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神秘权力

Mystiques of Power

1930年12月13日，当《手段》在柏林爱乐厅首演时，魏复古（Karl Wittfogel）正坐在布莱希特身旁。八天之后，在当地一所学校的大厅里，曾就这出戏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会，当时魏复古是主席，布莱希特是讲台上的一员。当天出席的人，自然都熟知马克思主义及当时的共产国际政策，讨论也非常尖锐。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共产党是否处死过犯错的同志；他们这么做是否正确；除了死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包括魏复古在内，当天部分出席的人坚称，对忠诚共产党员而言，比起开除党籍，死刑还是较轻的判决。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处死犯错党员不应该是党的工作，布莱希特也因其处理年轻党员死亡的方式当场受到批评。

出席人员并重申了政党无所不在的概念；布莱希特在剧中曾表达了这个观念；亦即个人虽然拥有两只眼睛，党却有一千只眼睛。布莱希特向出席群众表示，他已经决定在剧中，让年轻同志在死前自问道，除了死亡，是不是还有其他抉择，而答案则是否定的。[1]经过修改后，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运动指导：……我们必须枪杀你，将你丢入石灰矿坑，让石灰毁去你的面目。但是我们必须先问你一句：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年轻同志：没有。

运动指导：我们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做法吗？

无言

年轻同志：是的。[2]

魏复古和布莱希特了解，这一个“无言”，代表了多少党的纪律及对共产国际的表态。他们深知，这个他们矢志加入的政治世界有其特定规范；虽然日后他们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战时在好莱坞经历了幻灭的布莱希特，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指导杰出的“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而魏复古则在中国住了几年之后，变得极端反共，并在美国定居后，继续他未完成的重要理论书《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但是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1943年，当二人都在美国时，布莱希特还将新戏《四川好女人》（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的打字稿寄给了魏复古。但是这出戏谈论的却不是中国，它仅以中国作为背景，探讨的其实是人性的善与恶；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更加扩大了。后来在纽约的一次争论中，魏复古指责布莱希特否认苏联为一剥削社会，两人的关系此时濒临决裂的边缘。布莱希特反驳说，工人最终会控制国家；当我们看到驴子被主人鞭打时，不要忘记了，鞭打只是假象，因为事实上，驴子在利用主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魏复古声明，斯大林在1931、1932年发表的正是这番论调，结果却帮希特勒掌控了大权。[3]

在许许多多尝试将中国放在一个巨大体系中心点的人之中，魏复古只是最近的一位；这个体系将说明世界各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魏复古与布莱希特由友人变成陌路，也只是他在发展这个体系的漫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而已。魏复古生于1896年的德国，是他父亲第二次婚姻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父亲年纪极长，是福音路德教会的学校老师。巧的是，马尔罗也曾塑造一位年长的路德派学校老师，对从小就是孤儿的恐怖分子陈形成了重大影响。这位老师会“根据个人资质，给予孩童们无尽的爱或威吓”，结果造成陈自小“狂妄自大、沉默寡言”。[4]但是担任记账员且热爱健行的父亲，却给了儿子魏复古一个理想的乡村生长环境，并训练他成为懂得选择、懂得发问的读书人。[5]

接下来几年，魏复古接受了极佳的教育。他迷上了尼采的思想，发现了马克思、佛教、马克斯·韦伯、形态心理学，对于中文研究的挑战和可能成果倾心不已，也跟着潮流参加过德国青年运动、工人教育组织，以及针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及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革命政党斯巴达克斯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研讨小组。当前述二人于1919年过世之后，他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一面在法兰克福大学研读欧洲经济史及中国历史和语言，一面担任过教师、剧作家和政党活动人，后来由于讨论早期中国经济制度的复杂学术资料，深深吸引了魏复古，他便将中国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合而为一了。

