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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九节 休假
秦汉以来，封建朝廷已建立了日益完备的休假制度，而休假生活也成为官吏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隋唐五代之际的官员休假，在传统基础上形成，既为礼律所约束，又受民俗之影响，无论内容形式都有新的发展。
一 各类公休常假的安排与活动
（一）节假与旬休
休假作为一种休整和调剂，早已进入了古代官吏刻板的生活之中。史称“汉律五日一沐，晋令一月五给（急）”[1420]。相传又有休谒、休请、从吉、休沐、请给长假等诸多名目[1421]。隋唐定令三十卷，假宁令为其中之一。源自于唐令的日本养老令释义释假宁为“假者，休假，即每六日（按唐为十日）并给休假一日之类是也。宁者，归宁，即三年一给定省假是也”[1422]。而据唐史料记载，则假宁令本身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内容，即包括节日、旬休等在内的例行休假，与以婚丧、祭扫等为主体的事故假。其中节日、旬休等所占比重极大，也为官员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节日的放假与庆贺活动大都源于民俗，并且总是与节气相关。据说至少在汉宣帝时，已有夏至、冬至各放节假五日的规定。《后汉书》志五《续礼仪志中》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休，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据说这一日还要“休兵，不兴事，闭关，商旅不行”，以应“阴阳气微”之变。蔡邕《独断》也有“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之说。可见由于重节气而放节假，自古已然。而由于各地风俗不同，节假的名目也就愈增愈多。《类说》卷41引《番禺杂记》称：“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隋唐的节假大概就是吸收了古代传统与各地风俗。所以《唐六典》卷2记唐开元假宁令规定说：“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每旬，并给休假一日。”
这就是说，民间所重视如元日、冬至、上元、寒食、七夕、中秋、重阳及春秋二社与许多重要节气日都须放假。但时日多少各不相同。其中“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1423]，故给假多至七日。而元正之节，又包括除夕在内，送旧迎新，格外隆重。所以白居易有“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频”的诗句，即道出了其时年节多休的喜悦[1424]。其次由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五月癸卯下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1425]，从此“寒食扫墓，著在令文”。文武百官，凡有墓茔在城外或京畿内者，便可以“任往拜扫”[1426]。而为了给官民拜墓以方便，故规定“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大历十三年（778）敕改五日，贞元中更增为七日[1427]，成为唐五代每逢春季的一个大节。其他节假虽无此之多，但也同被遵行。惟德宗时以为“以晦为节，非佳名色”，故因李泌之奏，改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取代正月晦日，并与上巳、重阳合为三令节[1428]，成为唐中后期官民宴乐游赏的盛日。
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后，皇帝的降诞日被命名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天宝七载，改名为天长节。此后直至五代，皇帝大都有名称不同的降诞节，诞日的休假一至三日不等，其庆寿与宴赐活动常常是隆重而热烈。
另除民间传统的节日，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作为佛诞日的休假被正式纳入开元假宁令，这可能与武则天以后推崇佛教有关。而道教相比也不逊色。玄宗以老子称元元皇帝为唐始祖，故天宝五年（746）因陈希烈所奏，将每年二月十五日定为道诞日也放假一天。此外，很可能在此之后，与道教有关的“三元节”便确定了。敦煌斯6537背郑馀庆元和中作《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对于以上节日的变化均有记载。内提到“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右件上元［中元］准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并宫观行道，设斋役金龙”的规定，说明三元日是依据“令格”，按照道教的仪式来庆祝的。
节日在唐朝由于是官民同庆，所以民间的居作此时也多休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记开成四年（839）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日也，官俗三日休假，当寺有三日斋”。其书卷4还记载了会昌五年（845）由于未按令式规定，对为朝廷做工的“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给假放出，以致遭到怨恨、几乎造反的事。据说当时“皇帝惊怕”，只好以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假，以示安抚了事。可见节假在官民心中的地位。一些节假甚至给到奴婢刑徒。《唐六典》卷6记对“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而刑徒腊日、寒食也给二日假休息[1429]。节假日官衙自然更要停止一般的公务，所以官民至节假便可依照民俗，尽享其欢乐。
