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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衣冠服饰
隋唐五代的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将魏晋以来特别是北朝的服饰发展固定下来，形成为法令制度，影响直至宋代并延至明朝。如果拿隋唐五代的服饰与秦汉服饰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显著不同。这就是说，隋唐五代的服饰在服饰史上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一 男服
隋唐五代的男子服饰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部分，即礼服和便服。礼服亦称冠服，包括有朝服、公服、祭服等。便服也叫常服，曾称为
服和亵服。冠服主要是高冠革履、褒衣博带，常服则由幞头、袍衫、靴带组成。受传统礼仪影响，当主要是冠服制度，但常服也逐渐在令式中占有了一定地位。
（一）服饰制度及其演变
我们先看冠服。从总的情况看，隋唐五代的冠服沿袭了汉魏服制而有所减略，虽被详细规定在法律上但除少数几种场合外一般并不服用。
隋朝初建，隋文帝杨坚舍弃了北周服制，采北齐服制制定了《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武弁、白纱帽、白帢等数种，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这一套服制是十分简陋的。到开皇九年（589）平陈以后，杨坚又采用了南朝梁陈服制重新定令，在皇帝服饰上增加了大裘冕、毳冕、冕等项，但这一套礼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95]。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炀帝杨广命牛弘等人依据古制、参照实际、增删旧令，重新制定了一套服制，定皇帝服饰有大裘冕以下八等，对皇太子、百官服饰也作了整理，废去了前代已有但实际已不服用的“建华、羲鸟、鹖冠、委貌、长冠、樊哙、却敌、巧士、术氏、却非”等冠服。这套服饰自大业二年（606）开始实行。
胡人牵驼俑 陕西礼泉 唐 昭陵郑仁泰墓
彩绘贴金铠甲骑马武士俑 陕西乾县 唐 乾陵懿德太子墓
唐朝初年，高祖李渊也下令制定了《衣服令》，武德七年（624）颁行。根据此令，皇帝衣服有大裘之冕、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沙帽、白帢共十二等。其中衮冕最重要，其形制主要是冠上有冕板，板宽八寸、长一尺六寸，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身穿玄衣（深色或即黑色衣）裳（为赤和黄色），有十二章纹饰：衣上有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等八章，裳有藻、粉米、黼、黻四章；内穿白纱中单；腰束革带、玉钩，垂大带、蔽膝；佩鹿卢玉具剑；脚穿朱袜、赤舄，舄上加金饰。
武德令又规定皇太子有衮冕、远游三梁冠、远游冠、乌纱帽、平巾帻共五等；百官有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爵弁、远游冠、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共十等。不同的冠与朝服（亦称具服）、公服（亦称从省服）相配合，服用于不同场合。按照《武德衣服令》的规定，朝服是头上戴冠（上述各冠之一，主要指远游、进贤、武弁），冠下有帻，冠上有缨、有簪导；外穿绛纱单衣、白裙襦（或裙衫）；内穿白纱中单；束革带，垂蔽膝；脚穿袜、舄；佩剑等。公服比朝服要简单，也是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但没有白纱中单，没有蔽膝，脚上穿履不穿舄，佩鞶囊等而不佩剑。遇大事如陪祭、朝飨等穿朝服，其余公事穿公服，换句话说就是礼重时穿朝服，礼轻时穿公服。武德令颂行以后，虽历经高宗、武后特别是玄宗时期对令文做了些微修改，但冠服制度大体不出武德令范围。不过令文归令文，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规定常常是徒有虚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武德以后对服制的修订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施用。
彩绘文官俑 西安灞桥 唐 金乡县主墓
太宗时曾制定了翼善冠，与常服配合使用于朔望视朝，到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废。显庆年间（656-661），高宗听取长孙无忌等修礼官的建议，在皇帝十二等服饰中只保留了大裘冕和衮冕，其他全部废而不用，但令文并不作删改。到开元十一年（723），玄宗又废除了大裘冕，除个别场合仍使用通天冠外，其余如元正朝会、大祭祀等全用衮冕，但令文仍未作删除。
皇太子服在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也只剩下衮冕、具服和公服。如果穿袴褶则戴进德冠，其余并废。
由此可知冠服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趋于简单，如皇帝除衮冕外一般不再服用其他；另一方面则是像翼善冠、进德冠出现所表示的那样，冠服有向常服靠拢的势头。
冠服中还有一种非正统的冠服称“袴褶”。按袴褶服源于胡服，普及于魏晋，经过几百年的改造和南北服饰的交流，到隋唐时代成为一般朝参时的服饰而被列入令中。据《武德令》，袴褶服主要是这样：头上戴平巾帻，上身穿紫褶（五品以上）或绯褶（六品以下），加袴裆；下身穿白袴；束起梁带；脚穿靴。这是武官、卫官陪立大仗时的服饰。如果文官乘马时也可以服，但须去掉袴裆。此外流外官无官品的人以及品子任杂掌者，在朝集从事时都要服产巾帻、绯衫、大口袴。《武德令》对袴褶的规定主要限于武官，但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下令百官朔望日上朝都要服袴褶。高宗永徽以后，皇太子若乘马穿袴褶，要戴进德冠。武后文明元年（684）规定在京的百官每日入朝要穿袴褶服，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也要穿袴褶。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时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后来在开元二十五年《仪制令》中就规定道：诸文武九品以上，应朔望朝参者，十月一日以后二月二十日以前，并服袴褶。从这一发展过程看，袴褶服似有代替公服、朝服的趋势。但是，由于袴褶服既非传统冠服，又不如常服方便，所以它最终不能逃脱逐渐消亡的命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前后，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96]归崇敬提出的理由虽是传统的，但他实际顺应了袴褶逐渐消亡的趋势。自此以后，虽有时还偶能见到服袴褶的记载，但一般说来，在实际生活中已没有袴褶的地位了。
冠服而外，自隋朝以来还有常服。这种常服是受北朝影响发展起来的，主要由幞头（也叫折上巾）、袍衫、靴带组成。由于它便于行事，因此普及得很快。隋朝初年，上自皇帝下到庶民都穿黄袍，不同的是贵臣束九环带，帝王束十三环带。开始时帝王还戴乌纱帽，到后来才“贵贱通服折上巾”[97]。到大业六年（610）后隋炀帝整理服饰制度，才初次在常服中划分等级，规定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绯或绿袍、胥吏穿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黑袍、士卒穿黄袍。这次规定一方面意味着将常服正式纳入律令格式体系，另方面又反映了将北朝贵贱通用的常服等级化。虽然这次对常服等级的划分十分简略，但它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到唐初，皇帝不让士庶穿赤黄色，自己则以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为常服。武德四年（621），唐高祖下敕规定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袍衫、五品以上穿朱、六品以下直至庶民均穿黄袍。幞头和靴仍是贵贱通用。到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更详细规定了常服的服色，即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并仍然允许都穿黄袍。同时唐太宗制定了翼善冠（皇帝用）和进德冠（贵臣用）与常服相配。这二种冠到唐玄宗时废除。