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1925年，1926年出版，这是一本关乎政治、关乎时事的书，不涉历史事件。这本名为《觉醒中国》（Awakening China）的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直到1925年联合阵线为止中国早期的革命。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列宁的先知灼见辩护，指出亚洲国家确实正自“历史的长眠”中醒来，而且注定要在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举世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书中并大力赞扬共产国际的各个机构，为了中国“无条件地付出”。[6]《觉醒中国》受到许多共产国际党员的好评（并非所有党员都欣赏这本书，当时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党人之间的论战，已使整个组织严重分裂），并于1927年秋天替魏复古自共产国际揽来一个任务，为苏联一份重要的孙逸仙演讲集写序言。在这篇内容详尽的长文里，魏复古根据文中发展出的理论结语道，尽管孙逸仙公开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但他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中产阶级革命家”，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内部，发展出反帝国主义的力量。[7]

直到1928年，魏复古才有时间完成他讨论中国早期农业的博士论文。才拿到学位，他就启程前往苏联，开始向往已久的朝圣之旅。一到那里，他就和苏联学术界展开雄辩，讨论马克思所指“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真意，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适用性。魏复古也就这些问题和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展开过讨论；鲍罗廷是早期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活跃的专员，他对中国革命分子所逐字复诵的斯大林指令，是1927年上海喋血事件重要的导火线，后来更被马尔罗收进了《人间命运》里。[8]

回到德国后，魏复古开始汇集整理多年研究心得，准备出一本名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的书，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在书中，他主要认为，旧中国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包袱，不容它做任何改变，如今这个旧中国就要被一扫而空。在一则生动的隐喻里，魏复古借用马戛尔尼的比喻，指中国为航行于狂风暴雨里触礁裂为碎片的老战舰：“整个结构早已彻底烂透。旧‘亚细亚’中国的残骸，就像被白蚁蛀透的小木屋，只要来一个稍大的暴风，就会完全被摧毁。”[9]

正如前文所言，意图将中国囊括进一个全球知识系统的努力，起源于十七世纪末的莱布尼茨，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更是做了进一步的尝试。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赫尔德却对系统式的中国研究提出严厉的批判。从这时候开始，好几位思想家也留意到了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并各自为发现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尝试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庞大人口和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思考，在举世迈向自由的途中，中国的定位在哪里；在他看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文化虽然发源甚早，但是却一直置身于文明进化的主干线之外，因此也就被排斥在真正的历史版图之外了。这一切现象皆源于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一个人自由”，其他人则被迫在专制的淫威下低头。只有在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活力后，中国才有可能跃入当代，也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马克思也呼应了黑格尔的看法，认为中国是静止的社会，“毫无活力”，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马克思认为，经济社会的形成主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跟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有关：它们“依序渐次为”（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亚细亚、古代、封建及现代中产阶级社会。虽然最后三者彼此关联，亚细亚生产方式却独立存在，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位置。“自上古时代开始”，马克思写道，类似于中国的亚细亚政府，都只有三种功能：“内在掠夺”（国库）；“外在掠夺”（战争）；以及公共事务部分，亦即透过灌溉，控制水流的使用及分配。在西方，私人企业为了让水流的使用发挥最高效益，组成了“志愿团体”。但是在亚细亚社会里，由于国家控制严密，私人企业没有机会兴起，进而组织类似的团体；事实上，这些团体的地位已由孤立而分散的村庄取而代之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若论到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影响，来自英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必然大于来自本国之内的叛乱，因为英国人会让当地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分开进行，进而促成新社会模式的诞生。[10]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际，马克斯·韦伯花了大量时间探讨中国，尝试解释，拥有广大资源的中国何以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外，儒家思想、帝王制度、官僚体系，以及中国城市的本质，对于这种停滞现象造成了多少影响。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借着对中国语言、政府、艺术、风景的探讨，阐释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中国衰落的原因，还有当此西方逐渐式微之际，中国如何透过“神秘的宇宙主义”重为世界注入活力，并重新恢复本身重要地位。[11]

