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自 然 的 发 现

一

在第三讲中，我们集中谈了魏晋士人对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讨论。此所谓“自然”，是指人为的、造作的、束缚天性的事物的反面。而在倡导自然的同时，魏晋士人又表现出对自然风物的极大兴趣和富于美感的理解，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对此说过一句很动人的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世说新语》中关于士大夫赏识自然风物的记载多为东晋之事，而中国的田园山水诗的正式成立也在晋宋之际，因而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原士大夫来到南方，被江南秀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导致了对自然的发现。这一理解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前提，即所谓“自然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人所要做的是把它找出来和描述出来。

但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自然之美固然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有与人的精神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显示为对于人有意义的“美”。换言之，所谓自然之美的“发现”，其实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因而，它和整个思想文化的历史密切相关。我们相信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时，是将两者作为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事件来看待的。不过，也许说“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自然被发现的精神过程。正是因为人将活跃的情感投射到外界，“与物徘徊”，才使自然风物精神化，从而充溢了美的意趣；反过来，由于这种自然之美代表着人所向往的精神境界，它又产生了洗涤心灵的作用。

从整个过程来看，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发至少在建安时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在西晋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东晋，一方面由于士大夫的生活条件更为优裕，其人生情趣更偏向于清高优雅，脱俗出世的态度受到社会高度的尊重；另一方面因为江南山林更容易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使得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达到一种高峰状态。《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这里提及的人物均是一时名流，我们由此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一种气氛。

二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文学》76）

上文提及郭璞（字景纯）诗全篇已佚，所存者仅此两句。有的注家引《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和《论语》“逝者如斯夫”之语作为这两句诗的出处，但诗中所写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景象，郭璞是否真有用典的意思，恐怕很难说。

对这两句简单的诗，阮孚作出了异常热烈的赞美：它的意境深广清幽（水广曰泓，山高曰峥），难以言说；每次读到它，就有一种超越的感觉（神指精神，形指身体。这里神形并举，意指生命整体）。单就诗而言，“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真是说不上有多么高妙，但是它包含着哲理性的内涵，并引出一种延伸的思考：没有一棵树是安静的，没有一条河会停止流动，整个世界都处于无穷的迁变中，人为之痴迷、竭力追求的世俗荣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阮孚正是沿着这种哲理来思考人生，才格外感叹诗意的深邃和动人。

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在他之后，永和九年于会稽兰亭，有过一场以山水娱游为中心的高级士族文人的集会。他们陶然于山光水色，“游目骋怀”、“一觞一咏”，留下了数十首《兰亭诗》，以下举王羲之一篇为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瞰渌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春天唤醒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这里能够寄托舒畅的心情。抬头遥望蓝天的尽头，低头看清澈的河水和水岸，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无边无际，用目光注视它，世界的真理就自然地向我呈现。伟大啊造化的业绩，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它的恩惠。各种各样的声音虽然高低不齐，给我带来的无不是新的生意。——我们能够休会到诗中的哲理与郭璞诗意相通。

对于晋人来说，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许多情形下，生命显得短暂、渺小、无意义，这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压迫。而克服这种困苦的一个途径，是把生命和某些永恒、伟大的事物相联系，使前者拥有后者的品性乃至生命力。这种精神需要带有很深的宗教意味。在古代中国，儒学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认为由崇高的“天”决定了人间的秩序和道德，由此它也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利益结合太多，不能够保持超脱的立场；而被人们利用太多的东西，自身容易变得庸俗，因而容易遭到破坏。现世性和实用性是儒学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

相比于儒家的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道”，老庄之“道”因其玄虚的特征，更宜于作出超越性的解释，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命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渴望：它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万物源于道的根本原理之下，个体生命与道本是统一的；当生命摆脱了俗世的成败毁誉的羁绊而与道化合为一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自然也就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魏晋时代儒学的衰落与老庄学说的兴起，上面所说的区别是重要的原因。

但道体既然是虚无的，人又怎样才能亲切地体味和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命的寄托或至少是慰藉呢？我们举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也许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表示要抛弃由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宗教教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他的意思是人应该并且也只能通过自然去接近上帝，其他途径都是可疑的。如果有创造者——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名义来称呼它——存在，大自然都是创造者最伟大的创造，最显著的“神迹”，因而也是创造者存在的直接证明。“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的诗句包含着相近的意义。可以说，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81）

印渚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部，这里是富春江流域，以山明水秀著称。王司州指曾任司州刺史的王胡之。他赞美印渚，对溪水的物质性特征一个字都没有说，只是从它引发的精神效果着眼，而溪水之清澈在不言之中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无论就言语之美而言，还是从体现晋人的自然观来说，这在《世说新语》中均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清洁之水可以洗涤污物，这是日常经验范围里的事情，但说它可以使人情“开涤”——由壅塞而致通达，由污秽而致清爽，则只有从玄理上理解了。简单地说，这就是因为人情融合于自然而获得它的超越性，从而使生命状态转化为宽广从容，成为美丽的生命。有“人情开涤”，进而便有“日月清朗”，这也是自然而然。这里“日月”犹如说天地、世界。用晦暗的心看到的世界只能是晦暗的，而明朗的心则使整个世界呈现明朗。在这个短小的故事里，人与自然的一种精神性关联，即人如何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而后又从自然中体会这一价值，得到非常生动的呈现。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61）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少子，原为会稽王，桓温废司马奕（废帝）后，立他为帝，但政权完全掌握在桓温手中。他以帝王身份而好玄学，是一位著名的清谈家。上选一则，用十分优雅的语言表现人与自然的亲近、融合，自古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和喜爱。