贞观四年以后常服又经历了一些变化，到上元元年（674）八月，唐高宗再次下诏完善服色等级，规定“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五品服浅绯、金带十，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侉，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九，庶人服黄，铜铁带、七”[98]。这次诏令还有一项重要规定，即禁止流内官穿黄袍衫。自此以后，唐代官员常服的服色基本都按品级以紫、绯、绿、青为准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按品级”指散官品级，即隋唐时期的常服均以散官官品为准。因此白居易虽身为从五品下的江州司马（职事官），但并不穿绯衫，而是依散官将仕郎的官品从九品下，穿青衫，所以才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著名诗句。到五代，随着散官地位的下落，服色也逐渐向依职事官品的方向发展，到宋代就全都依职事官官品了。
唐代的常服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配有一件物品即鱼袋。按鱼袋本来用于装鱼符。鱼符是刻有官员职务的身份证明书，要随身佩带，最初只发给职事官，退休后要交回。到武则天时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遂改佩鱼为佩龟，并初次规定龟袋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银、铜饰。到中宗时恢复佩鱼及鱼袋，并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到睿宗朝，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规定穿紫袍衫者，鱼袋用金饰、穿绯者用银饰。到玄宗开元九年（721），再规定一切检校、试、判、内供奉官均可佩鱼袋，官员退休后也不交回。从此以后鱼袋就成为常服中绯紫服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凡是赏赐绯紫服同时也要赏鱼袋，二者连在一起，称章服。这时的鱼袋基本上变为一种表示身份地位的装饰，所以韩愈有诗说：“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99]。韩愈是在说来做客的都是佩金鱼袋的大官，透着一股得意的口气。到五代后周时，周世宗正式下诏停废鱼袋中装的铜鱼，章服中的鱼袋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鱼袋”了。
常服之外还有异文袍。其实异文袍也是常服，不过是在普通常服上增加了一些图案而已，但它似也有走向制度化的趋势。异文袍最初只是作为赐物。武则天天授三年（692）赐都督、刺史袍，上皆绣有山形，山周围并有铭文十六字，字为“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以后凡是新任命的都督、刺史，都赐这种带铭文的袍。两年后，武则天又赐给诸文武三品以上者以铭文袍而且各自都绣有动物图案，例如诸王是盘龙和鹿，宰相是凤，尚书是对雁，十六卫将军是对麒麟、对虎、对鹰、对牛、对豹等。到玄宗时将这种绣有动物图案的袍的服用扩大到诸卫郎将。德宗时又扩大到节度使、观察使，规定凡赐节度使袍，所绣图案为鹘衔绶带，观察使则为雁衔仪委（一种瑞草）。这以后我们看到鹘衔绶带紫袍和雁衔瑞草绯袍向一般中央文官中普及。此后到文宗时，又将异文袍的服用超出赏赐范围，制度化为三品以上依官职不同可服鹘衔瑞草或雁衔绶带或对孔雀绫，四品五品可服地黄交枝绫，六品以下常参官可服小团窠绫。再以后不闻有关于异文袍的敕文。大约终隋唐五代时期异文袍始终没有完全形成为制度，但它对明清时期袍服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服饰名色
现在介绍几种主要的服饰。
1.幞头。幞头就是“用全幅皂（帛？）而向后发，俗人谓之头”[100]。北朝周武帝将上述全幅皂绢裁出四脚，两脚系于头前、两脚垂于脑后。隋以后，这种裁出四脚裹头的幞头，“通于贵贱矣”[101]。最初的幞头直接裹在发髻上，因此从外观看比较低平、似贴在头上。后来大约在隋末唐初出现了一种叫“巾子”的东西，将它罩在发髻上，外面再裹绢罗之类的幞头，就能裹出各种样子，外观看上去也变的直立起来，有些像帽子的模样了。后人一般统称幞头和巾子为幞头，但如果分开来看，巾子的变化多于幞头，特别是自唐初到玄宗这一时期，巾子变化的花样最多。例如武则天时的巾子比较高，叫“武家诸王样”；中宗时的巾子高而且向前倾，叫“英王踣样”；玄宗时巾子的上头是圆的，叫“官样圆头巾子”。与巾子相比，幞头的变化不大，主要表现在幞头罗的厚薄、特别是后面幞头脚的软硬和长短上。就长短而言，大致是尊贵者脚长、士庶脚短。到晚唐，由于每天要裹一次太费事，于是出现了木围裹头，即做一个幞头形的木帽子，刷上漆，外面蒙上纱，用时一戴即可，非常方便。相应地，幞头脚也变得硬起来，即在脚上加些铁丝之类，让它平伸出来。这时只有皇帝贵人才用硬脚幞头。到五代，这幞头的脚是越伸越长，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湖南楚国马希范的幞头脚左右竟长有一丈。不用说，这后一种绝不会是日常实用的幞头。
2.帽。帽在这一时期种类繁多。有冬天戴的，也有夏天戴的，各地区也不一样。由于“帽”向来是“野人之服”，因而对其形制记载不多。实际上隋唐五代时期上自皇帝下至百官士庶，甚至包括妇女，都有戴帽的。帽子中记载较多、流行时间较长的是席帽。席帽本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服饰，最初叫帏（或围）帽，以藤织成，有檐，四周下垂网以障尘土。后来女子戴者称帏帽；男子戴者将网去掉，称席帽。到唐宪宗前后，改用罽或毡织成，仍有檐，所以又叫毡笠。唐宪宗元和十年（794）宰相武元衡被刺时，御史大夫裴度也遭不测。但由于裴度戴着毡席帽，“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结果不死。“既脱其祸，朝贵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102]，在大都市甚至出现了“席帽行”以经营席帽，可见其流行。席帽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搭耳帽、浑脱帽（一种羊毛毡帽）、黑纱方帽、豹皮帽、大裁帽、危脑帽、轻纱帽等等。其中列在减样方平帽之后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帽子，如大裁帽、危脑帽是蜀国人戴的（危脑帽的样子可能是帽顶比较尖），而轻纱帽则出自韩熙载，为南唐人所喜戴。
3.袍衫袄子。袍衫是这一时期男子最常穿的衣服。袍衫都是圆领，长过膝。衫是春夏穿的，袍是冬天穿的。武则天时溱州刺史杜景佺曾碰到一个算命的，说他能够入相，得三品，但穿不着紫袍。结果“夏中服紫衫而终”[103]，可见穿袍和衫有季节差别。袍或衫在近膝处加有一横襕的，叫襕衫，为士人所穿。关于最初在袍衫上加襕的人，史籍有三种说法，即北周宇文护、唐朝马周和唐朝长孙无忌。从考古图像资料看，隋朝人的袍上已有襕了，可知北周宇文护说最为可信，而马周不过是将襕衫升作士人之服罢了。衫中还有一种叫“汗衫”，是贴身穿的衣服，比袍衫的衫要短。唐中宗时刘幽求“著白襕衫，底著短绯白衫”[104]。这短绯白衫就是穿在内的汗衫。这一时期还有袄子，也是冬天穿的，比袍短，有棉的，有夹的。武官和士兵穿袄子的比较多，一般官员、百姓也穿。唐高宗时就曾下诏严禁“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105]。
4.半臂。半臂是隋唐五代特有的一种男子服饰，大约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半臂的形制有些类似今天的坎肩，但比坎肩多了个袖子，其长度在半袖与无袖之间，襟大多开在右边。半臂的穿法主要是穿在内衣之上外衣之下，即唐代马周所说的“中单上加半臂”[106]。这样它就起到了一种垫肩的作用，使男子显得肩宽而雄武。如果半臂的质地很好，如像“锦半臂”那样，那么穿半臂的人就常常脱掉一只袖子以夸耀自己的半臂。当然为劳作方便，也有人将一只或二只袖子全脱掉。唐陕县尉崔成甫为了在万众面前出风头，就“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107]。这“偏袒膊”就是为了将锦半臂显示出来。
