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族关系与对外政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当时在国际上有着很大威望的国家。它的出现是和隋唐政府执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密切相关联的。

一 开明的民族政策

我国大地上，长期居住着多种民族。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伊始，历代掌握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调整国内的民族关系以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自那时以来，国境内各民族之间，除了较短时期存在对抗，兵戎相见之外，各族人民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往来，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诸族互通有无的商贸联系也是早已存在，正如《唐六典》卷22《互市监》所云：“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

非常清楚，互市交易必须具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因此，处理好与边境各族的关系自是头等重大政治问题。隋唐政府继承了历代重视和周边民族友好的优良传统，制定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绥怀弱者，抑制强横，使朝廷与各族之间长期保持相当密切和比较融洽的政治经济联系。

就唐代而言，边境诸族的分布，东北有奚、契丹、靺鞨等族，除契丹族在武周时曾数度侵扰，并在五代初独立建国，创立契丹文字，制定法律，攻灭渤海国，发展为“东至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的强大辽政权，与中央诸王朝兵戎角逐而外，东北边境长期是比较平静。在北方，先后有突厥、薛延陀、铁勒、回纥诸族，突厥自北朝后期以来，不断威胁中原诸政权。唐太宗时，先后击败突厥与薛延陀，稳定了北方防务。突厥衰败以后，故地为回纥所有。铁勒、回纥长期与唐朝和好，很少武装对抗。西方的西突厥在唐初控制了西域诸国，扼制唐朝与西方的交往，随着唐朝声威的迅速远播和伊、西、庭诸州的设置，增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高宗出兵击败了西突厥，恢复了唐与西域地区的友好相处。在西南，吐蕃崛兴于隋唐之际，攻灭吐谷浑后，向北与唐争夺今西北地区。在云南地区兴起的南诏，在唐前期也不时进兵西川与安南，对唐屡和屡战。晚唐时，吐蕃、南诏相继转衰，西北、西南相对转入宁谧局面。西方的党项羌人在唐代虽已日趋强大，但和唐五代政府大体仍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

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经济文化，又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它采取了远比前代更为宽松怀柔的羁縻政策，诸如册封、和亲、互市以及其他优待边境诸族上层人士的种种办法。隋代，“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互市”，炀帝派裴矩“监知互市”。矩撰《西域图记序》称：“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边至。”^[17]这同样是一种羁縻办法。

唐政府将公主与缘边诸族如突厥、吐谷浑、回纥、奚、契丹、吐蕃等族上层人物进行联姻。有如恩格斯所云，“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因而是一种重大政治活动。唐朝把大批降附或征服的边地少数族人纷纷移入内地，如太宗时的东突厥十余万，武周圣历时的西突厥六七万，武宗时的回鹘人数万，分别降附，“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18]。所称以部落置州县乃是唐朝新创造的羁縻州制度。唐朝先后在沿边置羁縻州府857个，大大超过内地所置328个州府。“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都督刺史由当地首领担任，允许他们世袭。唐在边地设置了六个都护府，任命边州都督统辖羁縻州府。《唐六典》卷30称：“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社会实践表明，设置羁縻州府的政策比较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对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力量的加强，全国大一统局面的相对安定以及各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羁縻州府的分布，关内道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共计二十九府九十州。河北道有突厥、奚、契丹、靺鞨和高丽降户，共计十四府四十六州。陇右道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河西内属诸胡、西域诸国及四镇所属共五十一府一百九十八州。剑南道有羌、蛮，分设二百六十一州。江南、岭南有蛮人，分别设五十一州和九十三州。此外，还有置地不明的党项州二十四。综合看来，所置诸州府有着如下重大特点：

1.诸州府设置于中原政权的四周边境，中原内地与东南沿海地域不设。

2.它设于唐初以至玄宗盛世，中唐以后，国力转衰，此制不再具有强大力量。

3.在突厥、回纥、吐谷浑、契丹、靺鞨等族人聚居地设置州府大多经历了双方实力较量而后设置，成为唐朝在边地的政权机构。

4.江南、岭南、剑南诸蛮族居地所设州府四百余，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没有动用武力。蛮人慑于威力自动归降而置州，如东谢蛮、南谢蛮在贞观初归附，、兖州蛮主动入贡而置州，即是显著事例。

五、关内道北部、陇右道西部、剑南道南部、岭南道西南部与河北道北部所设若干羁縻州越出了现今中国的疆域，唐朝对于周边诸族及其相邻的远方诸国采取同等对待。唐朝盛世，域外广大地区归唐所有，例如黑龙江以北包括窟说部（今库页岛）在内的广大俄国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为黑水都督府所治，威力远及流鬼国（今堪察加半岛）。又如葱岭以西、波斯以东诸羁縻州府是在灭亡西突厥后，“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其后，“以吐火罗、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19]。

