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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节 行第
行第本指家族内子弟（女）的排行次第，但在唐代却成为官场民间普遍流行的称谓。无论家人友朋、贵贱高低，无不以论称行第相为高尚，以致成为唐社会特有的风俗之一。已故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有《唐人行第录》一书，于唐人行第多所考证。然行第作为士族风习，如何迎合社会礼俗，在门阀制即将衰落的唐代社会传播，并为普通民众广为接受，仍是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 行第之称的普及与发展
行第作为家内称呼，魏晋以来已有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3，“七官”条言及《南史·武陵王纪传》与《梁书·河东王誉传》中纪与誉称湘东王绎为“七官”事，并引《资治通鉴》卷164胡三省注解释说：“湘东于兄弟次第七，故云七官。纪，绎之弟；誉乃绎之侄也。”即足征南北朝时行第已可为亲友间称呼，然其称尚不十分普遍。
隋唐之际，称行第渐以成风。《隋书》卷44《滕穆王传》称文帝弟“瓒贵公子，又尚（周武帝妹顺阳）公主，美姿仪，好书爱士，甚有令名于当世，时人号曰杨三郎。……上（文帝）数与同坐，呼为阿三。”唐人家内称行第则更为平常。其可见于父子兄弟相呼，如《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元元年（710）：“每宰相奏事，上辄问：‘曾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旧唐书》卷106《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四哥”者，正指其父睿宗。《唐语林》卷1，荥阳郑还古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偿博’。”行第还可见于夫妻、中表乃至奴主相呼。《太平广记》卷157《李敏求》（出《逸史》）：“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
不仅如此，行第之称显然也逐渐流行于社会。《太平广记》卷18《柳归舜》（出《续玄怪录》）一则记隋开皇二十年（600）柳归舜遇仙事。“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1263]同书卷193《虬髯客》（出《虬髯传》）记杨素红拂妓初见李靖，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下文又言虬髯客与李靖和张氏（即红拂）初识，张
袂前问其姓。“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
常人初见面之际，先问姓氏行第，问后即以行第相称。此二则故事皆托言隋代事，但事出唐人小说，说是唐风应当更加可信。不过，《唐摭言》卷15记唐高祖李渊呼裴寂为裴三，而二人自隋末已为莫逆之交。《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627）记“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胡三省于此事下注曰：“刘子翼第四，唐人多以行第呼之。”可见隋唐之交，朝廷同僚友朋间已有称呼行第的。高宗武则天以后，随着“郎”、“官”之称被带入朝廷，行第作为社会称谓也就更加普及。
《隋唐嘉话》下记载称：“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旧唐书》卷90《杨再思传》记其面谀张昌宗说：“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当时只有宋璟持正不阿。当天官侍郎郑善果问他何以不呼易之“五郎”而仅称“张卿”时，宋璟回答道：“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1264]“郎”称本为家奴呼少主，或妻妾呼夫婿。但六朝以来，也与“官”称一起，作为少年男子的美称流行于世。岑仲勉先生在《唐史馀瀋》一书中反对《隋唐嘉话》的说法，认为朋辈互称郎、官，不自易之、昌宗始，并举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称建成、世民为大郎、二郎，初唐四杰如王勃集卷9《与契苾将军书》“适得韦四郎书，具承大郎雅意”，及诸集中诗句如“张二官松驾乘闲”，“杨八官金木精灵”等以证明[1265]。其重点虽在说郎、官，但也兼及行第。不过贵介公子乃至宠臣在朝中称行道第，必对于世俗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武则天以前，行第之称仅限于家内或“亲故”，而武则天以后，却是流行于朝廷并更加社会化了。张作《朝野佥载》，记武周令史韩令珪对朝士和王公贵人皆呼行第（详下），便是当时朝廷尚称行第的典型例子。
