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惊人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车站，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小城居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街道涌向广场。

大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一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激奋和喜悦的日子很快过去了。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1】把持着的市政管理局大楼顶上的那面红旗表明这儿发生过变动。除此之外，一切照旧。

冬末，有个近卫骑兵团进驻小城。每天早晨，几个连的骑兵到车站上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近卫骑兵们长得高大健壮，脸儿胖胖的。军官不是伯爵，就是公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上的绦子是银色的，一切都和沙皇时代相同——好像没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过去了。在保夫卡、克利姆卡和谢廖日卡·布鲁扎克看来，没有任何变化。老板依然是原先的老板。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些异常。车站上活动着一群新人，其中大都是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士兵，都带有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种响亮有力的称号是从哪儿来的——谁也弄不清楚。

近卫骑兵们要抓来自前线的逃兵并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玻璃窗频频被击碎。士兵成群结队地从前线逃回来，遇到阻拦，便以刺刀相见。到了十二月初，他们竟一列车一列车地涌来。

近卫骑兵守住车站，试图拦截，却遭到机枪的猛烈扫射。那些习惯于出生入死的人从车厢里往外冲。

身穿灰军装、来自前线的那帮士兵把近卫骑兵逼回了城中。然后他们又回到车站，于是火车一列接着一列继续向前驶去。

一九一八年春天，三个朋友在谢廖扎·布鲁扎克家玩了一阵“六十六点”，然后跑了出来。他们顺路拐入柯察金家的园子，躺在草地上。无聊透了，常玩的游戏玩腻了。大家动起脑筋，怎样更好地消磨这大半天。背后响起马蹄的嘚嘚声，一人骑马从大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矮栅栏之间有一条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躺着的保夫卡和克利姆卡：

“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保夫卡和克利姆卡跃起身，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灰尘，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纳甘式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去弄点水来让我喝！”骑马的人请求道。保夫卡跑进屋去取水的时候，他转身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日卡：“小朋友，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廖日卡急急忙忙地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告诉他。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掌权的了。有个自卫队管着。夜里，居民轮流守护城镇。您是什么人？”他反过来问。

“嗨，事情知道得太多，人很快就会变老的！”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夫卡从屋子里跑出来，端着一大杯水。

骑马的人咕嘟咕嘟一下子把水喝光，把杯子还给保夫卡。然后一勒缰绳，策马朝松林那边疾驰而去。

“这是谁呀？”保夫卡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

“八成又要换政府了。怪不得昨天列辛斯基一家都跑了。有钱人纷纷逃走，可见来的将是游击队。”谢廖日卡对这个政治问题作出了断然、彻底的解释。

他的理由十分令人信服，所以保夫卡和克利姆卡立即表示赞同。

三个孩子对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好好谈下去，公路上又响起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孩子依稀看见树林里、林务官家的屋子后面有人群和车辆在移动，而紧靠着公路，则有约摸十五个骑马的人，步枪搁在马鞍上。走在最前面的两人一个已过中年，身穿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腰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正是孩子们刚才见到的那个骑马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军装上缀着一个红花结。

“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日卡用胳膊肘碰碰保夫卡的腰。“你瞧，红花结。是游击队呀。我绝对没看错——是游击队……”说着，高兴得大喊一声，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跑出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其后。现在三个人站在公路边，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两个骑马的人策马走到紧跟前。那个老相识朝孩子们点点头，用鞭子指指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问：

“谁住在这幢屋子里？”

保夫卡竭力紧跟在他马后，说：

“是列辛斯基律师。他昨天跑了。显然，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上了年纪的人微微一笑，问。

保夫卡指着花结回答：

“这是什么呀？一眼就看出……”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打量开进城镇的队伍。我们的三个朋友站在公路旁，也细瞧着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这支部队仅有的一辆炮车沿着石铺路隆隆驶去，载着机枪的马车也辘辘驶过去了，三个孩子便尾随着游击队员们，直到队伍在城中心停下，战士们四下分散到各户去住宿，他们才各自回家。

