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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节 避讳
避讳，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礼俗。《册府元龟》卷863《总录部·名讳》称：“生而制名，殁而是讳，盖孝子因心之道，先王立礼之方。”从儒家的孝义君亲出发，人们对于言谈书写中所遇到的君主或尊亲名讳必须有意回避，久而久之，便演成为避讳的礼则。在讲究门第与礼法的隋唐社会，尤成为人们注重和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轨范。而避讳本身，不仅内容、要求日益复杂化，且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政治生活，也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一 避讳的渊源发展及方式原则
（一）避讳的发展过程与国讳的颁定
避讳之法起于何时？曾是史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宋周密作《齐东野语》以为，盖殷之前，尚质不尚文，故避讳之法始于周代。史家陈援庵（垣）先生也指出，避讳“始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1292]。由此看来，讳法正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起源的。不过宗周之际，礼法尚简，所以“礼”虽有所谓“入门问讳”和“讳新（即新死者）”之说，但又有“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以及“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一类的规定[1293]。避讳须视具体情况而论，由此便可以有许多免讳之处。如史称文王名昌，箕子为武王述《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武王名发，穆王作《冏命》曰“发号施令”，又作《吕刑》曰：“发闻惟腥”[1294]，都是临文而直斥其父祖之名。孔子之母名征在，也有“言在不言征，言征不言在”之说，并因此而成为“二名不偏讳”的依据[1295]。
但“秦汉以来，始酷讳矣”[1296]。一方面以上原则已渐渐不都遵守，须避讳之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从“君父”二者出发，避讳已明确发展为避国讳和避私讳两大系统。
避国讳即避皇帝、君主之讳，也称宗庙讳。如秦始皇名政，故读正月为征月；汉高祖名邦，《史记》、《汉书》改邦为国。文帝讳恒，恒山遂为常山。景帝讳启，微子启便改称微子开。武帝讳彻，臣下遂有剻通，而彻侯也改通侯。王莽避元后父也即己祖之讳，改禁中为省中。东汉光武名秀，秀才改称茂才；明帝名庄，故《汉书》改庄助名严助，老庄之术也称老严之术。杜操以讳魏武曹操之名改称杜伯度，据说经史中昭穆之昭，也因避晋司马昭之讳而改音韶。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竟呼练为白绢[1297]。因避国讳触及的方面日益广泛。
避私讳或家讳也即臣民本人及父祖之讳。司马迁父名谈。《史记》称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故《后汉书》一切泰字均作太[1298]。魏晋之际，已有因避私讳改官的作法。晋江统上疏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之例。”故王舒授会稽内史，以父名会求换他郡；而晋人也以羊祜为官深得民心，改称户曹为辞曹。其时大族重礼法，尤以恶闻己讳和不犯他人讳为禁忌。谢灵运孙超宗因客言其“有凤毛”，误触父名，“徒跣还内”[1299]。桓玄也因客席间呼温酒犯父讳，以至“流涕呜咽”[1300]。南朝王弘以善谱学，竟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1301]。北齐徐之才则因客言“熊白”误犯父雄之讳，而故意道及客名反唇相讥[1302]。避讳在朝廷及民间都成为不可忽视的礼法。
正因为避讳受到重视，故历代对此都有法令限制。特别是关于避国讳，犯者要受到律令处罚。《汉书》卷8《宣帝纪》元康二年（公元前64）诏已明确提到百姓触讳犯罪“令前者赦之”，说明令后者罪在不赦。不过具体条文所见不多。隋唐讳法继承前代。其律令格式对于避讳更有严格划一的规定。
据《唐六典》等书记载，隋唐国家的“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等事是由尚书省礼部四司之一的祠部掌管。《六典》还于卷4礼部郎中关于“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一条下注曰：“若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又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平阙式作为律令格式的一种，颇有法律性质。它规定在上书奏事中，对于天地神祇、国家君主、宗庙陵寝等一切与皇帝有关的事物必须采取阙字抬头法以示敬意。对于国讳的回避法也在其中。但“式”者，只是制度的具体条文。如有过犯，便要由“律”来行惩罚之责。
《唐律疏议》卷10《职制律》称：“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徒三年，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此条法律规定对“误犯宗庙讳”者，视情节给以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徒三年”者，已是较重之刑。它虽然作为职制律主要针对官吏，但对百姓也有约束作用。《唐会要》卷23《讳》，记开成元年（856）十一月，因崔龟从奏，选人宋昂，与文宗名同，十年不改，直至参选验明正身，“改更稍迟”，被敕旨给了“殿两选”的处分。宋昂可能由于不是正职官而处分稍轻，但《职制律》的规定看来还是有效的。
