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享受之时，人类精神生活却陷入了种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上个世纪晚期，中西学人经过长时期的探索，一致发现只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可能挽救人类的精神危机。于是，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逐渐形成涌动之势。这不能不让原本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身怀热情的人们为之振奋不已，我们欣喜地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重新领略各种民族精华，在汨罗江畔，我们陶醉于以大诗人屈原为核心所凝定成的屈骚精神的经典文本——《楚辞》。

一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本义是指带有楚地特色的文辞，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由于屈原九死不悔的精神与坎坷悲惨的遭遇引起后世文人的无限敬仰与同情，战国时的宋玉以及西汉的贾谊、东方朔等数位怀才不遇的文人起而模拟屈原之作，西汉刘向将这些拟骚作品以及自己拟作的《九叹》结成一集，并题名曰《楚辞》，东汉王逸为之作注，并将自己拟作的《九思》也收录进去，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楚辞》文本的通行篇目。于是，“楚辞”从一个泛指楚地文辞的称呼变为模拟屈骚精神作品的专称，从一个无确定内涵的指称变为具有明确篇目的作品集《楚辞》。因为《楚辞》中的灵魂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故楚辞又被称为“骚”；在汉代的时候楚辞在文体上属于赋，所以又常常被称作“屈赋”。

从文化精神而言，《楚辞》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就是集中展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令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为之动容的屈骚爱国精神。其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众醉独醒的个体精神无不让后人为之感叹、为之景仰。历史上，每当民族危机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无不以屈骚精神为动力来鞭策自己，以至于历代拟骚作品不断，形成文化史上罕见的拟骚群；从文学角度而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开启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楚辞》与写实性诗歌渊薮《诗经》并称为“风骚”，是我国诗歌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两座丰碑之一。梁启超率直地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饮冰室文集·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横亘千古的文化意蕴及具有开山性质的文学价值赋予了《楚辞》永恒的生命力。

二

《楚辞》的核心人物是屈原。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他出身于楚宗室贵族，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楚怀王时屈原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楚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员。楚怀王时期，秦与楚均是大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两国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主张对内施行美政、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他的主张与以怀王幼子子兰为首的保守贵族集团利益相悖，屈原受到谗害而被怀王疏远。怀王十五年（前304），秦使张仪以六百里土地为诱饵骗怀王与盟国齐国绝交。天真的怀王与齐断交后并未得到土地，便恼羞成怒地向秦国发动进攻却惨遭大败。怀王二十四年（前295），秦王诱骗怀王到武关赴约，屈原力谏而触怒怀王，被流放到荒凉的汉北；楚怀王受欺入秦而死。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向秦屈服，子兰等佞臣视主战派屈原为眼中钉，屈原又被流放至更远的江南，流落于沅、湘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败亡，屈原悲愤绝望，自沉于汨罗江中。

屈原死后，他对楚国的深情与不幸遭遇引起了仕途坎坷的文人的同情与相知之感，众多模拟屈原作品的文人形成了文学史上少见的拟骚群体。与屈原同时代的有宋玉。宋玉，生卒年不详，他出身寒微，做过小臣，与荀卿仕楚时相近，但不久遭谗去官，郁郁不得志。他的《九辩》是继屈原《离骚》以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品之一。

到了汉代，贾谊、东方朔、淮南小山、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追思屈原，成为著名的拟骚作家。贾谊，西汉洛阳人。汉文帝元年（前179）应召入朝，受到文帝器重，在一年中由博士升至太中大夫，但因为才高气傲受到众臣的诋毁，以致不能升擢公卿，甚至被文帝疏远，远遣长沙服侍梁王。后梁王坠马而死，贾谊因之悲痛自责，抑郁而死。贾谊一生与屈原非常相似，所作《惜誓》也得《离骚》遗意。淮南小山，其人不详，据说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为淮南王招致贤士而作《招隐士》。东方朔，字曼倩，西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后为常侍郎，实际被列入倡优之列，这与他的满腹诗书及报国雄心显然存在尖锐矛盾，所作《七谏》就是借屈骚背景抒发一己不平之气。庄忌，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为梁孝王门客，因善辞赋而受器重，此后仕途上未能施展，作有《哀时命》。王褒，字子渊，西汉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汉宣帝时为谏大夫，因善辞赋而为汉宣帝所重，未有作为即短命而死，作有《九怀》。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经宣、元、成三朝，历任谏大夫、宗正、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他曾两次下狱，仕途多有起伏，与屈原、贾谊相似，因此他的《九叹》中不免隐含诸多感叹之情。王逸，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豫章太守，他的《九思》是伤愍屈原之作。