晚上，充作游击队司令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里，在一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旁边，坐着四个人：已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的游击队队长布尔加科夫和另外三个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摊开本省地图，一边用指甲在图上划着路线，一边跟坐在对面的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颧骨高耸的人说话。

“你说应该在这里打一仗，叶尔马钦科同志，我却认为，应该天亮就撤离。最好今夜就撤，但现在人困马乏。咱们的任务是赶在德国人之前撤至卡扎京。凭咱们目前的兵力去阻击敌人，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两百个步兵，六十个骑兵，——哪能顶得住呀……德国人如同一股铁水，滚滚而来。咱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会合，才能作战。同志，咱们必须估计到，除了德军，沿途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离，同时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毁。德国人修桥，得花上两三天。这样，他们沿铁路线推进的行动就将延迟。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咱们作出决定吧，”他向在座的人征求意见。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抿紧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瞧瞧布尔加科夫，终于费力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我……赞……赞成布尔加科夫的看法。”

最年轻的、穿工装的那个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在理。”

只有叶尔马钦科，就是白天跟三个小伙伴说过话的那个，摇头反对。

“那咱们何必建立这支队伍呢？为了碰上德国人就不战而退吗？依我看，我们应当在这里同他们拼一拼。老是往后跑，心里憋得慌……要是我说了算，那我就一定要在这里打一仗。”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瞧瞧他：

“叶尔马钦科同志，打要打得有道理。让战士去硬拼，去送死——这样做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开玩笑。咱们后面，敌人是整整一个师，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钦科同志，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而对另外两个同志说：“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撤离……接下来谈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既然咱们是最后撤离的，那就理应担当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镇有两个车站，是重要的铁路枢纽。我们必须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决定一下，让谁留在这里开展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留下水兵朱赫来，”叶尔马钦科走到桌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又是电工，在车站找份工作容易。没有谁看见他和咱们的队伍待在一起——他要在深夜才赶来。这个小伙子善于开动脑筋，在这里能做好工作。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点头。

“对，叶尔马钦科，我赞同你的意见。同志们，有反对的吗？”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工作指令……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说。“就是处理本城存放着的武器问题。这里有一大批步枪——两万支之多，早在沙皇打仗时遗留下来的。这批步枪堆放在一户农民的板棚里，日子久了，人们都忘了。板棚的主人、一个农民向我报告了这件事情。他希望能处理掉……这一大批步枪，当然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认为应该销毁。而且得马上动手，赶在天亮前处理掉。但是焚烧有危险：板棚就在城边上，周围全是穷苦人的住宅。做起来，可能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身子敦实，胡子粗硬，很久没刮了。他动了动身子，说：

“为……为什么要烧……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把武器分发给老百姓。”

布尔加科夫倏地朝他转过脸去：

“你是说分发下去？”

“对。这样才对！”叶尔马钦科兴奋地扬声说。“把这些步枪分发给工人和其他愿意要的老百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些枪至少可以让德国人心惊肉跳。德国人肯定会来残酷地欺压老百姓。年轻的一代忍无可忍，准会拿起武器来。斯特鲁日科夫讲得对：把枪分发下去！最好是把枪运到乡下去。庄稼汉会把枪藏得更加严实，到了德国人横征暴敛、弄得他们倾家荡产的时候，他们就十分需要这些步枪了！”

布尔加科夫笑了：

“是呀，不过德国人准会下令，让大家上交武器，这样一来，这些枪又交出去了。”

叶尔马钦科反驳道：

“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以征询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扫了一遍。

“分发下去，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吧，”年轻的工人支持叶尔马钦科和斯特鲁日科夫。

“那就这样，咱们把枪分发下去，”布尔加科夫表示同意。“问题讨论完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桌旁站起身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天亮。朱赫来一到，就让他来见我。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钦科，你去查一下岗。”

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了。他走进客厅隔壁旧主人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褥垫上，躺了下去。

早晨，保夫卡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小城里热闹得异乎寻常。这种热闹情景，立即映入了他的眼帘。一路上，他频频遇见扛着步枪的居民，有的扛着一支，也有的扛着两三支。保夫卡急匆匆回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纷纷跨上马背。