由于遍读群书，魏复古自然熟知这些理论家的作品，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讨论。他的野心之一，就是将马克思和韦伯针对中国发展出的理论加以综合，既有前者在经济上深邃的原创理论，也有后者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详细探讨。此外，魏复古也感觉到，在他大量阅读过中文资料并归纳出自己的理论后，他应该更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毕竟这些理论与西欧社会息息相关。比如，他进一步质疑道，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亚细亚时期或是古代时期，封建制度是否皆可证明为两者的过渡时期。[12]

在这许许多多尝试探讨体系的学者中，魏复古是仅有一位熟知中文并能阅读历史原文的人，因此他的观点颇受广大读者的敬重。但是到了1931年，他的理论就因太过独特而不为莫斯科接受了。魏复古讨论中国经济的长篇著作，被禁止翻译成俄文，魏复古本人也未受邀去参加一系列在苏联举行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会议，而众所周知，他正是此议题的权威。依然忠于马克思教条的魏复古，此时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深感不耐，因为斯大林指示东德共产党，倾全力颠覆社会民主党，而非势力渐隆的纳粹政党。到了1933年，他撰文攻击希特勒的行为早已为纳粹熟知，待3月希特勒掌权之后，魏复古就遭到逮捕，直至当年年底都在德国恐怖的集中营里度过。后来在来自国内外学者的齐心施压下，他才获得释放。他随后到过英国，也到过美国，希望重新找到一块地方，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不过他还是决定去中国，并于1935年夏天到达当地。

他在当地早期有一位朋友，就是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ohn Lossing Buck），他将针对中国农村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结果，与魏复古分享。当年稍晚，魏复古曾与埃德加·斯诺展开详谈，但是他婉拒了提议，未随斯诺往访位于延安的中共根据地。[13]魏复古在中国期间进行了许多研究计划，并尝试向忠诚的左派证明斯大林肃清异己的严重性及恐怖性。他于1937年7月离开中国，正是日本发动全面入侵之后不久，他回到了美国，从此就以当地为家。在得到消息指出，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结为同盟后，他终于在1939年断绝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因此，在众多尝试为中国建立体系的理论家中，魏复古不仅是唯一懂得中文的一位，更是唯一在这个国家内住过，并拥有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结合了这么多重的经验，终于整理出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总算在1957年出版了。魏复古给那本书下的副标题为“极权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忠实反映出了在众多研究体系的大师级前辈中，当牵涉到中国时他认为最能与他思想相通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而是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虽然明显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塑造魏复古最终理论的，恐怕还是他自己在知识上及政治上的不凡经验了：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联盟，证实了他对两种制度向来抱持的疑惧，二次世界大战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到了50年代初期“麦卡锡时期”（McCarthy period），魏复古变成了美国左派及自由派的强力批评者，并因此遭到许多学院派人士及昔日政治盟友唾弃。而此时，他长期以来研究的中国，已经和现代极权主义的作品——无论是有关斯大林还是纳粹——以及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共同在他心中融合为一了。在晚年一出有趣的戏剧独白中，魏复古曾提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诡秘看待孟德斯鸠所持东方专制政治不变的概念”。[14]这里提到的“诡秘”，是很有趣的字眼，显示魏复古对许多中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的轻视。魏复古解释说，托克维尔完全没有提到，孟德斯鸠以社会政治的精准角度说明了“绵延不断的东方专制制度”存在的理由。就是这种绵延不断性，才是极权政体真正可怕的地方，这也是专制政治与短期“暴政”最主要的相异处。[15]

在《东方专制主义》第一页，魏复古表示，孟德斯鸠最关切的，就是这种严苛政体“对个人的折磨”。接下来的许多思想家，也仔细研究了这类国家的管理能力，以及由庞大水利工程造成的复杂水力；这种水利工程旨在维持沟通管道畅通，以及维持灌溉系统。这种国家必会发展出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处理水力问题，同时也会是国土领域内最大的地主。在耗时三十年，研究过几千年来许多不同社会的类似现象后，魏复古写道，他发现这些是“完全权力”下的系统，或是他现在所改称的“水力”（hydraulic）社会，而非“东方”（oriental）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一些社会的完全权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像“带着病毒的恶疾快速传播”。[16]魏复古指出，这句话“强调人类行为，而非地理环境”，而且使得水力社会更容易和其他地区的封建社会及工业社会互相比较，对于水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地主”，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也能更轻易地加以解释。[17]