不过作为官员，节假也必须参加朝廷或官衙举办的国事活动及庆典，如京城元日、冬至的大朝会、“大陈设”[1430]；冬至等日的祭祀、郊天活动[1431]。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还记述了地方于冬至日的拜官之仪。而四时佳节的官私宴会、游赏更是官员们假日生活中最有兴味的内容。特别是宴赏常常伴之以走狗斗鸡，歌舞赋诗，更使官员们情趣盎然，乐而忘返。开元中，由于皇帝的亲自提倡，使这类活动也扩大到了旬休。
旬休是节日外官员例行的休假。所谓“一月三旬，遇旬则下直而休沐”[1432]。也即十日一休。旬休明显是渊源于汉代的“每五日休沐归谒亲”及晋令的“一月五给”。不过“一月五给”，是“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为限”[1433]，似乎还留有临时性的特征。《新唐书》卷195《孝友传》记隋末张志宽“后为里正，忽诣县称母疾求急”。便尚有其遗意。而旬休相比却更为固定。《隋书》卷9《礼仪制四》记后齐制“学生每十日给假，皆以丙日放之”。隋制也是“学生皆乙日试书，丙日给假焉”。说明旬休早已有之[1434]。但具体官吏的旬假，却是唐时始见。《唐会要》卷82：“永徽三年二月十一日，上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与百僚休沐。”则至少高宗朝官吏旬休制已完全落实。
旬休本是官吏公务繁忙之余的休沐与小憩。汉晋以来，官吏休假往往喜欢追求简朴高雅的情趣。据说后汉许荆“家贫为吏，无有船车，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清节称于乡里”[1435]。梁沈约“虽云万重岭，所玩终一丘”，陈江总“洗沐惟五日，楼迟对一邱”。也以清幽恬淡的情思寄托怀抱[1436]。《隋书》卷7《崔赜传》：“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
、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友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唐人的休沐，似乎也不无耽享“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南涧泉初洌，东篱菊正芳”的山村野趣[1437]；和欣赏“阶下群峰首，云中瀑水源”、“亭幽闻鹤唳，窗晓听鸡鸣”的林下风致[1438]。
开元中期以后，旬节的宴乐便更多地取代了雅致的休闲。史称其时国家强盛，“海内富实”，“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1439]，宴游活动也为皇帝亲自倡导，大事铺张。开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敕，“令百官不须入朝，听寻胜游宴。卫尉供帐，太常奏集，光禄造食”，自宰相朝官乃至外州朝集使“皆会焉”[1440]，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假日“赐钱造食，任逐游赏”，置所谓“检校寻胜使”以助兴[1441]；开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连续下诏“百司每旬节假日并不须亲职事”，“美景良辰任百官追胜为乐”[1442]。《资治通鉴》卷213记开元二十八年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憩，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宴，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时公私园林、乐游原、曲江池都成为游览胜地。特别是曲江池，“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1443]。每至上巳、寒食、重阳等节及百官休暇之日，无不是士女如云，车马若狂，显示了盛世的太平风光。
但天宝以前的节假旬休，还有是否朝参日的区别。《唐会要》卷24《朔望朝参》记贞元十二年（796）御史中丞王颜奏：“伏以国朝故事，开元以前，旬假节日，百官尽入朝。至天宝五载，始放旬假节日不入。”《唐大诏令集》卷110天宝五载诏称：“百工允厘，彰乎奉职，五日休澣，义在优闲……顷旬游宴赏，已放入朝，节假常参，未敷后命。公私叶庆，千载一时，上下同欢，自中及外。自今已后，每至旬节休假，中书门下及百官，并不须入朝。外官等其日亦不须衙集。”自此旬节假日不入朝参及不理官务成为常制。天宝十载，更下令百官不仅旬节，即使平日曹司无事后，也可“任追游欢宴”。为了助兴，朝廷不止一次的赏赐群臣，连外官也许可取当处官物，按郡大小及官员人数多少，“节级分赐。”[1444]至天宝十四载，常参官已经是“分日入朝，寻胜宴乐”[1445]。朝廷内外，歌舞升平，享乐大盛。但这时朝政腐败，官务荒疏，醉生梦死的官员们已无法抵御国家突如其来的动乱。
