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庙会

庙会导源于古老的祭社活动，但与祭社的社会相较，其内容更为广泛，每年的活动也更为频繁。庙会大多在当地的各色神庙中举行，以神庙的神灵偶像为祭祀中心，故又称“神会”。

假若说民间的社会祭祀，仅仅局限于社坛、社庙与土地庙，其活动也以春祈秋报为主，那么，庙会则以形形色色的神庙为依托，其中既有佛道寺庙宫观，又有朝廷祀典所规定的神庙，甚至还有民间私自创设信奉的神庙，即所谓的“淫祀”。而其祷祀赛会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春祈秋报，举凡祈雨、止雨、驱邪、除蝗、禳灾，均可成为举行庙会的借口。

一 庙会的起源

庙会的兴盛，起源于“淫祠”的泛滥。什么是“淫祠”？唐人段成式言：“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64]可见，除社坛、社庙以及朝廷祀典所列神庙之外，凡是民间私自创设而不被朝廷承认的神庙，均在淫祠之列。

自唐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代，此类祠庙遍布城市坊厢，即使是乡村一隅，除了有土地庙之外，也必然会有几处民间信奉的土神之祠。据《如梦录》一书记载，明代开封宗教性的坛庙，分为寺、庙、杂神之庙、观、堂、阁、庵、祠、坛。其中寺，有祐国寺（即上方寺）、香山寺、相国寺、卧佛寺、观音寺、龙华寺、清风寺、国相寺（即繁塔寺）、白云寺、铁佛寺、华严寺、宝相寺、孝严寺、大佛寺、天王寺、绽梅寺、千佛寺、回灵寺、礼拜寺；庙，有三皇庙、玉皇庙、日光庙、星君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泰山庙、玄帝庙、济渎庙、关圣庙、二仙庙、梓橦庙、三灵侯庙、武庙、旗纛庙、东岳庙、五瘟、天仙、回龙、大圣、文武二庙、阎王、八蜡、三官、姜太公、皮场公、大王、洪山、玄坛、岳王等庙；杂神之庙，有土神、三神、盐神、狱神、院中白眉神、宫中罕神、库神、财神、禄神、机神等庙；观，有三清、延庆、玉阳等观；宫，有大道、五龙等宫，泰山行宫、玄帝行宫；堂，有观音、吕公、延寿、庆安、白衣、老君、三圣、安乐、万寿等堂；阁，有玉皇、观音、梓橦等阁；庵，有吕祖、水月、海潮、开天、总圣等庵；祠，有士地、张仙、十贤、包公、少保、信陵、许公、张公、五公、烈女等祠；坛，有天地、社稷、孤魂等坛。[65]福建惠安一县，幅仅80里，却有神祠551所，有时一里（里甲之里，计110户）可达数十所，“家为巫史，享祀无度”。[66]

庙会源出于祭社的社会，故起源也较早。当社神偶像化及社坛庙宇化之后，正式的庙会随之兴起。到了宋代，庙会就已经很盛了。如福建漳州，城邑到村墟，各种庙寺，不下数百。一入春首，民间就开始筹措迎神的财物。有些人装扮成土偶模样，号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人家，迫胁题疏，多者索至十千，少者亦不下一千”；有些人装扮成土偶，号称“急脚”，“立于通衢，拦街觅钱，担夫贩妇，拖拽攘夺”；有些人印成百钱小榜，“随门抑取，严于官租”。所有这些庙会，一般都由游手无赖或好事之徒张罗其事，当然也拉出一些地方有名望的人，作为实际的主持者，如“签都劝缘”一职，则由乡秩之尊者为之。“劝首”一职，由宗室为之，而一些豪猾胥吏则成了“会干”。每当一庙迎会，动辄塑数十像，“务以悦神”。一些地方官员对此不加禁止，也张帷幕以观之，以示与民同乐，甚至对迎会之人赏钱赐酒，对庙会更是推波助澜。[67]另外，每当三月廿八日东岳帝生日，福建百姓也“结社荐福，观者如堵”。[68]

二 神庙与庙会

明初，朱元璋对民间的迎神赛会进行了限制，[69]并制定了一套里社祭祀仪式。所以，明初民间只有春秋二社的祭社活动，庙会暂趋沉寂。

中期以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各种庙寺的增建，再加之官方限制的松懈，因而各地的庙会重又盛行。如浙江杭州仁和县，庙会就形成于成化末年。当时正值承平，地方富庶，其地有一姓鲁之人，“纠率一方富家子弟，各出己资，妆饰各样抬阁及社火，备极华丽”。自此以后，地方转相效尤，庙会不断。

