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幽 默 与 谐 趣

一

林语堂《论幽默》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这话说得大概不错。但“相当程度”是什么程度呢？他避开不谈。我想有一个前提是必要的，就是思想拥有所需要的自由，因而智慧可以获得滋养。在具有愚化作用的官方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年代，人心会变得麻木、虚伪，这对诙谐的趣味有着抑制的作用，使之不得生长。

林语堂又提出，在中国，“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庄子当然是绝顶聪明，能够洞察世人的愚蠢和荒谬，他和他的门徒富于智慧的思考，对启发后人的幽默和谐趣益处多多。不过庄子的生活态度还是多了些激愤，他的情感在内里是悲哀的，所以要“从容出之”就很困难。林语堂封他做“幽默始祖”，意思是不是觉得他离真正意义上的幽默还有点距离呢？不晓得。

幽默、谐趣一类东西，本来不是给人用做考证题目的，我亦没有能力描述中国文学或文化中幽默精神的演变史。但要说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幽默和谐趣被视为智慧的灵妙的表现而受到人们普遍的推崇和喜好，则首见于魏晋；记录这种时代精神风貌的书，就是《世说新语》。

从东汉末到西晋，战乱、灾害不断发生，上层的权力斗争亦层出不穷，波澜险恶，人命危浅成为士人普遍的忧惧。但这个时代思想是自由的，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自成一路，酸腐气息就少。至于太平的时光虽然有限，但日子终究是各样的，奇想异趣还是要找机会来发出光彩。《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便多载时人喜好滑稽嘲戏的事迹，像曹操、孔融、孙权都在其列。葛洪《抱朴子》也言及西晋士人“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的风气。到了东晋，在生活状态较前更为从容的情况下，士人承袭了前人对语言的机智的重视，在清谈和日常言谈中，幽默和谐趣表现得也更为突出。

我们把这一讲接在关于清谈的一讲之后，是因为魏晋士人风趣的言谈常常是与清谈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说，沉湎于语言的游戏，藉此来显示智慧，是这一时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清谈则是它的核心。至于标题上“幽默”与“谐趣”当如何区分，大约各人均能意会，要说清楚却有些困难。“幽默”一词在古汉语中虽偶见使用，但其意义为寂静无声（《楚辞·九章·怀沙》中有“眴兮杳杳，孔静幽默”之句）；表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之义，是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对英语humor一词的翻译，最早见于在北京出版的《语丝》杂志。它以音译为主而兼采汉语字面的某种微妙感觉，与原本表示寂静无声的“幽默”一词却无甚关系。不过林语堂的解释（主要是引西洋人）实在有点复杂乃至故弄玄虚，如果简化一点，其要点大抵在于：心灵的妙悟，对人世（包括自身）的愚妄、矫揉、虚夸、偏执等种种毛病明于鉴察却并不苛责，从容、自然却又令人意外的表达，等等。至于“谐趣”，它的一部分与“幽默”交叠，或者说幽默总是带有谐趣的味道，而比较单纯和直露但又不至于降为恶谑的嘲戏、滑稽、调侃之类，大概就是留下的部分了。不过，这种分辨说多了就容易出毛病，也就到此为止罢。

二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19）

前面说到魏晋士人风趣的言谈常常是与清谈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幽默的表达有时也可以一言不发，像王羲之（字逸少）坦腹东床的故事就是佳例。

文中郗太傅指郗鉴，他的那个后来嫁给了王羲之的女儿名“璿”，据说是美女。关于郗鉴在东晋前期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及政治地位，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解析得很清楚，简单而言，当王导与庾亮所代表的两大家族发生对峙时，郗鉴在京口的力量对维护王导执政中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所以当郗鉴派人求婚时，王导令诸子侄会于东厢，让使者（晋人称使者为“信”）任意挑选，这是给郗家很大的面子。而王家诸郎对于能否被选中都很在意，凡事一有得失之计较便难免紧张，紧张便导致矫揉，所以“咸自矜持”。王羲之是王导堂侄，其父早亡，身为族长的王导对他并不十分亲近。如果被郗家选中，对他当然很有好处。但急于得到一个好老婆而弄得自己心魂不安也是颇为失态的事情，索性他就拖个躺椅（古谓之“床”），坦着肚子睡下来了。其他各位心不在焉，未必注意羲之的举动，其实整个场面已经被他弄得充满滑稽的气息。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中，表现出幽默感就是表现出心智的优越，郗公有识，明白“正此好！”