安史之乱后，享乐之风不得不有所衰歇，例常节假也不能有所保证。但“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竟将“每日入朝”改为“间日视事”（即隔日办公）[1446]，实际上减少了办公时间。而战乱一旦平定，节假也随之恢复。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下令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宜准旧例休假”三日。德宗建中因对藩战争，官民宴会不得私自举行。贞元元年五月，“以兵革渐息，夏麦又登”，诏令朝官有假日游宴者，不须再经京兆府奏报[1447]。当时皇帝诞日的庆典已如常进行。贞元五年中和节的颁布更倡导恢复了假日宴乐活动。《旧唐书》卷13《德宗纪》记贞元十四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的盛况：“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是日奏御制中和乐舞曲直至日晏，德宗又亲自赋诗，百僚颁赐有差。中和节的宴会无异一声令下，将中央的宴会推广到地方：“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属。”[1448]官员的假日生活已比较轻松。宪宗元和二年（807）二月，宰臣奉宣，百官士庶等亲友追游、公私宴会如须昼日出城饯送，都不用再经请示奏报，“自今已后，各畅所怀，务从欢泰”[1449]。时朝廷对百官不仅“旬节已赐归休，常参又许分日，一月之间，才奉十日澣参”，而且寒势雨雪，也“皆蒙颁放”[1450]。可见随着政治安定，不但旬节恢复正常，官员公事也有所松懈。唐后期以至辍朝日百官都不必入朝[1451]，所以一年中倒有不少时日是无须办公的。
尽管如此，旬休仍为唐人所看重。旬休惟有急务暂停。大和五年（831）二月戊戌，宦官王守澄状告宰相宋申锡谋反，“是日，宰相路隋、李宗闵、牛僧儒、宋申锡旬休在私第，悉闻命赴召”[1452]。此事明显是王守澄利用了宰相旬休不在朝的机会发动政变。《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称：“元和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容裁决，率午漏下还第，休沐辄如今。”对于一些公务繁忙而担任要职的官员来说，“九日趋驰一日闲”的旬休仍必不可少[1453]。韦应物《休暇东斋》诗，便抱怨“由来束带士，请谒无朝暮，无暇及私身，何能独闲步”的苦恼[1454]，对于每日需辛苦坐衙的外官，旬休自然意义更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称：“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公私宾客候衙时即得见官人也。”白居易曾有“白头老叟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的形容[1455]，所以他对旬休情有独钟。曾在大宴郡僚之际，以“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和“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的诗句调侃假日陶然的心情[1456]。而刘禹锡“新秋十日澣朱衣，铃阁无声公吏归”，和武元衡“旬休屏戎事，凉雨北窗眠”的描绘也同样为地方官吏的假日生活提供了真实自然的写卷。[1457]
京司百官在平时与节假日期间均有当直之制以备急务。《类说》卷41引《南部新书》称：“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但当直并不仅限于初来者。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七月十四日，以西南边乱，“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大夫李景让为西川节度使，时中元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案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馆俟命”[1458]。
节假日当直期间，大约一般公务都是尽量少办的。据学者就《唐大诏令集》中有明记日次的诏令统计，每月十日、廿日、卅日比较前后日发敕数稍少，恐怕即与旬假有关[1459]。《唐会要》卷82还记载了一件因旬休当直发生的纠葛。开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当直的中书舍人梁昇卿私忌（私忌详后）。按规定二十日晚即可回家。“即令传制，报给事中元彦冲，令宿卫”。但此日彦冲以旬假正在家与亲朋宴聚。醉中与前来通知的昇卿相诟骂，结果当夜便不去替直。“其夜，有中使赍黄敕，见直官不见。回奏，上大怒，出彦冲为州刺史。”但彦冲赖与新昌公主有亲，反诬昇卿不报，事遂以昇卿被出为英州刺史告终。
（二）田假与授衣假
《太平御览》卷634所引唐代假宁令称：“诸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受（授）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便］给之。”
这条假宁令，没有注明时间，但与《唐会要》卷82所载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定制完全相同。另外，《唐六典》所记上述假宁令与敦煌伯2504文书天宝假宁令（实为开元二十八年定）也都提到了田假和授衣假[1460]。只是天宝假宁令中此两假只提到给外官，但敦煌斯6537背郑馀庆元和书仪却说到内外官都给。究竟如何？《全唐诗》卷61李峤《田假限疾不获还庄，载想田园，兼思亲友，率成短韵，用写长怀赠杜幽素》一诗有“迹驰东苑路，望阻北岩扉”句，似乎即非任职地方所作。但田假指明是按风土所宜，种收不等而给，说明与农事有关。这对于官职不高，而尚有薄田须料理的下级官吏可能更为必要。
授衣假的名目源自《诗·豳风》“九月授衣”。其意在“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授衣假与春季的田假相对，大致是在金秋与重阳节同时。“菊花避恶酒，汤饼茱萸香。云入授衣假，风吹闲宇凉”[1461]。其安排不能说与农事收获无关。不过以授衣为名义，更可以表示朝廷对官员的眷顾：“且诗著授衣，今存休澣，在于臣子，犹及恩私。”[1462]臣子们多可利用这段较长的假期，“授衣还乡里”，“澣濯遂其私”[1463]，度过轻松的时光。不过，这个“乡里”不能离任所太远。因为田假和授衣假没有提到给“程”，这和下面要谈到的觐省与拜扫显然不是一回事。