保夫卡跑到家里，匆忙洗了脸，从妈妈口中得知，阿尔乔姆还没回来，于是便飞也似的往外跑，直奔城镇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儿的谢廖日卡·布鲁扎克。

谢廖日卡是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屋，还有一份微薄的家产。

谢廖日卡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脸儿白净的胖女人，不满地瞧了保夫卡一眼。

“鬼知道他在哪儿！天刚亮，就出去疯了。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那儿。你们这帮流鼻涕的野小子，就该挨树条抽。顽皮得出奇，真拿你们没办法。个儿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跑去领枪。你去告诉小调皮鬼：他哪怕带一颗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拖，以后倒霉的是大人。你怎么，也要到那儿去？”

可这时保夫卡早已不听谢廖日卡妈妈的唠叨，一溜烟地跑了。

公路上走来一个男人，两肩各扛着一支步枪。

“叔叔，在哪儿领的枪？”保夫卡飞跑到他跟前问。

“在那儿，韦尔霍维纳街，正在分发呢。”

保夫卡按那人的指点飞奔而去。他跑过两条街，撞上一个拖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沉甸甸的步枪的男孩。

“哪儿领的枪？”保夫卡拦住他。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分发，不过已经发光了。全都领走了。发了一整夜，只剩下一些空箱子。我呀，拿的是第二支了，”男孩骄傲地说。

听到这样的消息，保夫卡不禁垂头丧气。

“唉，见鬼，早知这样，应该不回家，直接跑到那儿去！”他懊丧地想。“我怎么竟然错过了机会呢？”

蓦地，他灵机一动，来个急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跑去追赶已经走过去的男孩，使劲儿从他手里夺下步枪。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给我，”保夫卡说，口气是不容违抗的。

大白天遭到抢劫，男孩被激怒了。他朝保夫卡扑过去，但保夫卡后退一步，端起刺刀，大喝一声：

“闪开，要不刺刀扎上去了！”

男孩伤心得哭了，转身跑去，一边无可奈何地咒骂着。保夫卡心满意足，飞快地往家里奔。他越过栅栏，跑进小板棚，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横梁上，然后快活地吹着口哨，走进屋子。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镇——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夏季的夜晚多么令人舒心。

在这样恬静的夏夜，年轻人都跑到室外。姑娘和小伙子们一对对、一群群，有的在自家的台阶上，有的在小花园或庭院里，有的索性来到街头巷尾，坐在盖房用的原木堆上，笑语不断，歌声阵阵。

花香浓郁，空气微微颤动。星星如同萤火虫，在深邃的天空闪烁，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夫卡有一架维也纳造的双排键的手风琴，音色悦耳动听。他非常喜欢，总是爱怜地搁在膝上。灵活的手指一触摸到键盘，便迅捷地自上而下滑过。低音一声鸣响，随即奏出欢快嘹亮的旋律……

手风琴拉了起来，琴声飞扬，此时此刻，你能不翩然起舞吗？你会忍不住的，双脚会自动跳起来。手风琴的琴声充满激情——生活在世界上有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特别快活。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夫卡家旁边的原木堆上，说笑逗乐，而保夫卡的女邻居加洛奇卡嗓门最高。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嗓音嘹亮而圆润。

加洛奇卡伶牙俐齿的，保夫卡有点怕她。这会儿加洛奇卡挨着保夫卡坐在原木堆上，紧紧搂住他，纵声笑着说：

“哟，你这个手风琴手真行！可惜，年龄小了点儿，要不然倒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爱手风琴手，听到手风琴声，我的心都陶醉了。”

保夫卡脸涨得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调皮的姑娘，可她紧搂着他不放。

“哦，亲爱的，你往哪儿躲？你真是我的好未婚夫，”她打趣地说。

保夫卡感觉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着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惶惶然，坐立不安，而笑声散播到周围的街道上，打破了平时的宁静。

保夫卡伸手抵住加洛奇卡的肩膀，说：

“你妨碍我拉琴，身子移过去点儿。”

