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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节 医药卫生与保健
隋唐时期为我国古代医学事业高度发展时期。这期间，中央与地方设立了一系列医疗机构，医学教育相当普及，药物学和制药学有很大发展和提高，临证医学有显著进展，此外，中外医学交流的加强，释道二教的影响，也促使了隋唐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一切构成了隋唐医药卫生保健的特色。
一 医疗组织
医疗组织包括医政、医疗、医教三种机构，以唐代而论，涉及医政的机构有尚书省祠部、太常寺太医署，医疗机构包括殿中省尚药局、太常寺太医署，太子药藏局、病坊，医教机构包括太医署及州府医学。唐代医政、医疗、医教三者之间，无不可逾越的区别，中央太医署融三种职能为一，是医疗组织的核心[851]。
（一）中央医疗组织
唐医事制度由隋发展而来，隋文帝时期，门下省尚药局、太常寺太乐署、太子门下坊药藏局皆掌医事，其具体官员设置：尚药局典御2人，侍御医、直长各4人，医师40人，尚食局食医4人。太医署令2人，丞1人，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祝禁博士2人。药藏局监、丞各2人，又有侍医4人。炀帝继位，分门下太仆二司，以为殿内省，尚药局隶殿内，直长4人，又有侍御医、司医、医佐员。太医署置医监5人，正10人[852]。医官增多，向多等级发展。除医官设置稍简单外，与唐医事制度相比，隋尚有两个主要特色，其一为隋医师、医生比唐多，“隋太医有师二百人，皇朝置二十人，医工一百人”，“隋太医有生一百二十人，皇朝置四十人”[853]。隋医师、医生远远超过唐数额。究其原因，当为隋医师、医工不分，医师、针师不分，医生、针生不分。唐除医师、医工外，尚有针师10人，针工20人，针生20人，针从医中分出，医官又分师与工两级，师与工流外品级不同[854]。工多师少，唐不但医科设置更细，而且医官等级更为复杂了，但数量并未增加，反而比隋少了一些。其二，隋按摩师生数多，“隋太医有按摩师一百二十人，无按摩工，皇朝置之”。“隋太医有按摩生一百人，皇朝武德中置三十人，贞观中减置十五人也”[855]。唐太医署有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殿中省尚药局有按摩师4人，两司师工相加，20人，与隋120人相差悬远，唐按摩生15人，与隋100人也相距悬殊。除唐又分出咒禁师工外，隋重按摩，按摩科发达可能是按摩师、生高于唐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构成了隋代医事制度的特色。
唐中央二十四曹中，有关医药的政令由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856]。名医子弟疗病，三年有成效者由祠部以名闻奏[857]，可见祠部掌握隶于官府及私自行医的名医名籍，掌政令的同时，还负责了解国家医疗人才及医官政绩，是国家医政的领导机构。
太常寺太医署相当于国家医学院，具有行政、治疗及教学三种职能。太医令（2人）、丞（2人）为太医署的正副长官，负责署内行政，医监4人，可能分判4科（医、针、按摩、咒禁）事务，职类判官。府、史（共6人）为流外主典，负责文书工作。
在治疗方面，太医署分医、药两个系统，药的系统由主药、药童、药园师、掌固4种人负责。主药、药童刮、削、捣、筛，和制药物，药园师掌药园内诸药的种植、收采；掌固之职，“主守当仓库及厅事铺设”[858]，太常寺本身有掌固12人，掌寺内铺设之事，太医署的4名掌固，为守当药库者。太医署不但有自己的药园、药剂师、药库，而且将药源扩展到诸州，“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859]。地方药材由采药师收采，有的置于药园，有的纳于药库，采药师是隶属于药库的散于诸州的采药者，他们的设置，扩大了国家药物来源，保证了太医署贮存丰富、齐全的药物。太医署有关采药制药人员并不多，而且没有一个流内官，主药、药园师都是低品流外官，但他们分工严密、职能合理，从中央到地方，隶属明确，已具备了完善的国家药库的规模。
“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860]。师、工、正分别负责治疗。除医正8人为从九品下流内官外，医师、针师30人，流外勋品，按摩、咒禁师6人，流外三品，医工、针工120人，流外三品，按摩工、咒禁工24人，流外四品[861]。师工共180人，其医疗范围包括宫人[862]、官奴婢[863]、丁匠防人[864]、囚徒[865]、外蕃首领在京师者[866]、南衙卫兵[867]、诸道大灾疾处百姓等[868]。此外，兼掌陵寝庙储药，同时也要向百姓颁药[869]。太医署师、正等。治疗范围广阔，人数众多，这种治疗职能是太医署的主要职能。
殿中省尚药局为宫中医疗机构，局中行政由正副长官（奉御2人、直长4人）及书令史（2人）、书吏（4人）负责。主药12人、药童30人、合口脂匠2人掌合制御药、口脂，掌固4人守御药库。御药合制要根据药的五味、三性、七情等分类及相反相成的原则，制成汤、丸、酒、散，视病之深浅所在服用。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要与殿中监、中书、门下长官一人，当上大将军卫别一人，监视分剂。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然后封印，写本方，方后具注年、月、日，监药者遍署名，俱奏。饵药之日，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然后进御[870]。手续严格。