5.裤。裤的种类很多。有一种与“褶”相配合，称为袴褶服，属于百官礼服，说已见前，此不赘述。其他从形制看有单裤、复裤（或称棉裤）、短裤、裈裤等。裤主要穿在袍衫里面，裈大约是内裤。从原材料看，当时又有布裤、纱裤、罗裤、皮裤、绸裤等。唐代人似乎喜爱穿白色裤，而白花罗裤就是进贡给皇帝的礼品了。又由于裤是穿在袍衫内的，因此当时人常常把这两种衣服对举。例如白居易就有“裤花白似秋云薄，衫色青于春草浓”[108]的诗句。这其中的裤又轻又薄，当是夏天所穿的裤。
6.靴鞋。靴在这一时期为男子常穿之服。隋朝初始，皇帝贵臣就多服乌皮六合靴。唐初将靴的长靿改为短靿，允许上朝时穿，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的故事就是穿靴上朝的一个证据。后来，这种乌皮六合靴就“贵贱通用”了[109]。六合靴用七块皮子拼成，看上去有六个缝。所以叫六合靴，也叫六缝靴。六合靴的靴靿上有带可系，靴口较宽，可以往靴里藏刀、书信。除六合靴外，唐代还流行有吉莫靴、蛮靴等。
鞋在这一时期有麻鞋、丝鞋、皮鞋、藤鞋、棕鞋、绣鞋、草履、木屐等。一般说来，穿鞋比穿靴要随便一些。从形制上说，除了作为冠服的履舄在鞋的前面要上翘很多之外，一般的鞋头也稍有上翘。有些鞋要用鞋带来固定。《旧五代史》卷7《梁太祖纪》引《五代史阙文》说唐昭宗“佯为鞵系脱，呼梁祖曰：‘全忠为吾系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结之，汗流浃背”。可见皇帝所穿的鞋也是有带的。近年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唐代墓葬中曾出土有系带的麻鞋，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人所穿系带鞋的实物。
最后简单讲一下军衣的情况。
军衣分两类。一类是平常穿的衣服，一类是作战时穿的。前者与一般男子服饰大致相同。据敦煌文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一个士兵所需衣服的种类有衫、汗衫、裈、袴奴、半臂、绵袴、袄子、幞头、鞋袜等。这其中袴奴比较特殊，似是裤口扎紧的一种裤子，基本为军人所独有。还有一种头饰叫“抹额”，也为军人专用。另外，这些衣服在颜色上与一般服饰也稍有不同。到唐代宗朝（762-779）前后，军中士兵还流行戴压耳帽子。除士兵外，将军不在军而在朝廷时也要服长袍。这种长袍绣有花纹，如瑞牛、瑞马、虎、豹、鹰之类。在唐睿宗时，还曾规定武官五品以上要佩戴刀子、砺石、针筒、火石袋等七种实用的佩物，称作七事[110]。
第二类作战时穿的服装包括有战袍和盔甲。战袍中有的质量很好，例如五代时后晋皇帝就曾穿有“红罗真珠战袍”。盔甲中的头盔在此时仍称兜鍪，戴上它时能将大半个脸遮住。甲的种类很多，最常见的仍是明光甲，它在《唐六典》卷16“武库令”条所引十三种甲中名列第一，其他还有光要甲、细麟甲、白布甲、皂绢甲、木甲、锁子甲等。唐初名将李协助李世民平定王世充，二人一起服金甲告捷太庙，这金甲恐怕是最显赫的戎服了。
二 女服
女子服装就法令规定而言较男子服装简单。隋唐五代的妇女服装亦可分为礼服和便服。礼服为律令格式所规定，便服则不然。
（一）礼服
隋唐五代妇女的礼服主要指皇后、妃嫔、内外命妇在正式场合下的衣着。它既不同于汉魏传统的六服之制，也不同于北周系统的十二等之服，而是比它们都简单的多。隋初文帝立制，定皇后服为四等，即袆衣、鞠衣、青服、朱服，隋炀帝沿而不变。到唐代，可能嫌青服、朱服之名不合体统，唐高祖便将皇后服简省为三等，即袆衣、鞠衣和钿钗礼衣。据《武德令》，衣和鞠衣都是头上饰花十二株。袆衣为青色，上有时二行翚翟（锦鸡）花纹，系蔽膝，大带，腰悬白玉珮，足着青色袜、舄，舄上有金饰物，凡受册、助祭、朝会等大事时服用。鞠衣为黄色，无雉纹，亲蚕时服用。钿钗礼衣是头上饰十二钿，服色不定，无雉纹也无珮，足着履。宴见宾客时服用。皇后以下如皇太妃等均与皇后同而降等。内外命妇则有所不同，又有翟衣、钿钗礼衣、公服、宴服等名目。据《武德令》，内外命妇五品以上着青色翟衣，首饰与翟数各有不同，在受册、从蚕、大朝会、婚嫁时穿用；钿钗礼衣仍为杂色，钿数有不同而无雉，外命妇朝参、辞见或内命妇寻常参见时服用。宫内女官也有杂色礼衣，没有首饰，七品以上有大事则服用，平常供奉穿公服，七品以下至九品则无论大事与否均穿公服。至于宴服，其颜色亦不定，皆据丈夫或儿子的服色为宴服服色。《武德令》对妇女礼服的规定一直延续了下去，到这一阶段的末期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二）便服
礼服是指有官品的贵妇人在参加典礼时所着的服饰，而便服则指她们平时所穿的衣服。一般百姓的服饰也可归入便服的范畴。《旧唐书》卷45《舆服志》讲命妇们“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结果“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这种“贵贱无别”的妇女服饰或曰便服，就隋唐五代而言，主要由衫（襦）、裙、帔组成。
1.衫、襦。衫、襦都是短上衣，为此阶段妇女最常见的衣服。衫一般较薄，襦则较厚，多是夹或棉的。就形制而言，隋及唐初衫襦比较短小，窄袖，掖在裙腰内。后来衫襦变得逐渐宽大，以至到唐文宗时不得不下诏，限制襦袖不得超过一尺五寸，而在此之前，很多地方妇女的衣袖都阔达四尺。当然这只是衫襦的大致趋势，实际上在唐前期也有大袖衫襦，后期也有穿窄袖罗衫的。衫襦的颜色大致有白、青、绯、绿、黄、红等，尤以红衫为多。一般的衫子用布做，好的则用罗，上有金银线；襦则多绣有各式花样，所以当时诗中常有“薄罗衫子金泥缝”、“连枝花样绣罗襦”的说法。
2.裙。这一阶段妇女的裙子总的说来比较长。《事物纪原》“长裙”条引《实录》说“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当时又时兴将裙腰系在胸上，这就使裙子显得更长。隋及唐初的裙子比较瘦，上面有许多褶，有单色裙也有间色（两种或数种颜色间隔排列）裙。由于褶多了比较浪费，唐高宗时曾下诏禁止，说“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111]。唐玄宗也作过类似的限制。到唐中后期，这种带褶的间色裙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宽肥的裙子，但束胸仍然很高。裙的材料多种多样，好的就有绸裙、纱裙、罗裙、金泥簇蝶裙、百鸟毛裙等。裙的颜色以红、黄、绿为多。红裙即石榴裙，常为诗人们所歌咏，而黄裙据说是杨贵妃所特别爱穿的裙子。
3.帔。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人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的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太平广记》卷31“许老翁”条记益州士曹参军柳某的妻子不披帔帛而披帔子可能就与此有关。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遍但又是五彩缤纷的服装。
4.半袖。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史籍记载不多。据《旧唐书》卷45《舆服志》，当时的女官们平时供奉要穿“半袖裙襦”，其样式从陕西出土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5.帽。妇女戴帽似为这一阶段前期的时尚。帽的种类有多种，其中有特色的是羃与帏帽。羃似亦来自西域，样子是笠状帽，帽檐周围下垂有布帛，长可过膝，将全身遮蔽。这种羃风行于隋及唐初的北方地区。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明，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112]，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到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戴羃的少了，帏帽开始流行。所谓帏帽，也是斗笠状帽子，四周垂布帛或网，比较短，只垂到脖子，或即由羃发展而来，原也为旅人蔽风沙所用。到中宗朝（705-710）羃彻底消失，帏帽大行于世。再往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戴帏帽的也不多了，很多妇女又喜戴胡帽。这胡帽不用说原是西域或吐蕃人所戴的帽子，种类有许多，一般说来都是顶比较尖，有帽耳但常上翻，有的缀有毛皮或毡，多数都绣花。再以后，妇女们又喜欢什么帽子都不戴，“露髻”出行了。以上叙述了自羃到帏帽到胡帽到露髻的演变过程，似乎在唐玄宗以后妇女不再戴帽。但根据《旧唐书》卷45《舆服志》的说法，唐后期仍有戴帽如戴笠或戴柘枝花帽子的妇女，不过终究比较少。此外，这一时期妇女尤其是宫女戴花冠的很多，例如有碧罗冠子、芙蓉冠子等。当然这些花冠一般平民是戴不起的。