于是又引起一阵哄笑、戏谑和逗趣。

玛鲁霞插嘴了：

“保夫卡，拉一个深沉些的曲子，要扣人心弦。”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手指轻柔地来回移动。响起一首大家熟知的家乡小调。加林娜^【2】头一个随着琴声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也附和着唱道：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故乡的小屋，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可爱，

我们深情地歌唱。

年轻人响亮的歌声传向遥远的树林。

“保夫卡！”阿尔乔姆喊道。

保夫卡合起手风琴的风箱，扣好皮带。

“在叫我，我得走了。”

玛鲁霞恳求他：

“再坐坐，再拉一会儿吧。回家来得及。”

可是，保夫卡急着要走。

“不，明天再玩，现在该回家了。阿尔乔姆在叫我。”说着，他穿过大街，朝家跑去。

他推门进屋，看到阿尔乔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旁，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夫卡问。

阿尔乔姆冲着保夫卡点点头，转而对陌生人说：

“瞧，这就是我弟弟。”

那人向保夫卡伸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

“保夫卡，是这样，”阿尔乔姆对弟弟说。“你说过你们发电厂的一个电工病了。明天你打听一下，厂里要不要雇个在行的来替代他。如果要，就来告诉我。”

陌生人接过话茬：

“不，我跟他一块儿去吧。我自己同厂主谈。”

“当然要雇人的。今天发电机都停了，因为斯坦科维奇病倒了。厂主跑来两趟，急着要找个替换的，可就是找不到。叫锅炉工来照管发电机组，他又不敢。那电工害的是伤寒。”

“这样的话，事情准能办成，”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儿去，”他转身对保夫卡说。

“好的。”

保夫卡的两眼与陌生人安详的灰色眼睛相遇了，后者正在审视他。那执拗而凝神的目光使保夫卡有点局促不安。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地裹住宽阔厚实的脊背，显然嫌小了。脖颈粗壮得像牛脖子，整个身躯宛如一棵矮墩墩的老橡树，充满着力量。

分手的时候，阿尔乔姆说：

“朱赫来，祝你一切顺利。明天跟我弟弟一块儿去，把事情办妥。”

游击队撤走以后过了三天，德国兵进城了。几天来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火车头的汽笛声，预示着他们就要抵达。消息在城里迅速传开：

“德国人来了。”

全城顿时骚动起来，犹如捅开的蚂蚁窝，尽管大家早就知道德国兵一定会来。不过人们总有些将信将疑。瞧，这些可怕的德国兵果然已经不是在别处，而是到了这儿的城里。

居民们都凑近栅栏和篱笆门朝外张望。大家不敢上街。

德国兵让开公路中央，成单行沿公路两侧走着。他们身穿墨绿色军装，平端着步枪，枪上都上了宽阔的刺刀，头戴沉重的钢盔，背着大背包。从车站到市区，他们的行军队伍连绵不断，宛如一条带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说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抵抗。

两名军官手握毛瑟枪，走在前头。一名黑特曼^【3】小头目兼翻译官，身穿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头戴羊皮高帽，走在公路中间。

德国兵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他们擂起军鼓。一些大胆的居民围拢来，聚成一小堆。身穿乌克兰短上衣的黑特曼小头目，登上一家药房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本司令宣布：

一、本城全体公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的火器及冷兵器。违令者枪决。

二、全城实行戒严，晚上八时后实行宵禁。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德军城防司令部安顿在从前是市政管理局所在地、革命后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用的那幢楼房里。楼房的台阶旁，站着一名哨兵。哨兵头上戴的已不是钢盔，而是大檐帽，上面缀着一个大大的鹰形帝国徽章。就在那儿的院子里，辟出一块场地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居民被要枪毙吓坏了，整天都有人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武器的都是小青年和孩子。德军没有扣押一个人。

有些不愿意送来的人，在夜里干脆把武器抛在马路上。第二天早晨，德军巡逻队捡起这些武器，堆放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后，规定的期限一过，德国兵清点缴获品。交来的步枪共有一千四百支。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收缴上来。他们挨家挨户搜查，但是几乎毫无结果。