玄宗之际，已有朝廷权臣擅称行第的现象。如计臣御史中丞杨慎矜与户部侍郎王皆以行七称“七郎”。《通鉴》卷216记王得势，子王准率其徒过驸马都尉王繇，繇为置酒，使帝爱女永穆公主为之“亲执刀匕”。当人言恐帝闻非宜时，繇曰：“上虽怒无害，至于七郎，死生所系，不敢不尔。”安禄山呼李林甫为十郎，而安禄山自己，也被亲近者称作“三兄”。权臣的相呼行第在当时的朝廷恐怕已可视为表率，所以行第之称在彼时前后应已十分盛行。
行第之称在朝廷官场流行后，其称用的范围便愈为广泛。以文人朝士而论，是平居宴贺、诗酒酬唱之际最好称行第。《唐语林》卷2载：“沈佺期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人曰：‘沈三兄诗，须还他第一。’”张说与他人贺诗有《同贺八送兖公赴荆州》、《端州别高六戬》[1266]。同样，李峤有《酬杜五弟晴朝独坐见赠》[1267]，李白也有《早秋赠裴十七仲勘》。[1268]白居易呼其友元稹为元九，其寄赠元稹诗有“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自注云：“辛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1269]足见四杰之后，文士友朋间呼行第已积习成风。这在唐后期，更发展为进士科举中相称行第。《唐摭言》卷3作者王定保自序以科第事访先达，“如丞相吴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从叔南海记事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其中同年进士均称行第。同书卷12：“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也反映进士同年中相称行第事。进士为流俗所尚，其称行第对流俗的影响也可想而知。
不仅文人如此，称行第之风，也波及武将宦寺。德宗时河北诸镇相联结以抗朝廷。诸叛帅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合称“四王”。时朱滔呼王武俊为“二兄”、田悦为“八郎”、朱为“三兄”，田悦也称朱滔为“五兄”。《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783），记滔使虎牙将军王郅说田悦：“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下略），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旧唐书》卷184《宦官传》高力士，“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李辅国“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东甲族，位居台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程元振，“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高、李、程都是宦官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而李、程尤喜他人以行第而不是官称呼自己。
唐朝皇帝在非正式场合有时也以行第呼臣下。如上述高祖呼裴寂为裴三，德宗也呼宋济作宋五、陆贽作陆九。《唐语林》卷1记“宋济老于词场，举止可笑。曾试赋语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宋五坦率否？’”此可称是德宗呼宋五的底注。而翰林学士陆贽却是由于得到德宗赏识，才“有时宴语，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陆九而已”[1270]。《太平广记》卷261《郑光》（出《卢氏杂说》）记宣宗问舅郑光在凤翔任节度使时判官是何人，光仅答曰：“冯三。”当枢密使解释说冯三即是冯兖时，宣宗非但不以冯光所答为忤，反而顺口答曰：“便与冯三为副使。”
行第之称通行于社会后，看来也已不是某一阶级或阶层的专利。在《太平广记》等小说中，记载的称行第者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相者冯七、梁十二，女商兼豪侠荆十三娘，广州织鞋业者何二娘，卖卜女巫包九娘等[1271]。其中不仅有男也有女，且不仅良家妇女，即教坊倡优也多此称。《类说》卷7《教坊记》有“任二姑子容止闲和”、“庞三娘善歌舞”、“颜大娘亦善歌舞”及“魏二容色粗美”一类的记载。《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称，唐妓女多自幼丐育，其母“多假母也”。诸妓“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其后有《青楼集》一卷，专记元代女伶之盛。