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女性观点

Women Observers

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马戛尔尼爵士的经验，为混杂着压力、利润、傲慢、谄媚的奇怪中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在1814年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指出，马戛尔尼的中国经验亦可应用在更广的人生舞台上：它显示了权力与人格的交战，而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磕头，也象征了人物角色的真实力量。在小说中的关键时刻，奥斯汀的女主角芬尼·普莱思在东厢的书桌上摆了一本马戛尔尼的游记。当心绪烦乱的爱德蒙匆匆翻阅了这本书后，他与芬尼分享他的想法：“我知道你也即将前往中国一游。马戛尔尼爵士接着是怎么做的？”芬尼已读过这本书，因此知道马戛尔尼的决定。她也能够拒绝吗？“她拒绝了如此强烈盼望、殷切期待的一件事是对的吗？对这些热情待她的人而言，这个他们筹谋已久的计划，重点在哪里？这是不是她的自私和恐惧在作祟？”[1]

简·奥斯汀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书本。1809年，她的亲兄弟法兰克曾跟随海军到中国待了半年，并和马戛尔尼一样经历了种种胁迫及推托。法兰克·奥斯汀的怒火升腾到极点，最后愤而步出广东总督府，犹如安生，他撂下话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知道在哪里找得到他。[2]1810年回国之后，他的故事想必成了家人间极好的谈笑资料。

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女性对中国以及中国妇女生活的兴趣逐渐变得浓厚；马戛尔尼仍然是带动这股风潮的人物。在他描述出使中国的书中，有一段附加文字提到，中国社交圈中完全不见妇女踪影，他并谈到社交生活因此受到的影响。“缺少了妇女，”他说，“就表示所有的精致品味及情感、柔和装扮、优雅对话、热情嬉闹、爱情及友情的互动，都一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呼朋唤友、大声谈笑、明喻暗讽，少了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社交场合里得以见到的诚恳及交心。”他指出，由于缺乏女性，中国男人的谈吐行为“非常虚伪”。正由于这种道德上的空泛，中国男人养成了两种恶习：好赌和嗜抽鸦片。[3]

虽然马戛尔尼的评论表面上是针对中国人，其实他也在谈论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这一小群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人，正逐渐在中国东南岸的广州城墙外开展自己的生活。他们未获准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不得进入广州城，不可以携带女眷，每一次贸易季结束，就得回到澳门或其他更远的地点。种种约束，使这个纯男性的社区发展出独特的行为模式，以维持清明的心智。在他们贪得无厌的外表下，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当他们涌入外国人社区的小教堂时，一边做礼拜，一边还会盘算着如何增加鸦片销量；那是迅速致富的最稳当手段。

奥利佛·戈德史密斯1760年的《世界公民》一书中，曾提到一位英国贵妇人，为了使中国客人宾至如归，特别询问他是否自备了鸦片及烟草盒，似乎这两件东西正足以度量出朋友间的熟稔度。[4]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中国从拉丁美洲引进烟草后，抽烟就成了中国人的嗜好。1720年时，约翰·贝尔发现北京到处是烟草店，而在戈德史密斯甚至马戛尔尼的时代，鸦片仍相当稀少，相当昂贵。到了184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生活节奏有了重大改变。在1839至1842年的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强迫中国放弃旧有的闭关自守政策，允许包括女性在内的西方人在五个特定口岸居住、通商、传教，也可以在口岸附近的乡下地区来去自如。此外，英国人也占据了当时几乎还是荒岛的香港，建立了海军及商务基地。

在英国国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后，以印度为主要产地的鸦片立刻大量倾销到中国。此时，中国人皈信基督教的人数也快速增加，这点主要得归功于来自美国及英国新一代新教传教士的努力。结果，西方人、中国基督徒、中国雇员和清廷之间，也开始不断出现了新的法律冲突，而在中国内部更出现了全新的社会问题。1850年代，一位中国基督徒在东南沿海成立“太平天国”，并在接下来十年间不断以宗教名义进行政治反动，还在南京设立了天京，差点就推翻了清朝。[5]