对魏复古来说，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是形成水力社会的关键人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将许多零星散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了人工建造、最长的防御设备。正是这个举动，以及接下来的重建工程，说明了日后无论是在水力经济上，或是其他由政府主导、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程上，才能有极高的效率”。同时秦始皇也是主导完成其他庞大计划的人，像是阿房宫，像是地下陵寝，都动用了超过七十万的人力。[18]

魏复古的饱学，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表露无遗。这本书同时也是比较性的研究，除了中国，还谈到了印加、玛雅、印度、巴比伦、拜占庭、埃及、俄国。但是在书中许多关键地方，特别是名为“完全恐怖——完全臣服——完全孤独”激情的第五章，魏复古由毕生研究及经验所得到的中国印象，似乎成了其中的主题。读者们随着魏复古在历史与现代的对比中来去，他谈到了斯大林与纳粹的滥权，更谈到了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反右运动”以及方兴未艾的“大跃进”。对于水力专制，魏复古有着以下的评论：

控制权力的人就像老虎一样，必须有实际的利器，以摧毁受害对象。以农治国的暴君，的确拥有如此的工具。无论是军队、警察还是情治机构，都在他的全权控制之下，他并能随意指挥狱卒、行刑人、刽子手，更能使用所有器具，以逮捕、拘禁并摧毁嫌犯。

此外，他还能利用人性心理弱点，运用这些工具。无论在哪里，拥有政府公权力或大量财势的人，都喜欢让自己的行为蒙上神秘色彩；更何况依其政权本质，专制政府行事本来就是令人费解的。由于整个组织只对自己负责，组织内部的人即使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当他们想要制造恐怖或是意外时，他们会将神秘提升为一种艺术。不可预测是绝对恐怖的必要武器。[19]

魏复古认为，中国人的“刑求”和“刑事威吓”，是中国社会的独有现象，他并指出，即使孔夫子也相信“顺民才是良民”，而且儒家教育“要求对父母及师长绝对服从，正好为服从君主奠定良好基础”。当一个人在权威面前匍匐在地时——比如叩头——正是此一信念的合理延伸。在一个受到“完全恐怖威胁”的社会里，人们会培养出一种智慧，亦即“若想生存，就不要冒犯控制不了的怪兽”。[20]因此类似叩头的行为，正是在此社会生存的必要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完全孤寂”，是由皇帝带头开始的。他先怀疑所有的人，影响所及，每一个人都会怀疑自己四周的人，甚至自己的家人与邻居。魏复古表示：

在古代希腊，许多自由人是寂寞的；即使在今日的民主社会，也有许多孤独的人。但是这些自由个体的寂寞：主要是源于自己受到了忽视，而不是因为有一个政权在威胁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他们的人性尊严剥夺一空。一个受到忽视的人，仍然可以和少数亲戚、朋友，维持某种程度上的来往，也可以借着扩张社交圈，或是建立新的归属管道，克服自己的疏离感。

生活在绝对权力下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对生活毫无反击能力，他只能够逃避，以自我保护。为了避免最坏状况，他一定要随时准备好面对一切。[21]

魏复古并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作例子，说明“完全的孤寂”。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吃了败仗的将军辩护，触怒了汉武帝。由于没有一个朋友胆敢为他说话，他无法将惩处易科罚金，于是受了阉割之刑。套句魏复古冷冰冰的评语：“就像动物一样，给带进暗室里阉了。”魏复古接着生动地说道：“以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准来说，这位中国历史学家忍受了严刑之苦。以他自己的世界来说，他不能说是不算幸运的。虽然遭受了极刑，他还是保住了性命，而且由于政治地位尽失，才能继续撰写他的历史。”魏复古认为，现代“完全管控的国家”又给这种“审判”加了点花边，亦即强迫公开认罪。在旧式的水力专制里，只要有意，他们可以让任何人屈打成招，承认罪状，但是他们“未见在民间社区里，让冲突公开化之理由”。他们不觉得有必要，“让已经疏离的极权政治下的‘人民’法庭更进一步的孤立”。[22]这种重大转变或许可以解释为：旧社会里的农业专制，虽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对社会面与知识面的控制却非常有限。在工业专制政治里，“充分发展而且具有完全控制力的社会机制”，不仅有完全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控制了社会面及知识面”。[23]