6.鞋。鞋类服饰在这一时期有履、鞋、靴、屐等。从史籍记载看，大多数情况下称鞋为履。履有高头和小头、平头之分，唐玄宗天宝（742-756）末年时兴小头的履。从制作材料看，则有草履、锦履、帛履等。除履之外，唐代多称“线鞋”为鞋。线鞋隋代就有，男女皆穿，而唐初妇女穿得更多。到唐玄宗时，“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113]。履、鞋之外，靴则有红锦靴，屐则有木屐皮屐。大致说来这一阶段前期穿靴履的多，后期穿鞋的多，而穿屐的则无论前后期都比较少。
三 妆饰
隋唐五代妆饰中的大部分继承了前代传统但又有所不同，表现比较明显的是面饰中的面靥、花子。不同的发饰、面饰互相配合，形成了各种“妆样”，分别反映了本阶段某一时期的特色。
（一）头饰
头饰包括头发的样式和头发上的钗簪类装饰。据《中华古今注》，隋唐时的发髻名称有凌虚髻、祥云髻、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归顺髻、愁来髻、飞髻、百合髻，这些髻的样式今天已不能知晓。若就唐人诗文来看，当时的发髻还有交心髻、鸾凤髻、抛云髻、慵来髻、抛家髻、倭堕髻。其中倭堕髻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也大致可知它的形状，据唐代诗人温庭筠词“倭堕低梳髻”[114]，可知它比较低。又据《中华古今注》卷中“梁冀盘桓钗”条“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的说法，可知它和堕马髻很相像，而堕马髻的样子是“侧在一边”[115]，因此倭堕髻是一种低而偏斜的发髻。从正面看呈一边多一边少形状的发式大致可断为倭堕髻。除以上名称外，这一时期诗文中还有大量有关“高髻”的描写。这种高髻恐怕形状各有不同，共同的特点只是高。此外以形状名髻的还有丱髻、丸髻，多为儿童所束；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有乌蛮髻、椎髻，而出自宫内的还有宫人髻、宫样（官样）髻等。发式除髻外还有鬟。梳鬟者多为年轻妇女，形状有双鬟、三鬟，最热闹的是扫闹鬟。
这一时期还流行假髻，也叫义髻、特髻等。用假髻最有名的是杨贵妃。据《明皇杂录》，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假髻有用木做的，就像近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唐墓中出土的那样。也有用头发做的。《旧唐书》卷185《薛季昶传》记“藁城尉吴泽者，贪虐纵横，尝射杀驿使，截百姓子女发以为髢，州将不能制”。这一事例或者还说明当时戴假发的也包括男子。
头发上的装饰有两种。一是插些钗簪之类。无论男女，均有插者。男子插的比较简单，女子则很繁缛，有插梳的，也有插金钗、搔头、步摇的。唐王建《宫词》说“玉蝉金雀三层插”、施肩吾《收妆词》说“枉插金钗十二行”都是形容头上插饰的繁多。所以唐文宗在大和二年（828）曾专门对公主宣旨道：“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116]，以限制这种趋势。除钗梳外，当时头发上装饰的另一种是插花，称作“头花”。《太平广记》卷448“李参军”条即记有萧公向县官借头花钗绢的事。从诗文中看，当时在头发上插的花有石竹花、栀子花、酴醾花等，即主要以红花和白花为主。这也是当时审美情趣的一个反映。
（二）面饰
面饰就是脸上的妆饰。这一时期的妇女与前期一样，在脸上也要涂粉抹胭脂。一般涂的粉是白粉，有时也涂红粉，前蜀后主的宫人就常在脸上“渥以朱粉”[117]。还有些妇女自炫美貌，不涂脂粉，最著名的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史称其“不施粧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118]。另有一种不涂粉的情形，那是受吐蕃影响的妆饰，也就是唐元和时候（806-820）“腮不施朱面无粉”的时世妆[119]。除女子外，当时的男子也有施粉的，例如唐武则天时（684-704）的张易之兄弟就经常“傅朱粉，衣锦绣”[120]。
涂脂抹粉之外，我们将面部的妆饰自上而下介绍如次。
1.额黄。额黄就是在额上涂黄粉。唐五代诗词中常用“半额微黄金缕衣”[121]、“额黄侵腻发”[122]等诗句来描述。至于所涂黄粉由何物制成，目前尚不清楚，推测可能由某种植物研制，或者使用的是金粉。
2.画眉。画眉在这一时期仍是妇女面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人常以它作为化妆的代称。前述“淡扫蛾眉朝至尊”是一例，朱庆余“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123]就更为明显了。画眉有种种样子，仅《清异录》就记唐五代眉样有“小山眉、垂珠眉、分梢眉”等数种。又有所谓“西蜀十眉图”。这些眉具体作何样子今天已不可详知，而从史籍有关画眉的描写看，大量的可分为蛾眉（阔眉）和柳眉（细长眉）两种。这两种眉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虽然白居易说天宝（742-756）末年流行“青黛点眉眉细长”[124]，但天宝诗人杜甫在《北征》里却说“狼藉画眉阔”，可知两种眉样同时并存。比较特殊的倒是唐元和年间（806-820）受吐蕃影响的画眉。那是将“双眉画作八字低”[125]的一种倒八字眉样，画好后看上去像是在哭泣。画眉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但也曾流行过绿眉，即所谓的“朱唇翠眉”[126]。更有甚者，是将眉毛刮去后在眼的上下用红紫色涂画，看上去血肉模糊，号称“血晕妆”[127]。这种去眉的做法在唐文宗时曾被禁止。
3.花子。花子也叫花钿、媚子，是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的一种装饰。《续玄怪录》“定婚店”条讲相州刺史王泰的女儿“眉间常帖一花子”就是一例。从出土的图像资料看，花子有十余种样子，如圆形、菱形、月形、牛角形等，颜色以红、绿、黄为主。
4.面靥。面靥是用丹或墨在颊上点点儿的一种妆饰，点出的点儿很像一颗痣。这种化妆法在唐代很流行。元稹《春六十韵》中即有“醉园双媚靥”的诗句。不过唐人诗文中有时也将眉心处点的圆点儿称作“靥”。
5.点唇。点唇是用唇膏涂在嘴唇上。一般说来是涂成红色即所谓的“朱唇”，但也有将嘴唇涂成黑色的。那是受到吐蕃风俗影响的结果。白居易在《时世妆》一诗中提到过这种点唇，即“乌膏注唇唇似泥”。这种“乌唇”是唐元和年间（806-820）的时髦妆饰。
面饰主要就是以上这些。不同的发饰与面饰相配合，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妆样，反映出各个时代的特色。例如唐玄宗天宝末年的流行妆样是“青黛点眉眉细长”；唐宪宗元和年间的流行妆样是椎髻、乌唇、八字眉。此外还有泪妆、啼妆、落梅妆、血晕妆等。五代前蜀的“醉妆”是“其髻髽然，更夹面连额，渥以朱粉”[128]；南唐的“北苑妆”是“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茶油花饼施额上”[129]。
头饰、面饰而外，五代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妆饰陋俗，即妇女的裹脚。据《十国春秋》卷18记载，南唐后主的宫人“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璎珞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由是人皆效之”。这一陋俗是一种以摧残妇女肌骨为代价的妆饰，自五代时产生直到一千年后的20世纪才逐渐消亡。
四 服饰的社会性
服饰的社会性包括很多内容，这里主要指它的等级性、地方性和民族性。服饰具有等级性是封建社会服饰制度的本质之一，隋唐五代亦不例外，但这一阶段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地方性和民族性实是两个互相交叉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将它们放在同一节讨论。
（一）等级性