唐承隋传统，旬假亦放学生，而田假、授衣假，国子、州县学生同样可以享受。《旧唐书》卷87《裴炎传》：“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新唐书》卷44《选举志》称对诸生：“旬给假一日。……每岁五月有田假、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学生田假、授衣假给程，或因其无觐省假之故。日本养老假宁令多方面参照唐令。它没有授衣假，但五月、八月各给田假，“分为两番，各十五日”[1464]，其实与唐令并无不同。
（三）装束假与程假
《唐会要》卷58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裴寂得罪还乡，“表乞住京师，久不肯去”。被韦挺所劾。魏徵为他辩护，认为裴寂虽受处分，但“惟解其官，止削半封。今流人尚得装束假，况寂放还乡宅”。武则天长授中，也曾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1465]。
官员授任后要给予准备的时间，这就是装束假。与此同时还有到达任所需要的路程期限，也即程假。敦煌伯2504《天宝公式表残卷》记“装束式”称：“今年新授官，过谢［官］后计程不到任所者，宜解所职，仍永为恒式。”所记假宁令也规定“诸外官授讫，给假装束”，按照千里、二千里乃至超过四千里的分别依次递增，给予卅日至八十日不等的时限，“并除程。其假内欲赴程者，听之，若有事须早遣者，不用此令”[1466]。
根据规定，装束假主要授予赴外任及远任者。“京官身先在外者”还京，装束假就要喊少一半。唐前期重内轻外，官员多不欲赴外任，装束假的授予却体现了对远任者的照顾。装束假不仅给予一般官员，即左降官与流贬者也多少可以享受。玄宗时，为了禁止流贬之人在路逗留，为郡县所姑息，许其停滞，故于天宝五载七月敕令“自今已后，左降官量情节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同时还要派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吩咐。如果还要因循，便要处分所由官员[1467]。不过这并不包括犯有一般错误的贬官。
装束假之外的程假或称程限，即公式令规定的“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等[1468]。装束假加上程假给官员上任的时间是很充裕的。除必要的置装和临行亲朋宴饯之外，还大可沿路观赏风景，或甚至绕道觐省父母，探访亲友。如白居易元和十年（815）八月自太子左赞善大夫贬江州司马。出蓝田，经襄阳，乘舟经鄂州，冬初方到江州[1469]。他贬官后，“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取道蓝田后，“朝经韩公坂，夕次兰桥水”。并寄诗赠好友通州刺史元稹，倾诉彼此相隔万里的苦闷。到襄阳后访问旧居，感伤时光的流逝与远贬的命运[1470]。至江州至少已有约三个月，但显然并没有超过令式所规定的程限。宝历元年（825）三月四日，他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除苏州刺史，当月二十九日，始发东都。过汴州，和宣武节度使令狐楚相会，作诗相酬，经常州，五月五日，到苏州任。是行也有二月之久[1471]。刘禹锡长庆四年（824）夏自夔州刺史转和州，沿途游览名胜，并应宣歙观察使崔群之邀，至宣州游宴，至八月始抵和州。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序中写道：“长庆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转历阳，浮岷山（江），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友人崔敦诗罢丞相，镇宛陵，缄书来招曰：‘必我觌而之藩，不十日饮，不置子。’故余自池州道宛陵，如其素。”[1472]唐人的游历之盛，前朝无如其比。官员远任的装束假，或即是便利条件之一，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竟也是得益于此！
不过这种绕道的觐省却往往是耽延了上任的时间，特别是对边远州县官员的职务交接非常不利。所以元和三年下令“新授三千里外官人，请从甲下后，不计程限，但至十二月内赴上。如出十二月内，即按违程例处分”[1473]。
由于唐制度规定对上任的官员要给公乘，而其绕道上任也增加了馆驿负担。特别是不少官员，受任后“显陈私便，不顾京国，越理劳人，逆行县道，或非传置，创设供承”，自己规定路线，弄得本来就数额不多、供馈有限的馆驿和州县疲于支应，使具体办事的人员很有意见。所以大和四年御史台奏，请求杜绝这类“展墓足以因行，赴官皆由枉道”的现象，对违越纪律的“公私行李”予以制裁[1474]。
装束假的规定，有时也使对授任不满的官员有回旋余地。如代宗时陈少游除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以岭徼遐远，欲归求近郡”。为此贿赂了宰相元载与宦官董秀。董秀请他“从容旬日”，自己与元载内外引荐，终于使之得从所愿，换到宣州刺史的美差[1475]。
二 礼律指导下的事故假及其执行
（一）庙祭与私忌
休假制由于内容广泛，所以就性质而言，也有吉、凶之分。《后汉书》卷46注引《汉书音义》称：“告、宁，休谒之名，吉曰告，凶曰宁。”其对“宁”的解释，与唐令不同。但从此出发，对于这类由处理吉、凶等特殊事务而形成的事故假，长期以来，已有礼律作为依据。隋唐之际的事故假，具体名目依次有庙祭、私忌、婚冠、丧葬、觐省、拜扫乃至疾病、侍亲等等。