由于环境丕变，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契机，使大量已婚未婚的西方妇女得以居住在中国。正如前文所言，早在十四世纪中期，就有一小群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西方人居住在扬州，并从事贸易，其中一名年轻妇女，名叫凯特琳娜·攸里欧尼（Katerina Yllioni）。但是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即便之前这样一小群西方人在中国寻常得见，至此也都销声匿迹了。在清朝统治下，头二百年仍然不见此一情况获得改变，当时中国仅见的西方妇女，不是具冒险精神的旅行家，就是商人的妻子，她们通常装扮成男性，以避清廷耳目，再择机溜进广州城外西方人的居住区。1830年代早期，已开始有西方妇女以中文及马来文撰成以道德及基督教义为主题的书刊，由伊丽莎白·梅赫斯特及苏菲亚·梅赫斯特姊妹（Elisabeth Medhurst & Sophia Medhurst）书写的刊物，即为一例。[6]但是第一位长期在中国居住，并详细记录观感的西方妇女，则是美国人埃尔萨·简·吉莉（Eliza Jane Gillett）。她于1845年春天抵达香港，当年稍晚，嫁给了资深传教士兼美国政府传译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接下来二十年，她大都随夫待在中国，不是在广东，就是在上海。她的第一本书《中国女儿》（Daughters of China），于1853年在美国出版。[7]

埃尔萨·简的资料来源，是所有前辈男性旅行家、中国分析家所无缘接触的，即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刚开始，她觉得妇女和男性一样，只谈一些“空洞内容”。但是随着语言能力增强，她开始突破她们的藩篱，她们的态度也变得“信赖又热情”，谈话时更表现得“活泼、轻快”。她概括的早期印象如下：

……当中国妇女发现自己居然和一位同性的外国女人有共鸣时，她的眼睛会发亮，整个人也轻快起来。但那不同于知识分子散发的智慧光芒，因为，哎呀！她是不配读书识字所需花费的那些时间、金钱和精神的。然而中国妇女自有其灵性；她们心底有一股活泉，在必要的时候就会汩汩流出母爱和姊妹之情。[8]

她并坦白指出，她们也有阴暗的一面，但是那得归咎于她们的信仰，而非本性：

……罪恶之泉也同时存在，究其原因则既深又广。她们的暴躁脾气经常在家中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崇拜偶像，使她迷信祭坛上的诸神，以保佑下一代。[9]

类似的段落，虽然掺杂了主观成分，较之从前的任何报告，却更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妇女的风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埃尔萨·简没有遵循前人传统——只在服装、头发、双足等外貌上打转。她也没有落入窠臼——将中国妇女塑造成十八世纪小说中两种常见的人物。其中一种以伏尔泰小说中的伊达最具代表性，不仅贞洁，而且勇气十足，连成吉思汗的心都可以融化；伊达虽然具代表性，伏尔泰却不是这种角色的原创者。另一种典型的中国妇女，则被塑造成拥有一身傲骨，并且不信任所有的男人，其中又以威尼斯剧作家卡罗·戈齐（Carlo Gozzi）的《中国公主图兰朵》（Turandot, Princess of China）最受欢迎；这个剧本与戈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同年发表。诚如图兰朵向一名追求者说的，她并非“邪恶、残忍”，只是“不愿受到拘束，不想卑躬屈膝”。对她而言，“所有男人都是骗子，只知始乱终弃，喜新厌旧。他们假装爱慕，好打动我们，一旦拥有我们，就弃我们而去”。因此，她以“孔子”之名发誓，永保自由之身。[10]

但是透过埃尔萨·简，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却落实到现实世界里来了。她尽力引导与她交谈的中国妇女畅所欲言。在她的话题中，必包括自己的年龄及子女状况，此外就是服装及发饰，接下来则是她的“天足”。以上每一个话题，自然而然都可以引出中国妇女对类似问题的看法。她还会谈到一连串有关家庭与宗教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提到杀婴、女弃婴等晦暗问题。[11]

想要从这些对话中获得满意答复，语言自然是重要工具。埃尔萨·简继西方男性前辈的耕耘之后，针对那些曾被视为“难以克服”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将语言学习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口语，学习者透过不断的演练及实际对谈，学习这些语言，只要有人愿意回应，就要把握机会，“增进中文的生字及片语”；第二种为“通俗用语”，只要在外活动，这方面的基本能力就“不可或缺”，而且只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听他们谈话，学小孩子讲话”，即可达成目标；接下来第三种就是书写语言，这个问题又可以自两个角度来分析。从传教士的角度看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圣经的教诲”，因此对于庞大的中文字汇，他们仅须认识一半，甚至四分之一，即已绰绰有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每天得花几个小时研读中文字汇”，只要时间不是太长，“应该是相当有趣的，还可提供多种消遣”。她发现，好几位杰出的传教士“中文字汇非常有限”。[12]有些人深为语言所苦，那是因为他们妄想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学识水准之故：