服饰的等级性主要是指用服饰来标示某类人的等级，或某一集团的类别。隋唐五代以前，各朝的冠服制度对等级都规定很详细，在这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自从中国历史经过魏晋南北朝到达隋唐以来，冠服之外的常服日益受到重视，并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冠服的地位。于是统治阶级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即如何将常服等级化或者说如何以常服来标示等级和集团。经过隋以及唐初数位皇帝的不懈努力，这个过程终于在唐玄宗朝前后大致完成了。
1.统治者对服饰等级的重视。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曾经说过，隋炀帝首次规定常服服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使常服的等级化变为制度。但是，由于隋末大乱，致使常服的等级制度不能有效实行。唐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继续重作常服的等级制度化工作。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定服色诏》说：“车服以庸，昔王令典。贵贱有节，礼经彝训。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朕继踵百王……思宏典制……其冠冕制度，已备令文。至于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130]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太宗在诏书中明言要制定常服而非冠服的“差等”。这一方面说明常服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和冠服平起平坐，另方面说明在唐太宗之前常服还处于一种无制度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状态影响了“贵贱有节”的高卑之序，所以必须改变。唐太宗制定了紫、绯、绿、青的服色等级后，就从大的方面完成了常服的等级制度化，但执行过程中还屡有差乱。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就又有诏敕说：“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斁彝伦。自今以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131]这就是说，在唐高宗咸享年之前，官员与百姓常常在自己应服的衣服内穿上不合自己等级的各色衣袄，或在非官衙处公然服用非本色衣服，造成了“贵贱莫辨”的情况。但这又从反面说明当时的官员和百姓也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所以总有些隐隐藏藏，说明常服的等级制从总体看已经基本被遵守了。再以后到唐玄宗时，服色的僭用主要不表现为非法服用不符自己等级的服色，而是利用合法手段诈取高品服色，即所谓“借色”。这就说明常服的等级化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了。但是，由于“借服”“借色”造成了服色的另一种僭滥，也影响到正常的贵贱秩序，所以开元四年（716）唐玄宗颁《禁僭用服色诏》对此予以限制。从这以后，似乎服色僭越问题除借服外大致获得解决，实际则不尽然。唐玄宗以后，对服饰等级秩序的破坏换了一种形式，即多表现在用料或样式的僭越上。由于这种僭越也影响了尊卑秩序，因此也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于是有唐代宗、敬宗、文宗等皇帝屡屡颁布的禁车服逾侈的诏敕。到五代后唐庄宗时，统治者所要制裁的还是那些“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的状况。不过在唐末五代，由于时局大变，当时的服色制度出现了一些混乱。例如有某低级官员为受人礼遇，自己就“脱绿被绯”[132]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说，紫、绯、绿、青的服色制度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等级规范了。
通观隋唐五代统治者对服饰等级化的重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唐高宗以后，正是最高统治者自己在不断制造着服色等级的混乱。这就是适才提到的“借色”、“借服”问题。
按“借服”就是允许低品官员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借穿高品的服色，事毕归还。被允许借服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军将在战场上立了功，作为赏赐，允许穿绯或紫服。第二种是派遣入蕃使。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允许穿绯或紫服。第三种是都督或刺史中的官卑者，可以借穿绯服。本来这些借服都是临时性的，事后要归还，但在执行过程中出了许多弊病。例如军将在战场上借的绯紫服，本不过是战袍类战时服装，但他们打完仗后不仅不还借服，反而另行制作同样绯紫色的常服袍衫公然服用；入蕃使穿着绯紫服出使回来后也不归还借服，继续服用。对于这两种情况，唐玄宗都曾下诏，勒令严加纠察，但对另一种即第三种刺史借绯，则考虑到刺史为一方之长的权威问题，遂于开元八年（720）定制，将刺史借穿绯服制度化了。唐后期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就是借的绯服。刺史不当了，绯服并未归还。他在事后若干年曾作诗对那件旧的绯衫感叹道：“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曾经烂漫三年著，欲弃空箱似少恩。”[133]
“借服”作为统治者的赏罚手段之一，一直到唐末五代亦未能禁绝。这时借服的大部分主要是赏赐军将。这样，借服终于还是和皇帝对臣下滥发的赐服一起，经常制造着服色等级的混乱，形成了《旧唐书》卷158《郑余庆传》所说的情形，即“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
以上所述服饰的等级化主要局限在百官范畴，至于其他阶层，由于史料缺乏无法作概括论述，只能在叙述有关阶层的具体穿着时略加提及。
2.各阶层的服饰状况。这里所说各阶层的服饰，主要不是说它们的样式和用料，而是说那些具有各自阶层或集团特点的服饰。以下分皇帝和贵族、一般官吏、平民商贾、劳动者奴婢、军人、其他（包括乐舞人、僧道处士、妇女等）共六个层次来介绍。
（1）皇帝和贵族高官。皇帝在隋唐五代时期除去大的典礼要穿冕服外，其他一律穿袍衫，而且主要是赭黄（或作柘黄）袍衫。换句话说，赭黄在这一时期是皇帝的专用服色。唐玄宗时安禄山称帝，穿的也是赭黄衫。当安庆绪战败，欲让帝位给史思明时，亦先将赭黄衣送去。终隋唐一代，这赭黄袍衫上不见有带花纹的记载，但在五代后唐时期，楚马殷曾献给同光帝“盘龙御衣”，或许这时皇帝所穿的袍衫上已经有龙的图案了。
贵族高官指诸王及五品以上官。这些人的冠服已见第一章。就常服而言，他们主要穿绯、紫二色。五品以上穿绯、三品以上穿紫，有了绯袍紫袍就属高级官员。于是时有“佩服上色紫与绯”的诗句[134]。上面所谓“借色”实际也就是借紫借绯。唐颜真卿为县尉时曾对一尼姑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官阶尽五品，身著绯衫……其望满矣。”那尼姑指着一块紫色的桌布对他说：“颜郎衫色如此。”[135]这也是以绯紫来指代高官即贵族的例子。
为了更好地标示贵族高官这一等级，自唐中叶以后开始在绯紫服上增加图案。从史籍记载看，这一做法的制度化是从唐德宗时开始的。当时他命令在节度使袍上绣鹘衔绶带、在观察使袍上绣雁衔仪委。后来这种图案扩大到非节度使、观察使所穿的绯紫服上。例如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被赐紫，紫袍上就有“鹘衔瑞带势冲天”[136]；翰林学士蒋某所授绯袍上也是“瑞草唯承天上露，红鸾不受世间尘”[137]，由此可见前述雁衔仪委中的“仪委”是一种瑞草。上述例子说明唐中期以后贵族高官所穿绯紫袍上更增加于一些图案以区别于其他官吏。
