiii页。

[36] Fenn, Ah Sin及William F. Wu, The Yellow Peril: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Hamden, Conn., 1982）。

[37] Twain和Harte, Ah Sin，10、11、52、65页。

[38] C. W. Doyle, The Shadow of Quong Lung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1900），251、225页。

[39] Sax Rohmer［Arthur S. Ward］, The Return of Fu-Manchu （New York, 1916），279页。

[40] 同上，284页。

[41] 同上，286页。

[42] 见 Rice v. Gong Lurn 案，1925年3月，密西西比州。案例139。

[43] Jack London, “Tales of the Fish Patrol”，收入Lawrence Teacher和Richard Nicholls编，The Unabridged Jack London （Philadelphia, 1981）。

[44] Jack London, Short Stories，由Earle Labor、Robert C. Leitz III、I. Milo Shepard编（New York, 1990），729页。

[45] Jack London, Selected Stories，其中的“The Chinago”，（New York, 1909），155页。

[46] 同上，159页。

[47] 同上，164页。

[48] 同上，168页。

[49] 同上，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