坦腹东床的故事非常有名，后人的评点也不少。一般人都说得费力，李卓吾但云“此婿好肚皮”（《初潭集》卷一），我看也是“正此好”。

顺带说一句，最近有报道说，有人从北京买到了王羲之夫人郗璿的墓志石，不过那块石头被证明是假造的。

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雅量》41）

这也是一个一言不发的幽默故事。文中殷荆州指曾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他和孝武帝皇后的兄长王恭均是东晋后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殷仲堪读到某个熟人所写一篇“慢戏”即游戏、滑稽性质的赋，如西晋时束皙所作的那一类，觉得颇有才华，特地向王恭推荐。抄写那篇赋的纸卷被他收藏在手巾匣中，可见很珍爱。王恭拿过来读，殷一边听一边大笑，简直受不了似的，王恭却毫不动声色，读完，不说好也不说坏，只是用自己的如意去压平那纸卷（“帖”用作动词，弄服帖），意思好像说：“好纸啊，弄皱了可惜！”这使得兴冲冲大笑不已的殷仲堪转不过弯来，说什么都不对劲，只能是“怅然自失”。

以上两则均收在《雅量》篇。但关于殷仲堪的这一则实在想不明白与“雅量”何关。王恭的举动看起来温厚，其实很让人尴尬。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任诞》10）

七月七日晒衣或晒书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对“北阮”——富裕的同宗在夏日下铺锦列绣、光色烂然的场面，阮咸（他和叔父阮籍——即上文中的“步兵”，籍曾为步兵校尉——同列于“竹林七贤”）也在自己的院子里竖起一根长竹竿，上挂一条粗布大短裤，作为呼应。这是自嘲吗？好像是，又未必尽然。所谓“犊鼻裈”是一种长仅及膝的裤子，是“傭保”之徒即体力劳动者的衣服，从前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为了使文君的父亲感到难堪，夫妻俩开了个小酒店，文君当垆，相如便穿着犊鼻裈在那里洗杯刷盘子。“南阮”虽贫，但那是从士大夫地位上说的“贫”，犊鼻裈也许偶尔穿着玩，但绝不是他们日常穿的东西。再则阮咸既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以豁达纵放自许，也没有理由计较贫富，一定要用自嘲的法子达到心理解脱。那么，是讽刺对方的俗气？好像是，又未必尽然。富裕的“北阮”晒一大堆“纱罗锦绮”，或许有炫耀的意味，令人讨厌，但终究七月七晒衣既是习俗也是生活需要，你不能够挂一条粗布短裤让他们自惭。整个这件事情只在一个好玩，遍地“纱罗锦绮”和一面旗帜似的孤悬于长竹竿上的大布犊鼻裈彼此映照，透出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有一个笑颜高浮于这一切之上，那就是人的智慧对人的局促不安的嘲讽，那就是幽默。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排调》11）

本条牵涉到性方面的内容，严格说起来是带有点“猥亵”意味。幽默滑稽的故事或笑话常常与情色相关，古今中外皆然，这证明它在人性上是有依靠的；至于到何种程度可以容忍，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风俗。《世说新语》是一部趣味高雅的书，收入此条，表明它在编著者看来并不过于鄙俗。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殷羡（字洪乔）的感恩之辞纯属惯套，这种套话到时张口即来，不须斟酌；但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套话不知不觉地就包涵了荒谬的成分。晋元帝在父亲的位置上自然比他人敏感，忍不住把殷羡言辞中内藏的滑稽给揭示出来：皇帝生儿子，难道你打算建立什么功勋吗？想必朝堂之上，众人无不粲然。

皇帝在隆重的朝廷聚会中说“黄段子”，这也反映了那一时代颇为特别的气氛。

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排调》22）

人在现实条件下能够得到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却相信可以从虚空里获得无限大的果实。这是人性的一种可笑的常态，它的各种表现经常成为嘲讽的对象。