庙祭之礼在隋唐五礼中属吉礼的范畴。皇帝在改朝换代与即位登基之际，首先要有立庙瑑庙之制，而四时又有拜祭之仪。官吏私家的庙祭比附公家进行，是官员崇礼自己的祖先。所以庙祭又有公私之分。《旧唐书》卷70《王珪传》载其“通贵日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可见唐初官员即有立私庙及时祭制度。《新唐书》卷13《礼乐志》称：“若诸臣之享其亲，庙室、服器之数视其品。”又记开元十年定令及开元礼，规定一品至五品立庙数三至五不等，“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寝就在家内，不单立庙。王珪祭于寝是六品以下至庶人之礼，所以受到弹劾。德宗时，权德舆为父立私庙，“择用二月二十日祔飨”，特上状请皇帝批准[1476]。
庙祭给假按《唐六典》开元假宁令是“私家祔庙，各给假五日，四时祭，各四日。”“各四日”，大约是指祭祀要“散斋二日于正寝，致斋一日于庙，子孙陪者斋一宿于家”[1477]。据《太平御览》卷634《急假》载，此假是“百官九品”皆得享受，去任所三百里以内并“给程”。四时祭或称时享者，是“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但春分又往往为元日取代，因此乃是元日与秋分冬至、夏至“通为四”[1478]。四时与春秋二社之祭在民间很普遍，而祭祀假与假宁令中的某些节假又是合而为一的。
双亲或祖先丧亡之日，古代称为忌日。忌日有国忌与私忌之分。国忌乃是皇帝祖先的忌日。唐朝每逢国忌，百官都要到佛寺行香。中央地方别无例外。敦煌伯2504天宝令式国忌部分载唐诸帝后忌日，有设斋和废务与否的规定。此外，国忌日还有不举乐，不鞭笞，乃至官曹不得决断刑狱等制度。私忌乃是官员父母的忌日，意义与国忌大同小异。假宁令规定“给假一日，忌前之夕听还”[1479]。前述梁昇卿一事就是由于“忌前之夕听还”而与旬休当直发生了矛盾。所以私忌很为唐士人看重。但是国忌、私忌也有流于形式，甚至闹出笑话的。《朝野佥载》卷4谓武则天时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这是公然把国忌当成了欢聚的日子。同卷又载左卫将军权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吏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忌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这是完全不懂礼法。
但是忌日究竟应当怎样？古人颇有争论。《封氏闻见记》卷6认为，“忌日请假，非古也。”古代忌日仅仅是不饮酒作乐而已。并引沈约《答庾光禄书》为证，断定“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忌日所以设假，“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或弛懈，故过自晦匿，不与外接”。颜之推反对忌日徒具形式，以为“必能悲惨自居，何限于深藏也”[1480]。而唐五代，在国家礼法方面，则是国忌、私忌并重。为了不使忌日流于浅俗，唐律规定：“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1481]“减二等”，即杖八十。所以忌日不恭，实有罪也。唐人当此重法，忌日不能不严肃对待。
但私忌有时也与国事冲突。唐制庙祭等活动除官员有周亲、大功之丧或本人疾病，一般不得请假。贞元八年七月，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祭昭德皇后庙，即因私忌不受誓戒，为御史所劾。事下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认为“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不应“以假宁常式，而废摄祭新命。”于是元亘坐罚[1482]。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又发生了“贾躭私忌、绝宰相班”的事。全天竟无宰相当直，只好由中使出召主书吴用承旨[1483]。《旧五代史》卷46《后唐未帝纪》，清泰元年（934）五月戊申，中书门下以明宗祔庙，宰相摄太尉李愚却正当私忌，在祔庙致斋日内，诏礼官参酌。有司上言以为：“诸私忌日，遇大朝会入阁宣召，皆赴朝参。今祔庙事大，忌日属私，请比大朝会宣召例。”可见私忌请假虽不受限，但如与祔庙、祭祀等大事冲突，却要屈私奉公。
（二）婚冠和丧葬
婚、冠二礼在五礼中属嘉礼。古者二十而弱冠，冠礼为成人标志。所谓“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也”[1484]。按照传统仪式，冠者要行三加之礼，“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并与父母宾朋、兄弟姐妹相互答拜以祝贺。冠者由此加成人冠服并可称字[1485]。《唐六典》卷2载开元假宁令，官员本人“冠，给三日；五服内亲冠，给假一日，不给程”。婚礼自纳采至亲迎程序复杂，不在本节的论述范围内，但婚假之给应以婚期为准。假宁令定官员本人“婚假九日，除程。周亲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一日，不给程”。这说明官员不仅自己婚、冠（如在成人前已授官职）可请假，还可参加近亲的婚冠礼。不过冠礼必须在任官之地举行，官员本人婚礼却可不在任所而给程。“六月襄山道，三星汉水边。求凰应不远，去马剩须鞭”以及“词赋名高身不闲，彩衣如锦度函关”之类的诗句便是官员们远赴婚姻的真实记载[1486]。