明代庙会，总是与各色神庙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庙会总是依托某一神庙的神主诞辰而举行。以杭州为例，其庙会主要有：九月十五日，千胜庙庙会，在众安桥东；九月二十八日，华光庙庙会，在江涨桥东；十月初三日，晏公庙庙会，在夹城巷。[70]明代杭州风俗崇尚释老，每当相传仙释诞辰，也“多往炷香设会”。如正月六日，在南山法相寺；正月九日，在城中宗阳宫玉皇殿；正月十五，在吴山三官庙（七月、十月望日同）；二月十九日，在西山天竺寺观音殿；三月三日，在城中佑圣观；三月二十八日，在古荡东岳庙；六月二十四日，在北山雷院。[71]

在北直隶的广平府，明初也没有庙会。自正德初年，始有庙会此俗。广平府的庙会以永年县的娘娘庙、肥乡县的赵王庙、曲周县的龙王庙最为闻名。每当庙会时，“先期货物果集，酒肆罗列，男女入庙烧香，以求福利”。[72]

明中期以后，庙会遍及全国各地城乡。在南方，如福建寿宁县，俗传六月十六日为马仙诞辰，县官设祭。里中百姓岁聚敛为迎仙庙会，专设一人负责，称“仙首”。关于马仙庙的庙会，冯梦龙记其事云：“自十二日迎之出宫，一日两斋，午斋则轮家供养，晚斋则架台于街次，鼓吹彻夜。如此三日，城中已遍，则往乡，又二日乃还宫。各乡也有社首，或于八月收成行之。其部下名‘元帅’者，乃有牲醴。”[73]从各乡的马仙庙会“于八月收成行之”来看，马仙庙会与民间的社祀又可合而为一。又如福建崇武所，每年正月终，民间百姓也作庙会，“涂面作鬼蛾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喧天，烟火沸地，本是以神为戏，实乃以逐役为名”。[74]在北方，如河南夏邑县，正月二十八日有东岳庙会，四月八日有佛会，五月十三日有关王庙会。[75]河南尉氏县，三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赛东岳之神于其庙，如前仪”。五月十三日，关王庙赛神，仪式如前。[76]

三 悦神娱人

明代民间的社会、庙会，一方面祈祷上苍神灵，以求佑护他们一年发财有望，灾患不生，是人力不能左右自然的一种无力表现；另一方面，百姓在一年的辛劳之后，庆其有成，借庙会以求娱乐、享受。概言之，名为悦神，实则娱人。

每次赛神，均要演戏，百姓借此以得娱乐，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繁荣与发展。社会、庙会的赛神仪式，始终与戏剧相生相伴，尤以明代为盛。如漳州，时常在秋成以后，优人互相凑在一起，做“淫戏”，弄傀儡。[77]又据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记载，绍兴人喜演戏剧，当地优伶人数，可达数千人，而且“百事皆赛戏愿，病棘亦为之，往往锣鼓声未及，而其人已死”。绍兴这种戏班，同样也服务于民间的庙会。尽管很多民间庙会抬阁，只是由民间百姓自己饰演，[78]但也有一些庙会，专门聘请戏班赛社演戏。如绍兴陶堰严助庙，每年上元设供，城中及村落之人，水陆奔逐，随路兜截转折，谓之“看灯头”。在仪式举行时，除了由童崽扮故事进行赛愿之外，还专门在庙里演剧，戏班必请越中上三班，或从杭州雇请班子，所演之戏有《伯喈》、《荆钗》。[79]福建寿宁，民间醵饮，也喜欢用戏班演戏，演一二出不佳，就更换别本。[80]江苏昆山，每年四月十五日为五神会，也做杂剧诸戏，观者如堵。[81]

根据现有的材料，明代民间祀神活动中的演剧，其中全本戏的演出仍较折子为多。[82]这是因为，祀神活动多半一连举办数日，据《远山堂剧目》载，目连戏就必须“以三日夜演之”，“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共分上中下三卷，很显然，为每天演一本，三天换三本。浙江诸暨杨神庙的抬阁，所演传奇，也是“三日三换之”，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明末刊本《鳌头琢玉杂字》中的演戏赛愿部分，搜集了明末福建一带庙会活动期间或演剧时张贴在神庙舞台上的对句，共有40种左右。从这些对句来看，除了特别点出忠孝节义等道德主题外，也同时涵括了完整的剧情大纲，显然是针对全本戏而言的。由此可见，敬神祭祀演戏主要流行全本戏。不过，据明代《礼节传簿》一书，民间赛社也演折子戏。这当然与礼节的仪式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此书的记载，官赛赛期只有三天，每天一早由“维首”主祭，“主礼生”唱礼，向神明敬奉供盏七次，节目则是穿插在七次供盏的仪式中进行，因此，时日的限定与供盏的仪式，应该是只演单折的主要原因。