阮裕（字思旷）调侃何充（字次道）的故事，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幽默的方式：他先给对方一个超常的赞美，引起对方情绪上兴奋的期待，而后在进一步的解释中转到一个意外的方向，使原来的情绪完全被瓦解。愚拙的人也许会因为受到挖苦而恼火，聪明人却由自身心情的一紧一松，由尴尬而失笑。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排调》35）

东晋永和初年，桓温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位高权重。在桓温所兼各职中，南蛮校尉是不太重要的一个。郝隆所任南蛮参军，是南蛮校尉官署中幕僚性质的职务。

这个故事在表现幽默方面与前一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郝隆首先做出一个不合常规的举动（以蛮语作诗），引起桓温的疑问，然后在进行解释时，把问题转换到一个意外的方向上去。“蛮府参军当用蛮语作诗”，这个解释当然是荒诞的；但郝隆意在说明它是另一个荒诞——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的产物，由此从被追问的位置转换到反诘的位置。

在上司面前对自己的职位表示不满，在一般情况下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但郝隆以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就消解了原本难免的紧张。——幽默经常被这样使用。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言语》39）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排调》59）

高坐是一位西域和尚（“道人”是当时对僧人的通称），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称其胡名为“尸黎密”，“天姿高朗，风韵遒迈”，深受东晋士大夫礼敬。当时来华的异域僧徒不少，通常都学汉语，而高坐仍是操胡语，与人言全凭传译。其原因并无记载，司马昱对他人疑问的回答，既非被授权代言，亦非知情而转述，他只是借高坐之事描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想象：人世的言语大多是没有意义也不值得说的，因而默对烦言乃是人生之佳境。

顾恺之一条也很奇妙。甘蔗从哪一头吃起，只能说是琐细的日常习惯，定要“问所以”，真乃痴问。而顾恺之给出“渐至佳境”如此美妙的回答，它的诗意与食甘蔗完全不相称，也可以说是痴对。但前者之“痴”无聊无趣，后者之“痴”有情有味，令人于意外中心弦一动。

以上两则的共同特点是答非所问，归趣玄远，是《世说新语》中令人喜爱的短章。

三

魏晋清谈在很大程度上是智慧的较量。受这种风气影响，士人在日常聚会中也喜欢以言语争胜，出语欲其灵妙，应对务求过人。因为这主要是语言游戏，所以诙谐风趣的效果最受人喜爱。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言语》17）

《论语》记载，有“楚狂接舆”路遇孔子，为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说世事不可为，劝告孔子不要再试图从政。这类文字古人是很熟悉的，邓艾记得它也不算稀奇。但当司马昭拿他的口吃来开玩笑时，仓促之间，他能用举出文献中现成的句子作天然的佳对，而且毫不费力地借接舆暗喻孔子的“凤”暗喻自己，这种机敏实在是不容易的。邓艾是率军平蜀的大将，并不在文士之列，关于他的这则佳话令人感觉当时语言游戏的风行。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排调》5）

西晋灭吴后，吴主孙皓投降，被封为“归命侯”——这个名称多少带有侮辱性。在宴会中，晋武帝司马炎又诱劝孙皓为他唱歌，这也是显示胜利者之优势地位的骄傲的姿态。《尔汝歌》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歌谣，我们不太清楚，从题目来看，可能是民间情歌一类。因为“尔”、“汝”都属于亲切而不讲究礼貌的第二人称。于是孙皓当场作歌，不仅内容貌似称颂而暗含讥讽，更且四句之中句句用“汝”。本来，“汝”可用于同等辈分、身份而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也可用于上对下，但绝不能用于下对上。以两人的身份关系而言，孙皓原本永远没有资格以“汝”称司马炎，但这次是奉命而作，不妨大大地“汝”了一把。是以“帝悔之”。

孙皓在东吴做皇帝很不得法，到洛阳做“归命侯”却颇为机警。尤其为晋武帝唱《尔汝歌》，在劣势处境下以幽默的手段来攻击对手，聪明得可以。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排调》9）