丧葬仪制在五礼中属“凶礼”。丧葬假在各类事故假中为第一要重。唐朝法令，一般百姓如作为侍丁，在为父母服丧的孝假内可不服差役[1487]。已经执役的诸军校尉和卫士防人、亲勋翊卫备身等也有斩衰齐衰等重丧给假百日的制度[1488]。而隋唐官员不但父母病重期间，可请假侍疾（详下）；如父母丧亡，也必须解职丁忧。唐丧葬令“凡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齐衰杖周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其母者，解官申其心丧”就是指此[1489]。解官服从于礼，而官员服丧依制度不受职务所限。据日本养老假宁令，如官员“远任及公使在外者”，须“听家人经所在官司陈牒告追”；奉敕出使及远任边要者，也要“申官处分”[1490]，应也是唐朝制度。
服三年丧者，实为二十七个月[1491]。按规定，“凡给丧假，以丧日为始，举哀者以闻丧为始”[1492]。终服才能再由朝廷给官。唐皇帝宣扬以孝治天下，匿丧不举要受到法律处分，而丧期之内，也要惨服蔬食，不茹荤酒，不娶妾生子等等。隋唐官员中虽不无按制行丧，甚至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哀毁过制之例[1493]，但真正能终礼者并不是很多。官员服丧期间，朝廷可行起复“夺情”之礼。如隋于宣道为内史舍人，丁父忧，“献皇后每令中使敦谕，岁余起令视事；免丧，拜车骑将军”。宰相高“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殿内丞阎毗有巧思，“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都没有超过一年[1494]。唐朝情况大致类同。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正月敕令，“三年之丧，自非从军更籍者，不得辄奏请起复”[1495]。但事实上，除非本人特别要求，皇帝并不是都准假。玄宗时，张说为工部侍郎，丁母忧，固请终制。史称“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制方许。是时人多趋竞，或以起复为荣，而说能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自是尤为有识者所称”[1496]。说明当时权臣达官能丁忧终制者已是少数。唐后期为对武人有土者表示安抚，节度观察使如郭英瑑、令狐彰、李纳、刘玄佐、王武俊辈丁忧无不即时起复，且使下职掌官也可奏请起复授官。“因循既久，讹弊转深，非惟大启倖门，实亦颇紊朝典”[1497]。敦煌斯4473文书为《集贤相公厶遭母丧尽七后起复表和祭文》[1498]，共六表并皇帝批答。据祭文所涉时间官职，应为后晋宰臣李崧所作[1499]。李崧六表请终丧都未被允，所以三年孝假大体是因人而异，有名无实。不过，唐时倒是实行过驸马为公主行服三年的制度。这项制度直到开成二年（837）因文宗见杜悰为公主行服，授职后久不入朝谢官，感到不合礼法才予以取消[1500]。
唐礼令对于祖父母及其他属于齐衰以下五服内亲属，虽规定不必解官，但也须请假行服。《开元礼》卷3《序例下·杂制》引假宁令称：“凡齐衰周，给假三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齐衰三月五月、大功九月，并给假二十日；葬三日，除服二日。小功五月，给假十五日，葬二日，除服一日。麻三月，给假七日，出降者三日，葬及除服各一日。无服之殇，本品周以上给假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麻一日。若闻丧举哀，其假三分减一。师经受业者丧，给三日。”丧制长短服从礼的需要，以亲疏为等差。且周亲以上须给程[1501]，改葬也按服轻重给予多寡不等的假[1502]。但具体请假则需由朝廷酌情准给。贞观元年（627）十月，少府监阎立德妹丧，准令给假二十日。监司奏因其“专知羽仪，其作未丁”，所以只给三日。但太宗以为“同气之情，义不可夺。自丧乱以来，风俗弛坏，宜特敦奖”，命依令给全假，差人代其务[1503]。德宗贞元初，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以姊丧给假，或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书省案牍不行十余日”[1504]。元和十二年，山南西道节度使权德舆在朝廷允许下，将原在润州安厝的父母，迁祔于东都。“起四月二十日至七月十五日，合在准式假内”[1505]。迁葬者由于是父母，并加程假，所以给假近三月；其间并遣子弟营护，兼由他官摄理公务。假期虽长，但“合在准式假内”；说明丧葬假基本依令式执行。但有时也有例外。后唐枢密使安重诲。“天成四年（929），奏堂兄应州副使晟卒，请给式假，有司给假一十五日”。但明宗以重诲“位重禁庭，日亲机务，与群官之有异，在常式以难拘”，所以自初闻日仅给了七日假[1506]。
除令式规定外，有时对朝臣还有特殊照顾。高宗时李义府虽丁忧起复，但“朔望给哭假”[1507]。文宗太和中，对“应请期年丧假者，除准式假满，连许请三日事故假。仍五个月内每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其大功丧假者，准式，假满连许请事故假两日，仍三个月朔望日，各许请事故假一日”[1508]。
服丧虽从慎终追远的意义出发。但丧假有时也会中断或影响官员的政务活动。顺宗朝王叔文改革遭保守势力围攻而陷入困境。时适逢其母病重，叔义对诸学士及李忠言等宦官言道：“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寻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结果果因母丧去位，虽“日夜谋起复”，但终因反对派的坚持而终归于失败[1509]。他的丁忧不过是为朝廷政争的另一方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已。