次日拂晓，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杀，因为搜出了他们藏匿的步枪。

阿尔乔姆听到那个命令，就急匆匆赶回家来。在院子里他遇到保夫卡，他抓住弟弟的肩膀，悄声地、但坚决地问：

“你有没有带什么回来藏着？”

保夫卡本想闭口不说步枪的事，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结果就全说了。

弟兄俩一同走进小板棚。阿尔乔姆取下搁在横梁上的步枪，卸掉枪栓和刺刀，抓住枪筒，竭尽全力往栅栏的柱子上猛砸。枪托四分五裂了。砸下的碎块被远远地扔到小花园外面的荒地里。阿尔乔姆又把刺刀和枪栓丢进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乔姆告诫弟弟：

“保夫卡，你已经不小了，该懂得私藏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警告你：什么也不准往家里拿。你要知道，现在为了这种事会断送性命的。记住，别瞒着我，不然的话，你拖回家来，他们发现了，头一个被抓去枪毙的准是我。你这个小东西他们倒不会碰的。眼下正是狗杂种们横行霸道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夫卡答应以后不把任何东西往家里拿了。

他俩穿过院子，正要进屋，这当儿只见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律师和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涅莉、儿子维克托从车上下来。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乔姆气咻咻地说。“嚄，又要抛头露面了，真令人恶心！”说着，他走进屋子。

保夫卡为砸了枪，难过了一整天。就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日卡在一个废弃的破棚子里的墙脚挥动铁锹，拼命挖土。他终于挖了一个大坑。谢廖日卡把三支领来的步枪用破布包好，放了进去。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他可不甘心——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了一整夜，他实在舍不得扔掉自己心爱的东西。

然后他往坑里填土，踩实，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覆在新土上。完了，他仔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

“嗯，这下让他们搜吧。即使搜到，也不知这是谁家的棚子。”

一晃，朱赫来已经在发电厂工作了一个月，不知不觉，保夫卡和这个不苟言笑的电工交往很深了。

朱赫来给锅炉工助手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如何干活。

水兵朱赫来挺喜欢这个机灵的男孩。他哪天有空，就去看望阿尔乔姆。水兵持重而通情达理，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讲述日常的琐事，特别是在保夫卡的母亲向他诉说保夫卡如何淘气的时候。他有办法劝慰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使她忘却不幸，振作精神。

有一天，在发电厂院子里的劈柴堆之间，朱赫来叫住保夫卡，微笑着说：

“你妈妈说你爱打架。她说：‘哎哟，我那孩子像公鸡一样好斗。’”朱赫来赞赏地放声大笑。“打架不一定是坏事，不过要弄清楚打的是谁，为什么打他。”

保夫卡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对他说正经的，便回答：

“我从不无缘无故打架，总是有道理才打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发问：

“打架得有一套真功夫，愿不愿意我来教你？”

保夫卡纳闷地望望他，说：

“怎样才算有真功夫呢？”

“喏，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朱赫来简明扼要地讲解一番英国式拳击，让保夫卡略知点皮毛。

保夫卡为学这种本领苦头没少吃，但学得挺不错。他一次次地被朱赫来打得趴下，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但是这个学生依旧勤奋努力，坚持学下去。

有一个大热天，保夫卡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见没什么活好干，就打算到屋后小园子角落里的小棚子顶上去——那是他喜欢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进入小园子，来到板棚跟前，踩着墙上的凸出处，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下晒太阳。

棚子的一面朝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如果爬到棚顶的边沿，他家的整个花园和房屋就尽收眼底。保夫卡探头朝墙那边张望，看到了一部分院子和停在那里的一辆四轮马车。只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那个勤务兵，正拿着刷子在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夫卡曾不止一次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到过这个中尉。

中尉身子敦实，脸色红润，蓄着修剪得齐整的唇髭，戴一副夹鼻眼镜和有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夫卡知道，中尉住的是厢房，窗子朝着花园，从棚顶上看得见。

这时候中尉坐在桌边写东西，然后拿起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递给勤务兵，随即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篱笆门走去。走到亭子旁边，中尉站住了——显然在跟谁说话。涅莉·列辛斯卡娅从亭子里走了出来。中尉挽起她的胳膊一块儿向篱笆门走去，两人出门走到街上。

