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和对生命的思索

沈龙朱

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曾混迹于湘西的土军阀部队之中，亲眼见过无数滥杀中无辜生命的消失（他在文章里写过当地辛亥起义失败后对农民的镇压，地方军队的“清乡”，被迫挑着人头进城的老百姓，天王庙里靠打告决生省死的判案……），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人的一生本来就短暂，而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更有无数看来偶然的因素，随时都可能造成一个鲜活生命的死亡消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的这一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终于下决心跳出当年湘西那个圈子，要独闯北京来上学，来打开自己生命的新天地。

小学毕业的学历，考北大当然不会被录取。考燕京被录取了却没有钱交学费，从老上级陈渠珍那里得到的27元资助，维持得了几天？欠着小公寓的房钱，小饭铺的伙食钱，还不得不到当时农大、北大的朋友和同乡那里去“打溜”（现在叫“蹭饭”吃）；他穿着南方带来的夹袍子在北京小公寓那不生火的房间里过冬；他努力写文章，向报刊投稿，希望得到几块钱稿费维持生活，但往往是没有下文。据说，当时主编《晨报》文艺副刊的孙伏园先生曾把他的投稿粘成一长串，当着其他人的面展示并团成一团投入纸篓。沈从文在无奈下写信求助于郁达夫，并且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我们后来人听说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往往为后者感动，对前者不平。其实爸爸在说及前者时，是当作自己的笑话来谈的，一点没有对孙先生的怨恨。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当然知道自己当时的文字生涩而幼稚。我们后来才知道孙伏园先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发展中很有功劳的人，是他把《晨报》的文艺专栏扩大为专版副刊，刊登过像鲁迅、冰心等著名作家早期的不少名著，那是对新文学运动的重大推动，使后来的报纸文艺副刊成为发展新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发现新人的重要来源。照我猜想，父亲还可能应当像感激郁达夫一样感谢孙伏园先生，正是这两种鲜明对比的刺激，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发奋写作，试验探讨各种题材，大量阅读学习，从幼稚生涩的文字中渐渐闯出有自己特点的写作天地。

孙伏园那一代先行者创办的报纸文艺副刊，后来也成了沈从文一生写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四十年代末，在教书、写作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过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他对来稿极其认真，认为不错的文章，就会细致加以修改后推荐给读者，许多后起之秀正是由此走向写作之路；他认为不理想的稿件，就会同样认真地写退稿信，细致、平等地讨论文章的不足之处，鼓励作者改进。在整理他遗留的信件中，就发现过不止一封这类信件。我想正是从单纯求得生活，为有口饭吃而写作，到成为那个时代的职业作家，这个过程更让他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懂得了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只有勤奋再勤奋！

父亲的勤奋，贯彻一生。因为生命宝贵，他要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既然已经投身写作，他希望作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饭碗和名声。其实，他还就是不喜欢所谓的名声，因此生前对挂他的名字做什么事总是持反对态度，在世时，像他捐款兴建的小学图书馆，要求他题写“沈从文藏书楼”，他就只是写下“藏书楼”三个字；他多次写信嘱咐吉首大学和研究他作品的朋友，不要专门举办以他的名义的活动。秉承他的意愿，我家人谢绝了以他的名义举办文学奖，谢绝了以他的名字命名凤凰县的广场……

对工作与生命的思索，在抗日战争以后，他关注更多了。逐渐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命的一种延续。也许因为他自己喜欢写短篇小说，他自己经历过的生存环境让他关心着在底层的老百姓和普通小职员，他很欣赏和推崇俄国契诃夫，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写它五十年能赶上契诃夫就不错了。实际上他已经把契诃夫留给全人类读者的作品，看成是契诃夫生命最有意义的延续。

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分工，有的能出头露面，有的也许显得平庸，但是只要是勤奋踏实地去做好自己的事，这种生命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边城》中沈从文对爷爷的描述，就是这种看法的反映。老船工一辈子风雨无阻地在那小河边为老百姓摆渡，沈从文喜欢这样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对我们兄弟，同样也希望能成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他写文章勤奋耐烦，文章一遍一遍地修改，常常在深夜流着鼻血工作；他批改学生文章非常耐烦，有时在文稿上写的建议比原作正文还要多；他编辑文艺副刊非常耐烦，他的修改、推荐和转寄稿费同时发出的鼓励信件，使许多青年作家后来成了他的朋友……父亲以自己做事的那种勤奋和耐烦，无形地培养着我们兄弟一生的工作态度。我们没有他的写作才能，也没有像他后半生那样转行搞文物研究，但是学到了在任何困难环境之下扎实做好自己工作的那份“耐烦”。

建国以后，沈从文从北大教授改行到了博物馆，彻底结束了文学生涯，一头扎进了文物研究这一行，后半生终于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想，还是与他对生命的思索紧紧相连着的。他研究、爱好文物，首先看重的是历史上前人劳动的成就，前人那些精美的设计、高超的工艺，实际也就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他把古人丝绸的花纹、织锦的编织技术、陶瓷的造型推向苏州、杭州、景德镇，当时的口号“古为今用”，不就是为了这些前人的工艺成就在我国更有生命力地延续下去吗？就在这新的一行里，他重新用二十年代刚到北京时的那种勤奋、扎实去一点点地学习、积累，在库房里靠整理文物学习和积累；在展厅讲解员的位置上学习和积累；在编写展览柜的说明中学习和积累；在旧文献和大量新出土的文物中学习和积累……在五十年代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批判、思想的混乱、抄家和被迫中断研究的干扰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他最终实现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生命延续给未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