其中妓女乐人也多称行第。足见唐风不衰。又舞乐曲中，据说也有与行第相关情的。《乐府杂录》记有“离别难”曲：“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狱，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还有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记见到的人中除扬州监军院要籍薰二十一郎、京兆万年县李侍御外甥阮十三郎是中国人称行第外，还有居住在泗州涟水县的崔晕第十二郎是新罗人。可见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是入乡随俗。
唐人笔记小说中，凡对神怪也大都论称行第。《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天宝中处士崔玄微于洛东宅中遇仙，内有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太平广记》卷433《姨虎》（出《独异志》）也言嘉陵江侧有一为虎所化的“十八姨”。卷340《卢顼》（出《通幽录》）有神人杨二郎与木下三郎。卷341《韦浦》（出《河东记》）言韦浦自寿州士曹赴选，遇客鬼元昶。文中提到的人除韦浦自为二十二郎外，又有巫者二娘、金天三郎、冯六郎、轩辕四郎以及卞判官等。元昶为韦浦释各人来历。当韦浦问道“冯何得第六”时，答曰：“冯水官也（按文中言冯为河伯），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如此杜撰神仙行第，足见行第观念化俗之深。而这对于唐朝民间行第的流行，又是一个最充分的证明。
二 行第的称用特点与排行依据
和名字、官称等唐人常见的称呼相比，行第由于是自家族排行中来，因此便显得更加亲切随便。如唐高祖宠待裴寂，每“视朝，必引之与同坐，入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1272]。称呼“裴监”而不名，是视朝之际表示亲礼和尊重，无如私下的“裴三”显得更加熟稔而不拘礼。
《旧唐书》卷186《酷吏传》言玄宗时酷吏吉温曾治河南尹萧炅狱。当炅任京兆尹后，吉温却恰被任为万年丞，在炅治下，“人为危之”。但当吉温得知高力士每出宫禁，萧炅必谒时，便总是：“先驰与力士言谑甚洽，握手呼行第”，使炅“觑之叹伏”。此事《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745）记述更详。称“炅后至，温阳为惊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须避。’谓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还，与炅坐，炅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为怨”。可见如能以行第相称，就表示彼此关系深厚，此正如宋璟所言：“亲故当呼以张五。”所以朝中称行道第之际，便形成了逢迎、附会权势的小圈子。一些人也专以此为手段套近乎，谋进取。如吉温曾对安禄山言道：“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吉温从称行第入手，使禄山感到亲近而“悦之”，对他产生特殊好感而结成政治联盟[1273]。无独有偶，代宗时陈少游除桂管观察使，“以岭徼遐远，欲规求近郡”。企图走宦官董秀的门路予以调换，也是以先呼行第表示亲热：“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几何？’后以答允‘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而获其欢心，终改美职，得从所愿。”[1274]
战争之际，敌对双方交战始急。但以一方先向另一方称行第示弱，而竟能化解言和，转危为安。《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考异》引《实录》记李怀光、马燧领朝廷军被朱滔、王武俊所败，决河水断其西归之路。马燧和朱滔有外族之亲，呼滔为表侄，使人说滔，请求“司徒五郎（即滔）与商议，放老夫等却归太原，诸节度亦各归本道，当为闻奏，河北地任五郎收取”。其间虽主要以利诱作缓兵之计，但称行第仍不无软化敌心的作用。不久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为分化王武俊助唐破朱滔，也与之“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武俊称抱真“相公十兄”，请求“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当李酣寝其帐以示不疑时，“武俊感激，待之甚恭，指心仰天日：‘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1275]。《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记罗弘信任魏博节度使，朱全忠为结其欢心，每岁时赂遗必卑辞厚礼，“对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国，安得以常邻遇之。’弘信以为厚己，亦推心焉”。由此得知称行第，便是示同兄弟之谊，而称呼之间，便不无联络感情的妙用。