明代民间的赛社活动，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生活困苦而又整年劳顿的平民百姓，需要有神的寄托，更需要找到逗闷的乐子。[83]所以，赛社祭神事实上就是通过悦神以达到娱人的目的。《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明人王稚登也明确指出，“里社之设，所以祈年谷、祓灾祲、洽党闾、乐太平而已”。[84]这虽是中国老百姓的穷欢乐，但至少可以说明，赛社的娱乐功能也是源远流长。

与此同时，社会、庙会的兴起，事实上为百姓提供了极好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尤其在明代，泰山、武当、普陀等地的庙会，都带有全国性的规模，民间百姓千里走集，路上所闻所见，均能开阔他们的视野。尤其是妇女，平常被锁闭在深宅大院与绣房闺楼，或被庖厨一类的家庭琐事所缠，只有社会、庙会之时，她们才得以自由外出，参加集会和看戏，这对于扩大妇女的社会交往以及妇女的解放，同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春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按：在中国，可与西方狂欢节日相提并论者，不是庙会，而是春节，其中以元宵节为最盛。何以言此？可引下面两例证之：在杭州，例以从年关始，学生放假，百工歇息，称为“放魂”，而至元宵节后，百工重新开业，学生重新上学，号称“收魂”。节日期间，允许放魂，此乃狂欢一证。在岭南琼州，自正月初十至十五这五日内，诸如窃蔬、淫奔，全都不禁不问，称为“采青”。此又欢而至狂一证。杭州之例，可见下面详述。至于琼州之例，可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采青》，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2页。

[2] 张岱：《陶庵梦忆》卷2《鲁藩烟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

[3] 关于此，明人李诩引用诸家之说，并有详细的阐述。参见氏著《戒庵老人漫笔》卷7《佳节月忌忌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5—306页。

[4] 所谓“西番经轮”，大概就是藏传佛教所用之转经简。明宫中在年节时挂在床边，其意或为避邪欤？

[5] 佚名：《烬宫遗录》卷上。

[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端阳》，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8页。

[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六月六日》，第619页。

[8] 上述所引，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刘若愚《酌中志》 卷 20《饮食好赏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84页。

[9] 王锜：《寓圃杂记》，《补遗十则·钟馗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10] 叶盛：《水东日记》卷5《聂大年桃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页。

[11] 郎瑛：《七修类稿》卷44《放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8页。

[12] “闹嚷嚷”又称“闹蛾”。闹蛾。其制：用鬃穿乌金纸，画彩，簪于头。不过，闹蛾与闹嚷嚷其意虽同，闹嚷嚷毕竟比闹蛾的范围更广阔一些。关于闹蛾，可参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春场》，第66页。

[13] 钮琇：《觚賸》卷1《秋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14] 万历二年（1574），明神宗曾问辅臣张居正等，元夕“鳌山烟火”，是否属于祖制。张氏等认为，非祖制，“始成化间，以奉母后”。可见，元宵节京城的鳌山烟火，始于成化年间。说具《明神宗实录》卷33，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庚寅条。

[15] 明代越中多制作花灯和收藏花灯的名家，而绍兴灯景又为当时海内所夸。参见张岱《陶庵梦忆》卷4《世美堂灯》，第36—37页；卷6《绍兴灯景》，第53—54页。

[16] 明代烟火，当以山东兖州鲁王府的烟火为天下最妙。参见张岱《陶庵梦忆》卷2《鲁藩烟火》，第12页。

[17]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第58页。

[18] 张岱：《陶庵梦忆》卷5《扬州清明》，第48页。

[19] 据明人张岱记，明代端午节之龙舟竞渡，比较著名的有杭州西湖、南京秦淮河、无锡、瓜州和镇江的金山寺等处。见张岱《陶庵梦忆》卷5《金山竞渡》，第48—49页。