侍御医以下为皇帝专职医生，“掌诊候调和”，“司医、医佐掌分疗众疾”[871]，按摩师、咒禁师通过消息引导法及咒禁祓除法医病。除特派御医为名官重臣治疗外，侍御医以下只负责为皇帝、诸王公主、后宫嫔妃及禁军等疗病。唐墓志记载临川郡长公甚得武后宠爱，在边陲生病时，恩敕遣其长子“前后驰驿，领供奉医人及药看疗”[872]。在京诸王公主也由供奉医人治疗。《新唐书》卷47尚药局条称“左右羽林军，给药；飞骑、万骑病者，颁焉。”可见禁军由尚药局供医药。诸王公主、后宫嫔妃为皇室成员，御医诊治，御库药治疗，理所当然。但禁军食尚药局药（即御药）确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禁军不同于南衙兵的天子个人爪牙的性质。
侍医诊脉看病，“诊脉辨寸、关、尺之三部，以调四时沉、浮、滑、涩之节，而知病之所在。”医疗方法：“在胸膈者，先食而后服药，在心腹者，先服药而后食”[873]。御医以下为皇帝皇室治病，由医术最为精湛者为之，但他们的生命并无保证，皇帝、皇后或皇帝爱子病故，为其治疗的医官多有灭顶之灾，如同昌公主薨，懿宗“以待诏韩宗绍等医药不效，杀之，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府”[874]。武宗遗诏要求“医人陆行周夺章服及官，与赵全素任从所适，医官郭玄已下三人释放，依前翰林收管”，陆行周等只被夺官，未被杀头，已属幸运。僖宗遗诏称“医官及伎术人等，昼夜劳苦，知无不为，宜各安存，勿或加罪”[875]。若无遗诏中的特敕，医官被加罪则属常态。
翰林待诏院有医卜伎术之流[876]，唐后期皇室御医多授予翰林医官，“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877]。加置的司医、医佐由翰林医官中授，可见翰林医官数额较多。此外，医术精湛者还可充另一种医官——医直官。太常寺有直官30人，尚药局直官10人[878]。太常寺直官中有若干医直，如朱玄俨在武周时为“朝请郎直司礼寺太医署”[879]，为太常寺太医署直官；显庆四年（659）孙思邈授承务郎，直尚药局[880]，成为尚药局十名直官中的一个。此外，左春坊药藏局也有直官，如武周时巢思玄为“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881]。直官是打破等级、循资格的选拔、储备人才制度[882]，三司医直也是医学专业的最杰出人才，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曾任医直，表明直官科技水平之高。三司医直与太常、殿中、翰林及下论的左春坊医官一起，共同构成了唐代医疗官员体系。
除开元年间限制尚药局医官出外医疗王公以下官吏外[883]，诸医官皆可于民间行医。《唐语林》卷6与《唐国史补》卷中均记载了客求医而误入郑云逵家的故事。客拟访的医家为供奉王彦伯，《唐国史补》称为“国医”。王彦伯为国家供奉医官，百姓、官员可自由造访，请诊候药方，可见并没有限制医官。宣宗时，召罗浮山人轩辕集赴京师，“既至，馆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见也。谏官屡以为言……岁余放归”[884]。这当是特例，正因为轩辕集不可自由行医，谏官才多次进言。供奉医官在官府尽医职后，下班及休沐时间可在民间行医，也是唐代开放性的表现。
太子药藏局为东宫医院，设药藏郎2人，正六品上，丞2人，正八品上，书令史1人，书吏2人，侍医4人，典药9人，掌固6人，药僮18人。药藏郎、丞、书令史、书吏为行政官吏，郎、丞兼掌和齐医药之事，典药、药僮、掌固掌太子药库，侍医掌诊候以议方药[885]，其职能与殿中省尚药局相似。
此外，宫官有司药2人，正六品，典药2人，正七品，掌药2人，正八品，掌方药[886]。太子内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887]，负责对宫人轻微疾病治疗及颁药工作，宫人重病者则送至患坊由太常救治。
兽医普遍设置为唐医事制度的另一特色。太仆寺有兽医600人[888]，殿中省尚乘局有兽医70人[889]。太子厩牧署兽医20人[890]，京都宫苑总监兽医各5人[891]，隶于中央的兽医共700余人。“兽医掌疗马病。”太仆与殿中兽医各有分工，殿中掌疗京都内外闲厩马，太仆寺兽医掌疗诸监牧马。《唐六典》卷3仓部郎官条称“诸牧监兽医上番日”给身粮，可见隶于太仆的600名兽医分番于诸牧监，他们是大唐帝国马牧的保证。兽医治马方法，《唐六典》卷11尚乘局条记载，“凡马病，灌而行之，观其病之所发。疗马病有五劳：一曰筋劳，二曰骨劳，三曰皮劳，四曰气劳，五日血劳。久步则生筋劳，久立则生骨劳，久汗不干则生皮劳，汗未差燥而饲饮之则生气劳，驱驰无节则生血劳。有伤寒者，有伤热者，有痨者，咸据经方以疗焉”。可见有关兽医的治疗理论已建立起来，在医马的同时，注意探其原因，着重马的保养卫生等。由于唐帝国注重马政经营，所置兽医的人数也比较多。
有关五代时期医事制度的史料很少，中央医疗组织情况，《文献通考》卷55只提到一句：“五代时有翰林医官使”。似医疗组织重心已不属太常。《新五代史》卷31《扈载传》记载，周世宗时翰林学士扈载病，“赐告还第，遣太医视医”，这太医也许就是翰林医官，主要负责皇帝及皇室疾病治疗者。《旧五代史》卷96《陈玄传》记载“家世为医”的陈玄，因侍后唐武王汤药，武皇甚重之，及还太原，日侍左右”，也应属翰林医官类。