这一切保夫卡全看在眼里。他正准备打个盹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厢房，把中尉的军服挂到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一下房间，又走出门去，随手关上了门。一会儿保夫卡看见他来到拴着马匹的马厩旁。

从开着的窗户里保夫卡清楚地看见整个房间里的东西。桌上放着一副皮带，还有一件亮闪闪的东西。

保夫卡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悄悄地从棚顶攀到樱桃树上，哧溜一声下到了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连蹦带跳几步就跑到敞开的窗子跟前，朝房间里张望起来。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还有一支插在皮套里的非常漂亮的十二发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夫卡紧张得屏住了呼吸。有几秒钟，脑子里斗争得厉害，但终于为好奇心所驱使，不顾一切地探进身去，抓起枪套，拔出乌黑闪亮的新手枪，随即又退回到花园里。他四下打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手枪塞进裤袋，飞快地穿过花园，跑到樱桃树跟前。他像猴子似的，迅捷地攀登到棚顶上，还回过头来瞧瞧。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一片静谧……他从板棚上下来，撒腿跑回家去。

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夫卡捡起箱子后面的一块抹布，塞进裤袋，悄无声息地溜出屋门，跑过花园，翻过栅栏，走上通向树林的大道。他用手按住裤袋里那支猛烈地撞击着他大腿的手枪，朝一座废弃的旧砖厂飞奔而去。

他的步子快得几乎脚不沾地，只闻耳边风声呼呼。

旧砖厂附近，寂然无声。木板屋顶有的地方已经坍塌；碎砖堆积如山；一座座砖窑已遭毁坏，到处野草丛生，呈现一片凄凉景象。只有他们三个朋友偶尔到这儿来玩耍。保夫卡知道很多隐蔽之处，可以藏匿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破窑的豁口，谨慎地回头张望一下。大路上空无一人。松林发出飒飒的响声，微风吹来，刮起路边的尘土。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松脂味儿。

保夫卡用破布裹好手枪，放在破窑最底层的一角，再覆上一大堆旧砖头。他钻出破窑，用砖头堵死豁口，并用一块砖作了标记，这才走上大路，慢慢往回走。

一路上他的两条腿微微打颤。

“这事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思忖着，惶惑得心儿都揪紧了。

他提早出门去发电厂上班，免得待在家里。他从看门人手里接过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安置着发动机的机房。他擦拭风道，往锅炉里放水，然后生火，一边心里忖度：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情况不知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十一点左右，朱赫来走到保夫卡身旁，把他叫到院子里，压低嗓音问：

“今天为什么你们家被搜查？”

保夫卡不禁打了个冷战。

“什么？搜查？”

“是的，情况不妙。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夫卡当然知道搜查什么，但是不敢把偷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浑身哆嗦，忐忑不安地问：

“阿尔乔姆被抓走了吗？”

“没有人被抓走，不过家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听到这话，保夫卡稍稍松了口气，然而心里依旧惴惴不安。有几分钟，他们俩在想各自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结果会不知怎样；另一个不知原因，因而倒警觉起来。

“见鬼，莫非他们发现我露出了马脚？阿尔乔姆对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家里怎么会遭到搜查呢？得更加小心。”朱赫来心里想。

他们默默地分手，各自干活去了。

这时，列辛斯基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中尉发现不见了手枪，叫来勤务兵问。得知手枪确实丢失了，这个平时彬彬有礼、沉稳持重的人便抡起胳膊，猛抽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被打得身子摇晃了一下，但马上又挺直身子，认罪地眨眨眼，恭顺地等着继续挨打。

律师被叫来盘问，他也很生气，向中尉连连道歉，因为在他家里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在场的维克托·列辛斯基对父亲说出自己的猜测：偷手枪的可能是邻居，尤其是野小子保尔·柯察金最有可能。父亲赶紧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中尉。中尉听后立即下令去搜查。

搜查没有任何结果。窃枪事件使得保夫卡相信，即使如此冒险的举动，结局有时也会安然无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