有几个人健康大受影响，身体甚至完全垮掉了。在到达东方的头一两年，他们闭门苦学中文，但是如果连受挫折，他们往往就会像着了魔一样，镇日只知枯坐读书。许多人因为心灰意懒，开始生病，或者只好整装回国。[13]

埃尔萨·简的直言，道破了西方人学习高阶语言时战战兢兢的心态。当时，“对外国势力的憎恨与敌意”这股暗流正在中国内部漫开。在1846年燠热7月底的一天，她在广州城外租了一艘船去郊外，这段经历使她有机会以生动文字将一股在中国暗涌的伏流记录下来。

刚开始，中国人态度自然亲切，使这一小群游客完全放松戒备。他们虽然知道，近来附近曾发生过西方商人和当地中国居民的武装冲突，并造成数人死亡，他们仍然逮到机会就上岸，“散发传单和圣经”。[14]其他时间他们就靠在船舱躺椅上，透过摇来晃去的软百叶窗看着外头漂过的乡村景色。就这样走了大约四里，他们转入一条小河，并找到一个很容易停泊的地方。

我们上了一个小山丘，走近一座农舍；小屋虽然残破，屋里穷困的女人却十分好客。她准备了简便午餐，搬出最好的破板条凳，央求我们在桌边坐下喝点茶。她的态度迷人，因为她的客气似乎真正发自内心，我们正在品茶时，一群人聚拢过来围观我们。我的服装特别引他们注目，我将帽子取下，好让他们看清我的发型；他们看来可敬，我很愿意满足他们的好奇。[15]

接下来她的文章内容大致平淡，只提到在传教士印刷厂工作的年轻人志平，虽然对基督教有兴趣，却尚未皈信。他曾在埃尔萨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帮助过她，当时也应传教士要求，陪伴他们及家眷进行这趟旅程。

我们上船继续航行，仍然沿着小溪走。过了一座桥，来到一个村庄，夕阳逐渐下山，灌木丛在水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似乎告诉我们，夜晚要降临了。那是个暖和的夏日，我脱下帽子，走到甲板上，享受凉风。我上去没一会，志平就告诉我：“你最好进来，岸上那些人是坏人。”

我听到由一群男孩和其他一些人发出的吵闹声，立刻又听到小石子打在船身上的声音。志平警戒起来，关上了百叶窗；丢过来的小石子力量更大了。岸上的群众情绪亢奋，简直像暴民一样；泥巴块、较大的石块陆续飞来；我们将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都拿出来支撑窗户……

两名船夫不幸受了伤，我拿出手帕，沾了些冷水为他们止血；石子像暴风雨般不断袭来；我们的百叶窗开始破损，我们也相信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不断袭来的石头击倒。

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跳入水里，抢走了船桨。两三个船夫吓得弃船而逃。

我们正逆流而行，要离开小溪，还得先穿过一座桥。有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年轻人，坚毅地守在船首他的位置上。暴民齐集桥上，当船自桥下通过时，他们推下一块大石头，试图将船弄沉，或是砸死任何砸得到的人。石头打到一根船梁，船梁因此裂开，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破船上的年轻英雄挪过大石，坐于其上，继续全力摇桨……

我们抵达下船处时，几乎已经天黑。狼狈惊恐中，一个小时飞也般地过去了。我的衣服上沾满受伤船夫的鲜血，其他人则满身泥污，但是我们一根头发都未受到损害。

我们将那块欲置我们于死地的石头带回家，称一称，竟有将近一百磅重。[16]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从未以此面貌出现过。其中最新鲜的，当属对恐惧的直言不讳，以及自承披散秀发的不当了。在农妇的小屋里，埃尔萨曾受当时的友善气氛误导，炫耀自己的头发。无论是流泻的长发、混乱中鲜血与污泥齐飞，还是刺骨河水、坚硬石头、高声呐喊、致命撞击，全都是《新约圣经》中形象的具体重现，也是埃尔萨·简笔下中国景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简·艾德金斯（Jane Edkins）来说，较之马戛尔尼爵士在叙事诗中所用的词“美丽新世界”，中国景观之优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简·艾德金斯随丈夫约瑟夫（Joseph Edkins，中文名艾约瑟），于1859年自祖国苏格兰抵达上海，年仅二十岁。怀着初抵中国的喜悦，她于九月捎信给其母道，中国人穿着浅色、轻快的服装，活力充沛，“比我想象中更干净，更讨喜”，无疑地，她觉得他们“更增景观之宜人”。[17]到了十月中，她下笔更加自如了，在一封给父亲的信中，她谈到不久前到附近吴淞江游河的经过，十八世纪流行的中国风，在她文中表露无遗。