（二）地方医疗组织
地方医疗与医教不分，州府置医博士、助教、学生，“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892]。学生“掌州境巡疗”[893]，助教当与博士同，他们负责州府的医疗。
诸州府由功曹、司功参军负责采药、制药之事，“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894]。功曹采药有两种用途，其一为上贡，其二为本州自用。除采药外，还要合制大量的治伤寒、时气等传染病药，因须而给百姓。
除采造外，州府药物由市买获得。《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唐蒋玄其等领钱练抄”记录了唐官府用大练235匹2丈4尺从行人蒋玄其处买药，这部分杂药可能就是西州储备的治疗传染病的药。
地方上设有福利医院疠人坊及悲田养病坊。疠人坊为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由寺院设置，《续高僧传》卷25记载，唐智严在贞观十七年（643）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可见病人在疠人坊可得到护理及治疗。悲田养病坊的设立也与释教有关，悲田坊原为寺院所设，唐长安（701）年间以来，置使专门管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京师乞儿由病坊收管，官收本钱收利给之[895]。病坊成为官办医院。敦煌文书伯2862背、2626背唐天宝年间敦煌郡现在账中记载了病坊的财务状况，据文书91-103行，病坊有本利钱130.072贯，其中百贯本，30.072贯利，有杂药950斤20枚，什物94事，包括锅、盆、灌（罐）、锁、食具、斤、毡、席等，米1硕6斗8合，可供病人及无家可归者休息将养。尽管国家为病坊置本经营，但病坊仍由僧尼负责。会昌五年（845）武宗毁佛，令僧尼还俗，病坊无人主领，李德裕建议给病坊一定数额田土，以充粥食，并为其置本收利，选耆寿一人负责[896]。宣宗继位，一反武宗之政，恢复了被废的寺庙，病坊也应又由寺院管理了。
（三）军事医疗组织
战场上刀兵相见，多有杀伤，征行战士千里跋涉、栉风沐雨，更易患病，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完备的医疗组织。中央军队中，南衙兵由太常供医药，禁军由殿中省尚药局负责，医疗救治有了保障。
行军征战之时，医疗组织更为重要，唐《医疾令》规定，“行军及作役之处，五百人以上，太常给医师一人”[897]。可见太常医师要随军出征。此外，诸镇备有医药，由仓曹负责颁给[898]。征行时，随军也带有大量药物，作为军装的一部分，诸军要备有人药一分，包括“三黄丸，水解散，疟、痢药，金枪、刀箭药等五十贴”[899]，同时军队也保有治人马药方，《太白阴经》卷7所记治人药方有疗时行热病方，疗赤斑子疮，疗天行病方，疗疟疾方，当归六味散，疗温疟者可服鬼箭十味丸方，疗痢病方，疗谷痢方，疗脓血痢方，治霍乱方，治脚转筋方，入战辟五兵不伤人方，疗马齿毒方，疗马脓垢着人作疮方，疗金疮方，因发者及伤裂突出肠方，疗金刀中骨脉中不出方，疗金疮伤中破惊方，疗马坠损有瘀血在腹内方，疗马坠折伤手脚骨痛方等19种之多，“夫稠人多厉疫，屯久人气郁蒸”，故而随军备用药方多偏重于病瘟、
、疟、痢等传染病，另外，金疮、坠马等也是随军药方中的重要内容。
古代两军对战中，骑兵起着类似现代飞机、坦克的作用，骑兵的强盛关系着战场主动权，致力马政、加强监牧管理是唐政府强化骑兵的一个方面，而注重马的医疗及兽医建置则是另一方面。正如随军有医师一样，军队有马之处，就有兽医。《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唐开元十九年康福等领用充料钱物等抄”20行记载“使西州市马官天山县尉”下有典1人，兽医1人，可见兽医出使为其常任，军队兽医当与市马使下兽医同一来源。诸行军也因马的数量而预备马药。《太白阴经》卷5人粮马料篇第60记载，马油药“取逃亡兵士残粮衣赐，兽医人于马押官都头中差取”，用逃亡兵士的回残衣赐由兽医人添置。同书卷7治马药方第81记载有“春夏常灌马方，马热不食水草方，治马漏蹄方，疗马内黄不食水草颤喘卧数起口张喘急颈微垂利方，疗马转胞不大小便方，疗马结草方，疗马虫颡方”等七种，由兽医人准备的马常备药当以上7种方为主。“马有四百八病，盖在调冷热之宜，适牧放之性，常加休息，不可忽视之也。马之系于军者至矣重矣。”正因为如此，随军有兽医，每马备有杂药，保证了军队中骑兵的战斗力。