但行第称用之际，也必须注意场合分寸。如不斟酌彼此关系深浅地位高下而乱称行第，也会适得其反，甚至被认为是轻薄无礼而遭人耻笑。《朝野佥载·补遗》记武周令史韩令珪厚颜无耻，凡对“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于陆元方手下办理铨选事，时舍人王剧因丧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剧便降阶悯然。令珪眉蹙刺，相慰而去”。后想到陆、王原是旧交，将王留住一问，才知二人根本不相识。后韩令珪得罪，“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武懿宗）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加鞭，反而将他打死。《唐语林》卷5记事略有不伺，但也说韩令珪“起自微细，好以行第呼朝士。寻坐罪，为姜武略所按，以枷锢之。乃谓：‘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应曰：‘且抵承曹大，无烦唤姜五’。”这是嘲笑他临到受刑还乱呼行第攀交情。《太平广记》卷266《胡翙》（出《王氏见闻》）记胡翙为藩镇幕僚，瞧不起副将张筠及同僚，曾“被酒呼张筠曰张十六”，且“数以言语抵筠”，使筠含恨在心。终于找机会“构成其恶”，奏藩帅将他“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此可谓是由呼行第引至杀身之祸。这在唐代当然只是极少的例子。
一般地说，行第在同辈与长辈、上级与下级之间虽兼可呼之，但称用之际，仍有亲疏远近、长幼尊卑之别。唐人呼行第最常见者，一种是连姓氏或连姓名以称之。如前举刘四、张十六等即是。见于诗文则如骆宾王《送费六还蜀》、《在江南赠宋五之问》[1276]，陈子昂《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1277]以及王昌龄《山中别庞十》等[1278]。这种称呼方法不太客气，唯相熟不拘礼得用之。
第二种方式是呼行第兼带表示关系的兄、弟、叔、伯、姐、妹、姨、丈及郎、官等称。其中兄、弟、郎、官等即可称用同辈亲属，也可兼呼同僚、晚辈或年龄较少者。如《全唐文》卷323《萧颖士与从弟书》：“再申意二十五官。”《全唐诗》卷125王维有《答张五弟》。上引《太平广记》柳归舜一则，白衣人在得知柳行第后说：“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也是对初相识者既亲切又有些客气的称呼。伯、叔、丈者毋庸说是称年长位尊者。如《权载之文集》卷37有《奉送韦十二丈长官赴王屋序》。
第三种方式是行第与姓氏官名合称，或更兼与名字及其他称谓合称。此种称谓较单称行第更显得郑重、客气，所以无论少长，相熟与否皆可称用，范围最广。当然官名别称也包括在内。如《全唐诗》卷475李德裕《奉送相公十八丈镇扬州》，是送诗与时宰王播。卷334令狐楚《将赴洛下旅次汉南献上相公二十兄言怀八韵》也类同此。韩愈《奉酬天平马十二仆射暇日言怀见寄之作》，奉酬中不无客套[1279]；但如白居易《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员外郑二侍御同年四人游龙门有感而作》便纯是友朋赠和了[1280]。因此从唐人关于行第的不同称呼，不难对其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多一层深入的了解。
研究唐人行第，还有行第该如何排行的问题。此问题首先涉及男女。一家族之内，同辈兄弟姊妹是否统而论之，此点从唐人习惯而言，应当是否定的。唐代墓志中，称行第多言女不及男，或言男不及女。如《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78《唐故洪州都督府武宁县令于府君墓志铭并序》：“嗣子纵，年未弱冠；次子约，齿初胜服；长女六娘，适李弘简；次女七娘，适史璲；小女八娘，年尚童稚。”唯女因名言及行第，而男之行第便不在其中。同书大中065孙景商为妹孙廿九女作墓志，自称：“卅四兄”，是兄之行第反在妹下，由此而知唐人行第应男女各论。
其次唐人行第还有大小排行的不同。小排行即同父所生，大排行与小排行则不一致。如《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31《唐故乡贡进士李君墓志铭》：“君讳眈，字遐威，景皇帝七代孙。……（其父）有子十三人，六人早亡。……君即当院第十二子也（按据墓志实为第六），以长伦排次第第八。”“长伦”即相对同父所生而言。同书咸通069“唐知盐铁汴州院事监察御史里行乐安孙虬第二女二十五娘”，“第二女”与“二十五娘”的次第也明显有别。