在《东方专制主义》完结篇中，魏复古细腻地分析了中国共产社会，他向读者们表示，中国人自苏联学到了经验，绝不会以恢复传统的农业专制政治自满。毛泽东的退居乡村，绝对只是权宜之计；他心知肚明，由国家引导的快速工业化，才是迈向他心目中强大“完全管控的社会”的最佳途径：

这些观念与中共的长程目标息息相关。毛泽东若将窝居于乡间视为长久目标而非权宜之计，那绝不能仅仅以偏离正宗的共产党人看待他。他会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因为自己过去在森林中只有一根棍棒作武器，就永远喜欢棍棒而不喜欢使用步枪。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他和跟随者从未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党的领导人；这种党虽然动机强烈，却会囿于农村利益，作为有限。当中共迫于内战形式，必须退避至乡间发展时，他们一直抱着希望，要重回城市。等他们终于占据城市了，他们的作为完全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翻版。他们恢复所有的工业设备，并更进一步地强化发展，他们还迫不及待地控制现代工业以及机械化的信息系统。因此，他们对于重振亚洲传统的兴趣，就和苏联想要恢复官僚系统一样，是微乎其微的。[24]

在指称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的同时，魏复古已经在这种新的水力专制政治中，将毛泽东定位为绵延不绝潮流（绝非只是一成不变）中的最新例证。对美国权力核心来说，魏复古这种视中国领导人为富心机、穷心计的看法，一点也不显得唐突。对于此一情势最能了然于心的，当属1971年底1972年初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了。当时他们正秘密计划访问中国，以结束双方二十年来几近完全隔离的状态；双方这种关系，已对经济及政治每一层面构成影响。

尼克松离国前，曾安排马尔罗到椭圆形办公室与他会面，并共进晚餐。他显然想借马尔罗过去在中国的经验为自己暖身，并以他充满玄机的谈话为未来的几日铺路。马尔罗在最近一次访问北京时，曾获准采访毛泽东，因此他对毛泽东仍有鲜活的印象。“你会跟一个巨人打交道”，马尔罗告诉尼克松，“但是个年迈的巨人”，而已深为后继无人苦恼。[25]马尔罗发现，“不能向毛泽东发问”，只能接受毛泽东的论调，无论内容多么独断。一会儿之后，马尔罗又提出了一些看法，让尼克松了解在毛泽东面前的感受：

“总统先生，你要见的这个人一生波澜壮阔，而且他相信，自己正在演出此生的最后一幕戏。你会以为他在跟你说话，事实上他在敬告死神……这一趟走得值得！”

我问他，毛泽东之后将如何？马尔罗答道，“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后继无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他看来，诸如丘吉尔、甘地、戴高乐等伟大领袖，都是由时势造成的，而此时势却再也不会出现了。从这个观点来说，他自觉后继无人。有一次我问他，他是否自诩为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最后一批英明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说道：‘我当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总统先生，你以理性处事，毛却不然。他充满了幻想，层层为其束缚。”[26]