除设医师、兽医等医疗人员外，对病伤士兵的护理，调养也有制度规定。《通典》卷149《兵典》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养饲及领将行，其初得病及病损人，每朝通状，报总管，令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发，仰营主共检校病儿官，量病儿气力能行者，给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给驴一头；如不能乘骑畜生，通前给驴二头，傔二人，缚举将行。如弃掷病儿，不收拾者，不养饲者，检校病儿官及病儿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斩”。这是对军中病儿处理的制度规定。行军途中患重病兵士可放留地方安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载“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文书就记载了患病兵士放留地方的情况[900]，孙海藏因患风痫及冷漏，行至蒲昌病发，“检验不堪将行，蒙营司放留，牒送柳中县安养”，后“行至交河，患犹未除，交河复已再检，不堪前进，得留交河安养”，并向大军汇报了患者情况。病儿留放要经过验检、批准、安置与上报诸种手续，可见兵士放留已为定制。对病患兵士的处理制度较为完备，这也是保证兵士战斗力的一个措施。
二 医学教育
唐代医学教育较为普及。中央太常寺太医署为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太仆寺教授培养兽医，地方上有州医学，医学的普遍设置，奠定了唐医学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唐人对医学的重视及医疗水平。
太医署医学教育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针博士1人，助教1人，针生20人，按摩博士2人，生15人，咒禁博士1人，生10人。四科学生共85人，课业由博士、助教共同教授。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考试，在学9年无成，勒令退学。
医学生习《本草》、《甲乙脉经》，要求识药形，知药性，不但要了解、而且要精熟有关医药及脉象等的基本知识。读诸经后，再分业教习，20人中以11人学体疗，7年成，3人学疮肿，3人学少小，5年成，2人学耳目口齿，1人学角法，两年成。学业简单者年限短，安排的学生少，年限长者安排学生多，由太医署掌握习各科人数及比例，均衡培养各科人才。
诸针生由针博士、助教教授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九针包括针，主热在皮肤者；员针，主疗分间气；针，主邪气出入；锋针，主决痈出血；铍针，主决大痈肿；员利针，主决四肢痈，暴；毫针，主寒热在络者；长针，主取深邪远；大针，主取大气不出关节。九针涵盖了各种疾病，通过不同形状、原料及进入不同层次，对人体各部疾病做疏导及治补。针生边习经边实习，实习时针师、针工佐博士、助教以教。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鸟神针》等经，读《明堂》者，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令知四时诸脉状，读《素问》、《黄帝针经》者要求精熟。
按摩生习消息导引之法，通过按摩、使身体活动，治疗人的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八疾，人的肢、节、府、藏积而生病，则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如果损伤折跌，也用按摩来矫正、恢复。
咒禁生习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主要为心理及气功疗法，含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咒禁方式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唐咒禁融合了释道而形成自己的医学方式，太医署教授巫师道士作法时的步法——禹步，道家修炼时的冥想方法——存思，释家诵咒时手指所构成的各种手形——手印等[901]。
太仆寺有兽医学生100人，兽医博士1人，兽医学生由庶人子补，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902]。兽医学生由博士教以治疗马病的方法及知识。诸医学生了解了马致病原因，“有伤寒者，有伤热者，有疡者，咸据经方以疗焉”[903]。兽医生不但学习马的治疗药方，还学习了有关马的病理及保健理论。
地方医学之设，始于贞观三年（629），至开元十一年（723）七月五日玄宗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九月七日，卒制《广济方》，颁示天下[904]。各州不但将医学博士升为品官，而且还贮存医书、药方，可见对医学的重视。据《唐六典》卷30，比较州府录事与医学博士阶品，可以发现上州医学博士品阶（正九品下）高于录事（从九品上）、中州、下州（从九品下）与录事同。《六典》所记可能为开元二十五年秩品，这时上州医学博士又比始有秩品的开元十一年上升了一级，医学博士品秩的不断提高，表明了唐对地方医学教育的重视。