不仅犯国讳、宗庙讳要治罪，《唐律疏议》卷3《名例律》还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免所居官。”同书卷10《职制律》对于同项罪名，又有“徒一年”的处分。此条是犯私讳而涉及居官也即国家事务者，其内容显然是继承发展了前述江统所称晋法令的精神、是对觍颜居官不避讳者的挟制和惩罚。可见国法对避私讳同样看重。不过，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会观念之下，皇权高于一切。皇帝的私家宗庙讳即国讳，为全民共同遵守，其有罪处罚自然也要重于私讳。
国讳既称宗庙讳，则其范围的确定便首先涉及国家的宗庙建置。相传周制为天子祖先立七庙，但汉魏以来并不尽尊此制。晋孙毓始倡《七庙讳字议》，提出据礼，“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1303]。也即建七庙而避讳应与之统一。此后历朝之制皆本此原则。隋文帝即位后，参酌南北朝旧制，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唐初也沿此制，至唐太宗才仿古礼建七庙，玄宗时增至九室，武宗以后，常为九代十一室[1304]。依礼入庙之主均需避讳。但易代之际，常依昭穆而迁袝。根据亲尽则毁，舍故讳新的原则，迁出之主，例不再讳。所以唐诸帝的避讳也往往不是从始而终，而是完全依据他在位或神主袝庙与否。《唐会要》卷23记高宗永徽二年于志宁“奏皇祖宏农府君（重耳）当迁，依礼不讳。从之”。《册府元龟》卷591也记元和初（806）礼仪使奏顺宗神主升袝。高宗、中宗迁出不讳和宝历初（825）玄宗依故事已祧不讳的事实。此外高宗子孝敬皇帝弘虽未真为帝，但中宗时曾尊为义宗袝庙，其名“避于神龙，废于开元”[1305]。亦有迁出而再迁入者，则入后也仍依前避讳。
总的来看，隋唐史籍中最多最常见的避讳字，隋代有祯、忠、坚、广，唐代有虎、昺、渊、世民、治、曌、弘、显、旦、隆基、亨、豫、适（音括）、诵、纯、恒、湛、昂、瀍、（炎）、忱、漼、儇、晔、柷等。但由于上述原因，史籍中对这些字也有不讳的情况，如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有“朝廷治平”、“为治日久”等语[1306]。《十七史商榷》卷84“旧书避唐讳”所指出的唐临、刘文静等人传中有刘弘基，以及马燧、浑瑊等传“再隆基构，克殄昏氛”等语不避讳，实际上便都是与上面所说元和宝历中高宗、玄宗祧迁不讳相符和的[1307]。
武则天的避讳，在唐朝是一特例。依照古礼“内讳不出门”，“妇人不讳”。但前朝已有为皇后、太后避讳的，如汉人避吕后名“雉”作“野鸡”，南朝刘穆之也避王后家讳，改称字[1308]。然此均非国法。唯武则天改唐为周，不仅本名“曌”字要避，且公然为武氏诸祖于东都立七庙，以与唐之西京太庙抗衡。所以终武周一朝，武氏诸父、祖名也定为国讳。
帝名之外，又有避尊号之说。避尊号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国讳，但往往以帝王之命任意为之。如魏元忠本名真宰，天授中以避则天母太贞夫人之号，故改名[1309]。洛阳宫则天门，神龙元年三月十一日，避则天后号改为应天门；唐隆元年七月，又因避中宗英王之号，改为神龙门[1310]。姚元崇曾以则天不欲他与突厥叱利元崇同名，改为元之；后避开元尊号，而单名崇[1311]。玄宗朝宁王成器也因避玄宗母昭成皇后尊号而改单名宪[1312]。
太子作为储君，其名也在避讳之列。隋炀帝立为太子后的仁寿元年（601），凡郡县有“广”字均改名。如广福郡改浙阳，广昌郡改上谷，广长县改修成等[1313]。唐高祖以建成为太子，《新唐书》卷40阆州晋安县下云：“本晋城，武德中避隐太子名更。”《太平寰宇记》卷86：“唐武德四年，割相如、南部二县置新城县，后以隐太子讳，改名新政县（属阆州）。”同书卷106：“唐武德五年于此立靖州，又以建成避隐太子讳，故改为高安（属筠州）。”[1314]唐太宗虽以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取而代之，但这些原有的避讳处却未能尽改，留下了建成任太子时的遗迹。高宗时，以太子弘之立，改弘教门为崇教门；其后沛王贤为太子，也改崇贤馆为崇文馆[1315]。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请仿晋尚书山涛称皇太子不言名的旧例，将东宫殿门有犯太子讳者皆改之[1316]。而开元初，薛谦光也以名犯太子嗣谦（瑛）讳，“表请行字”，遂赐名登[1317]。为太子避讳已逐渐制度化。
以上唐朝关于国讳的颁定既有常法，则五代统治者大体上也是萧规曹随，不过五代对此更为看重。朱全忠篡代前夕，唐朝在宣布使之“总百揆，建立魏国”和“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同时，中书门下特奏令“天下州县名与相国魏王家讳同者，请易之”[1318]。查《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天祐二年（905）七月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不久又敕改武成王庙为武明王庙，以及成、城、信等字，以这些字都犯其父祖之讳。当时朱氏尚未称帝已如此[1319]。其称帝后，更追尊高祖以下四代庙号，全面更改天下管属州县官名犯庙讳者[1320]，扩大了避讳范围。后唐庄宗灭梁，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及己之曾祖以下立七庙，以示为唐子孙而避唐及本宗之讳。同光元年（923），下令将“天下官名府号及寺观门额曾经改易者，并复旧名”[1321]。表明已复唐而革梁命。后晋石敬瑭亦追高祖璟以下四庙[1322]。而后汉高祖刘知远，竟以西汉高祖、光武帝及曾祖以下建庙颁讳，表明远承汉室[1323]。