尼克松早已深深投入这趟意义不凡的行程，他和基辛格并为这次计划命名为“马可波罗二号”。他自马尔罗的恭维中，肯定了自己的重要性，他日后回忆道：“我们正要展开一趟哲学发现之旅，其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都仿若早期的那趟地理发现之旅。”根据尼克松回忆录，毛泽东确如马尔罗所说，像个“巨人”。尼克松写道，在这次1972年2月的会面中，毛泽东不仅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自嘲”，而且“心思快得像闪电”，使得这位年迈的主席在机警的应答中，“分毫无差”。不只如此，毛泽东还“活力充沛，留意到了谈话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当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一句诗时，毛泽东立刻天外飞来一句，压住尼克松的话，他附道，“一般说来，大家比较喜欢我说一些放大炮的话……比如，像‘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反动主义，建立社会主义’。”[27]总统在结束第一次至毛泽东住处的访问前，为他自己和主人做了类比：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一生。你来自一个赤贫家庭，却登上了全世界人口最多、最伟大国家的顶端。”

“我的身世则较鲜为人知。我也来自一个赤贫家庭，也登上了一个伟大国家的顶端。历史促成了我们的会面。关键是，无论我们的思想差异多大，我们都脚踏实地，来自群众。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突破，在未来不止造福中国与美国，更造福整个世界。那正是我们在这里的缘故……”

毛泽东送我们到门口。他拖着足跟慢慢地走，并表示自己近来身体不适。

“但是你看起来气色很好。”我答道。

“外表是会骗人的。”他微微耸个肩说道。[28]

尽管基辛格一向意欲为自己塑造出冷静、务实政治家的形象，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相比尼克松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基辛格比喻这位中国领袖为“现代历史中的伟人之一”，他写道，“毛泽东的生活和他瞧不起的皇帝一样，既隐蔽又神秘。”[29]正如三十五年前在延安的埃德加·斯诺，基辛格深为他所见到毛泽东的简单生活震撼；虽然他深知毛泽东有广大资源，足供其奢华度日：

内部装潢和外部一样简单。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四周俱为书本，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讲，算是高而魁梧的。他向访客摆出真诚中带点嘲讽的笑容，似乎在警告来者，别想欺骗眼前这位最善于识破人性伪善的专家。也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散发出这么原始、这么强烈的意志力。他整个人埋在椅子里，一名女服务员在旁边协助他坐稳（我上次来访时，则帮他坐起来）；他控制了整个房间——不像多数国家领袖，必须靠富丽堂皇的摆饰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是相当微妙，自然流露的一股震慑人的力量……

没有任何外物，能够堆砌出毛泽东所散发的权威感。我的孩子们谈到过流行歌手所散发出来的“震撼力”，我必须承认，对此我一窍不通。但是毛泽东浑身却散发着由力量、权势、意志组合成的震撼力。[30]

无论是傍着康熙皇帝的约翰·贝尔，或是面对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都没有这么心悦诚服：虽然受到这些帝王的睿智及年纪冲击，他们还是相当自持，甚至表现出了一点幽默感。如果要做个较相近的比较，我们也许应该回到最开头，马可波罗及鲁思梯谦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忽必烈汗——那位他所见过君主中最具帝王相的一位——所感受到的冲击了。

接着让我向你描述，那伟大的万王之王忽必烈汗的外表。他的身形良好，既不高也不矮，正好中等高度。他的四肢肌肉匀称，比例恰当。他的面色清澈红润，像一朵玫瑰花，眼睛黑而明丽，鼻型和位置都恰到好处……

我还该说些什么呢？当尼古拉先生、马费奥先生及马可抵达这个伟大城市时，他们到达了大殿，并见到可汗及许多的贵族。他们在他面前跪下，极度谦卑地表达了服从之意。可汗嘱咐他们起来，以礼待之，盛情款待他们。他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状况及别后的种种，兄弟两人一再表示，只要见到可汗康健，他们也就一切安好。……可汗看到了马可，见他还只是个少年，因此询问此人是谁。“大人，”尼古拉先生说道，“他是我儿子，您的家臣。”“竭诚欢迎，”可汗说道。该怎么说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呢？[31]

另外有些时候，基辛格的文字让我们想到，维克多·谢阁兰在《勒内·莱斯》中的叙述者，特别是当他在北京城中央勒住马匹的时候。基辛格是这么说的：

……我对毛泽东谈话中的多重含义愈是明白，愈觉得像面对着紫禁城中的宫殿：每一进都带出了更深的一层，层层之间，仅在比例大小上有些微差距，而且要到最后将总体做个回顾，才能完全掌握其意义。[32]