两岸杨柳轻垂，弯弯的柳条掉进了清澈的溪流里。河岸上广大田野间，舞动着金色玉米，浓密的树林里，不时会探出一间整洁的农舍。我们现在正向一座美丽的拱桥靠近，桥上绿油油爬满了开花的藤葛。此时的阳光将整个景色映得暖烘烘的，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船转弯，以便更清楚看到完整的风景。在一个迷人的山丘上，立着一座饱受风霜的宝塔，檐角上有青铜、黄铜镶嵌，在明丽朝阳照射下，闪闪发亮。再走下去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有着许多居民。顷刻间我们到了拱桥边，并顺流驶进小镇。许多人跑来看我们，有些人以为自己看到了“野蛮人”，扒饭的筷子僵在半空中，忘了动作。我们很快通过村庄。我希望能将眼前景色生动地描述下来：我要将装着呱呱叫鸭子的篮子摆在你面前，并在桌上放置诱人的水果，成捆的红棉花，四周则是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小孩，有些漂亮，有些平凡，全都叽叽咕咕说个不停。他们穿梭过小巷，跨过又旧又小的桥梁，群集着，观看我们。我留意到好几个面容俊俏的妇女，但是整体而言，中国男人长得较女人有趣。[18]

“看了愈多中国，我愈喜欢它，”她写道，“我的心已完全属于中国人……我想在每一页的结尾加上‘中国太美了’，我真爱这块‘锦绣大地’。”[19]简·艾德金斯好梦正酣，但是刚来中国的那个月，她就认定好奇的群众会侵犯西方人并造成不便，现在，群众已经开始对船上的人虎视眈眈了：

人群逐渐聚集在我们四周，盯着我们看，艾德金斯先生认为，约翰太太和我最好待在船舱里。我不情不愿地下去了，但是很快就感谢他的美意。河边上站着一大堆人，紧盯着我们，我们只得停下船。五十成百的人一摞一摞，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但是还算平和。我们停在那里直到噪音消失，四周人群吸气呼气产生的热量令人窒息，我们重新启动前行，走了三里，才找到一处安静泊船处。[20]

西方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冷面孔，还有嘈杂的笑声，甚至穿着旧棉衣“喊叫着朝他们走来”的妇孺。[21]简·艾德金斯虽未经历埃尔萨·布里奇曼的恐怖经验，一度她也差点不能全身而退。

我们上了岸，一声呼喊，当地所有年轻人全部聚拢过来，争睹“野蛮人”。人群跟在我们后面，愈聚愈多，喊叫声显得相当刺耳……我们四周围出了一个圆形，可以看见一层一层的人头，其中婴儿高高在上，活像进了人类学博物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叠上去的，想必少不了椅子。人群如此聚集的场面，我以前很少见过，即使在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发现，继续待下去，人群还会增加，波顿先生于是带我上船，因为我是注目的焦点，艾德金斯先生则留下来。上船之后，我打了把伞遮住脸，镇定地坐着，但是他们在河岸上跪了下来，往我的帽子、阳伞下窥探。我转身面对另一边，却见到野草、树丛间，几十张脸孔一隐一现。[22]

较之多数男性观察者，简·艾德金斯更能坦白地质疑自己是否有较中国人优越的道德感。她曾意外得知，许多美国传教士“支持美国的奴隶制度。我知道一位女士，本身就有蓄奴。真令人沮丧；我觉得太可怕了”。[23]在参加过无数祷告会、布道会之后，她心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我认为宗教不必时时挂在嘴上，我这种想法对吗？”她学习中文的时数日益增多，尽管学来困难，她却“愈来愈喜欢”。“若非动乱频仍，”她写道，意指周围的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如果我能忍受孤单，我真想深入内地，和中国人住在一起。那是目前学习语言的不二法门。”然而实际上，她和丈夫只能待在当地，向逃离“天京”（南京）的难民传教，并向西方商人募款，以供自己衣食所需。[24]