三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愁愤懑。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回顾，抒写了家世出身、政治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困惑和坚持理想的执著精神；第二部分以女媭之劝为远行的契机，写诗人先后经历重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作为人间的象征，勾勒了诗人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足迹以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第三部分表现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问卜灵氛，求疑巫咸，并听从二者的建议决计远行，但就在他升腾远游之时，对故国的强烈眷恋使他不忍离开，展示了诗人内心去与留的复杂矛盾。全诗的主旨有三：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二是通过哀君王之昏庸、怒党人之卑劣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坚持正义、不与奸邪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离骚》中体现的强烈的爱国情操和主人公高洁的品质，成为忠臣义士的象征，西汉淮南王刘安曾誉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传》）。

《离骚》之外，屈原尚有《九歌》、《天问》、《九章》等主要作品。《九歌》共十一篇，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再创造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有对自然神的热烈礼赞，有表达神神、神人相爱的恋歌，也有对爱国英雄的歌颂；《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三百七十余句。诗中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山川、神灵鬼怪、古史传闻等，表现了诗人的大胆怀疑批判精神与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九章》共九篇，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屈原被疏远或流放在外时创作的。其余如《哀郢》、《远游》等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而写的。

其他作家的拟骚之作要么直接抒发对屈原的经历的同情之感，要么设身处地想象屈原当时的种种遭遇，要么直接以屈子之口吻刻画情节、细节与心理活动，要么由屈子之不幸联系到自身的不幸，大体总不离屈原及其情感。总体上说，汉代楚辞在内容上主要追随屈宋楚辞的传统，抒发对先贤屈原的惋惜、悯伤、感念，同时蕴含作者对时世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但相比屈原作品而言，汉代楚辞在情感抒发的强烈程度上更加平淡，已很少有激烈的情感呼号、上天入地的执著追求、愤世嫉俗的高洁情怀与对宗国忠君的深沉眷恋。因此，离屈原楚辞的崇高精神更远了一步。

四

除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崇高精神以外，以《离骚》为核心的作品在文学上的动人心魄的艺术特色也是使《楚辞》之所以富有穿越古今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传奇性的想象。《楚辞》的浪漫主义色彩极为浓重，它能够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形成瑰丽奇异的风韵与色调。如《离骚》中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的情境描写，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另类世界。

（二）使用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屈原在其作品中常用佩戴或种植杜若等香草以表达其异于浑浊俗世的高洁，以追求才貌兼备的女子以表达其对理想君主的渴望，以铲除恶草以表达其对奸佞小人的痛恨，也就是王逸所说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这种象征手法为历来的文人所继承，形成了独特的香草美人意象群。

（三）开拓诗歌新体式。与礼乐文化观念支配下的中原地带整齐划一的《诗经》不同，楚地浪漫自由的地方文化特色使楚地产生了参差不一、自由多变的诗歌体式。《楚辞》中以六言为主，间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灵活多变，产生跌宕错落的视觉和听觉美感；“兮”字的大量运用，创造了更自由舒缓，摇曳多姿、回旋往复的音韵效果。

除此之外，屈原楚辞还有如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双声叠韵等特征，这些艺术特色为后世文人所争相模拟袭用，正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也。

宋玉的《九辩》虽有沿袭屈原词句的特点，但在艺术上仍有其独特性。它不像屈原楚辞那样直接倾泻诗人内心的激情，而是通过景物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一段，萧瑟的秋景和远行的凄怆交织糅合，山高水清的寂寥和贫士不遇的落寞相互渗透，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忧愁感伤的意境，使诗人的感情和自然环境很好地融为一体。“宋玉悲秋”遂成为后世诗歌中历久弥新的悲情意象。

汉代楚辞在情感上基本承袭了屈宋楚辞抒情述志的模式，形式上也继承了屈宋楚辞在篇幅、句式和结构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兮”字的大量运用，“远游”的结构等。但相比屈宋楚辞，汉代楚辞的篇幅明显缩短，句式趋于整齐，想象趋于平实，意象的运用也基本不出屈宋楚辞范围。只有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与众篇不同。《招隐士》渲染了幽深、怪异、可怕的山中环境，表现了此地不可久留的主题。在具体描绘时，不仅使用层叠的可怖意象渲染出像“虎豹斗兮熊罴咆”那样使人恐惧不安的环境气氛，还运用“啾啾”、“萋萋”、“峨峨”、“凄凄”、“”等叠字形成回旋复沓的节奏，创造出“浏亮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的音韵效果。这也是屈宋楚辞在后世得以充分发挥的良证。汉楚辞以后，历代拟骚之作层出不穷，使楚辞的情感内涵和艺术魅力得以不断地深入与拓展。

五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离骚》、《九歌》等楚辞精华。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无论正文或注释、译文，均采用简化字，个别沿用已久的异体字在正文中不予改换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楚辞中较多今天不常见的冷僻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有差别或易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不做改动，使读者据此能窥见原文风貌。

本书在题解和注释时，参考引用了众多历代学者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能出注者均直接在诗篇中标明，或有一些引用而未能逐一注出者，在此特别说明，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希望此书在弘扬中华经典文化、传承爱国主义传统、激发民众学习热情等方面，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林家骊

2015年10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