[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六月六日》，第617页。

[21] 秋日赏菊，自然是文人的一大雅事。尤其是山东兖州的缙绅之家，其赏菊风气，更是影响了王府。参见张岱《陶庵梦忆》卷6《菊海》，第59—60页。

[22] 这种占卜方式，在明代称为“响卜”，即暗听别人言语以卜吉凶。关于此种卜法，均见江盈科著、黄仁生校注《闻纪·纪贵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上面关于明代岁时节日生活的介绍，除了注明出处者外，其他均见沈榜：《宛署杂记》卷17《上字·土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193页；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春场》，第65—80页；张瀚：《松窗梦语》卷7《时序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138页；佚名著，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节令礼仪纪》第12，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6—93页。

[23] 详情参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卷6《周礼七庙二桃表附圣证论及难王义》。

[24] 仲长统：《答邓义社义难》，载《全后汉文》卷87。

[25] 孔晁：《二社议》，载《全晋文》卷73。

[26] 挚虞：《奏定二社》，载《全晋文》卷76。

[27] 《甲骨文合集》13505。

[28] 相关研究，可参见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载《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载《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9] 郭造卿：《问社解》，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128。

[30] 相关资料，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2《社》，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0—521页。

[31] 此处资料，转引自韦叙夏《太社用石主议》，载《全唐文》卷189。

[32] 《全晋文》卷140。

[33] 王临亨：《粤剑编》卷2《志土风》，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页。

[34]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5《保靓祠堂记》。

[3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卷26《宜兴县先贤祠堂记》。

[36] 《汉书》卷37《季布栾布田叙传》。

[37] 《汉书》卷46《万石卫直周张传》。

[38] 这段史料未见原始记载，此转引自明人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12《持声社序》。

[39] 刘光度：《澶州建奈河将军堂记》，载《全唐文》卷851。

[40] 《元史》卷147《史天倪》。

[41] 关于中国之社、社祭的源流以及在明代的演变，可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399页；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2] 曾燦：《六松堂文集》卷13《修社庙前殿引》。

[43] 袁黄：《宝坻政书·感应篇》，《了凡杂著》本。

[44]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2《风土类》。

[45] 张著：《永嘉集》卷10《常熟州儒学土地祠碑》。

[46]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6《社坛记》。

[47] 韦叙夏：《社主制度议》，载《全唐文》卷189。

[48] 相关的阐述，可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8《答社坛说》。

[49] 何佟之：《社稷位向议》，载《全梁文》卷49。

[50] 《全三国文》卷17。

[5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

[52] 《皇明制书》卷2《洪武礼制·祭祀礼仪》，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

[53] 黄佐：《泰泉乡礼》卷5。

[54] 叶春及：《惠安政书》10《里社篇》。

[55] 王稌：《瞶斋集·社日醉书》。

[56] 万历《钱塘县志》，《纪事·风俗》。

[57] 弘治《八闽通志》卷3《风俗·兴化府》。

[58] 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

[59] 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考》下《风俗》。

[60] 嘉靖《吴江县志》 卷13《典礼志·风俗》。

[61] 关于演春，明人陈铎有一首《打春》歌曲，对此有如所揭示。载路工编《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62] 王稚登：《吴社编》，载《说郛续》卷28。

[63] 张岱：《陶庵梦忆》卷7《及时雨》，第63—64页。

[64] 段成式：《好道庙记》，载《全唐文》卷787。

[65] 佚名著、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节令礼仪纪》第10，第92—93页。

[66] 叶春及：《惠安政书自序》，载《惠安政书》10《里社篇》。

[67] 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转引自万历《漳州府志》卷10。

[68] 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

[69] 如明代法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参见熊鸣岐辑《昭代王章》卷2《禁止师巫邪术》。

[70] 嘉靖《仁和县志》卷13《宫观》。

[71] 万历《钱塘县志》，《纪事·风俗》。

[72] 嘉靖《广平府志》卷16《风俗志》。

[73]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香火》。

[74] 《崇武所志·岁时》。

[75] 嘉靖《夏邑县志》卷1《风俗》。

[76] 嘉靖《尉氏县志》卷1《岁时》。

[77] 万历《漳州府志》卷1《风俗》。

[78] 张岱：《陶庵梦忆》卷4《杨神庙台阁》，第32—33页。

[79] 张岱：《陶庵梦忆》卷4《严助庙》，第33—34页。

[80]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上《风俗》。

[81] 万历《昆山县志》卷1《风俗》。

[82] 张岱：《陶庵梦忆》卷4《严助庙》，第34页。

[83] 黄凤翔：《救时名实论》，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88。

[84] 王稚登：《吴社编》，载《说郛续》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