“濠、濮间想”是《庄子》的典故，前者说庄子在濠水上观赏鱼儿游于水中的自由和快乐，后者说庄子在濮水边钓鱼，以不愿牺牲自由的生活为理由，拒绝了楚王隆重的聘请。司马昱引用这两个典故，是想说人未必要隐居于僻远之地，才能效仿庄子式的高蹈；但有“会心”——对自然的领悟，就在园林之中，面对林木和池沼，也能体会到这种从容的生命状态。

从司马昱的特殊身份来说，隐居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所以他把“会心”视为首要的条件。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则描写了在人与自然相融的情况下，自然如何以一种活泼的面貌对人的展开。法国诗人兰波在一首题名为《黎明》的小诗中这样写道：

我遇见的第一件好事，

在白晃晃的清新的小径，

一朵花儿告诉我她的姓名。

这是一种非常相近的感受：只有热爱自然的人，才能为自然所爱，他们和自然之间有着神秘的语言。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91）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如果说东晋名士的艺术美感首先源于心灵的渴望，那么，浙东“佳山水”则是令这种美感得到涵养和滋长的土地，而他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感悟，又标示了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方向。顾恺之（字长康）本是中国画史上的名家，虽然他擅长的是人物而非山水，但言及会稽山川之美，正如宗白华所指出的：“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作为书法家而留名于艺术史的王献之（字子敬）游览山水的感想，同样与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相通。“山川自相映发”，将并无情感意志活动的山川描写得如此天真活泼，凸现了自然内在的生命力。而“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之语，更耐品味。江南山川及于秋冬之际，呈现一种清冷而萧瑟的气氛，但并不显得荒凉和枯索，更不会被冰雪所封闭。山川自然这种归于寂静的状态，似乎比春荣夏盛之景更能体现大地内涵的深邃，更能触动人的心灵，所以“尤难为怀”也！中国山水画每每喜欢写萧瑟的景物，正是追求这样的趣味——试读倪瓒枯笔山水，是否“尤难为怀”？

三

在晋人的理解中，自然不仅培养了人的超越世俗的品格，又给人以熏陶，使之具备优美、从容、高雅的情趣，它结合了德性与美感双重价值。我们不难体会到，这其实是将理想人格的某些最重要的因素寄托于自然。晋人喜好以自然风物为喻体来赞美人物，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这多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表达，其中的佳例极富诗意。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5）

以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曹魏骨尺约相当于二十四厘米的标准换算，嵇康的身高达到一米八七，其人思想敏锐，性格刚烈，“风姿特秀”，真是可以想见。在《世说新语》常见的比拟方法中，“松”通常是正直和严峻的象征，但说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则又在正直和严峻之中，融入一种萧散、洒脱的神韵。虽然除了身高，作者并不曾为读者具体描摹嵇康的模样，但他的精神气质，却能够感受到。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容止》35）

海西，指废帝司马奕，他退位后封为海西公；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这段文字非常巧妙地把写实与象征融成了一体。古时朝会的时间本来就早，而普通官员又需要提前等待，所以“朝堂犹暗”；司马昱的地位高，到得也迟，大约等他到的时候，天色已经明亮多了。但在象征的层面上，“朝堂犹暗”又代表着朝政的昏乱和朝臣的无可奈何，而司马昱虽非出色的政治家，但气质高华，他似乎带给人们某种不确定的希望。所以，当他出现在朝堂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朝霞升起。“轩轩”本是“举”的样子，在这里同时形容拔俗出众的精神气质。

刘尹曰：“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言语》73）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39）

以上两条均是《世说》中篇幅最短的文字，却非常漂亮。刘惔（曾官丹阳尹）用“清风朗月”象征以淡泊清雅著称的玄言诗人许询（字玄度），“有人”以春天月下光洁的柳树形容美男子王恭，优美的诗意形象，令人叹赏不已。而从语言表现来说，前一条尤佳：它不是像后一条那样，直接拿自然风物去比拟许询，只是说每见“清风朗月”就让人想起他，带有暗示意味却并不说透，意象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更为空灵，情趣也更为活泼，特别能够体现《世说》一书语言简约玄澹的特色。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一节谈“晋人的美的理想”，说得颇有道理，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问题也有较大的关系，兹抄录在下，以备参考：

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四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赏誉》107）

孙绰（字兴公）是东晋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讽刺卫承（字君长。或谓“承”为“永”之误）的话，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晋人对文学与山水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什么神情不关山水，其能作文就是很可疑的呢？因为在晋人看来，文早已不是助教化、移风俗的工具，它是一种高雅情趣的艺术赋形。而山水使人“神超形越”，于是脱俗，于是多情，遂为名士风流。倘非进入上述境界，作文是不能够有结果的。孙绰本人在《天台山赋》中对于从“游览”到“作文”过程的描写，就是一个不错的注解：“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思幽岩，朗咏长川。”

过去一般文学史对东晋文学的评价不高，说起来，顶多就是陶渊明——而陶渊明现存作品又有不少是作于刘宋王朝的。这种评价不是没有道理。东晋时代由于玄学清谈的盛行，出现了哲学吞没文学的现象，被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所以东晋百年的历史，像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那样的传世名作并不多；倘若不提跨晋宋两朝的陶渊明，其总体成就明显不如年代短得多的西晋。

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如果要说“自然的发现”，这是到了东晋才真正完成的。那个时代，士大夫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寻求解脱，获得精神的自由，成为一种风尚。而恰恰是这种变化，在深刻的程度上启引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演变，就是由陶渊明和谢灵运所代表的文学演变。

还有，本讲所引用的《世说》原文大多出于《言语》篇，也间接地说明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为了描绘和赞美自然，人们首先美化了自己的语言。对此我们最后再引一个例子：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93）

要说明的是：当时称僧徒为“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