（2）一般官吏。一般官吏包括六品以下至九品的流内官以及流外官、胥吏、低级宦官等。从制度上看，六品七品穿绿袍衫、八品九品穿青袍衫（一度改青为碧）是其基本服色。虽然由于品级服色按散官官阶计算，有时与职事官不合，但一般情况下六品以下的职事官均穿绿或青的袍衫。据史籍记载的实例，例如鸿胪寺丞（从六品上）是绿袍；下州参军（从八品下）是碧衫；补阙（从七品上）是绿服；拾遗（从八品上）是青袍等。又据《唐会要》卷31所引《礼部式》，服青碧者许通服绿，所以我们在诗文中看到穿绿袍衫的官吏最多。由穿青绿袍的低级官吏跃入穿绯袍的高级官员很不容易，所以滞于仕途的官员们常有“青袍白头”的感慨，其中唐于良史《自吟》一首说的尤其悲凉。诗云：“出身三十年，发白衣犹碧。日暮倚朱门，从朱污袍赤。”
隋及唐初，一般官员还可以著黄袍衫。当时令式规定，不管其本来服色是什么，百官上朝时都可以服黄。后来到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洛阳县尉因穿黄服夜行为人殴打，所以特下诏令：“朝参行列，一切不得著黄。”[138]自此以后官吏中穿黄衣衫的只能有三种人了。一种是流外官以及无品的参选者，所以当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第二种是宫内的低品宦官，所谓“黄衣使者白衫儿”[139]即是。第三种是里正等各种胥吏。《太平广记》卷104“卢氏”条说卢氏“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里正”。总的说来，穿黄衣衫多少带有些使役职能的味道。
（3）平民商贾。所谓平民就是无官的百姓（这里还将其与体力劳动者稍加分别）。商贾本来也应算平民，但自前代以来历朝统治者均贱商贾，所以这里将其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有特色的集团与平民并列。隋炀帝定服制，规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是将二者区别对待。入唐以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规定庶人服黄，以后直至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再定服制，这一规定也没改变，而对商人则一直无所限制。从史籍记载的实例看，当时庶人服白衣的要多于服黄者。所以百姓应举叫“白衣举人”，剥夺官职又允许效劳叫“白衣从事”或“白衣从征”。白衣而外，平民还有穿皂穿褐、甚至穿绿穿紫的。穿绿、紫袍衫违背了《令》、《式》的规定，但若穿“绿绫裘”、“紫绮裘”之类似乎在允许之列。商人按规定要服黄、白，但其中的富商大贾经常因衣服过制而被批评，到唐后期他们竟托名军籍、穿起了紫衣。这种情况沿至五代，后唐明宗对此十分不满，曾下诏不许百姓商人服紫、皂，只许他们服白衣，以区别于官员和军人。商人而外，唐代的举子在去谒见座主时要穿缝掖麻衣；街上的豪侠则朱、紫、黄、绿无所不穿。这些都是平民中某类人的服色特点。
四蝶银步摇安徽合肥 南唐 汤氏墓出土
（4）劳动者、奴婢。关于劳动者、奴婢服饰的史料不多。就服色而言，我们只知道在唐文宗太和六年（832）王涯的条奏中曾引《礼部式》，说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皂，客女及婢通服青、碧，所以时人称婢女为“青衣”。就样式而言，一般劳动者如农夫、工匠大都穿短衣，仆人的衣服也不能宽长。这些可能是这一阶层服饰的特点，至于衣不蔽体等状况我们放在下章探讨。
（5）军人。隋炀帝初定服色，规定军人服黄。唐崇土德，不愿以黄为兵，改军人服黑。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曾有“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压耳帽子”的诏书，目的是“异诸军官健也”[140]。除压耳帽子外，当时的军人还常在头上戴红色抹额以区别于其他人。军人服黑，只是指一般正规边军官健，至于禁军则不受这个限制。例如飞骑就穿五色袍、神策军吏还穿紫衣。此外，将军们身穿各式绣袍也是他们区别于文官的一种显著标志（详前）。到唐末五代，各路诸侯纷纷变换衣饰。于是穿黄衣、白衣，乃至穿青衫白裤的军队都曾出现，反映了乱世中各霸一方的割据性服饰特色。
（6）其他。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因史料缺乏无法一一细说，只能一并说个大概。先看乐舞倡优。按乐舞倡优是专门为皇室贵族服务的。他们的服饰很特别，依乐舞名目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乐工著淡黄衫，参军戏则著绿衫；演傩戏的是画裤朱衣，斗鸡者则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霓裳舞是虹裳霞帔步摇冠，柘枝舞又是罗衫锦靴绣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次看妇女。按妇女的礼服有品级规定已见前述，其他常服则在颜色上没有作等级限制，紫、红、绿、黄，无所不可。如前所述，《礼部式》规定了贱口的客女和婢通服青、碧，从史籍所载实例看，似乎不仅婢女，许多贫穷的妇女也大都穿青色衫裙。第三看僧、道、处士。僧人的服装是袈裟，依等级有三条五条乃至更多条的规定。就颜色而论，一般僧人只能穿缁（黑）色，只有被皇帝赐紫的和尚才能衣紫袈裟。道士有穿紫的也有穿黄的，似乎以穿黄的为多。处士们的服装大都简陋，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屦，或纱巾藤鞋、短褐犊鼻，既要高雅又要有些野趣。
服饰的等级性使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变得有所区别，以致当时人常以服饰来代表等级。例如一提“白衣”就知指无官的百姓，一提“青袍”就知是低品级小官；“紫袍犀带”那定是贵族无疑，“皂衣抹额”不用说就是军人。唐独孤郁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文中说有这么几种人是不劳而食的：一是“绛衣浅带”者，二是“缦胡之缨、短后之服”者，三是“髡头坏衣”者[141]。作者没有直接点出“官吏、军人、僧侣”这不同的集团或等级，但我们已经理解了。这就是服饰中等级性、集团性特色所起到的作用。
3.奢侈与贫穷。等级性还表现在服饰的消费上。奢侈性消费是统治阶级的消费特性，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可知其大概。例如唐睿宗有一年正月十五观灯时打扮了千余宫女，“一花冠、一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142]。唐玄宗时每月给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钱十万“为脂粉之费”[143]，而宫中掌杨贵妃刺绣的就有700人。尽管如此，从社会总的方面看，隋唐前期的奢侈还是比不上唐后期、五代。唐后期时文宗就曾对大臣们说过这样的话：“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144]我们看到唐后期的奢侈确实是远远超过了前期。例如唐德宗嫁皇女，一笼花要花70万；宰相元载妻天晴时晒衣裳，用了“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145]。具有如此奢侈消费水平的大臣在唐前期是找不到的。难怪当时很多大臣、文人纷纷写诗著文对这种奢侈进行批评，所谓“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146]，所谓“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147]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有些皇帝也曾下诏令禁止奢侈，例如唐高宗、玄宗、肃宗、代宗、文宗都有这方面的诏书。不过这些诏书往往只能收到一时之效，不可能从根本上禁住奢侈，因为奢侈的消费是由当时封建等级社会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是皇帝贵族乃至富商大贾们必定要去追求的一种消费方式。
但是当时的一般官员在穿衣戴帽上并不富裕。因此隋唐五代史籍上就有许多官员之间互赠衣服、互送布料、互借衣物的记载。例如有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簷十分贫穷，“素乏衣服”，朋友送了一件紫罗半臂，“不暇藏箧笥，联绵在身二十年间”[148]；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元稹寄给他一段布料。白居易将布做成衣服后写诗作答。诗的前半云：“绿丝文布素轻，珍重京华手自封。贫友远劳君寄附，病妻亲为我裁缝”[149]，诗中一个“贫”字揭示了白居易生活中的匮乏。当然还有更差的。例如官任左拾遗（从八品上）的杜甫和国子博士（正五品上）韩愈。前者的子女们“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150]，后者也是身穿“破袄”，儿女们“裤脚冻两骭”的[151]。