1860年夏天，简·艾德金斯感受到战事逼近的威胁，并向弟弟约翰在信中吐露：

昨天上海谣言满天飞，“叛军要来了”。得到消息后，艾德金斯先生沉默地出去，探听真相。船只都推离了岸，上面的男男女女，个个面容惶恐。苦力在路上边走边唱“哈喝”，听到了嘈杂声后，他们停了下来，仔细聆听，接着丢掉扁担，窜上了船，划走了。原本在椅子上的人，此刻全都下到了地面，吓坏的苦力三两下将船划进了河道。街上原本文绉绉、慢吞吞走路的一位绅士，在听到苦力的惊叫“阿下伊牙”、“拉卡”后，先是加快了脚步，接着将所有矜持、风度全都抛诸脑后，撩起裙角，跑了起来。[25]

自觉受到了英军及上帝的保护，简感到很安全：“偶尔遭遇危机也是挺有趣的。”在1860年8月的一封信中，她这么向母亲吐露。她对“叛军”又爱又恨的心态日渐加深。“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叛军，暗地里也会盼着他们到来。”她向父亲说道。[26]直到“叛军”被逐出上海，简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与丈夫和其他传教士旋即前往乡下度假：

四周一片荒芜，望之令人神伤。房舍烧得精光，石块四处散落，混杂着砖头、泥沙，好一幅萧条画面。河边上几乎见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残破景象绵延至少一里。我们走过寂静巷道，昔日繁华早已不见，只听得到寂寥的狗叫声，以及我们脚步的回声。桥上原本人来人往，如今一派荒凉，野草淹没了台阶，筒直举步维艰。密闭的窗户内，不见人迹，只有被障碍物挡住的门，甚至无门无窗的房子，映入我们的眼帘。[27]

但是中国的生活却非简的体力所能负荷。不断的动荡，加上社会上普遍的传染病、腹泻、头疼、寒病热病，她在1861年7月中旬终于病倒。尽管后来移居到了气候较宜人的北方，依赖牛肉茶、黑醋栗水维持体力，并在情况允许时饮用香槟，到了8月5日，她还是被送往大沽，那里可以呼吸海边的空气。当她走在“海边寺庙”的廊下，只见“一位面色苍白的英国女人，裹在一件褐色大披风下”，依旧迷恋着四周的景色。她死于1861年8月24日，距离二十三岁生日没几天。她丈夫为她“换上新娘礼服”，尸体以冰块包覆，展开漫长燠热的行程，将她葬在天津的西方人墓园里。[28]

简·艾德金斯的信件1863年在伦敦出版，较之埃尔萨·布里奇曼，她对中国的描述显然更完整，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论点。美中不足的则是许多抒情段落，其中又以源于传教士工作及中国苦难所产生的梦魇最显突出。有时候因为自觉为局外人，她便完全躲进外国人的团体里过日子，并没有走入她一心向往的中国人社区。虽然婚姻美满，她却未育有子女，因此也免去了一般妇女最担心面临的与子女分隔的痛苦。同时由于战争及环境使然，她一直住在传教士圈子里，无须经历其他西方妇女因为绝对的孤寂而对中国产生的失望感。

至于玛丽·克劳馥·弗雷泽（Mary Crawford Franser）则是在1870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乘船抵达北京。当时中国的秩序仅初步恢复，因此当她一眼见到“聪明、友善的英国治安官”，意义自然非比寻常：“经过一星期煎熬，同时脑中浮现的尽是虎视眈眈及我认为充满敌意的中国面孔，乍见他，简直让我不知置身何处，我兴奋地挤出恐怖的小船，上了前来迎接我的豪华轿子。”[29]经历了这场恐怖的旅程之后，玛丽·弗雷泽对四周景物的观感，也大不同于简·艾德金斯和埃尔萨·布里奇曼：

我们向着城里前进，漫天黄土中，一望无际的小麦残茎四处延伸，其后，则为巨大的满洲城墙，似乎看不到尽头。城墙共长四里，呈现正方形，沿途均有巨大突出的扶壁，每个角落更有盖着三层屋顶的瞭望台，看起来像绷着脸的怪兽，随时准备跳出来。[30]

至于缠足一事，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表示了同情，玛丽·弗雷泽则以讥讽代之，这点可由一位满洲女人到其北京临时住处的造访看出来：

