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世说新语》中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雅量》在《世说》中列为第六门。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及，《世说》三十六门的次序，大略地包含着编纂者的褒贬态度，一般而言，列在前面的褒扬之意较为明显。那么从全书来看，前四门是以所谓“孔门四科”立目的，第五门为《方正》。尽管这些门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乏魏晋文化的新特点，但标目的方法却是表示了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的尊重。

而《雅量》则不同。“雅量”是“器量”的美化的说法，《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蒋干对周瑜的评价，“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此处“雅”和“高”分别是对“量”和“致”的修饰。而无论“器量”还是“雅量”，均是汉末魏晋时代开始流行的新鲜的辞语。用电子文本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十三经及《史记》、《汉书》中均无用这两个词语形容人品的例子（《周礼》中“器量”谓酒器之容量），汉末以来则频见，仅《三国志》（包括裴注所引文献）中就有数十例。“器量”一语，最早的用例当数蔡邕《让高阳侯表》：“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狭所能堪胜。”“雅量”一语，则始见于杨修《答曹植书》：“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一个重要的新鲜语词的流行，在反映时代文化的变化方面，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了。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二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跟器量有关的内容并不完全收录在《雅量》门。在第一讲我们引用过《德行》篇中郭泰评价袁阆与黄宪的一条，就是从器量着眼的。只是第一讲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今复引于下，稍作分析：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3）

刘注引《郭泰别传》，补充了郭泰对袁阆（字奉高）的评价，正好与他对黄宪（字叔度）的评价成为对比：“奉高之器，譬诸氿（传本讹为“汎”）滥，虽清易挹。”氿为侧出泉，即从山壁上渗出的泉水；滥为正出泉，即从地表涌出的泉水。郭泰之意，是说袁阆器量甚小，就像小小的泉水，虽然澄清，但双手就能捧起来，没有多大的用处。而黄宪之器量，则犹如万顷之湖泊，难以测量它的深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清浊”和“器量”的关系。“清”指品行的纯洁，“浊”则相反。用传统的价值观来看，清浊的对立是不可逾越的，对两者的取舍也是毫无疑义的。但当“器量”成为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时，辨别清浊的意义就相对地降低了。量小的人，不论怎么“清”也不值得一顾；而器量深广的人，虽难免有些“浊”的成分，他的人格却更值得钦佩。其中隐涵之意，是过于苛严地追求“清”，适足以破坏人的生命活力。这种价值评判的眼光，表明了对生命的广度的重视，它指向更为丰富和自由的人生境界。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识鉴》12）

王澄字平子，王衍之弟；王玄字眉子，王衍之子。刘注引《晋诸公赞》记王玄事，说他“行陈留太守，大行威罚，为坞人所害”。其实王玄也有他的长处，《赏誉》篇中一条记庾亮称赞他：“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与前面的材料结合起来看，大概他是一个意志很强烈的人，好恶都有些极端，胸襟却狭隘。王澄对王玄的评价，涉及“志”和“量”的关系。在他看来，志向远大而器量狭小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前者促使人采取积极的行动，而后者却不能够提供行动所需要的周旋空间，就像嗜酒而无量的人，比谁都倒得快。

魏晋本是乱世，而乱世的特点就是危险与机会并存。宏阔的胸怀和坚韧的精神，是有器量的标志，也是追求成功的支撑。所以对“志大”之人，人们总要考虑其“量”是否相称。《三国志·傅嘏传》记傅嘏告诫钟会：“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又同传裴注引《傅子》记傅嘏对夏侯玄的评价，亦云：“泰初（夏侯玄字太初，”泰“同”太“）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后来苏东坡作《贾谊论》，批评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终于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就是受魏晋时人物品评的启发。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赏誉》10）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赏誉》21）

魏晋人对器量的推崇也与老、庄的流行有关。关于山涛的这两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山涛在魏晋之际以有器量著称，《晋书》本传即称其“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而王戎对山涛的赞美，也正是用老、庄的语言。今传《老子》第四十一章有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久以前就有研究者认为，按照《老子》的逻辑和这一段文字相同的表达模式，“大器晚成”应为“大器无成”，即最大的“器”没有固定的形状，不成为普通意义上的“器”。近年出土的《老子》此句作“大器免成”，更证明了这一点。王戎说山涛就像未经雕琢的璞玉，未经制作的浑金，人们都知道那是宝物，却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名目来称呼它，这等于说山涛属于“大器无成”之辈。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老、庄虚无之说与“器量”的关系：虚无就意味着消除偏执，打破成规，在与物变化中求得自由的境界。