据《六典》卷30，州府医学之设，京兆、河南、太原府，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医学20人，大都督府医学博士2人，助教1人，学生15人，中都督府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下都督府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2人。上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5人，中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2人，下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0人。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同时也兼有教授诸医生、普及医药教育的职能。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关于医学的史料。伯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州医学“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因同是教育之地，被设于州学院内。伯3559（二）唐天宝敦煌郡差科簿62行记载，“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51岁的翊卫兼医学博士，《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唐西州高昌县和义方等差科簿”记载29岁的刘威感为“医学助教”，可见沙州西州均有医学、医官之设。
诸州医生员数，据《六典》卷30可推算为4465人，但《唐会要》卷82医术门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敕作“十万户已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与《六典》数额不同，可能生员名额因时间不同而有变化。诸医生在从博士、助教习业同时，还要广泛实习，“各于当界巡疗”。诸州可采药物收贮颁给及预合伤寒等传染病药以给部内疾患者，同样也是州医学之职。医生在界内巡诊，颇类公众医疗，今天我们仍将主治大夫称为医生而不称医师，与唐医学生巡疗治病不无干系。
此外，私人习医也很普遍，如甄权因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905]，自学习医，又如王勃“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906]，杜鹏举“少与范阳卢藏用隐于白鹿山，以太夫人有疾，与清河崔沔同授医于兰陵萧亮”[907]，这些都是私人习医之例。名医子弟疗病验否由尚书省祠部掌握[908]，可见国家不但允许鼓励医药私学，同时注重选拔私学中优秀的医药人才。僧尼、道士也多治疗疾病，传授医学，永徽四年（653）四月敕，“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909]，但此敕令的具体实施结果令人怀疑，印度僧人及道士传授医术为人治病之例并不罕见。道士追求长寿养生，不少道士是医学家，采药制药到市场去卖，为人治病。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就是道士。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云：“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910]白居易《眼病二首》也云：“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911]“龙树论”即《龙树眼论》，是有关治眼疾的佛经[912]，白居易、刘禹锡都曾因眼疾求治于印度僧人。僧尼道士传授医术，扩大了医药范围及手段，不但增加了外国医药的输入，而且也更新丰富了中国固有医学的内容。
官医学生及私医学生均可走贡举之路，以医入仕。太常医学生若业术过于本官，即听补替[913]，一般业成者，同明经或明法例处分，乾元三年（760）正月十日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入仕人“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914]，以策问方式考试。医学可以说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之外的另一贡举入仕途径，这也促进了唐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普及、发展。
三 医学成就与卫生保健
（一）医学成就
隋唐时期医药学的发展使医药著作增加，其中最明显的为医方增多。一方面，政府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至民间，如炀帝撰《四海类聚单方》，玄宗撰《开元广济方》，德宗撰集《贞元要广利方》等；另一方面，民间朝士也注意搜录药方，如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五代时虽战事频仍，整理公布医方者仍不乏其人。陈玄“家世为医”，后唐时因善医而日侍武皇左右，“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915]。这些医方方便百姓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医学典籍。敦煌文书中有百余卷医药文书，其中医方30余卷，录方近千首，为隋唐五代医家经验效方，涉及临床各科，大多不知书名撰者，反映了隋唐五代的医学成就。