羁縻州府的创置自是封建的统治政策，并非实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且为尔后的赵宋王朝所沿用。《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记史臣云：“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非常清楚，羁縻政策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民族压迫性质。鉴于周边诸族的社会明显落后，朝廷屡行优惠，只责成贡纳当地的某些土特产品。《通典》卷6记唐代，“诸边远州有夷僚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唐六典》卷3记“诸国蕃胡内附者”分为九等，按上、中、下三等输轻税，岭南诸州征税原则不同于内地。在这一体制下，各族首领为所在地的都督刺史，世袭其职，统一听命于唐朝廷。先进的中原文化迅速传入边远诸地，有助于推动各族的向前发展。

通过羁縻州建制，推行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大大提高了唐政府的威望。贞观四年（630）四月，俘颉利可汗，“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贞观二十年六月，打败薛延陀，“八月，幸灵州……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归命天子，乞置汉官……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20]。贞观四年诏，“今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21]。这里清楚地表明，天可汗是西北诸族对唐帝的尊称，东北、西南诸族，不在其列。

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太宗自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2]。那时，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66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23]。邮驿是“逐水草”而置，“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它就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直通回鹘牙帐，极大地密切了唐朝与西北诸羁縻州府的联系。由是，“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太宗很高兴地对臣僚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4]唐朝实施开明的民族政策，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成果。李渊在贞观中说：“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25]随后，李世民也说：“我今为天卞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26]清除其自夸的成分，应该承认，唐初建立起来与周边诸族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实是比较罕见的。

二 明智的对外开放政策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盛世，国威远播，吸引了很多外国使节和商旅，出入频繁。如果说隋和唐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那么，中唐以后，海上通路空前活跃。唐代，官方和民间的对外活动频繁是和中央政权执行一条对外友好开放的政策密切相关联的。

隋唐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东亚朝鲜半岛上，汉晋以来，长期存在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鼎立，互相攻击，隋唐政府多次用兵，战败高句丽与百济，新罗臣服。其后，新罗统一半岛与唐朝抗衡，晚唐五代时，又分裂为三国，936年，高丽王建攻灭新罗、百济，再次统一半岛，以开州、平壤为东西二京，与五代诸国关系密切。隔海相望的日本国与我国汉代已有了联系。隋代曾四次派使来华。唐初，孝德天皇在位，推行大化革新，其后模仿唐朝，颁发了大宝令（701）、养老令（722）。奈良时期，国力开始增强，二百多年间先后派遣唐使18次。

南亚印支半岛上，北部安南当时是唐帝国所属，南部林邑（占婆、环国），西南真腊（柬埔寨），其时国力都很弱。南亚印度半岛上，印度笈多王朝（320-647）自戒日王死后，国内长期分裂，近五百年间，内战频繁，国力较弱。

亚洲西部，葱岭以西昭武九姓诸国力量薄弱。原先国力较强的波斯，隋末，其国王为西突厥所杀，国内混乱，萨珊王朝为新兴的大食所灭亡。王子卑路斯来唐求援，争取复国，但没有成功。大食即是阿拉伯帝国，，它崛兴于西亚，乌美亚家族统治时（661-750），迁都大马士革，曾西向战败东罗马，西至大西洋，东至葱岭，南濒印度洋，北抵黑海，地跨欧亚非三洲，成为唐朝在西方的劲敌。

唐朝在对外交往中，比较严格区分“蕃”与“绝域”^[27]。对绝域在原则上不使用武力。武德七年（624），中亚康国、曹国派使来唐，说唐恩德远播，故不远万里来唐；或说是敬佩李世民功勋神武，愿听其指挥^[28]。这种认识乃是唐在中亚顺利设置羁縻州的思想基础。

大食打败波斯，雄踞中亚时，安西诸国自为唐之保护国，主动请求唐朝的帮助。《册府元龟》卷999记安国王表称：“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赐一员三品官。”俱密国王表云：“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国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乞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康国表文说：“大食兵马极多，臣等力不敌……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开元十五年（727），吐火罗叶护受大食侵欺，派使来唐求救，“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这些事例说明，中亚诸国认为唐朝是保护他们独立的靠山，是支援他们打败侵略者的可靠保证，也可看出唐朝在中亚诸地设置羁縻州很受当地人民欢迎。诸表都说大食在当地侵扰害民，他们主动乞援于唐，足以显示唐政府没有对他们进行苛敛与征求。