不过在谈到毛泽东的治理方式时，基辛格还是比较接近魏复古，而非波罗或谢阁兰。他表示，“当企图心远非一般人所能承载，它所带来的痛苦，是既深又广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强力压制骚动，本能反抗反而会更大，也会让这位雄心勃勃想要挑战诸神的巨人，产生更严重的痉挛”。[33]基辛格甚至以一个比喻，异曲同工地道出了魏复古的心声。在1976年死前的几个月，毛泽东仍将最后残余精力，用来对付最强力的对手，基辛格因此写道，“这位伟大、具有魔力、先知先觉、令人折服的人物，终于像秦始皇一样消失了；他经常自比为这位伟大皇帝，却又唯恐自己早晚要为世人遗忘”。[34]

这位建立秦朝的皇帝，他的作为不仅震服了魏复古及基辛格，更在年轻法国学者兼小说家让·列维（Jean Lévi）笔下出现了新生命。列维生于1948年，在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后一年，以学生身份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待了好几年。他深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生活经验影响，导致他决定以秦始皇的生活写一本小说，好重新捕捉中国人权力的本质。这本小说1985年在法国出版，名为《中国皇帝》（The Chinese Emperor）。列维在结尾处谈到秦始皇的思想，认为自己的生命不过是流光一逝，正好吻合了基辛格及尼克松对毛的描述:

混乱而恐怖的形象不断干扰着他，让他想起长久以来的疑惧——无论是季节的轮转、日夜的更替、人类的悲欢离合——即使是那些最穷最低层的人——在他走后，仍然会照常进行，就像他从来都不存在一样。即使地壳些微震动了，即使高山崩塌了，除了发生时的轻微骚动外，世界还是会继续，就像拉肥车洒了点粪便出来一样。

尝试形塑人民的人，最后仍会被宇宙的巨模吞噬掉。先是磨碎，然后揉捏起来，再一律公正、不分轩轾地，依照意愿决定成型。[35]

为了塑造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干练暴君，列维在小说开头处，借着描述“秦政”的行政能力，铺陈出了当时仍为年轻储君的始皇帝。在叙述时，他也毫不客气，引用了中国风时期的叙述技巧。像在描述秦政面对异性时，即使有全国最美丽的女子当前，他也无动于衷：

他喜欢将军发出来的吼声，以及大剌剌的军令声，不喜欢舞伎们软绵绵的歌声和挑逗的笑声。他在学习法律和行政时，对哲人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渴望接掌大权，正悄悄地累积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们紧紧控制着他。他们当他是傻瓜，是一块画着君王脸的木头，是坟墓里的雕像……他喜欢狩猎，他可以自其中感觉到军队作战的昂奋。无论是优雅的马匹、战车、长幡和旗子在风中扑打出的声响、越过田野的追击，还是像雨点一般落在目标物上的弓箭、面对猛虎的威胁、血腥的气味，以及受伤野兽的咆哮，全都让他心荡神驰。其他的玩乐对他来说，都是乏味无趣的。[36]

等到年事渐长，在佞臣怂恿下，身为皇帝的嬴政开始纵情性事，而且愈来愈投入，愈来愈邪门，他希望能够借此主宰自己的身体及内在的力量。根据早年医书上的记载，他采用了一种方法，亦即在面临高潮时强自抑制精子射出，以吸收女方体内的精力，也避免耗损自己任何内力。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断食以净身，同时将“伴侣置于八个不同的方位上”。不过尽管这位天子“根据星象及皇朝象征，按照周密格式绕着她们走”，“谨慎地踩着一定的步伐”，同时“深深地呼吸，眼睛半阖，心神集中，舌头顶住上颚”，得到的结果却只是呼吸短促，头晕目眩，欲望全失。[37]