虽颇有些不伦不类，但追根溯源，显然已将避讳本身作了兴灭继绝、改朝换代的标志。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宗庙国讳一旦颁行，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便不仅是针对海内，且亦涉及到民族关系，及与他国之交往。《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载他于高宗时平定百济，立刻“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宣宗大中初南诏坦绰酋龙继立，号骠信，唐朝以其“名近（玄宗）庙讳，复无使朝贡，不告国丧，遂绝册立”。杜悰入相后，主张实行安抚，请求“诏清平官（南诏宰相）以下，谕其君长名犯庙讳”，使之“遣使谢恩，易名贡献”[1324]。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被西明寺僧宗睿汉师告知“大唐国今帝讳昂，先祖讳纯（淳）、讼（诵）、括（适）、誉（豫、预）、隆基、恒、湛、渊、虎、世民。音同者尽讳。此国讳诸字，于诸状中总不著也”。这就是说，外国僧人进入唐境后，凡与官府打交道时，必须注意大唐国讳。以免在写书进状时，由触讳造成失礼违律，导致不必要的麻烦[1325]。当然与外国君主书信往来及出使异域，也要注意避免触犯该国忌讳。如《封氏闻见记》卷10载御史苟曾曾任出使吐蕃判官，以吐蕃忌讳狗字而改姓为荀。出使回来，遂沿用荀姓不改。
五代南方政权，凡奉唐及北方中原王朝为正朔的，无不尊其国讳。洪迈《容斋随笔》卷4《孟蜀避唐讳》条，言及蜀本石九经避渊、世民诸字。又言前蜀王建已称帝，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十国春秋》卷78《吴越世家》天宝元年（908）八月，“梁敕改唐山县为吴昌县，唐兴县为天台县。……复改新城县曰新登，长城县曰长兴，东成县曰乐清，避梁讳也”。所改皆吴越境内地名。后唐李克用父名国昌，亦改荆南高季昌名季兴。然各国又有本国之讳。《青箱杂记》避讳条称：“钱武肃王讳镠，至今吴越间谓石榴为金榴，刘家为金家，留住为驻住。杨行密据江淮，至今谓密为蜂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条指出，“今人姓金者，各称其望曰彭城，此承吴越避讳，改刘为金姓而族望未改。”与此正相合。对于南方属国之讳，北方中原王朝也给予一定尊重。后周显德三年（956）八月，“宣翰林学士院，今后凡与诸侯王诏书，除本名外，其文词内有与其名同者，宜改避之”[1326]。五代节度使封王者颇多，但这里所说诸侯王者，主要指那些虽已向周俯首称臣，然尚保有小片国土的南方属君。
国讳的颁定既非常严格，而避讳的方式又有多种。唐人的避讳可称是前代讳法的集大成。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指出唐人修史避祖讳法有三：一是同名者可以改称字（可称以字代名法）。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而石虎称石季龙之类。二是删去所犯之字（可称删字法或阙字法），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作韩擒之类。三是以文义易其字（可称改字法）。如虎字可称猛兽，陶渊明称陶泉明等。此三种方法皆极常见。其中第二种方法，除可直接删字外，往往还可以空格或用“讳”字、“某”字取代。如《隋书》卷5《恭帝纪》载李渊义宁元年十一月己巳诏文曰：“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敦煌公不言名，实指世民。又如《隋书》卷79外戚高祖外家吕氏，“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苦桃，为杨忠妻”。忠字诸旧刻本多作空格或“讳”字[1327]。《旧唐书》卷7《睿宗纪》有“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云云”，“临淄王讳”即李隆基。清人所见太原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碑中于“瑭”字多空文，应当是避石敬瑭讳所改[1328]。至于作为第三种方法的改字法，实即《颜氏家训》所说的“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1329]。同训以代是要尽量找到同义字。此即唐人常以深代渊，以人代民，以理代治，以质代纯之类。不过因此也产生了一字可有多字取代。如渊既可为深，也可为泉；为避虎字，就有虎贲作武贲，白虎作驺虞、虎威作兽威。民既可改人，也可改
亡，不一而足。
以上诸法外还有唐法令规定的缺笔之法。此即在字上缺少点画，《唐六典》所谓“为字不成。”此种作法唐以前不详，而唐人所用最多。如唐碑志中往往有“世”作“”或“卅”，“民”作“”等。又如今所见敦煌伯2504《天宝令式残卷》国忌部分载有帝讳，自皇六代祖景皇帝李虎至睿宗共七帝，其名多作缺笔[1330]。其中“丙”作“”、“渊”作“”、“治”作“”、“顯”作“”，这正是其时以缺笔法避宗庙讳的一个具体实例。
（二）私讳的避讳要求与官场表现
在家国制的封建社会中，“家规”不过是“国法”的翻版和缩影。所以就避讳而言，臣民的私家避讳与国讳在形式的确定与具体内容方面都没有太多区别，只是涉及的范围要略小一些。
私讳首先是臣民避父祖讳。上面已引述《唐律疏议》对于官员不顾“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讳“冒荣居官”的处分。《疏议》解释律文说：“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谓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职。”律文且将此条与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任官、居丧生子娶妾、冒哀求仁和兄弟别籍异财等列于一处[1331]。因此如果犯国讳可称作“大不敬”的话，犯私讳显然也是被视为大不孝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规定，所以唐人因避家讳而请求改官者甚多。