这一时期医学著作的另一特点为医学各科专业化，隋唐时期各科代表著作，病因科有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儿科有《颅囟经》，全书有孙思邈撰《千金要方》、王焘撰《外台秘要》，药典有苏敬等撰《新修本草》，食疗科有孟诜撰《食疗本草》，伤科有蔺道人撰《理伤续断秘方》，产科有昝殷撰《经效产宝》等。
隋炀帝大业年间，由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编写的《诸病源候论》50卷，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该书67门，1720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和症候。其特点为只论病因，不载方药，但附有导引法，对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病因、预防及小儿、孕妇的保健的论述，对许多症候的描述等有相当科学性，内容丰富，反映了我国临证医学及理论医学的水平，在唐以后引起多方面重视。
《新修本草》为唐显庆四年（659）编成的一部大型国家颁行的药典，由宰相李、许敬宗、辛茂将董领，具体编著者为苏敬、颜仁楚、吴师哲、蒋医方、贾文通、孔志约、李淳风、吕才、蒋元昌、许弘感、蒋季琬、吴嗣宗、蒋季瑜、巢孝俭、许弘真、蔺覆珪、蒋季璋、胡家、许孝崇等19位医药学专家，他们大部分在，太医署、尚药局、太子药藏局等国家医疗机构内任职[916]，《新修本草》成为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药物学总结之书。该书共20卷，另目录1卷，药图25卷，图经7卷，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有名未用11部，新增药物114种，共载药物844种，“详采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缺，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同时采用绘图方法，“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917]，《图经》是对《药图》的说明，图文并茂，超越前代。《本草》书成后，即成为诸医学生必修之书，他们据此“识药形、知药性”[918]，国家也据此考试诸生课业，直到10世纪《开宝本草》编成，才逐渐被取代。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在民间行医多年，广泛搜集民间验方，以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其著作以“千金”命名。《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医学界的两部巨著，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医学水平。《千金要方》重视妇幼两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919]，将妇人方，小儿婴孺方置于书首；重视食物疗法，收载食疗用品154种；重视医德及医生素质，“凡为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920]，“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不问贵贱，不计恩怨，不避寒暑、艰难，一心赴救，才能称得上“苍生之大医”[921]；重视民间药方等，是这部书很鲜明的特色。《千金翼方》30卷，是对《千金要方》的补充。该书充分记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及疮痈等，发挥了张仲景的学说。孙思邈承袭传统医学理论，同时吸收道、佛两教思想杂糅发挥，形成了养生保健、预防医学、医药认知及医德等思想，开唐宋以降诸医家之规模，《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也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界的宝典。
王焘《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门，载方6000首，保存了大量失传方书，所论疾病范围很广，包括伤寒、温病、天行、各种杂病、五官、外科痈疽、痔漏、创伤、妇产、小儿、乳石发动和明堂灸法等。每一门类之前，冠以《内经》或《诸病源候论》等有关论述，所列之方均注明出处来源，对后世学成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所引论述及医方，有不少反映了历史时代对疾病的认识和特点，如伤寒、天行瘟疫、“瘿病”等，虽为纂辑之著，但保存了古代医方的功绩，汇集了许多宝贵资料，是中唐医学代表作。
（二）卫生与保健
隋唐五代时卫生保健已达到相当高水平，敦煌石窟壁画中有所记录和反映。如隋第302窟中绘有加盖水井，水井四周有护栏，表明当时人很注意饮水卫生，中唐第159窟《弥勒经变》中揩齿图，表明唐人刷牙已较普遍，五代第61窟《佛传故事》屏风画中的挤奶煮奶图，题记中有“二女煮乳”字样，表明当时已有饮用熟奶的卫生习惯。