列维根据大史家司马迁的记载，谈到秦始皇纵欲及追逐政治权力的情形，更谈到了他日益严苛的行为：集中管理读书人，焚书，动员全国百姓以修桥、筑墙、兴宫殿、盖坟墓。由于对血肉之躯的仆从感到厌倦，既嫌他们的行为无法预测，又嫌他们的节奏不够一致，始皇找来了最灵巧的艺匠，为他造出了一组组的玩偶。第一组就是一个乐队：

铜制玩偶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动作，一成不变地演奏相同的乐音，深得始皇欢心。无论是肉身上不自主的颤动，还是由呼吸和循环系统所造成的气血不顺，都不再让他觉得厌烦……

不久，上过漆的木头仆人，开始为这位大帝上酒端菜。只消一举手，始皇就可以控制它们的行动。他可以调整它们的速度，让每个木偶按照他的指示做事。他像个小男孩般雀跃。他是创造者，它们服从他。它们没有欲望，没有思想，除了主人的吩咐，不会有其他的动作……

嫔妃有后宫里无所事事，歌女们声音变得喑哑，专门为皇帝耍杂技的演员，也变得痴肥了。有些舞伎假扮成木偶，学着它们一颠一颠的动作，在皇帝面前列队走过，希望赢回他的欢心。但是她们立刻就给扯下了面具，带出去杀了头。[38]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让·列维的复述，始皇死后，他过世的消息不止臣民，连皇太子都不知道。为了掩饰尸臭，更为了维持始皇肉身不坏的神话，家臣们均带着臭鱼，环绕着始皇的銮驾。[39]

借着史料，列维创出了深入而有凭有据的寓言，探讨中国人民的苦难，及统治者的滥权。正如其他尝试建立系统的前辈，也正如魏复古、列维将中国的帝权，抽丝剥茧，探到了最底部。但是在探索这股神秘权力时，他比前人更具技巧，他将触角深入权力本身，并显示，在试图实行绝对恐怖统治的同时，这位宇宙主宰，其实是不停发抖，浑身无力的。

[1]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1978），123页。在Ulmen编的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1978）中，有几篇针对Wittfogel的分析文章。

[2] Brecht, Measures Taken，33页。

[3] Ulmen, Life of Wittfogel，238—240页。

[4] Malraux, Man’s Fate，62页。

[5] Ulmen, Life of Wittfogel，7—9页。

[6] 同上，59—60、84页，参考书目，509—513页。

[7] 同上，84—86页。

[8] 同上，88页，关于莫斯科访问，以及与Borodin的会谈。

[9] 同上，111页。

[10] 关于Marx的部分，同上，44、66—68页。

[11] Oswar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由Charles Francis Atheinson翻译，共二卷（London, 1932），卷二：373页。

[12] 关于Weber及Marx，见Ulmen, Life of Wittfogel，36—39页，44—45页。

[13] 同上，关于Buck，190页，关于Snow，202—205页。关于Wittfogel对Snow的影响，未见Thomas所著Snow一书中。

[14] Ulmen, Life of Wittfogel，504页，1973年11月2日演讲，变体是加上去的。

[15] 同上，505页，文中指出，Wittfogel此处在附和亚里士多德。

[16] Karl A.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1963），2页。

[17] 同上，3—4页。

[18] 同上，37、40页。

[19] 同上，141页。

[20] 同上，144、149、151页。

[21] 同上，157页。

[22] 同上，159—160页。

[23] 同上，400页。

[24] 同上，442—443页。

[25] Richard Nixon, RN, Memoirs （New York, 1978），558页。

[26] 同上，558页。

[27] 同上，559—563页。

[28] 同上，564页。

[29] Henry Kin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1057页。

[30] 同上，1058—1059页。

[31] Marco Polo, Travels，Latham编，40、121—122页。

[32] Kissinger，1061页。

[33] 同上，1064页。

[34] 同上，1065—1066页。

[35] Jean Lévi著，Barbrar Bray译，The Chinese Emperor （New York, 1989），243—244页。

[36] 同上，99—100页。

[37] 同上，286—287页。

[38] 同上，302—303页。

[39] 同上，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