避家讳同样也有范围问题。唐律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是“选司唯责三代官名，若犯高祖名者，非”[1332]。也即避讳一般要求避到曾祖。唐五代选人由历要注明三代[1333]，敦煌户籍簿中凡官员也都特别注明身分及父祖三代之名。如伯3354《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户主程仁贞，“载柒拾柒岁”一行下即注明他为“志男翊卫”，“曾智、祖安、父宽”。户主程大忠，“载伍拾壹岁”下，也注明为“上柱国”、“曾通、祖子、父义”[1334]。这与授官避私讳显然有关。而官员如授官犯父祖讳也须主动提出。如贾曾以父讳忠而不肯拜中书舍人；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柳公绰以礼部尚书犯祖讳改左丞，已是为人熟知之例[1335]。又如李竦除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鄂岳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竦以父名史，上疏陈让，乃以为检校右散骑常侍，知鄂州事，使如故。”裴胄除京兆少尹，以父名换国子司业。冯宿除华州刺史，“以父名子华，拜章乞罢，改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1336]。《全唐文》卷219，有崔融《为王起避父讳辞澧阳县令表》。《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21《太中大夫使持节……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又迁邠州别驾，以父讳［玢］改泽州别驾。”五代陈观仕晋拜右谏议大夫，“观以祖讳义，乞改官，寻授给事中”。张铸在后周授光禄卿，“以卿字与祖名同，援令式上诉，寻改授秘书监判光禄卿事”[1337]。避曾祖讳改官也颇有所见。如唐临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讳为辞，改为潮州刺史；源乾曜罢侍中，迁太子少师，以曾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少傅[1338]。
除任官须避讳，一般人在生活中，还要处处注意避讳以示自己懂礼。《颜氏家训》谓“梁世有蔡朗父讳纯，遂呼莼为露葵。”[1339]隋刘“性好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1340]。又南朝刘舀兄弟以其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1341]；而唐李翱父名楚金，故为文也以今为兹。据说杜甫也因父名闲，故诗中不用闲字[1342]。闻他人误道自己的私讳，虽用不着像桓温那样痛哭流涕，但也应“闻名心矍”，略有暗示。而为了向他人表示尊敬，交往宴见中也要特别注意避他人之讳。《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晋时庾阐少作《扬都赋》，内有“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之句。当庾亮要求看此赋时，阐特将“望”改为“儁”，“亮”改为“润”，以避其讳。无独有偶，《朝野佥载》卷4载苏颋五岁，裴谈过其父，使试诵庾信《枯树赋》。苏颋为避“谈”字，边诵边改其韵，令“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可见士族从小就受到有关避讳方面的教育。唐文人避私讳者，又如司马承祯谥贞一，颜真卿书李玄靖先生碑作正一；玄靖先生父孝威，私谥贞隐，颜书也改作正隐[1343]。常人见面，直呼其名者甚少，多以官职和行第等称代之（详：“行第”节），此虽出于礼貌和习惯，但显然与避讳有关。
避私讳在君前与公事场合，古时与唐代已有不同。古时所谓“君所无私讳”。据载晋孔安国父名愉，安国除侍中，“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但被有司驳回[1344]。唐九代朝廷则对私讳有一定顾及。唐朝规定：“翰林学士如当制日，遇将相姓名与私讳同者，即请同直替草，远讳不在此限。”[1345]五代晋清泰初李郁为宗正少卿，“上言臣与本寺卿名同行，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从之”[1346]。说明私讳在“公所”也可适当回避。
避私讳在“公所”中，比较突出的是属吏与百姓避长官讳的问题。长官讳即是真正的“官讳”，轻易触犯不得。《因话录》卷3记崔群为华州刺史，郑县尉陆镇以名与群近讳音同，便托故请假不参。崔得知后，认为县尉属朝廷旨授官，不应以避刺史私讳废公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公（群）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者（省）中无陆名也。’”崔群是较为开明的一例，但官场中不顾忌长官名讳显然是十分不礼的行为，属吏于参见及簿书中避长官讳乃至改名恐怕已是当时常情。《南部新书》壬部记柳公绰在山南节度使任上，“有属邑启事者犯讳，纠曹请罚。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罚。’退其纠状”。口头犯讳既属可纠，公文科罚尤不可免。所以日僧圆仁等入唐后，除国讳外，沿路也被告知从节度使以至县令等长官之讳[1347]。《册府元龟》卷863《总录部·名讳》“崔宁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奏本管兵马使泸州刺史韩澄与先代名同，请改名潭，许之”。后唐郭彦夔为青州孔目吏，也以节度使霍彦威故，改名致雍[1348]。此均带有强迫性质，如不服从便只能解官。后唐石昂被节度使符习署以临淄令，习入朝京师，监军杨彦朗知留后，石昂上谒公事，赞者以彦朗讳石，竟改石昂之姓为右。石昂遂趋庭面责彦朗。“彦朗大怒，拂衣而去，昂即趋出。解官还于家”[1349]。后唐天成初，新除郎官于邺公参工部侍郎卢文纪。“文纪以父名嗣业同音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1350]。竟而自杀，可谓唐五代官场避讳中最荒唐无稽的例子。