从追求现实利益出发，唐官员面对必须服从的丧假也有诸种巧诈之举。《旧唐书》卷171《李渤传》渤“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朝野佥载》卷4记武周时有“张琮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此三人加上年老不肯致仕的夏官侍郎侯知一，皆被台中讥诮，引为无耻：“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其特点便是在丁忧上作文章。至于其他丧假，依令“期丧、大功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予宴会”。但武则天朝王方庆已奏朝官有“不遵礼法，身有哀荣，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的情况[1510]。因此在耽慕荣利的世风影响之下，所谓“闻丧举哀”有时便不免流于形式。
（三）觐省与拜扫
省亲归觐父母在“登龙兼折桂”的举子们得第（或落选）后是经常的：“充赋名今遂，安亲事不违。”[1511]在官员们也是必须的。若久官在外不归觐父母，便会被认为不孝而宦途受挫[1512]。因此，除了赴任途中可以便道探访，正式的觐省与拜扫假也恩准给予流外以上的文武官员：“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五日（或作三十日）；五百里，五年一给拜扫假十五日，并除程，五品已上并奏闻。”[1513]定省假有里途之限，且五品以上，还要由朝廷特批，说明虽有而并非十分易得。所以它在官员们看来，就不仅代表了皇恩浩荡，也是自己衣锦荣归的机会。“朝闻讲艺余，晨省拜恩初。训胄尊庠序，荣亲耀闾里”[1514]。“诏许辞中禁，慈颜赴北堂。圣朝新孝理，祖席倍辉光”[1515]。他们大都是带着“得意今如此”，“得意且宁省”的夸耀心情踏上阔别已久的归途的[1516]。
大约是为了表示皇帝的眷顾及提倡以孝理天下，所以不知从何时起，又有了朝臣觐省而以皇帝名义赐衣药茶礼之事。《册府元龟》卷756载后梁鱼崇谅为工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以母年高多疾，思归陕州。“太祖不许解官，以本官给假归，赐母衣服钱绢茶药以遣之”。后唐时形成定制。《五代会要》卷12《休假》载天成四年（929）五月四日度支奏，对“朝臣时有觐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下令按官员给以数量不等的各色茶药，“候辞朝之日，于宣赐”。后晋天福二年（937），以诸库无物权停，至五年又重新恢复。
拜扫假，由于有寒食扫墓的风俗和规定，所以对于祖先坟茔距任所较近的官员，并非难事。长庆三年正月敕令：“自今已后，文武百官，有墓茔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寒食）任往拜扫，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开不到者，委御史台勾当。”放宽了京城附近寒食拜扫的限制。但对内外官要到外州拜扫和觐亲的，“并任唯令式年限请假”。大和三年正月敕，仍重宣文武常参官拜扫五年给假，登朝不至五年即不给的限制[1517]，说明对觐省与拜扫始终是执行令式的规定。
寒食拜扫与官员的觐省诸假，原来均由朝廷颁给乘坐驿传的公券，“衔恩乘驿，用表哀荣”。在京常参官一应私事请假，外州往来，也是“并给券牒”。但公私不分，流弊太大。所以文宗大和八年八月，规定私事不再给券，唯有“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开成四年（859）还规定“著在令文”的寒食拜扫，如“不出府界，假内往来者”，也不再给券，从此取消了私事公乘制度[1518]。
（四）病假、侍亲与其他事故假
唐假宁令规定：“诸本服周亲以上，疾病危笃，远行久别，及诸急难，并量给假。”[1519]这类假可算是额外的事故假。唐朝廷允许一般情况下，官员每月可请这类临时假两日，大和八年九月，改为三日，但规定不能是在大朝会和百官毕集的日子。文武常参官且要在“每季终仍具请事故假日，录状闻奏，兼申中书门下”，对请假过多的人，则要在月终依品级给予罚俸的处分[1520]。不过对为父母病重侍疾者以及官员本人确实有病者，不在这个限制之内。
据《唐六典》卷2吏部“凡职事官应觐省及移疾不得过限条规定，唐代官吏自身病假一般不超过百日，侍亲不超过二百日。”所以权德舆诗有《奉送韦起居老舅百日假满归嵩阳旧居》[1521]，而白居易也称自己：“长告初从百日满”，“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潇洒便终身”[1522]。一般官员到时均应解职。如文宗大和四年，东都留守崔玄礼奏太子宾客分司崔从“请假一百日，准式停官”[1523]。不过此种做法当然不是一概而论。自汉代以来，对大臣已有“赐告”之制：“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1524]而隋唐之际，也不无对元老重臣及“应侍人才用灼然、要籍驱使者，令带官侍养”的优待[1525]。《隋书》卷72《陆彦师传》：“高祖受禅，拜尚书左丞，进爵为子，彦师素多病，未几，以剧务疾动，乞解本职。有诏听以本官就第。岁余，转吏部侍郎。……后复以病出为汾州刺史，卒官。”唐太宗许李靖，“患若小疗，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1526]。穆宗时，“御史台奏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傅严绶，疾病满百日，合停。［敕］严绶年位俱高，须加优异，宜依旧秩，未要举停”[1527]。时右金吾卫大将军郭，也因是皇帝“仲舅”，许未停官[1528]。当然对于一些年老重臣，还有授予散轶闲职（如白居易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令其归家侍养等办法。五代对病事假的处理，也略同于唐。除少数例外，一般均按百日假限执行。如后梁卢格为侍御史，乾化二年（912）御史台奏其“先请患假满一百日，准例停官”。后唐明宗时，右司郎中卢导、司天少监李遘，也都曾因假满十旬，“奉敕宣停”、“准例合停”而被免官[1529]。后晋天福二年，中书门下重申《唐六典》关于觐省移疾不得过限之制[1530]，说明当时对此制仍很重视。