当然最贫穷的还是劳动人民。像“出入无完裙”[152]的石壕村媳妇、“平生未获一完全衣”[153]的镇州民家妇就都是穿不起衣服的劳动妇女，而民间诗人王梵志更是为我们描画了穷苦人衣生活的实况。他在《贫穷田舍汉》一诗中说：“贫穷田舍汉……今世作夫妻……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裤，足下复无鞋。”这种衣不遮体的衣物消费与皇帝贵族们的消费之差不啻为天上地下。那些个织着对凤缠枝的锦罗绢纱对于贫穷百姓们来说究竟又有多大关系呢？
（二）地方性与民族性
地方性指各地区的服饰特点，民族性则指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有时这两种特性是交叉的，比如某地区住的都是少数民族，这时讲地方性也就是讲民族性，反过来讲民族性也就是讲地方性。但是为叙述方便我们仍要将二者分开，因此这里所谓的地方性就变得专指非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方特点。由于史籍上关于这两种问题的史料都不多，而且这些仅存的史料在时代前后上又缺乏一贯性，不能窥见其发展脉络，因此我们以下所述只能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了。
1.地方性。隋唐五代时期的主要服饰已见第一章，各地区服饰的共性仍以那些服饰为主，但互相之间又多少有些差异即个性。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南北差别上。按道理讲，所谓的南方又有江南、剑南、岭南，北方又有东北、西北、关中、山东的不同，但因史料缺乏我们只能统而言之，偶或发现更细一点的区别，自然会在有关部分着重指出来。
南北方差别在衣服上的表现恐怕主要是用料的不同。例如毛褐在北方很多，在南方就比较少。宣州人曾以兔毛为褐，那不过是有钱人家穿着玩，一般人一定织不起。五代时南唐大臣徐铉到汴京出使，见到穿毛褐的就嘲笑，那是因为南唐没有。后来南唐降宋，他到邠州，虽冷也不穿毛褐，以至于因冷染疾，病死在邠州。徐铉看不惯北人的毛褐可能有某种政治或社会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南北方服饰的不同。在用料上最讲究的是益州即四川。《太平广记》卷31引《仙传拾遗》，说妇女所穿的“益都盛服”是：“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并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也就是说人间最好的衣服要属益州的服饰了。除益州外，桂州地方用棉布作的布衫，北方最初也没有。唐文宗时夏侯孜穿着桂管布衫上朝，文宗问他这布衫怎么如此粗涩，他说桂布厚，很抗寒，于是“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154]。这就是说在唐文宗以前，北方人尤其是京都人还不知道棉布衣衫的妙处，此后受南方影响才开始穿棉布衫。现在看服装样式。从史籍结合出土文物看，似乎南方男子穿半臂的不多，穿圆领长袍的时间也比北方为晚，例如湖南地方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还没有圆领长袍。另外，江南地方似乎一直就喜欢大袖，而蜀地直到五代时仍著窄袖衣衫。湖南长沙地区袍衫的下摆比较宽大也是地区特点。至于史籍所言蜀人所穿的“袜头裤”、楚人所穿的“不缝裙”，虽不明其形制但想来一定也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服装吧。
玉带 四川成都 前蜀 王建墓出土
南北之异表现在头饰上的差别主要是帽子。北方流行的席帽是毡做的，但南方确切说吴地的席帽却是结丝织成，华丽些的还要在上面织上花鸟。这种风俗后来对北方也有影响，使席帽向越来越轻变化。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们所言北方流行毡帽是指在唐宪宗以后。在唐代，扬州的毡帽非常有名但一直不为北方人重视。后来由于唐宪宗时裴度戴着扬州毡帽免被刺杀，从此长安人才变得爱戴毡帽了。由此看来，同样是南方，扬州与吴越又有所不同。另外北方常戴的羊毛帽如第一章介绍过的“赵公浑脱帽”，恐怕南方不会有。不过从史籍以及文物资料看，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喜欢戴帽，特别是五代时期比较流行。例如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帽者谓为韩君轻格，人多效之”[155]，这在第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此外据《十国春秋》记载，“蜀人富而喜游，俗竞为小帽；而帝好戴大帽”，而南汉又流行平顶帽。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曾经发现了闽国惠宗之后刘华的墓，墓中陶俑所著帽颇具地方特色，例如，筒形帽、角状帽、扇形帽等在北方都不曾看到。因此似乎可以说南方人戴帽的比北方多。而且南方人戴的帽普遍比较轻薄，这当然与天气的冷暖有直接关系。
南北之异在鞋上的表现也很明显。北方所穿的鞋中以靴最重要，因此有关穿靴的记载就比较多。这大约与北方畜牧业发达、骑马者多有关。与此不同的是南方穿靴的较少，穿鞋的较多，其鞋中最具特色的是草鞋。《旧唐书》卷45《舆服志》记载了刘子玄一段很有名的上疏，内容主要是说服饰中冠服与常服的不同、帷帽创于隋代等，其中说到“芒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就指出了南北在穿鞋上的不同。从史籍记载看，吴越、湖南等地都盛行草鞋。例如《全唐诗》卷861伊用昌诗《题茶陵县门》有注曰“江南有芒草，茶陵民采之织履”；《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记“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越之制”。由于吴越人穿草鞋的多，因而有些人就织成了各种式样华丽的草鞋，以至唐文宗时专门下诏要禁止过于奢侈的“吴越高头草履”，只许穿平头小花草履[156]。南方除穿草鞋外，穿屐的也很多，李白就有专门描绘越女不穿袜光穿屐的诗。诗云：“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此外广州、潮州一带还有木屐。《岭表录异》卷中记潮州循州多用枹木根“刳而为履。当未干时刻削易如割瓜，既干之后桑韧不可理也。或油画或漆，其轻如通草。暑月着之，隔卑湿地气”。这种木屐颇具地方特色。
总的说来，南方服饰和北方有所不同，南方中各地区又各有特点，例如江南的轻巧、蜀地的华丽就很突出。此外，南北间的交流或互相仿效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上述扬州毡帽与桂管布衫在北方的流行就是极好的两个例子。
2.民族性。民族服饰是这一时期服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不仅民族众多，而且其间还有不少兴衰变化。受篇幅和史料的限制，我们只能介绍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服饰，至于各民族服饰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流，我们放在最后做一简单综述。
（1）渤海。渤海国的建立者是靺鞨族。虽然渤海最后也没有征服黑水靺鞨，但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放在一起叙述。靺鞨在隋时社会文明程度还不高，妇女穿布，男子则穿猪皮或狗皮衣，其中黑水靺鞨的习俗是“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157]。到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以后，渤海的社会不断发展，到9世纪初期成为“海东盛国”。这时渤海人的服装已与唐朝服装十分接近了。据1980年发掘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公主死于公元792年）壁画，当时的渤海人穿各色圆领长袍、腰束革带、足着靴或麻鞋。惟一与唐朝服饰不同的是头饰，即除了戴幞头的外，还有梳高髻、札抹额的男子，幞头的样式也与唐幞头略有不同。渤海国也有百官的章服制度，规定三秩（相当于唐之三品）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九秩）绿衣、皆木笏。这也说明渤海的服饰已经与唐十分接近了。