二 避讳涉及的范围与方面
避讳特别是避国讳，常常会涉及朝廷礼仪、国家制度等各个方面。《左传》记鲁桓公问名于申，答曰：“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1351]由此不难看出古代避讳注重的方面。隋唐避讳与古代类同而更有发展，所以，便难免会有如下方面的改易和影响。
（一）帝王与臣下姓名
名字作为避讳的本体，有自讳与讳他两个方面。《颜氏家训》从父名子讳出发，提出“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所用字太容易在生活中触及，便会造成“交疏造次，一座而犯，闻者辛苦，无憀赖焉”的情况[1352]。帝王的名讳必须为全民所遵守，且不得于国家事物有所冲突，因此选用何字便显得尤其重要。“虽臣子行者，重更名于已孤；而君父称尊，贵难知而易避”[1353]。为了达到“贵难知而易避”的效果，唐五代诸帝对于自己的名字大都再三斟酌，他们常常于立为太子或即位后更名，甚至不惜两改三改。如肃宗初名嗣升，后曾改名浚与。开元二十八年（734）立为太子改名绍，至天宝三载（737）又改名亨。代宗初名俶，乾元元年（758）立太子改名豫。宪宗初名淳，立太子改名纯。穆宗初名宥，册皇太子改名恒。文宗初名涵，即位更名昂。武宗甚至在即位六年后，还将瀍字改为炎[1354]。是后诸帝也多效此为之。五代后梁太祖朱全忠称帝后，不满己名为唐所赐，且以不类帝王之名而下令改为晃[1355]。末帝初名友贞，即位改名，贞明中又改名[1356]。后唐明宗原名嗣源，即位次年改名[1357]，都是为了避讳的方便。
国讳既为至高无上，则臣下如姓名有所冲撞，即必须加以改易。唐律中关于名字误犯徒三年，是避讳问题上最重的惩罚。其改易的办法，是或由臣下主动奏改，或由皇帝赐姓名。唐五代姓氏因避国讳而改变者，如弘氏因避高宗太子弘（孝敬皇帝）讳，改称洪氏[1358]。姬姓也于开元初，“以姓声同帝讳（基），遂改为周”[1359]。宪宗以名纯，即位即改淳于氏为于氏[1360]，啖氏也以避武宗李炎讳，改为澹氏[1361]。后晋高祖讳敬瑭；析敬氏为文氏、苟氏，至后汉乃复旧[1362]。《东都事略》陶谷传，谷本姓唐，也以避晋讳改姓陶。
臣下避君主讳改名者，采取的方法有二，一即前所说称字不称名，二是改名。如开皇初冯翊太守李孝贞字无操，以犯庙讳（祯）称字。韦贯之原名韦纯，避宪宗讳称字。郑瀚本名涵，避文宗藩邸旧名改为瀚，其子茂湛避武宗讳改名茂休[1363]。杨檀唐末帝清泰中敕改光远[1364]，李重俊避晋出帝（重贵）讳改李俊[1365]，李从远避后汉高祖讳改从阮[1366]，张彦威也以避周太祖讳，改名彦成[1367]。至于个人因私讳改名者，如文宗时李仲和，以名与堂叔祖同，请改名训；袁光先辅后唐同光中以避叔父名，请改名义[1368]。此皆事出特例，不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二）地理名称
古来帝王不能以山川命名，但山川之名太多而无法尽避，因此以避讳改易地理名称早见于史。如春秋之际鲁国以讳献、武二君之名，废具教二山[1369]。汉魏诸帝易山川地名也屡有所见。东晋博士因晋康帝讳岳而上议以为山川名与庙讳同应改变[1370]，使地名避讳成为常法。
隋唐五代诸帝立太子或登基后，也多改州县山川之名。如隋炀帝立太子后改诸“广”字郡县已见前述。而隋因避“忠”字，亦改中牟为内牟、云中为云内、中乡曰真乡[1371]。唐高祖李渊，除为太子建成避讳改州县名；武德二年还以避外祖独孤信名，改信州为夔州[1372]。武则天垂拱初，避祖讳改华州曰大州，华阳县为仙掌、华原县为永安、华容县为荣城等[1373]。玄宗先天二年（713）诏改隆州为阆卅，“自余州县等名有与皇帝名同者便令所司改定”。德宗讳适，即位改括州为处州，括苍县为丽水县。宪宗即位，敕改桂州淳化县为慕化县，蒙州纯义县为正义县；又改淳州为睦州，还淳县为清溪县，横州淳风县为从化县[1374]。穆宗则改恒岳为镇岳、恒州为镇州、定州恒阳县为曲阳县[1375]。武宗时，瀍水也以避讳改为吉水[1376]。
五代除梁朱全忠以避祖讳改地名外，其如后晋石敬瑭亦将州县中有“唐”字者皆改换，而陕府甘棠驿也就此改为通津驿[1377]。避讳改地名显然已成为讳法最主要内容之一。
（三）干支、年号、陵名、庙号、礼器等
干支、年号等一系列与国家礼体有关的事物在避讳中固然是首当其冲。唐朝讳昺，故以景字代之。丙子、丙辰在奏事、书写中便要称作景子、景辰。如《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24淮安靖王墓志：“粤以五年岁次辛卯十二月景戌朔，十一月景申，葬于雍州三原县之万寿原。”《册府元龟》.卷189《闰位部·奉先》记开平元年（907）六月癸卯“司天监奏，日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戊作武，《容斋续笔》卷6以为是朱梁避温父诚讳，“以戊类成字，故司天谄之耳”。但史家已多指出其误。如《云谷杂记》已说明戊是避梁祖曾祖茂林之茂字，《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注也指出“今崇神侯庙碑立于开平二年，正作武辰，可见当时避讳之体”。
年号则涉及避讳者无论本朝或前代都要改称。如《新唐书·杂史类》有《崇安记》，崇安实为隆安，是晋安帝年号[1378]。《旧唐书》也以承实录国史避讳，改显庆称明庆，永隆为永崇，唐隆为唐元。如卷76太宗诸子曹王明“永崇中，坐与庶人贤通谋，降封零陵王”。