卫生保健的思想也渗入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中。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腊53“持椒”条引《养生要》，“十二月腊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内椒井中，除温病。”同书同卷五月五日第46“蓄药”条引《荆楚岁时记》，“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月畜药，以蠲除毒气也”。注意井水消毒及采药除毒气，为承前代而沿袭的习俗，在唐代最盛带有卫生保健目的的社会风俗则为药市吸药气与腊日赐口脂。《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条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号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月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赉之药，川俗谓之药市，迭明而散”，药市“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士毕集”，不但进行药材交易，而且士庶云集，于药市中“吸药气”以治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药市成为川蜀百姓的卫生保健活动地点。腊日唐帝多赐群臣口脂，这种腊日口脂由药膏制成，有养颜保健作用，如《全唐文》卷333苑咸为李林甫谢腊日赐药等状，云：“赐臣腊日所合通中散驻颜面脂及钿合，并吃力伽丸白黑蒺藜煎揩齿药等……伏以嘉平旧节，炼药良辰，锡灵仙之秘方，均雨露之殊泽。金膏玉散，驻齿发于衰容。”可见腊日制药，赐药口脂，主要为养颜保健。史籍中关于腊日赐口脂记载极多，如同书卷418常衮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赐臣面脂、口脂、香药、澡豆并银饼子等”，卷443李舟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赐臣及军将腊日面脂、香袋、红雪、澡豆等”，卷444韩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并赐臣母申国太夫人口脂一合，面脂一合，澡豆一贴，并赐臣温香一合，兼赐将士口脂等”，知赐百官军将腊日口脂为定制，这一风俗的形成，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卫生保健的重视。
《千金方》与《千金翼方》中也有许多内容涉及卫生预防与保健。孙思邈主张饮食要有节制，“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每学淡食，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脂入肠”[922]，劝告人不宜过度饮酒。在卫生预防方面，主张人们应保持情绪稳定精神愉快，同时要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注重卫生保健，如勤洗澡勤换衣服，选择正确睡眠姿势，屈膝而卧，选择背山临水、气候凉爽的居住环境等。对妇女、幼儿及老年人保健，孙思邈也极为重视，认为小儿不宜穿得过多，以免体质脆弱，经不起风寒，对乳儿、浴儿，亦注重预防致疾。《千金翼方》中撰写了“养老大例”与“养老食疗”专篇，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病理、疾病、治疗、饮食起居、卫生预防等许多方面作了全面论述，要求充分认识老年人各种生理心理变化及采取相应防治措施[923]。孙思邈的养生保健及预防医学思想是唐代卫生保健思想的反映。
日臻成熟的饮食疗法为这一时期卫生保健的一个主要特色。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专列“食治”卷，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医者当先晓病源，以食治之，不愈，再用药。忽视食治，是可悲的，同时还推荐含多种营养成分与维生素、矿物质的牛乳、芝麻、蜂蜜等食物[924]。孟诜、张鼎的《食疗本草》为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确定了食疗为本，食疗为上的食治原则，使食物品种在临床治疗应用上不断增加，食疗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但食物原料增多，而且扩大到动物组织器官和激素剂，侧重于食物本身的医疗作用，同时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膳。唐代饮食疗法在理论上逐步提高，在实践中更加广泛地深入地应用到临床治疗及日常的预防保健中，是我国古代饮食疗法应用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