后一则记王衍对山涛的评价，说他不读《老》、《庄》，这恐怕是靠不住的，和《晋书》本传的记载也相互矛盾。大概，山涛不喜欢流于形式的清谈，也不喜欢引用《老》、《庄》的语句，而老、庄的意旨，却渗透在他的日常言谈之中。第二讲《英雄与名士》曾引《文学》篇记庾敳读《庄子》，开卷即置，称“了不异人意”之事，可与此并观。

三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2）

关于嵇康之死，《魏氏春秋》的记载是“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晋书》则说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主要情节与《世说新语》相同，但《晋书》多了一个回过头遥望落日的细节，更带有文学的气氛。这些材料汇合在一起，可以描绘出一个极其动人的场面，在中国历史上它永远引人追怀。

嵇康在士林中声望极高，《世说新语》等书记载有许多同时代人对他的赞美，这些在《晋书》中汇成集中的描述：“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而嵇康不仅是气质风度美妙绝伦，他的思想之敏锐和深刻也是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在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里，嵇康作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其妻是曹操曾孙女），政治上更多倾向于曹氏应该是自然的，但没有什么根据证明他实际地参与了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活动。他只是对司马氏集团凶险而伪善的行径深感不满，不但不予合作，还常常语出讥刺，而他的声望又使他的不合作变得更令人不安。灾祸并非注定不可逃脱，不仅山涛的举荐向他指示了一条委曲求全的途径，仅仅沉默也未必不是一种选择。然而所有苟安的方法都和他的峻洁的品格相冲突，他的愤怒和轻蔑难以掩饰。结果，因为一桩与之并无直接关系的冤案，嵇康被牵连下狱（其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吕巽欺占，为了逃避惩罚，吕巽反诬吕安“不孝”，嵇康激于义愤，出面为吕安作证，遂落入陷阱）。司马昭对杀害嵇康这样的人物也有所疑虑，他的亲信钟会劝告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钟会为杀害嵇康提供了二大罪名，一是“欲助丘俭”即企图参与军事叛乱，一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但前者分明是诬陷（如果这是有根据的，则无须再用其他理由），后者则是那时很少用来陷害人的“思想罪”——魏晋之际，“言论放荡”之人夥矣，哪里顾得过来。归根结底，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之下，罪名总不会缺乏。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另一个完全是异域异时的故事，与嵇康之死可以匹配：在德国纳粹大量杀害无辜的集中营中，曾有一位年轻美丽的犹太女子跳着舞走向煤气室，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在丑恶与黑暗中，她留下了令人追忆的优美的姿态。

见于《方正》门的夏侯玄从容赴死的故事，在第二讲《英雄与名士》中已经引用，此处不再重引。它和上引嵇康的故事，就内容与人物的气质而言十分相近。刘宋时范晔因祸下狱，在狱为诗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便是表示愿以二人的从容就死为楷模（《宋书》本传）。至于夏侯玄的“量”，前面引傅嘏的评价是“志大其量”。但傅嘏恰恰是在拥曹和拥司马两大阵营明确分化的关头选择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有资格满足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但他对夏侯玄的评价则很难说不包含偏见。现存史料对夏侯玄的器量大多是表示肯定的，如《三国志》本传即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世说》中另有一条关于他的“雅量”的故事：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雅量》3）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雅量》29）

东晋简文帝实为桓温所立，此时桓氏势力到达巅峰。简文病危，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三）他是预感到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桓温取天下——倘若他立意如此。然而一些士族高门仍然不肯放弃抵抗，谢安和王坦之成为他们主要的代表。王坦之在简文帝病榻前撕毁已写定的诏书，力劝其将诏书内容改为令桓温辅少主，“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也就是封绝禅让之路。所以桓温甚愤怒，以致有去除王、谢之念。

