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贡献

宋代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妇女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 参与政治

少数上层妇女在特定的条件下，突破了“妇人不预政”的禁忌，参与政治。主要有三种人：其一，后妃特别是垂帘太后。宋代先后有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皇后、高宗吴皇后、宁宗杨皇后、理宗谢皇后、度宗杨淑妃等9位垂帘太后，是历史上为数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有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刘皇后、曹皇后、高皇后曾大权在握，并颇有政治才干。她们垂帘听政的消极作用在于倾向保守、延误改革，而稳定政局、避免动乱则是其积极贡献。

其二，宫人女官。如刘皇后垂帘听政期间，其乳母林氏被封为晋国夫人，史称：“皇太后内管政事，林氏预掌机密。”仁宗张贵妃的乳母贾氏对朝政颇有影响力，“宫中谓之贾婆婆”，宰相贾昌朝“连结之”，把她认作“姑姑”[29]。徽宗即位后，他从前的爱妾彭氏被召入宫中，“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大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其门而进者”[30]。当时又有“女官吴知古用事，人皆侧目”[31]。宫人女官参政的社会效果多半是消极的。

其三，官员妻室。如给事张公雅与士大夫谈论，其妻符氏“多窃听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贤否，无不曲当。尤喜闻政事与讼狱之疑难者，悉能区别情伪，裁之义理”。死后，陈襄在墓志铭中称赞道：“给事所至有异政，号为良吏，抑夫人之助也。”河东都转运使施某赞扬其夫人徐氏：“吾妻助我而贤。”[32]还有对朝政提出建议者。如《栾城集》卷25《薛氏墓志铭》载，欧阳修之妻薛氏在仁宗曹皇后垂帘听政期间，“每入辄被顾问，遇事阴有所补”。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妇女参政者则为数较多，不限于上层。韩世忠之妻梁氏的事迹早为人所熟知。此外，如18岁的少女韩希孟在对蒙古贵族的战争中，以死抗争，临死留诗于裙带中：“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战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33]诗中充满对南宋统治者抗击蒙古贵族不力的怨愤。同样悲壮的人和事，仅在《宋史》卷460《列女传》中，即可再举出张晋卿妻丁氏、王氏二妇，吴永年妻何氏、王袤妻赵氏、谢枋得妻李氏、王贞妇、赵淮妾、谭氏妇、吴中孚妻、王氏妇、刘仝子妻林氏等。这些自尊、倔强的女性以其宝贵的生命高扬了民族气节，从根本上说她们并非为赵宋王朝死节，也不是简单地为丈夫保持贞洁，不同于传统社会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节妇与烈女。

二 主持家政

家政主要由身为母亲的女性主持，她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其主要表现有二：1.支持丈夫敬业。如苏洵之妻程氏善于经营家产，她“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司马光赞扬她“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苏洵以至苏轼、苏辙成为文学家，其成绩一半属于程氏。袁文之妻戴氏承担全部家务，她“攻苦食淡，斥房奁、营丧葬、偿逋负、买田宅，恭俭恪勤，生理粗立，岁时祭祀，洁蠲尽诚，睦宗族，待宾客，井井有条”。袁文则专心学问，有《瓮牖闲评》等著作传世。袁方之妻范普元对丈夫帮助更大。袁方放荡不学，范氏“裁以正道，勉使从学，修脯之费，率由己出”。袁方“于是乎收敛精神，遵蹈规距”[34]，结果学有所成，尤精于诗。

2.教育儿子成才。如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丞相莱国寇忠愍公》载，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陈省华之妻冯氏同样“性严”，她的三个儿子尧叟、尧佐、尧咨均中进士且任高官，但“冯氏不许诸子事华侈”。尧咨任知府，冯氏询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回答：“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冯氏训斥道：“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并“杖之，碎其金鱼”。苏易简之母薛氏教子有方，太宗召见并询问：“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答道：“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太宗夸奖：“真孟母也。”李筠之妻耿氏因材施教，要求长子李弼“且吏而役”，次子李辅“且耕而役”，三子李垂“且使游学”。结果，李弼、李辅“生业果不甚废”，李垂“于学亦将有成”[35]，后来不仅中进士，并且擅长文学议论。李光远贬岭南，其妻管氏携孟珍、孟传二子返回家乡居住，“教之学，既冠皆以文行称”。李光从岭南归来，高兴地说：“吾自教之，亦不过如是耳。”孟传后来“博学多闻，持身甚严”，有著作《磐溪文稿》50卷，《宏词类稿》、《左氏说》、《读史》、《杂志》各10卷，《记善》、《纪异录》各5卷等，号称“能世其家”[36]。