这位要人之妻从中午十一二点待到夕阳西下，搞得几乎人仰马翻。她所有的姊妹都来了，每个人身边还有两个仆妇。一大堆轿子、驴车，将院落塞得满满的。女主人落地时，女仆们在旁边扶持着，以照顾她们颤巍巍的脚步：这幅画面总让我莞尔失笑。满洲人并没有为小女孩缠足的传统，皇室闺秀也一向踩着大脚四处活动。但是中国人“三寸金莲”的美名，却渗透了她们的思想。虽然她们无须像汉人姊妹忍受剧痛，变成残废，她们却乐意模仿汉人，由仆人扶持，颠簸着行进。[31]

她认为这些妇女很讨人厌，“他们游走于房间之间，东摸西碰，试试这件衣服，翻翻那件长袍，询问每件东西的用处，最古怪的是，将所有的香皂拿了出来”。更令她反感的是，这些访客竟误以为香皂是“可口的甜肉，并用刀切成小方块，分送给朋友”。[32]

她对北京城不良的第一印象一直无法改变，由一段惊悚描述，即可知她对这个有着黄色屋顶皇宫的疑惧。玛丽·弗雷泽听说，宫中无价珍宝常遭盗匪窃取，甚至遭朝臣私运出宫贩售。如果连皇室珍宝都可以染指了，还有什么宝物是安全的呢？“恐怖故事穿墙而来。在我成为骄傲的母亲之后，我总是心怀畏惧，深恐位于树丛后静悄悄又住着人的迷宫，会将我小宝贝的精气吸走：永不释回。”[33]

这种恐惧并非英国人的专利。数年后，美国传教士之妻莎拉·康格（Sarah Conger）抵达北京，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1899年6月3日，她由北京写给姊姊的一封信中（稍后印行出版），开头几句就透露了矛盾的心态：

继上封信之后，我要告诉你一些我在北京的经历。中国人很奇怪，似乎总是循着一个大体制作息。我迫切想了解这个体制，我每弄懂一件事情，就有更多事情等着我去弄懂。

我不怕中国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我对他们的思想、习惯不表苟同，也会惹恼他们。[34]

虽然才强调心无恐惧，紧接着她便以赤裸裸的文句描述她的疑虑：

城墙上是安静、清洁的散步好去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上去，因此显得格外安全、自在。今天小女罗拉和几位客人一起到那里去，他们走到瞭望台处，一路上，除了一名守城人，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他们给了守城人一些钱，坐下休息，并观看城墙下的人。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向他们要钱，他们身上没钱，因此未加理会。接着来了另一个乞丐，又一个乞丐，身上的脏衣服几不蔽体。情况似乎逐渐不妙。罗拉见此情势，说道：“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要不就继续，要不就折返。”他们决定往回走，丐群尾随着他们，人数逐渐增加。这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还跑到他们前面，站成一排，一起下跪，叩头（将头敲到砖上），同时大嚷大叫。他们以头向下倒立着，不断翻滚，口里大声喊叫，从不间断。这些人的数目愈来愈多，叫声也愈来愈大，直到外国人到达城墙出口，下了斜坡，留下一帮大约二十个一路尾随他们的本地人，由城墙上望着他们。这些脏兮兮、衣着破烂的人从何而来，至今依然无人能解。[35]

在同一封信的另一段里，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莎拉会思考这个问题，并非出于对自身或女儿罗拉安危之顾虑，而是像同时代的孟德斯鸠，企图找出一个体制，用以解释中国人生活中的苦难：

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为了自身安全，他们也不敢。我们曾见到一个人，拖着几大口袋的谷物，结果其中一个袋子破了，谷物散了一地。许多中国人见到了这一幕，却事不关己地未加理会。还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个人挑着两个篮子，摔倒在地后，站不起来。路上的中国人都匆匆掠过，我们也不例外。回程时，那个人仍躺在地上，但是已经断了气，他的篮子和扁担滚在一旁，无人理会。只有当局才有权利料理这个死人和他的货物。另外有一次，我们正走在城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街道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竟是一个死人，身上还盖着一张草席。每个人都严守着自己的分际，没有人出面干涉：这些体制简直就“老得像山脉”。[36]

莎拉·康格并未如自己所愿，弄清楚这个“体制”，不过她倒是克服了内心恐惧，对中国产生了一份同情与了解。1900年夏天，一场“拳变”（Boxer Uprising）所带来的梦魇，彻底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当时她与丈夫、女儿罗拉，以及其他外交官及中国职员，被困在使馆区内。她除了忙着填装沙袋御敌，扑灭围攻的义和团所纵的火，照顾伤者，还耍了个小伎俩和厨子达成协议，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让罗拉的小马被屠宰上桌。这一连串的经历，使她不再嘲讽中国人胆小怕事，反倒形容他们“无畏、凶猛、残忍、意志坚强”。[37]梦魇结束后，她拒绝加入要求报复的行列。