一般地说，唐人称行第，按同父排行者虽有而不多。惟帝子帝女当然如是。如玄宗被朝廷内外称为“三郎”，其子寿王瑁宫中呼称“十八郎”即是[1281]（但武则天子自排行第，故中宗、睿宗称“三叔”、“四哥”与其作为七子、八子行第不符，是其中的特殊现象[1282]。普通百姓也有之。如岑仲勉指出唐初有名孙贰朗（郎）、成三朗（郎）、雷四郎的，唐末朱全忠与其仲兄存也各称朱三朱二；唐士人行第以同产论称者，如对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两《唐书》诸传，也可发现如卢（二）藏用、崔（二）日知、裴（五）墉等例[1283]，但其例甚少，其中尚不排除有大小排行偶然相同的情况。实际上，唐士人行第不按同产计者是大多数。
唐士人行第既不按小排行，则大排行中，又可分为按祖曾及按房、族排行者。按祖、曾排行者，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如李（三）华，同祖兄弟四人；崔（六）涯，同祖兄弟十三人；韩（十四）洄，同祖兄弟十四人；郑（十）澣，同祖兄弟十三人；都有按祖排行的条件[1284]。其中韩洄是玄宗宰相韩休第九子，排行最幼，几乎可以肯定是按祖排行。而按曾祖排行则较按祖父排行为多。如岑仲勉在《唐人行第录》中已举《白氏长庆集》卷22《祭符离六兄文》及《祭乌江十五兄文》称“从祖弟”，认为白居易之行第应是联从祖（即曾祖）兄弟以排行。又如张易之、昌宗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72下同父、祖兄弟共五人，而同曾祖兄弟复加二人，则其称五郎、六郎也应是从曾祖。，窦凝行第十五，新表卷71下记同祖兄弟仅四人，而同曾祖兄弟十七人，且排名多从“氵”或“冫”旁，可见行第也应从曾祖。颜真卿行第为十三，但在同祖兄弟中排行十一。他在为曾祖勤礼所作神道碑中提到曾祖辈兄弟有二十二人，[1285]则行第同样应从曾祖。唐人论亲以五服为界限，但同祖、曾之大功、小功是服重之亲。其避讳也多自祖、曾，排行第应与之有关。
另外在一些渊源已久的大族中，还有按高祖甚或房、族论排行第的情况。如乐安孙氏孙逖家，自其高祖孝敏至父嘉之，“四世而传一子，故五服之内，无近属焉。逖兄弟四子，而逖为长子”。结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73下及孙氏子孙墓志，则逖之家系（仅至曾孙辈）表大致如下：
孙逖曾孙辈据表载仅十五人，但其中孙简为从叔番象作墓志自称“卅三侄”，查表虽可能有遗漏，但简作为长房长孙之第三曾孙，下且有四弟，在曾祖兄弟中排第三十三仍有可疑。查《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68《唐故武水孙府君（方绍）墓志》，称“秩满，授汝州司户参军，会竹林曲仵之任。不行，因授与册四房弟。期年，册二房兄受虔州郎中辟命，到职未逾月薨。明年，又册四房弟又萦风疾。手足频伤，痛悼缠绵，无时暂解”。方绍即简同曾祖兄弟，志中称册二、册四，知其兄弟排行尚不止于上述之“卅三”。而既称房兄、房弟，说明其排行是依“房”而论。
那么，何以为“房”呢？房者，与族相连。《资治通鉴》卷133宋苍梧王元徽二年（474）六月条关于“魏罢门、房之诛”，胡三省有注曰：“门诛者，诛其一门；房诛者，诛其一房。时河北大族如崔如李，子孙分派，各自为房。”同书卷200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言及修《姓氏录》说：“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表》载崔氏定著有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说明房是族姓之下的分支。房的划分或与宗族迁徙、官封爵位都有关系，也是宗族繁衍下的自然现象。房的划分具体在何时，从何人划分各家族不一。而具体到乐安孙氏，便至少应从逖父嘉之论起，甚至上溯孝敏。所以在孙简及孙方绍等的“房兄”、“房弟”则很可能是从高祖以上论。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72上记赵郡李氏李绅、李纾为同高祖兄弟。李绅号称李二十，而李纾行第十七。二人行第接近，疑排行也从高祖。《唐语林》卷4言及李氏宰相：“赵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后，同时一人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太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所说行第也是从李氏各房论起。同书卷3，记“韦夏卿有知人之鉴，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宜，从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并为郎官”，因为三人言未来命运之事。三人查表应分属韦氏龙门公房、郧公房及东眷韦氏阆公房[1286]。其行第所以能均称“二十四”，显然也因房系不同之故。