三 发展经济

宋代妇女并不全都温文尔雅，劳动妇女更是泼辣雄健。张用之妻一丈青便是一位巾帼英雄。《鄂国金佗粹编》卷5《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绍兴元年》称：“相州人张用勇力绝群，号张莽荡。其妻勇在用右，带甲上马，敌千人，自号一丈青。”她在张用军中任中军统领，出战时马前挂两面大旗：“关中贞烈女，护国马夫人。”而李全之妻杨妙真则号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37]。某些地方如广州有“妇人强，男子弱”之说。在当时的劳动妇女当中，还涌现出打虎英雄。如鄞县（今属浙江）女子童八娜，“虎衔其大母”，她“手拽虎尾”。猛虎只得“释其大母”，她则被猛虎衔去。分宁（即今江西修水）农户彭泰之女技高一筹，父女二人“入山伐薪，父遇虎，将不脱”，她“拔刀斫虎，夺其父而还”[38]。对于劳动妇女来说，什么“女无外事”，根本不适用。她们不仅从事家内劳动，而且参与社会生产，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39]

在农业方面，采桑养蚕主要依靠妇女。戴复古《罗敷词》、郑震《采桑曲》、陈允平《采桑行》等诗篇即是其写照。张俞《蚕妇》诗云：“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表达了蚕妇对毫无公正可言的社会制度的愤懑。农妇抛头露面，劳作于田间。徐积《贫女扇》诗曰：“自织青溪蒲，团团手中持。朝携麦陇去，莫汲井泉归。”她们同男性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妇人还干重活。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称，荆湖南路一带“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抵消”。泉州、福州的劳动妇女则抬轿子，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40]

在手工业方面，妇女主要从事纺织与裁缝。此情在谢幼睿《缝衣诗》、王镃《裁衣曲》、徐集孙《促刺词》、徐绩《织女》、谢翱《织妇叹》等诗篇中均有反映。文同《织妇怨》既描述了织妇的辛劳与精细：“掷梭两肘倦，踏第三节 贡献 - 图1双足趼。三日不住织，一匹才可翦。织处畏风日，翦时谨刀尺。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又揭露了官吏的刻薄与横蛮：“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父母抱归舍，抛下中门下。相看各无语，泪迸若倾泻。”[41]她们的产品除用于交税外，也投入市场。在开封相国寺商品交易会上，各尼庵里的女尼们制作的各种纺织品占据两廊，人们争相选购。

在商业方面，妇女参与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开药铺的，如开封的丑婆婆药铺，杭州的陈妈面具风药铺；也有作小贩的，如在杭州夜市上，张婆卖糖，点茶婆婆敲响盏。既有开茶坊的，如杭州王妈妈的一窟鬼茶坊；也有开食店的，如杭州李婆婆羹便相当有名。而宋五嫂鱼羹由于“常经御赏”，以致“人争赴之”，她“遂成富媪”。福建有不少妇女穿梭于市场上，充当牙侩。陈普《古田女》诗云：“插花充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坐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42]她们作为交易的中介人，促进了商品的产销。

四 繁荣文化

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新高峰，妇女是个推动力。当时中上层妇女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还有著作行世，其著作可考者达43人。[43]在《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达106人；在《全宋词》著录的词作者中，妇女达107人。这些女诗词作者出身不同阶层，上自皇后，如宁宗杨皇后著有《杨太后宫词》，下至妓女，如周韶、胡楚、龙靓著有《三妓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指出：“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作品“皆脱洒可喜”。连反对妇女作诗的程颐之母侯氏也有诗作30篇，其中一首因夜闻雁鸣而思念远在河朔的丈夫，当即起而提笔，写下“良人沙塞外，羁妾守空房”等语。只是由于观念方面的缘故，她不肯出以示人。朱熹虽然认为“诗不必作”，但肯定“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44]。魏夫人是曾布的妻子、魏泰的妹妹，她博涉群书，工诗，著有《魏夫人集》。李易安即李清照，她与朱淑真则是宋代女诗词作者中的佼佼者。当时，妇女特别是其下层并非不“执俗乐”，而是活跃于文体娱乐场所。她们广泛参与歌舞、戏曲等各个艺术领域的创作与实践以及杂技、相扑等体育活动，并涌现出一批女名艺人、女国手，为促进文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代某些妇女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所贡献。《归田录》卷1载，建筑学专著《木经》为两浙工匠喻皓之女所作。她“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但《梦溪笔谈》卷18《技艺》、《郡斋读书后志》卷1等资料都称《木经》的作者为喻皓。喻皓之女或许只是协助父亲完成这一科技名著。女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南宋末年离开家乡松江（今属上海市），去海南岛，学习并总结黎族妇女的棉纺织技术，从而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等一系列棉纺织生产工具。她将先进技术带回家乡并加以推广，已是元朝初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