武则天避“曌”字，改诏称制。玄宗也以避“基”改称期丧为周丧，期亲为周亲[1379]。宪宗以顺宗讳诵，于元和二年八月，因刑部奏改斗讼律为斗竞律[1380]。庙号、封号也可以改。代宗“登遐之后，议上庙号曰世宗，避太宗讳，改曰代宗”[1381]。穆宗时，改宗室恒王房子孙为泜王房[1382]。太庙的器物也不例外。如哀帝讳柷，天祐元年（904）二月，中书门下奏太常寺有乐器“止敔”，上字犯御名，“请改曰肇，从之”。[1383]后晋石敬瑭即位，以后唐庄宗雍陵犯曾祖绍雍之讳，改称伊陵[1384]。
（四）两京宫城建筑、里坊、寺观等
两京宫城建筑、里坊街市，乃至“天下寺观门额”都在避讳的范围内，且宫殿城门及里坊等改名最为明显、经常。如前述洛阳宫则天门避则天号改应天门。长安宫城宏教门也以避讳改崇教门。《通鉴》卷203光宅元年（684）三月，“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胡注：“显福门，意即明福门。《唐六典》避中宗讳，改‘显’为‘明’耳。”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1，长安宫城内有白兽门，应为白虎门所改。又东宫正殿嘉德殿，“一曰显德，武德九年，太宗即位于显德殿，后避中宗讳，改明德”。以下是从宋敏求《长安志》与《唐两京城坊考》所集部分里坊名称的变化，从中可见一斑（详见下页表）。
五代京城宫室建筑的改易，如后晋高祖为避祖讳，改雍熙楼为章和楼[1385]，晋少帝也改明堂为宣德殿[1386]。又各地寺观之改易，如唐显庆二年（657）河南偃师县三藏圣教序碑，末云“奉敕弘福寺为招提寺”[1387]（避太子弘名）。《文苑英华》卷858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所云普光王寺，原名普照王寺，即因避则天讳而改名。由此可知全国之寺观乃至其他建筑，里坊名称等也同样是按照避讳之大例而随时改名的。
（五）官职与官署名
官名之避也自春秋而始，自秦汉至魏晋逐渐形成制度。隋代以避忠字，“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书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皆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书御史为之”[1388]。唐避太宗讳，民部改为人部，又改为户部，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高宗讳治，即位后，治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而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改奉礼郎[1389]。后梁也以避成字讳，改城门郎为门局郎[1390]，后晋避瑭字，除将中书政事堂改称为厅，还将堂后官诸房头改为录事主事，后周也将左右屯卫大将军，改称威卫大将军，以避世宗郭威之讳[1391]。
官员名字及祖讳如与所授官职冲突，即请奏请改官，但也有特例。如德宗时进萧復为户部尚书行军长史，以復父讳衡，避嫌名改统军长史[1392]。五代后唐也因郭崇韬父讳弘，改弘文馆为崇文馆[1393]。
（六）官文书、奏章、修史、碑志及典籍文字
官文书、奏章中文字避国讳，是唐令式的规定。今所见敦煌吐鲁番文书经卷中，对此都有具体实行。涉及者最多即帝名、年号等。如上述敦煌伯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中帝讳多作阙笔。又如斯1344开元户部格残卷第56行，“唐元年七月十九日”之“元年”就是避玄宗李隆基之讳，而改唐隆元年为唐元元年，又省文而成的[1394]。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指出，伯2542、伯2823《唐明皇御制道德真经疏》，卷中渊、民、治等讳字，“其在经文，皆阙末笔；在疏内，则以避讳之字代之。如第三章疏，‘云自随龙，风常随武（虎）。’第八章经文，‘心善’，疏作‘心善泉’。”并由此断定“然则唐人避讳之例，旧文则缺笔，撰述则采用代字。斯其例矣”。其说正可补前述讳法之缺。
避讳还常常涉及文字的改易。如唐太宗贞观中，官私文书中已有因避“世”字而将“牒”字写作“”或“”的，但尚不固定。史载高宗显庆二年（657），改“”“”字。此后史籍中“”常作“昏”，而“牒”字也常写作“”[1395]。又有避武宗讳，谈字改为谭，淡改为澹的[1396]。包括文字在内的避讳特征，常常可以作为一件年代未明文书断限的基本依据。如王仲荦先生即根据斯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括州已称处州，而淳于氏尚未改称于氏的特点，断定它是大历十四年（779）以后，元和元年（806）以前的产物[1397]。
避讳的要求还扩展到修史、碑志及典籍的抄写。在唐初修成的晋南北朝诸史中，避讳也涉及人名、年号、地理、干支等各个方面。有些避讳字相沿前朝，更多的则是避本朝讳。唐后期五代修史也沿其例。而后世人在抄写这些古书时，有些作了复原，有些则依旧不改，于是便造成了诸如一人误为二人、两地混为一地之类的混乱。此已多见于《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等书的说明和校正中。修史不仅避国讳，史官相沿还避私讳。《东观奏记》一书记宣宗朝史，为裴廷裕所修。卷上“以左谏议大夫孙商为右庶子，行军司马驾部郎中知制诰蒋为左庶子”，“蒋”字下注明“名廷裕与私讳同”。由此例推，唐国史与实录中，避史官名与家讳者恐不为少。
碑志文字避国讳，如《陕西金石志》卷14记颜真卿作颜氏家庙碑，“文中昭甫下注本名显甫，避中宗庙讳，非昭甫更名也”。昭甫即颜真卿父。《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16《唐滑州匡城县尉博陵崔君故夫人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曾祖讳与顺宗庙讳同，”大中059《唐故文林郎国子助教杨君墓志铭》：“曾祖讳犯德宗庙讳，”均因此不直书名。当然也可采取阙笔法。但墓志对父祖及本人讳大多直书，或作讳某。唐人为了避免自书祖讳，还有自述先人行状，而使他人填讳的作法。唐徐浩碑，即有“表侄前河南府参军张平叔题讳”语[1398]。《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34《唐故大中大夫太常寺丞兼江陵府仓曹张公（锐）墓志铭》，也是由其“姊夫、朝议郎秘书丞兼邓州穰县令李西华题讳”。还有为表尊重，完全不书祖讳和用阙笔法填写祖先名讳的作法[1399]。