由于围绕房、族排行第，所以也出现甚至一家族之内，各辈子孙行第排行依曾、高不同的情况。如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从韩愈为兄作祭文自言“唯我皇祖，有孙八人”而其行第十八，从兄笈行第十二的情况，认为“殆亦合于曾祖所出记也”。假使韩愈如此，则愈子孙也不同。据韩愈侄孙滂文言：“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1287]但见于史载仅会、介二人。且会无子，介子百川、志成，孙仅湘、滂。愈亦唯昶一子，而有孙纬、绾、绲、绮、。是愈父仲卿共有曾孙七人。然据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湘行第二十一，滂行第二十三，绾行第二十五。是其排行明显不依曾祖，而至少在高祖之上。这种排行方式的不同，应正是以房、族为核心来统一的结果。
以上，说明唐人行第的排行有多种情况。其中既有按祖、曾论排者，也有按宗支、房系论排者。这增加了行第问题的复杂性。但是惟其如此，也才与士族的发展有关，从而成为唐人行第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三 行第之称的流行原因及社会基础
行第作为“亲故”之称所包含的感情因素，使人们乐于接受，这固然是行第得以流行的一个原因。而行第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名字而使用，其与社会礼法无疑也是相合的。
本节上面部分，曾引述《太平广记》柳归舜及虬髯客二则，说明唐人初见面之际即以问行第代替问名讳，而类似之例在唐史料中不胜枚举。如《太平广记》同书卷154《李源》（出《独异志》）载李源于暮春之际遇一少年，“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卷309《张遵言》（出《博异记》）也言遵言遇一白衣人，“问白衣人何许人，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卷452载沈既济《任氏传》，内容为信安王祎外孙韦崟第九与从父妹婿郑六遇任氏女妖事。“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卷180《宋济》（出《卢氏小说》）记德宗微行，在西明寺僧院初遇宋济，也问他“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答曰：“姓宋第五，应进士举。”
很显然，陌生人见面宁可问“姓第”或“氏行”而不问名。此种作法与其说是为表客气亲切，莫如说是因互相尊敬而不愿直接道及对方名讳。唐人重名讳，更重避讳，其避讳的程度已远胜前朝。当面直接称名道姓毋庸说是显得无礼，而称行第便可以不提名。此点或许更可以从岑仲勉先生在，《唐人行第录》中所提到的《讳行录》一书受到启发。《讳行录》也即行第录，源自于唐人《登科记》。《登科记》记进士名字、籍贯、排行、三代履历及妻子等。《讳行录》即依登科记而编，亦载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等。洪兴祖《韩子年谱》记韩愈子孙用此书。如记韩绾称：“《讳行录》云‘咸通四年第进士，时右常侍萧倣知举，试谦光赋、澄心如水诗，中第八，行第二十五。”说明洪氏还见到咸通以前的《讳行录》。《讳行录》者，讳与行相连，且因进士登科而编，意味着进士及第与正式进入官场后，彼此的私讳、家讳和行第是必须周知的。这显然也是因为官场与士子交往中，不便冲犯名讳，此为当时社会所必备的礼节和修养。关于此点可参考本章“避讳”一节。因此称行第，可称是官场及士子交往中避讳的一个办法。
但仅从避讳出发，也仍然只是涉及行第之称的表面现象。行第既为一家族内子弟（女）的排行，且最初又是流行于士族贵胄之间，则与魏晋以来的门第观念显然不无关系。《世说新语·棲逸第十八》曾记曰：“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勒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刘孝标于此下注称：“中兴书曰：‘何准字幼道，庐江人，骠骑将军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征聘一无所就。充位居宰相，权倾人主，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世事，于时名德皆称之。’”何准认为自己何氏第五的名声，足以抵得过何冲的骠骑之官，这里除了对自身道德修养价值的自信，也还包含着自己作为士族子弟的简傲。而这种简傲，在隋唐以后就更发展为士族对官势和高贵门第的炫耀，以及世人对两者的艳羡。