无论是埃尔萨·布里奇曼、简·艾德金斯，还是玛丽·弗雷泽、莎拉·康格，她们在中国期间，都是住在亲友环绕的大城市内，每当在中国社会里遇到挫折，都可以回到熟悉的社区获得保护。真正离群索居地过日子，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多数早期到中国周游的西方人都缺乏这种体会，连小说作家也构思不出此等情节。伊娃·简·普莱思（Eva Jane Price）则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889年底，她随丈夫查尔斯（Charles）及两名小孩，抵达了内陆省份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抵汾州之前，他们由最近的城市，先是坐了六天船，接着在四个担架以及十三匹驮满货物的骡子陪伴下，走了十四天山路。乡间小镇岁月大不同于其他西方人的生活，伊娃在1889年12月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爱荷华州的家人：

我们临街的围墙上有一座大门，除了进出时候，镇日深锁。守门人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小屋，其他仆人也睡在小屋内。我们有一块五十平方尺大小的天井，铺着砖块，挨着围墙，和房间连在一起，因此出了房间，所见尽只是天空、空气和尘土。并非所有房间都连在一起，各房间依着不同天井而盖，彼此则以小门相通，因此整个院落看来就像个小村庄。日落后，有些地方看来阴森森的。全院落大约占地二公顷，很多房间都有待整修，也无人居住。院落外围着一层高墙，大门是唯一通道，我们关在里面相当安全。自我们抵此，我只出过大门三次。[38]

过惯爱荷华的生活之后，再去适应抽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脸上还搽得红一块白一块，偏偏“脖子黑黑脏脏的”，想必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摆脱孤单，也会造成情绪上的困扰：“有一道石阶通往屋顶，我们可以走上去，眺望墙外的城市及山峦。但是城里一片残破，望之令人心伤，我只好尽快下来，庆幸自己又回到了房间里。”[39]

当她偶尔外出，而且遇到不友善的中国人时，她都能抱持信心，坦然以对：“出门时，总是有小孩向我们喊叫，有时候还有石头丢过来，经常更有人谩骂‘洋鬼子’。不过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如果有陌生人走在路上，有些人的反应恐怕还不止于此。我们希望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尊严，慢慢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敬。”[40]当一个人调适好了自己的内外环境后，她所提供给自己孩子的保护，必会胜过不快的孤单感：

我们的居处良好，对孩子来讲既安静又安全。他们还没有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过，因为中国孩子只有在母亲陪伴下，在这儿露过一两次脸，而且对我们还深怀恐惧。有一天下午出门时，我们遇到一些小孩，他们大叫着跑开，声音尖得不能再尖，好像我们会把他们的头摘掉一样。别忘了，我们还被锁在一个有十五尺高墙的院落内。在中国，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想住在这么高的一堵墙内。[41]

有时候，伊娃最大的愿望就是躲进妈妈的大围裙，将头深埋其中，痛哭一场，想象自己在妈妈怀中。她丈夫经常外出，传教、旅行、参加宣教会议。当她和两个儿子斯图尔特及唐尼独自待在高墙内时，她只能祈祷，“只要我们还在这里，他们就能互相为伴，并与我们作伴。没有他们就太寂寞了”。[42]到了1890年10月，

日复一日，生活毫无变化。既无处可去，无友可探，又无人来访（除了偶尔现身的中国友人）；日子如此相似，几乎无法分辨晨昏……

我买了些菊花，放在客厅外窗台上，看来赏心悦目。如果我们要多待一年，我会想办法再养些花。挖掉地上一些砖块后，我相信必可整理出一个美丽的花园。

此时，命运之神又开了她一个玩笑，将一条她赖以观察外面世界的通道切断了：“我们借以爬上屋顶，观看市容及山峦的旧石梯，有天晚上垮了下来。从此，除非走出院落，我再也没有机会瞄一眼外面的世界。”[43]

伊娃还是学会了走出院落，也学了中文，并为当地妇女办了所学校。不过她早期的梦魇最后还是应验了。1892年5月16日，三岁的唐尼脸上异常疼痛，伊娃为之焦虑不已，一周后，小男孩去世了。另一个儿子斯图尔特死于1897年2月，死因为肾脏病，年仅十二岁半。[44]她在1893年11月生了女儿弗罗伦斯，但她承受的压力太大，失去爱子的痛苦也难以磨灭：