典籍诗书的避讳，高宗朝曾专有规定。显庆五年（660）正月壬寅诏针对“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的问题，下令“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1400]。但显然并未起约束作用。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认为，唐初李善注文选，尚依旧本，不避本朝庙讳，至开元五臣注，则易而避之。上述敦煌本《道德真经疏》便是抄写古典避讳的极好例证。
（七）铨选与贡举
以上诸方面多与避国讳关系密切，但涉及铨选与贡举却主要是避私讳问题，因而对于官员个人影响最大。前述官员如所授府号官职与父祖名同，即必须申请改官或辞官。是有关铨选避讳最基本的规定。由于父祖名卿，即不得为卿职，父祖讳中者，更不得进入中书机构，所以，无形中为士人进身增加了障碍，而有些人便得不到满意的官职，甚至终身宦途受阻。更重要的是，此条法令虽然似与贡举无关，但对于参加贡举的举子也完全有约束力。李贺因父名晋肃，遂终身不赴进士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唐制度还明白规定，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1401]可见即使举子已参加了考试，仍然可能因避家讳的问题受挫折。
唐制度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举子与选人必须避考官座主或典选官的私讳。彼此的名姓家讳也不得相冲犯。唐裴德融讳皋，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裴德融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一人参见右丞卢简求，果然为此受到冷遇。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向他请托自己的弟弟仁泽。殷梦先是唯唯拖延，“至于三四”。最后不得已“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自官矣。’”仁晦这才醒悟到原来是己姓犯了殷梦父讳龟从的缘故[1402]。举子家讳若与典举官姓名冲撞，便会“困一生事”，而如犯其家讳，更会被其以让官相要。由此可见，避讳一事在士人出身入仕之际亦当不可忽视。
三 隋唐五代避讳的发展特点及社会反响
唐人政治、社会中，既无处不遇到避讳的问题，因此，正如陈援庵先生所说，“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盛”[1403]。其避讳的兴盛乃在于事实上的发展，而无论内容程度乃至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前代。如就上述典籍文字的避讳、庙中礼器的改名等，已表明古礼关于“诗书不讳”一类规定在唐五代已失去轨范的作用。而避讳如此影响士人进身在隋唐以前也几无先例，其进士科举避讳尤为唐朝首创。某些方面避讳的范围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避太子讳更名的问题，唐初还只限于东宫臣僚，逐渐便发展到其他朝臣。顺宗广陵王李纯为太子，诏下数日，兵部尚书王纯即上书请改名绍。不久，朝廷下诏以陆纯为给事中，淳、纯同音，故改其名为质。《唐会要》史臣评论此事，认为“大臣溺于风俗，以为细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当时对王绍的做法，虽“时议以为谄”，但毕竟“不可复正”而逐渐形成常制[1404]。又私讳一般只避父祖，但因人而别，南北朝以来也有避及其他亲属，或由名字而避及谥号、尊号的。但“内讳”毕竟只是内讳，唐高祖李渊避舅讳改地名，武则天避母号改宫殿里坊之名，都是将内讳私讳当成国讳，事实上也是避讳的扩大。
唐五代避讳的发展还集中于最敏感的避嫌名与二名不偏犯问题上。此问题隋唐以前早有争论，但无定规。颜之推作《家训》提出“列字之下，即有昭音。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也”[1405]。对于避嫌名，实际上取批评态度。而他的后世孙颜惟真与真卿父子也是不避二名。可见世代大儒的颜氏是从古礼。唐太宗作为开明君主，即位后曾针对“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的情况，下令“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1406]。故终太宗之世，“臣有世男，官有民部，靡闻曲避，止禁连呼”[1407]。高宗朝修《唐律疏议》，也规定犯宗庙讳“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1408]。并仍引孔子之母名征在，不言兼名的古义对二名偏犯作了明确的解释。但实际上高宗一即位，便开始避太宗二名，其后玄宗李隆基即位，其名也是无论连与不连，皆须兼避。如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即是由于避玄宗连名而改单称[1409]。此外《唐律疏议》解释嫌名说：“礼云；‘禹与雨’，谓声嫌而字殊；‘丘与区’，意嫌而礼别。”是声嫌、意嫌均可不避。但事实上以此改名甚至改制者却愈来愈多。避嫌名尤集中于避声嫌，如隋避“忠”字改“中”字官称，唐玄宗改“期”为周；张仁亶以音近睿宗讳（旦）改名仁愿[1410]，卢元裕避代宗李豫讳改正已[1411]。武则天以后又渐多避部首的现象。如崔元本名，以字下体同于则天祖讳（華華）而改名[1412]。避部首唐末五代更为普遍。如梁祖改戊辰为武辰，实讳“茂”字部首，后唐杨檀改名光远，也只是因“偏旁”犯讳而已。