面对如此严格的侍疾与请假制度，官员们的处身方式及心情都是极端复杂的。内中虽不乏淡泊荣利，情愿解官充侍，或谢病退养之辈，但大多数人的“移疾请告”都往往是出自不得已。他们常常是因“谢病始告归，依依入桑梓”[1531]，回到自己田园芜没，衰柳萧瑟的久别山庄，在寂寞离忧中打发岁月。即使达观的人也难以排遣“官情牢落年将暮，病假联绵日渐深”的愁苦[1532]。更何况对许多人而言，费尽心机弄来的官职权限又何能轻易放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言“告归”的。而恋栈者的办法，便是或谋散差，或拖延时限。后唐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马张季凝都是年老重臣，“每称疾请假最多”。为了对抗朝臣“百日假满落班簿”的旧制，王张二人每逢将满，便“一度赴拜表行香，俱是跪拜不任”。甚至在高祖神主祔庙之际，也是到后即走或称疾不出。终为有司所劾，遂不得不以本官致仕[1533]。
隋唐官员的病事假请给，也有一套程序。除必报所在官司得知外，重要人员或特别假故常常还须通过吏部奏知中书门下，或由皇帝批准。如觐省与拜扫假，便是“五品以上并奏闻”，“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1534]。但吏部作为政令机构，对休假只是原则上掌握。具体的朝参考勤，及请销假制度就要由御史台负责。如前述寒食拜食请假出城，便是“委御史台勾当”[1535]。《南部新书》戊部记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月并行横参”[1536]。横参即横行参假，也即销假。三品以上尤有假满正衙参见之制。此类事务，一般也均由“台司纠勘”[1537]。
尽管法令对官员请假有一定限制，但假给名目多。加之考勤制度松懈，给了官员托故不朝以可乘之机。天宝五载专知祠祭使王奏：“诸色祭官等，并宽纵日久，不惧刑宪。当祭之日，或逢泥雨，或值节序，尽皆请假，曾无形迹。”王请求私自察访，将借故请假者录名闻奏[1538]。安史之乱后，对常参官实行了前述夺俸甚至罚本司长官手力资钱的办法[1539]。武宗时，左右金吾仗当直将军乌汉正、季不到，为御史台所奏，结果被罚了一月俸[1540]。宣宗时，御史台针对当时文武官“多妄请假故，不妨人事，无废宴游，但务便安，有亏诚敬”的情况要求加重处罚，三次不到，便要“具名衔，奏听进止”[1541]，可见问题严重。
请长假旷官也屡见不鲜。元和四年四月，率府掾沈达，徐肇各被贬为泉州和建州参军。原因是此二人任内分别请了演州、爱州婚姻假。御史台奏，这两州相隔万里之外，“量其秩满，犹有假程，请量黜以惩慢易”[1542]。会昌二年（842）御史台奏，认为对诸司六品以下官“请外州婚礼、周亲以上侍省等假节日”，由于敕令“文非严切，致兹轻犯”，故请求“稍重科条，庶令知惧”[1543]。可见当时由于给假不严，令不少人钻了空子。而官员们的在职慢官，也与他们当初的求职心切形成鲜明对比。
官员们的请假频繁，与其假期内俸料一般不受影响也有关系（不包括无故不朝的罚俸）。《唐会要》卷92《内外官料钱下》开成二年八月户部侍郎李珏奏，“京诸司六品官，请假往外府，违假不到，本官停给料钱”。只是超过时限才受罚。所以宣宗大中四年（850）制书直言当时州县官到任后，“多请远假，或言周亲疾病，或言将赴婚姻”，结果是“遂使手力俸钱，尽为己有，勤劳责罚，则在他人”[1544]。还有一些县令在任满之年，“考秩向终，替人未到，请假便去”[1545]，造成一些地方交替年终缺人的现象。这些都是由于俸钱到手便不再有后顾之忧。五代可能注意到这一问题，故后唐“文武两班，或请假归宁，或卧疾未损，才注班簿，便住料钱”[1546]，可谓矫枉过正。长兴二年，因起居郎曹琛奏，敕令“文武官请准式归宁假及病疾者，并许支给本官料钱”。然对“托病不赴朝参，故涉旷忌者”仍申明要“如闻纠奏，当责尤违”[1547]。
请假旷官在唐五代的发生，还时常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后唐明宗时，下令“今后应新授官员，朝谢后可准例随处上事，司长不得辄以私事阻滞。其新授官，仍不得因遭抑挫，托故请假”。这反映当时的托故请假与长吏跋扈、官场倾轧有关。五代政局不稳，官场腐败胜于唐朝，恐怕于此也尤有所见[1548]。
以上，主要是隋唐五代官吏事故假实行的情况。与节假、旬休相同，事故假也涉及为官府执役的官户、奴婢等。“凡元（日）、冬（至）、寒食、丧、婚、乳咸与其假焉”。“产后及父母丧、婚放一月，闻亲丧放七日”。此类假并以婚、丧、生子为重，其中不无合理的因素。
总之，从上面的叙述，可了解到唐代的假宁令内容已十分细致完备，特别是假宁令使官员的休假有法可依，充分证明了唐朝法制健全的特点。它的制定从礼制和民情出发，既丰富了官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又体现了以孝为本的传统精神特色。在引导与约束社会礼俗方面作用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是，假宁令随着大唐律令制的传播，也被移植到东亚和日本，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49]。
假宁令关于节假公休与事故假的双重规定，使唐朝休假名目众多，总体休假时间长。如仅节假即近五十日，约占全年八分之一，而如加旬休、田假等，即达百一十余日，几近全年三分之一左右[1550]。事故假则体察人情，限制宽松，使官员遇事请假也比较容易。但开元、天宝之际经济繁荣导致了旬节宴会的盛行并助长了朝廷的腐败之风。唐后期考勤制度松懈，致使请假旷官屡禁不止，加之受追逐名利的社会思潮影响，丧葬等事故假已有了重形式轻内容的特点，所以实行之际，便常常会发生礼律与现实的冲突。从唐五代休假制对官僚制度及生活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不难看到唐朝政治由盛而衰的又一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