1899年3月15日。我在这儿非常寂寞，事实上，我非常忧郁。你以为传教士永远都聪明、快乐、充满希望吗？也许有这种人，但绝对不在这里。只有放眼天下，心怀整个宣教界，在见到人所完成的工作及上帝的旨意后，我们才能容忍这里的生活。上周五，艾华特太太和我去南边郊外访友，街道泥泞恶臭，极为恐怖。整个地方和居民的肮脏，更甚以往，一只跳蚤还跑进了艾华特太太的茶杯。

几星期前，我们这儿刮了一场沙暴。大风不停在房子四周打转，并从破窗子和破门上每一个缝隙里钻了进来，我甚至感觉到连牙缝里都进了沙子。今年冬天完全无雪，自去年九月，就没有下过雨，你不难想象此地尘土之多。等到风势减弱，天空就开始飘雪，有个星期天早晨我们起来，世界已成银白一片。[45]

伊娃·普莱思所提到的干旱，时间不仅长，而且很严重；附近村庄无数人因此饿死。在这种悲惨的环境里，提倡排洋、革新的义和团获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伊娃及家人自一年前就开始遭到攻击了，他们受到推、挤、嘲笑，还被扔石块、泥巴。[46]1900年2月，伊娃照顾弗罗伦斯度过顽咳危机，同时听到了第一件传教士遭义和团杀害的消息，到了夏天，杀戮已成家常便饭。[47]1900年8月，普莱思家在围墙内的院落出现了遭受攻击的危机，清兵也据以入驻，声称要保护他们。伊娃和丈夫、女儿得到保证，他们将被护送到城外安全地点。但是他们的马车才离开围墙没多远，三个人就遇害了。他们的衣服被剥个精光，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就在他们死前不久，当他们正准备离开院落奔向期待中的广阔乡间时，整个院落的人还罗列在小径上，目送他们离去。[48]

[1] Jane Austen，Mansfield Park （New York, 1964），121、124页。小说中第16章，大都以中国为主题。亦见Peter Knox-Shaw, “Fanny Price Refuses to Kowtow”，载于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中，新系列，XLVII，no.186（1996），212—217页。特别感谢 Julia Kang 提供此条参考资料。

[2] J. H. Hubback和Edith C. Hubback, 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 （London, 1906, 1976重印），219—223页。

[3] Macartney, Journal，223页。

[4] 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卷一：131页（第33封信）。

[5] Jonathan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1994）。

[6]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Alexander Wylie 编纂（Shanghae［sic］，1867），40页。

[7] 同上，65—69、72页。

[8]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Daughters of China: or,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New York, 1853），29—30页。

[9] 同上，30页。

[10] Carlo Gozzi著, Jean-Jacques Olivier译，La Princesse Turandot（Paris, 1923），28、38、51页。

[11] Bridgman, Daughters，29、56页。

[12] 同上，31—34页。

[13] 同上，34—35页。

[14] 同上，59—60页。

[15] 同上，60—61页。

[16] 同上，62—65页。

[17] Jane R.Edkins, 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 （London, 1863），44—45页。

[18] 同上，53—54页。

[19] 同上，56，60页。

[20] 同上，57—58页。

[21] 同上，64、76页。

[22] 同上，154—156页。

[23] 同上，71页。

[24] 同上，95、98、100—101、126—127页。

[25] 同上，138—139页。

[26] 同上，142—143页。

[27] 同上，156—157页。

[28] 同上，231—232、235、237页。关于她过世的过程，详载 Jane 的父亲所著A Memoir, William Stobbs修订版（印刷日期同上），29—31页。

[29]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Many Lands （New York, 1910），106页。

[30] 同上，107页。

[31] 同上，115页。

[32] 同上，115页。

[33] 同上，119页。

[34] Sarah Pike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1909），68页。

[35] 同上，68—69页。

[36] 同上，69—70页。

[37] 同上，116页。

[38] Eva Jane Price著，Robert H. Felsing编，China Journal, 1889-1900: 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New York, 1989），14页。

[39] 同上，16、21页。

[40] 同上，26页。

[41] 同上，27页。

[42] 同上，27、31页。

[43] 同上，34—35页。

[44] 同上，71—72、144页。

[45] 同上，194页。

[46] 同上，169页。

[47] 同上，215页。

[48] 同上，239页，中国信徒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