这是魏晋语言游戏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主人张华——身为宰相的文学名流，请二位客人作一番足以显示大才的对谈。陆云（字士龙）出语不凡，“云间陆士龙”，表面上只是普通的自我介绍：陆为华亭人，华亭古名“云间”，但这句话又双关“我乃云间之龙”的隐意；更有，当时虽然还没有平仄四声之说，但文人已经注意到汉语声韵的高低扬抑之美，此句用后来确定的格律来看，正是平平仄仄平。那么荀隐（字鸣鹤）呢，一句“日下荀鸣鹤”，与对手的出语完全相当：“日下”是时人对京城洛阳的美称（犹言“天子脚下”），荀隐为颍川人，距洛阳甚近，故自称日下之人（此据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之说）；《诗经》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句，所以这一句又双关“我乃太阳下一鸣惊天之鹤”的隐意；从声调来说，它恰恰是仄仄平平仄。

陆云接下去的一句是带有攻击性的：云开了，看到的是一只白野鸡（隐意：哪里有什么鹤呀），你为何还不张弓放箭？荀隐则照样反击：本以为真有什么云中之龙，其实不过是头野鹿，拿了射龙的弓箭去射鹿，实在是没意思。

如果只看字面之巧妙，双方可谓旗鼓相当。但论难度，应对的人难度更大，所以只要不落下风，便是胜家。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砾在后。”（《排调》46）

这则小故事可以看出晋人生活的双重性，就是既有正经的一面，又有戏谑的一面，而且他们常常在两者之间进进出出。当王坦之、范启一起参见司马昱时（这大概是他以会稽王身份任丞相时），他们为应该是谁走在前面而相互推让：范启说应该按官位高低，请王坦之走在前面；王坦之说应该按年纪大小，请范启走在前面，真是谦虚得厉害（类似情形在我们今日的生活中还经常可以看到）。这事儿完了，又开起玩笑来，却是毫不客气。走在后面的王坦之嘲笑范启，说是就像扬谷子，簸之扬之，糠秕就跑到前面去了；范启还击，说就像淘沙金，洮之汰之，砂砾就掉在后面了。总之，礼仪要讲究，却不能因此使心智僵化。

《世说新语·排调》一门中还记载了多例以他人家讳开玩笑的故事（在言谈中禁用与祖、父名字相同的字，谓之“家讳”；社交场会中，必须预先了解并避免触犯他人的家讳），葛洪深感不满时人以嘲戏为乐而“上及祖考”，即指此。这看起来也很矛盾：魏晋时代重视家族本位，所以避家讳是一桩很庄重的讲究。某人父亲已亡故，在社交场合别人不经意间用到讳字，他就当场痛哭起来。那又怎么可以故意拿别人祖、父的名字开玩笑呢？有人对此感到不可解。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存在正经与戏谑的两面，可以并行而不悖。当然这里面也有一定的规则，否则什么都搞乱了。

在上述矛盾现象中，是不是喑藏着一种深有意味的哲理和心理呢？就是：庄重的事物虽必须存在，但也需要用戏谑的手段给予适当的消解。这很值得想一想。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排调》61）

桓南郡，桓温之子桓玄，袭爵南郡公。所谓“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大概他们开始有一些要紧的事商议，随后则是一群人相聚选题目做语言游戏。“作了语”，是描述终了、结束的状态，“作危语”，是描述危险的情境。“火烧平原无遗燎”，一把大火将原野草木烧尽；“白布缠棺竖旒旐”，人生到此宣告结束；“投鱼深渊放飞鸟”，都是一去不回，也是一种“了”。虽是游戏，背后暗含“凡事皆有了”的感慨。了则了矣，将了未了，尤多可惧，所以又“作危语”。桓玄所说是刀口觅食的意思，殷、顾所举事例则是令人惊惧的具体场景，而参军之语乃臻绝妙：盲人骑马已是一“危”，竟然骑瞎马，竟然临深池，竟然夜半临深池！将危险因素层层加码，令人惊心动魄。或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十字中写出四层“危”，其实还不止，因为在座有对此危境特别敏感的人——殷仲堪眇一目。难怪他要大呼“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