唐朝社会处在封建社会前后交替的变革时期，尽管魏晋大族如崔、卢、李、郑等至唐朝已渐次衰落，但门阀观念对世俗社会仍有影响。且其家世门第也仍为世人仰慕。唐太宗修《氏族志》，虽将“四海望族”，“一切降之”，但因房玄龄、魏征、李复与联姻，使之“故望不减”。后更因高宗朝李义府定陇西李宝等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而“皆称禁婚家，益自贵”[1288]。官婚与族望俱美，方是唐人的最高理想。如《唐国史补》卷上记曰：“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同卷又称：“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族望对旧族而言，无疑是一种骄傲。而行第加上贵族姓氏，便等于是族望的代名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本人的贵族身份，家世渊源，称用之际既显得潇洒亲切，又不失为对高贵门第的适当炫耀。所以很自然地在士族圈内成为一种风习。而由于借助这种风习，颇能提高个人和家族之声望，所以隋唐之际更逐渐为取得“当世冠冕”的达官权贵所接受，于是便有了朝廷官场竞称行第之事，并由此在官人士子中形成时髦而进一步波及闾里。史称唐朝以降“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1289]。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世族们试图以宗支房系为核心严排行第以维系其血统高贵，一般人却通过对世族习俗之模仿，称姓第、氏行而鱼目混珠。至后，官、族相互提携而官、俗相互影响，称行第已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宗族姓氏的尊崇，所以久而久之，便自然演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这里，当然还不忽略与行第排行有关的宗族关系、存处状况等问题。南北朝至隋唐间由于战乱等原因，宗族流徙相当严重。然大姓聚族或聚房而居的情况仍部分存在。《唐国史补》卷上：“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杨氏虽有在外居官的，但与族居故乡者，仍是“天下一家”的关系。有些家族如京城韦、杜，“去天尺五”，世居长安城南韦曲、杜曲，家族声势浩大[1290]。有些家族是一人宦达，宗族繁衍。唐史料中还不乏有权贵提携族人事例，说明唐人宗族关系始终密切。这一点，对士族之排行第，当有便利。
不仅士人如此。即普通百姓由于重孝道等原因，聚族而居也颇有所见。《太平广记》卷401《宜昌郡民》（出《玉堂闲话》）记宜昌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爨……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江西郡内，富盛无比”。《旧唐书》卷188《孝友·刘君梁传》言其家自大业末至唐“累世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深州别驾杨弘业到其第，“见有六院，唯一饲，子弟数十人，皆有礼节，咨嗟而去”。又有“宋兴贵者，雍州万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养，至兴贵已四从矣。”这样的家族，也很难想象排行第不是以宗族来统一。
累世同居的情况，固然使行第从高排列比较容易。但这并不是行第排行的必须条件。事实上士族无论同居与否，已有族谱作为联系的纽带。南北朝以降，修纂族谱、家谱已日益受到社会重视。郑樵《氏族略序》言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自隋唐而上”应是包括隋唐一总论之。尽管研究者已指出其所说选举必由谱系，及图谱局之设与唐制不符[1291]；但官谱家牒之修，在唐与前代是始终一致的。且官谱多来源于家牒，而私修之谱牒最初还是大族专利。唐代士族墓志，即往往有称其先世官职，备详于国史家牒的。唐中后期，私谱之修更为盛行，且已逐渐普及到一般士人甚至多少有些根底的庶民之家（这一点，借助当时比较便利的交通及书信往来恐不难作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而表的制作便来源于宰相的家族世谱。唐朝数百位宰相世系复杂，并不一定都是望族出身，但均通过家谱美化出身，标榜家世。结果便造成宰相表“承用诸家谱牒，故多有谬误”的情况。这至少说明修谱牒对士人而言已普遍化。唐士子通过修谱牒提高家族地位，正是门阀观念世俗化的结果。而行第之称便是伴随着这一世俗化的过程，由士族社会和官场向百姓推广，风靡了有唐一代，形成为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的文化现象。但当唐末藩镇动乱叠起之时，世家大族进一步衰落，门阀观念淡薄，行第之称便不再有多少企羡的意义。它只是作为士族风习在五代宋以降继续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留给人们的只是宗族制的余韵，而其原始价值，或已无人再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