嫌名及二名偏犯在律既不受惩罚，申请改官便应属自愿性质。玄宗时贾曾以父名忠，曾两度辞去中书舍人，“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1413]。但后来发展为如自己不提出就可能受到纠举。德宗时李涵为太子少傅礼仪使，吕渭劾涵，谓犯父讳少康，就是检举他不避兼名。但李涵只是被改官而已，并没有受到处罚[1414]。《新唐书》卷146《李传》载（《唐会要》卷23作谿）咸通中劾奏内园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指摘磎奏犯顺宗嫌名，坐夺俸。结果李磎上诉原奏中“因事告事，旁讼他人”一语乃是取自咸通诏书，而且引礼、律，嫌名不讳和不坐，才免于罚俸的处分。说明礼律对此类事虽有一定约束作用，但唐后期实际处理已与之不符而渐失章法。五代后唐明宗未改名前，下令“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1415]。其《申定回避庙讳诏》也规定此后“凡庙讳，但避正文；偏傍文字，不必减少点画”[1416]。但末帝一即位，便修改了诏令，避连名也好，避偏旁也好，都逐渐成为常制。后晋天福三年（938）中书上言，提出“唐太宗二名并讳，玄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1417]。诏令“所为二名及嫌名事，亦宜依唐礼施行”。说明避二名与嫌名已正式纳入国家法令。
唐五代避讳的不断升级，显然与统治者对避讳的态度分不开。隋唐帝国的建立和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大，已使统治者将避讳视为炫耀宗姓和统一独裁的象征。五代以武力建立的军阀强权小朝廷当然更仿而效之。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避讳的范围和法则，甚至可以不顾传统礼仪的约束，公然宣称“道在人弘，礼非天降”[1418]，以强调其立法定律的特权，这使讳法以人君意志为转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震慑力量。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避讳在实行过程中的社会影响。避讳之法，本依据古礼制定，但礼、律本身在发展中已有矛盾。上述后晋中书上言，指出唐礼与古礼有异，就是说唐朝现实的礼俗已与古不符。隋唐礼俗，受魏晋以来大族政治和社会风习的影响，标榜氏族，提倡孝道。事实说明，愈是达官显宦、世家巨族也就愈重视避讳，这是因为避讳执行的如何，是被当作继承传统而弘扬孝道的一个衡量尺度。所以避讳之严，实际上是被士族所提倡。前举诸事，不乏崔、柳、郑等巨姓大家重讳避讳的实例。到后来，许多官绅家不仅将避讳视作必行礼仪，而且当作家法来贯彻和炫示。《北梦琐言》卷4记赵康凝（即赵匡凝，宋人讳改，昭宗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世勋嗣袭，人质甚伟，酷好修容，前后重镜以整冠栉，往往以家讳刑人”。崔胤出镇湖南，路经襄阳曾从容规劝说：“闻令公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也矍，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也。”这样一个好修饰边幅的人，对避讳也不惜斤斤计较，“笞责及人”，说明是把避讳当作自身修养与治家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提倡与力行之下，避讳之“礼”惟有向愈避愈严发展。这种礼法自然也会由于他们的赞许向全社会推动发扬。由此成为社会认同的礼俗而对律法的执行造成影响。这其中当然也不乏官场中对已形成之风气阿谀趋俯之影响，以及由于愚忠愚孝造成的宁避勿失心理等因素。
不过在人们的心目中，对于避讳的看法毕竟还有个“合度”问题。不知避讳让人瞧不起，而不顾礼法与舆论“冒荣进身”就更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独异志·补遗》记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于是商定只避“仲”字就可以，而且还任了宣武军掌书记之职。结果“未几，相次而殒”，被时人看成是“不遵典礼”的报应。当然过分的媚俗也不为时人所许。特别是从现实出发，讳法过严影响仕进更引起许多士人不满。《唐语林》卷7记周瞻举进士，“谒李卫公（德裕），月余未得见。阍者曰：‘公讳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见名纸，即颦蹙。’”周瞻很气愤。一日俟其归，“突出肩舆前，讼曰：‘君讳偏旁，则赵壹之后数不至三。贾山之家语不言出，谢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岂合书姓？’”李德裕未作回答，“论者以为两失之”。周瞻的一番话语调铿锵，不无道理，但态度过于激烈，被认为和李德裕讳偏旁同样不可取。在唐人看来，“闻名心矍”、“但有颦蹙”，是闻讳应有的态度，但也不能不近人情。如何在礼法与人情中讨个公道，便因此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当然矛盾仍集中于避嫌名及兼名。有识之士如韩愈即为此写出《讳辩》一文，其文据律法为李贺举进士申辩，并以“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虎、世、丙、基同音字），唯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说明嫌名及兼名的不尽可避，讥刺流俗的无知与不合理[1419]。但是正如他的《论佛骨表》一样，其文章一经出世即受到不少攻击。所以正义的看法很难阻挡媚俗的潮流。而在专制及唯心思想愈来愈占统治地位的唐五代，作为传统礼仪的避讳之法向着更加严酷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