（2）契丹。契丹发展到唐后期已成为北方大族。关于契丹早期服饰史籍记载甚少，仅《隋书》卷84《北狄传》说“其俗颇与靺鞨同”，但《新唐书》卷219《北狄传》却说它“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到唐末五代，契丹社会发展迅速。后唐明宗时（926-933）使人去见契丹皇帝，阿保机已经是“被锦袍，大带垂后”了。不过契丹的锦袍与唐五代帝王所服的袍还有不同，因此耶律德光灭了后晋后穿着后晋皇帝的袍靴，登崇元殿，还是赞叹“汉家仪物”的威盛。由于契丹地处北方寒冷地区，因此穿各种裘、袄的比较多，高级一些的就有貂裘、狐裘。五代的大臣冯道出使契丹，被赐予锦袄、貂袄、羊衾、狐衾、貂衾各一。白天谒见时要穿上四件袄衣，晚上睡觉要盖三层衾被，可见契丹的寒冷。
（3）回纥。史籍中有关回纥早期服饰的记载也很少。到8世纪中叶，回纥人已经穿着一种混合本民族装束与唐装束的服饰。例如回纥最强大的可汗之一毗伽可汗在唐肃宗时（756-761）的服饰就是“衣赭黄袍、胡帽”。其中赭黄袍是汉式服装，胡帽则是本民族的。到唐宪宗时（806-820），回纥皇后（可敦）的服饰为“绛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后锐”。到五代时，史籍又记载回纥“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这些通裾大襦、前后锐的冠，以及高五六寸用红绢囊裹的发髻等服饰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现存壁画中都能看到。从这些壁画看，所谓通裾大襦就是一种不分衫、裙的长袍类服饰，式样是对襟、桃形领，绣有花纹，给人以宽松、华贵的感觉。
联珠对鸭纹锦 新疆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
（4）西域诸民族。西域各民族包括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这些民族中高昌、于阗比较接近内地中原服装。高昌本来是辫发垂后的，隋炀帝大业八年（612）高昌王下令国中“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从此以后高昌的衣冠与中原就很接近了。于阗服装到五代时也是“衣冠如中国”。此外焉耆、龟兹则是男子剪发不留，穿锦袍，似受波斯服饰影响较大。唐朝势力到达这些地区后，或许他们的服装会有一些改变，但也可能仍保留着本民族的服饰。
（5）吐谷浑、党项。吐谷浑的男子穿长裙缯帽，或戴羃；妇女以金花为首饰，辫发垂后，上缀以珠贝；君王则椎髻戴黑帽，妻子穿锦袍织裙。党项人多服裘褐；以披毡为上好的装饰。党项社会后来也发展得很快，以至建立了西夏国。有关西夏的服饰请参见下一卷。
（6）吐蕃。吐蕃的服饰很有特点，对中原王朝也有影响。据记载，吐蕃人穿毡衣或皮衣，喜欢以赭涂面，妇女辫发。官员的等级标志是在手臂上依等级高下分别缀以瑟瑟珠、金、金涂银、银、铜等。居丧时要断发，以黛涂面，穿黑衣。文成公主到吐蕃后不喜欢赭面，赞普于是下令禁止，可是似乎并未禁绝。不过不管怎么说，由于文成公主的努力，吐蕃人开始学穿中原式服装。吐蕃使者入朝，唐皇帝也赐给他们紫袍鱼袋，但使者只接受紫袍却不受鱼袋，说本国没有这种章服，说明吐蕃人在吸收别民族服饰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服饰特点。到唐穆宗长庆（821-824）会盟时，赞普穿素褐、戴布帽。到五代时，“男子冠中国帽”，但宝相花印花绢妇女仍然辫发，戴瑟瑟珠。终唐五代，吐蕃人穿裘皮衣的很多，其中最上等的是穿虎皮衣，其次有貂裘、鼠裘等。
裙 新疆吐鲁番 唐墓出土
（7）南诏。在南诏基本统一云南之前，当地分布着许多蛮夷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服饰种类繁多，例如有寻传蛮，不穿衣服不穿鞋，以竹笼头为盔；有裸蛮，以木皮遮身；有施蛮，男子衣缯布，女分发至额，为一髻垂后；有茫蛮，以漆或金装饰牙齿，衣青布短裤，妇女披五色娑罗笼；有东谢蛮，椎髻，以绛布包住垂于后，男子服衫袄、大口裤，又用带斜挎右肩，饰以螺壳、虎皮等。以上诸蛮后来大都为南诏所统一。毫无疑问，这些少数民族有些为南诏服饰所影响，还有些仍保留着自己的服饰特点，至于其他一些未纳入南诏势力范围的蛮、夷、獠等自然还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南诏服饰与汉族大致相同。不同的一是男子一律披毡，二是头饰乃以红绫或皂绫缝成角状物、角内填木，然后包住头髻。此外就是南诏人都不穿鞋，虽贵如清平官、大军将也是如此。南诏俗贵绯、紫二色，这与唐朝相同。有大功的人在身上披锦，其次披虎皮。妇女不涂粉黛，贵者穿绫或锦的裙襦，头发则分辫为两股再作髻，上缀以珍珠、金、贝、瑟瑟、琥珀等。从现存剑川石钟山石窟中南诏王的服饰看，他们大都穿圆领偏襟长袍。这一点确实也与唐五代中原服装很接近了。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各民族的服装，其中已经接触到民族服饰之间的交流问题，即隋唐五代中原王朝的服饰对周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例如前面提到的渤海国的品级制度与唐的章服制就很相像。文成公主将中原影响带到吐蕃，史称赞普“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158]。这一方面的影响比较多。下面再谈另一种影响即少数民族服装对中原服装的影响，这就是“胡服”问题。
胡服妇女残绢画 新疆鄯善吐峪沟千佛洞 唐
按唐五代的所谓“胡服”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时期，胡服的内容是不同的。从史籍记载看，似乎唐玄宗天宝时（742-756）人最爱穿胡服，其实不然。《安禄山事迹》卷下说：“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这里指出胡服的主要特征是豹皮帽和窄袖衣是对的，但作者说它们流行在天宝初则不对，那是出于作者的五行概念，所以《新唐书》的作者径直将这段话放在《五行志》中。其实唐初最流行胡服。从图像资料看，胡服确实是窄袖袍衫，同时这种袍衫还多为翻领、对襟、上绣有花纹，下穿竖条纹裤、尖靴。帽子则多种多样，大致有毛皮帽、镶珍珠帽、花帽等。很显然，这种胡服是受西域一些民族服饰影响的结果。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所谓“非华风”的时世妆，即椎髻赭面、嘴唇涂成黑色。这种装束是受吐蕃装饰的影响。后来，被称为“回鹘装”的胡服对内地也有影响。五代后蜀花蕊夫人作《宫词》，就有“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的诗句，说明回鹘装已影响到皇帝宫中的宫女了。君主喜好，庶民中一定会流行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是五代，在北方的胡服又指契丹式样的服饰。《册府元龟》卷160有后汉高祖的《禁断契丹装服敕》。敕中说“近年中华，兆人浮薄，不依汉礼，却慕胡风……应有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等，并令逐处禁断”。这说明当时契丹式样的服装在民间已相当流行，不过后汉的皇帝不喜欢罢了。
由此可见所谓“胡服”问题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仅前述即有西域民族、吐蕃、回鹘、契丹等）的服饰对中原服饰的影响问题。历代史家专门提出唐玄宗天宝时的胡服来大做文章，不过是认为它是“安史之乱”的先兆罢了。其实各民族在服饰上的互相交流、影响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样式的装扮也是很正常的，它正能反映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服饰的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它与某一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单列一段探讨胡服问题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