《世说》本条故事内容与嵇康、夏侯玄之事有相似之处。谢安与王坦之赴“鸿门宴”，虽非必蹈死地，却也是命悬一丝，变在须臾。王坦之毁诏改诏，岂是无胆识之人，但此时的惊恐却也是不难理解的——毕竟刀握在别人手里。而谢安的从容宽豁，又正是借了王坦之的衬托，显得更为突出。他的“洛生咏”即仿洛阳书生咏诗的调子，当时是很有名的。谢安“少有鼻疾，语音浊”（宋明帝《文章志》），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浑厚的低音。当然，如果桓温认为篡夺的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他也不会在乎谢安的态度。但实际上他仍处于犹豫之中，所以谢的“旷远”——对眼前的危险毫不在意的超脱态度，使他愈加谨慎，不敢贸然行事。

李贽评说此事云：“达者皆言旷远解兵，痴人尽道清谈废事。”（《初潭集》）他注意到在谢安身上玄虚的精神和他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在玄虚中追求超脱，从而以宽豁的胸怀与镇定的态度对待一切，这大概是谢安长久以来有意培育的人格修养。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雅量》28）

这是谢安隐居时的故事。海上遇风浪，谢安想必并没有冒险的打算，但没有到必须返回的程度，他绝不愿意显示出丝毫的惊慌；即使到了风急浪猛、必须返回之际，他也尽可能表现得从容不迫。人们从这里看出他的器量，相信他有能力“镇安朝野”。这个故事恰好是上面所引一则故事的前奏。

四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雅量》8）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

王衍在宴席上被族人用食盒扔到脸上，这在常人看来真是很“丢脸”的事，但王衍却一言不发，只是把脸洗干净了事。这位“族人”连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显然不是一个地位及名望可以和王衍相提并论的人，而且他的行为也显得极其缺乏涵养，所以王衍绝不愿与他发生争执。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周作人的随笔《关于宽容》引用了一条北宋名相富弼的史料：“富郑公弼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名姓，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骂者闻之大惭。”俗云“宰相肚里能撑船”，其时富弼虽离宰相的地位尚远，那点器量却已经有了。这可算是六朝遗风吧。

原文末句“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费解，或许是当时俗语而后世已不再流行，或许有错讹、阙文。刘注云：“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亦是据文意揣度而已。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雅量》18）

这是一则十分有趣的故事。褚裒（字季野）从章安县令迁为太尉庾亮的记室参军，是由低级地方官员开始步入高层政治圈子，所谓“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这在常人是最恐遭人轻忽、最容易表现出踌躇满志之态的时刻。然而他投宿于钱塘亭（驿站），却因为吴兴县令沈某（一本“沈”下有“充”字）的到来，被不知其身份的亭吏从驿舍赶到了牛棚里。褚裒当然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愤然发作，令亭吏畏惧、县令惶恐。但作为一个自视甚高之人，既然开始投宿时没有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再提出来就有点滑稽；而在亭吏面前摆谱，实在也不能衬托自己的高贵。以豁达的态度来看，偶然一夜宿于牛棚下又有何妨，这不胜于说许多无聊的废话吗？

那位沈县令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先是因为喝多了酒，带着醉意居高临下地用“伧父”（其时南人对北人的蔑称）称呼褚裒，邀他食饼，等明白那睡在牛棚里的人竟是远近闻名、前程无量的“河南褚季野”时，当然十分尴尬和震惊。但他并不急于请褚裒换一个住处，因为这一折腾未必合对方的心意，而且凸显了褚裒被驱赶到牛棚之事的严重性。他索性将牛棚视为对方的临时公馆，以正式的礼节前往拜访。两人把酒笑谈，既然褚裒“言色无异”，原先发生的不快就被淡化了。

这则故事中令人不喜欢的地方是沈令“鞭挞亭吏，欲以谢惭”。既然褚裒雅量，不以宿牛棚为辱，沈县令又何必委过于人，鞭小吏以媚贵客？这到底还是陷对方于恶俗境地。明人陈梦槐云：“予最喜此则。写一时雅流，宛至明悉。褚、沈俱有隽神远度，送客泊舟，既偶尔相值，问姓具馔，自欢然为乐。何处著‘欲以谢惭，状如不觉’数句。”事实情形暂且不论，就故事气氛而言，确实是删去这一细节方能充分显示“雅量”的趣味。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雅量》34）