《册府元龟》卷964记唐玄宗先后遣使册封在安西以西建国的乌苌国王、骨咄国王、俱立国王，“皆赐彩二百段”。不久，又接受康国王上表所提请求，分别封其子为曹国王和米国王。又册封个失蜜国王，许其“兄亡递袭”。天宝元年（742）石国王遣使表，请唐授其长子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29]，四年（745），曹国王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30]。天宝三年，唐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出嫁宁远国王，诏书说他“志慕朝化，誓为边扦，渐声教而有孚，勤职贡而无缺，诚深内附，礼异殊邻，爰锡嘉偶，特申殊渥”^[31]。由此可见，中亚不少国家愿意内属于唐，受唐册封，愿受唐调发，这是和唐政府执行较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

当然，也应指出，唐在中亚的友好政策也曾出现波折，声誉受到影响。天宝九载（750），安西节度高仙芝俘斩石国王，杀其老弱，掳掠黄金、良马、宝玉、杂货等。石国王子乃乞兵大食，大食兵与唐在坦罗斯城大战，唐兵战败，存者数千人。由是大食境内，“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32]。可见唐代士兵中杂有不少手工业者，被俘后，为大食服务，唐代先进生产技术赖以西传，增进了唐与阿拉伯人的友谊。其后，大食人李彦升“以进士第名显”^[33]。阿拉伯人参加唐代科举考试，并且得以中举，表明不少阿拉伯人学习汉文化的虔诚。

还应当指出，在高仙芝战败不久，唐在中亚与大食争雄中仍保持着良好的声望。天宝十一载（752）正月，唐册封骨咄国王，诏称“顷者以群丑拨动，方欲胁从，而忠恳不渝，始终弥固”。十二年十月，唐“封石国王男邦车俱鼻施为怀化王”^[34]。天宝十三载（754）“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辞甚切至。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唋遣之，以安西域”^[35]。这时已是安史之乱前夕，国内形势紧张，自顾不暇，唐政府只好采用慰劳赏赐方式敷衍了事。此后不久，安史乱事方炽，“乾元初，（吐火罗）与西域九国发兵助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总管”^[36]。西域诸国地小力微，派兵援唐只有象征性意义。由此亦可说明，唐在西域有很高威望，毗邻葱岭以西诸国甚至和唐朝境内边疆诸族一样，乐于接受唐朝的调发。

距离唐帝国较远且无臣属的不少国家也和唐朝友好往来。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中天竺，恰逢天竺王尸罗逸多去世，“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馎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璎珞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帝曰：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37]。唐朝派出的使臣受辱之后，临危之际，竟能发檄召到吐蕃、泥婆罗等国兵，又得到东天竺的物质支援，得以一举击败印度的叛臣。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唐帝国在当时国际上的崇高地位。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军，帝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38]。当时大食东侵中亚，处于分裂中的印度竟请求唐政府为其军赐名，其目的在于提高它在国内的声望。出军虽仅有其名，颇可借以考察印度对唐朝的友好和信赖。

通览史籍，可以看出，唐对泥婆罗、波斯、日本以及南海诸国，都没有使用武力。诸国与唐友好往来非常密切。唐对中印度用兵，只是报复它对唐使臣的劫掠，战胜以后，没有进一步干涉支配其内政；唐朝出兵攻打过高丽，但也帮助它阻止了日本对半岛上的侵扰。从整体上看，唐朝对四邻诸外国是实施很友好的外交政策的。

《唐六典》卷4记唐代四蕃有三百余国向唐朝贡，玄宗开元时，仍具名七十余蕃，“各有土境，分为四蕃”，除日本、新罗而外，绝大多数是中亚和南亚诸国。《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云：“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唐灭高昌以后，设西州及安西都护，陆路中西交往畅通，大批中亚诸国使臣和商人纷纷进入中原内地。南方的广州成为主要对外窗口，大批海舶来唐，进行种种商贸活动。可以概括地说，中唐以前，陆上交往较盛。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方作梗，陆上往来困难加大，原已存在的海上交通便大为发展了。

唐政府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朝廷有专人负责接待外来使者。《新唐书》卷46云：“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赞》云：“中国（对朝贡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视地远近而给费。”《唐会要》卷100具体记录了按路程远近分别给六月、五月、三月的程粮。正因为唐政府的外事活动如此开放和优惠，给程粮、驿马、食宿等费，并尊重各国的风俗礼仪，自己国力强盛，且能扶危济困，由是很是吸引“绝域”的外国。“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39]。滞留长安的贡使如此之多，反映西方来唐人数很多。

由于对外交往频繁，隋以前中原文化便已很受西方影响。《隋书》卷15《音乐志》记开皇初的七部乐就包括了高丽、天竺、安国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疏勒与突厥而外，全部都来自外国。炀帝大业中的九部乐，包括了天竺、康国、安国、高丽等外国乐舞。唐代的十部乐，也包括上述诸乐舞。近几十年来，在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不少波斯银币与东罗马金币，可以从侧面看出西方文明对我国人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