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朝“衣服之制”

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简俭之风”，徽宗时则“奢荡靡极”。南宋初“参酌时宜，务从省约。凡服用锦绣，皆易以缬，以罗”，说是“华质适时”^[2]。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未变。

宋代“天子之服”包括大裘冕、衮冕、通天冠和绛纱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其中除御阅服是南宋方有的戎服外，余皆用于祀享、朝会及视事、燕居等。“皇太子之服”主要有用于从祀的衮冕、受册、谒庙、朝会时穿戴的远游冠和朱明服，平时穿的常服为皂纱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带。另有“后妃之服”和“命妇服”^[3]。

诸臣服饰有祭服、朝服、公服、时服。祭服用于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各种大典。朝服又叫具服，用于朝会，也有时用于献祭，一般情况是，祭祀时“行事、执事官则服祭服，导引、陪祠官则服朝服”^[4]。祭服皆朱衣朱裳，再佩带和衬以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衣饰，还有相应的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公服是品官的常服，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用，但各品服色不同：宋初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后，改为四品以上服紫，至六品服绯，九品以上服绿，去青不用。形式是圆领，大袖，大裾（大襟）加一横襕，腰间束以不同的革带，头戴幞头，脚穿乌皮靴或履。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又规定任某些差遣或莅事至一定年时而官品未至，可改转服色，分别叫借紫、借绯，亦或官品未合服而特赐。有丧则不穿公服。又宋初江南初下，原任州县官者仍旧，服色“例令服绿”而不问官品高下。时服是每年端午、十月一日等赐发给文武群臣将校的各种冬夏装。^[5]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宫中、朝中装束往往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真宗时，“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初，皇亲与内臣所衣紫，进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为“奇邪”之服，然屡禁不止。孝宗时人言：“（衣饰等）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6]官府一般未对民间服饰作具体规定，但对“士庶之服”常常发出某些禁令：一是对服色的限制，如端拱二年（989）禁止民间服紫；嘉皊七年（1062）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如景皊三年（1036）禁非命妇之家“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璎珞、耳坠之类；绍兴五年（1135）禁“金翠为妇人服饰”。三是对某些花样或料质的限制，如天圣三年（1025）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等；景皊元年（1034）“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禁令的颁布表明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谓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员常有对服饰“逾僭”、“非礼”一类的指责。^[7]

戴幞头、穿公服的官员宋人绘《中兴祯应图》（摹本）宋人绘《人物图卷》（摹本）（选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士大夫遵行“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的古训，讲求衣冠之饰，故宋人有责“王安石之衣冠不整亦一大病”^[8]。司马光《涑水家仪》规定晚辈每日须早起盥漱并“栉总具冠带”；家宴时，须“卑幼成服序立”给长者斟酒。朱熹《训学斋规》更说它是“为人”的初步：“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绦或带束腰，脚谓鞋袜”^[9]。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士大夫自己“约定俗成”的服式，如深衣、紫衫、凉衫、道服、帽衫、襕衫等。士庶家祭祀、冠婚等特定场所的着服则是民间的礼仪之服。淳熙年间，朱熹制定祭祀、冠婚之服而为朝廷认可：“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幞头、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背子。”^[10]

宋代纺织原料仍以丝、麻为主。一般所说的布就是麻布，是平民百姓的主要衣料，“布衣”则是指麻布做成的衣服。各类丝织品较贵重，主要为富家享用。在冬衣中，皮裘服的比例不大，丝絮则广泛用作冬天的各种绵服。棉花古代称之为木棉或吉贝，在宋代闽广地区已有广泛种植和利用，并逐渐向北发展，成为仅次于丝、麻的衣着原料。^[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