戴逵是东晋的一位隐士，但又“多与高门风流者游”，所以“谈者许其通隐”（刘注引《晋安帝纪》）。谢安是个有修养的人，虽然原本不大看得起戴逵，却还是去探望他；却又觉得同他没有什么可深谈的话题，于是只说琴与书（书法）。而戴逵既知其意，却毫无愧色，就在琴书的话题上侃侃而谈，表述精妙之解。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场面，对于谢安这样一个显赫人物，不论他内心的想法如何，戴逵只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去对待，总之他人的“轻”或“重”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影响。“谢悠然知其量”，谢安就是在这种悠然的安闲气氛中认识了戴逵的器量。

《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35）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以倾国之力南犯，号称八十万大军。谢安身为宰相负责全局的军事部署，而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其侄谢玄。最终谢玄率八万北府兵在淝水击溃前秦的数十万大军，获取全胜。东晋大士族承担着国家的命运，是时国之安危、家之存亡，系于一战，谢安绝不可能轻忽对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力图保持一种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对处理重大事件是有利的，但在谢安，稳定的人格精神乃是他从来不肯放弃的东西，他希望不为任何外物——无论是巨大的痛苦还是巨大的欢乐——所惊扰。当前线的捷报传来时，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竟然像是心中丝毫未起波澜。

《晋书》本传关于此事另有一段记载，说谢安在与客人下完围棋后，“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这表明谢安内心其实是非常激动，当身边无人的时候，他还是难以抑制自己，以致过门槛时连脚下的屐齿都撞断了。不过这和上引《世说新语》的记载也并不矛盾：人并不是永远生活在他所渴望的境界中。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或者兴奋的情绪。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个他所期望的自我，这是贵族社会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理解，而谢安正是凭借着他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受到人们普遍的景仰。

五

跟雅量有关的故事有些显得严峻，有些则颇为琐细，但在表现人物胸襟的宽豁和行事的从容自如方面，却仍有其一致之处。

王丞相主簿欲检校帐下，公语主簿：“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雅量》14）

所谓“帐下”是指相府中的办事人员，主簿是他们的首领。主簿的工作态度似乎很认真，想要仔细检查吏员的事务，而作为丞相，王导却无意了解那些人“几案间事”，他只需主簿能够理清大端，就已足够。据说诸葛亮做丞相是讲究事必躬亲的，在军中，处罚二十棍以上的事都亲自处理，日常总是起得早，睡得晚，所以很快就“鞠躬尽瘁”了。而在王导看来，这恐怕不仅是不胜其烦，生命的状态也因此变得琐碎了。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雅量》15）

《世说新语》的故事经常是将两个人物的事迹放在一起比较以见出高低。但有时这种比较显得很突兀，比如本条的祖约（字士少）好财与阮孚（字遥集）好屐，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判别祖、阮为人的高下优劣，它描写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一则因为受财富欲望的压迫而表现得局促不安，一则因为豁达于生死而显示出“闲畅”，而前者成为后者的衬托。

祖约“料视”（检点）财物被来客撞见的尴尬相实在是鄙陋可笑。不过，要说人被自身的欲望所压迫，因而失去生命应该有的从容自在，却是人间处处存在的情形。魏晋士人崇尚“雅量”，一个重要的动机就在于摆脱那一种压迫。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雅量》24）

庾翼为东晋权臣庾亮之弟，曾任征西将军。因为庾亮也任过此职，所从他被称为“庾小征西”。

这个故事颇让人觉得可爱。丈母娘听说女婿善骑马，就通过女儿向女婿提出要在城头观赏他的技艺。这位征西将军便排开阵势盘起马来，大概他很想着实卖弄一番，却弄得手脚不灵便，才打了两个圈，便“坠马堕地”。这多少有点煞风景，但庾翼“意色自若”，大家也就仍然对他表示钦佩。和前引嵇康、夏侯玄、谢安的故事相比，庾翼在丈母娘面前骑马堕地实在是不足道的琐事。但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形总要从容镇定，“意色自若”，这才是魏晋士人所推崇的“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