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电车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朝上爬，电动机紧张地鸣叫着。电车行驶到歌剧院门前停下，一群年轻人下了车，电车又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连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伙伴们，走吧。咱们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在歌剧院门口赶上他。

“根卡，你还记得吧，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到这儿来开会。当时，杜巴瓦和一伙‘工人反对派’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17］那天晚上的大会开得很成功。今天我们又得跟杜巴瓦较量较量。”

他们在门口向检查组出示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候，潘克拉托夫才回答：

“对，杜巴瓦要在老地方重新表演一番。”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别作声。两个人只好就近找了位子坐下。晚上的大会已经开始，有个女同志在台上发言。

“来得巧啦，快听听你爱人在说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轻轻地说。

在发言的正是塔莉娅·拉古京娜。

“……不错，这场辩论使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但是，参加辩论的青年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组织里的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已经被打垮。他们不能抱怨我们不让他们发言，不让他们充分表明观点。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我们给予的行动自由，干了很多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娅情绪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使劲儿把头往后一甩，继续说：

“在这里，我们听了各个区的许多同志的发言。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法。在这里，在这个大会上，托洛茨基派的代表有相当多的人数。各区特意发代表证给他们，以便大家在这里，在市党代会上，再次听听他们的主张。他们很少发言，这可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个区、各个支部的全面失败使他们多少得到了些教训。现在他们不大敢上这个讲台上表演，再来老调重弹。”

在会场的右角，有人发出刺耳的喊声，打断了塔莉娅。

“我们还会说话的。”

塔莉娅·拉古京娜朝那边转过身去。

“好，杜巴瓦，那你就上来说，我们倒要听听，”她说。

杜巴瓦恶狠狠地盯着她，神经质地撇撇嘴。

“时机一到，我们当然会说！”他大声说，同时想起昨天自己在大家认识他的索洛缅卡区遭到的惨败。

会场上响起一片不满的声浪。潘克拉托夫按捺不住了：

“怎么着，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潘克拉托夫的声音，但是他连头也不回，只是把嘴唇咬得紧紧的，垂下头去。

塔莉娅接着说：

“杜巴瓦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突出典型。他当了多年的团干部，许多人认识他，尤其是兵工厂的人。现在，杜巴瓦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然而我们都知道，他和米哈伊拉·什科连科一起，已经在这儿待了三个星期。大学里的学习十分紧张，他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呢？全市的每一个区，他们都去演讲。是的，最近几天，米哈伊拉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除了他俩，我们这儿还有一大帮来自各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曾经在这儿工作过，现在赶来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当然不知道。”^［18］

塔莉娅试图拉他们一把，让他们承认错误，因此不像在讲台上发言，倒像是在进行同志式的谈心：

“记得吧，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大家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丢掉。’然而，还没到三年，杜巴瓦已经把党的旗帜丢掉了。是的，我说他丢掉了。他刚才喊：‘我们还会说话的。’这恰恰表明，他和他的同伙还要继续走下去。”

后排传来喊声：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那伙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响起激动的喊声：

“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是不是还要继续搞反党活动？”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群情激愤，执行主席久久地摇铃。

激愤的喊声淹没了塔莉娅的声音，不过这场风暴一会儿就平息了，塔莉娅·拉古京娜的发言又听得清楚了：^［19］

“边远地区也有同志来信，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使我们受到鼓舞。请允许我读一封信的片断。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有很多人认识她。现在她是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处长。”

塔莉娅从一叠信纸中抽出一张，匆匆看了看就读：

“日常工作停顿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所有的党委委员们都到下面各个区里去，已经四天了。昨天出现的情景，使各个支部的党员感到愤慨。反对派在全市的所有支部都得不到多数的支持，就决定集中力量，在地区兵役局的党支部里发动一场进攻。这个支部包括地区计划处和工人教育处的党员，共有四十人，托洛茨基分子却通通集中到了这里。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反党言论，是我们从来没听到过的。兵役局的一个人跳出来，赤裸裸地叫嚷：^［20］‘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把它砸烂！’反对派对这样的叫嚣报以掌声。这时候，柯察金站起来发言：‘你们身为党员，怎么能给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那帮人敲打着椅子，大叫大嚷，不让柯察金往下说。这个支部的党员被流氓行为激怒了，要求听完保尔的发言。不料保尔一开口，又遭到围攻。保尔高声对他们说：‘你们的民主真是妙极了！我非讲不可！’这时候，有几个人上来揪住保尔，竭力想把他拖下讲台。结果出现了野蛮的一幕。保尔一边挣扎，一边继续讲，但是那伙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侧门，把他推到梯子上。有个坏蛋还打得他血流满面。这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都退出了会场。^［21］这件事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

塔莉娅走下了讲台。

谢加尔在省党委会担任宣传鼓动处处长已经有两个月。这时候，他坐在主席台上，紧挨着托卡列夫。他们都在仔细听市党代会代表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全是年轻人，不久前还只是团员。

“这几年，他们成长得多快啊！”谢加尔心里想。

他对托卡列夫说：“反对派已经焦头烂额了。咱们的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年轻人在揭露托洛茨基分子。”

图夫塔跳上了台。会场上响起对他表示不满的嘘声，还有短暂的哄笑。图夫塔转身面对主席团，想提出抗议，但是全场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管我叫气象学家。哼，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竟然这样嘲笑我的政治观点！”他连珠炮似的说。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声音。他恼怒地向主席团指了指台下。

“不管你们怎么嘲笑，我还要说一遍：青年是晴雨表。列宁不止一次这样写过。”

全场立即安静下来。

“列宁是怎么写的？”会场上有人问。

图夫塔来了劲儿。

“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下令召集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发给他们武器，将他们和水兵派往最关键的地方。要我给你们读读这一段吗？原文我都抄在卡片上。”说着，图夫塔把手伸进了公文包。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关于团结，列宁写过什么？”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呢？”

图夫塔难以应付，便换了话题：

“刚才拉古京娜读了尤列涅娃的信。我们可不能为辩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负责。”^［22］

茨韦塔耶夫气坏了，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悄悄地说：

“让傻瓜去向上帝祈祷，他会把自己的脑门子也磕破！”

什科连科同样也悄悄地回答：

“就是呀！这个笨蛋要把咱们彻底拖垮。”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嗓音仍在刺激耳膜：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我们就有权组织少数派。”^［23］

会场上掀起一阵风暴。

愤怒的吼声几乎将图夫塔的耳朵震聋。

“怎么？又想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在为所有的孟什维克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17】！”

图夫塔游泳似的挥动着双手，激动地越讲越快：

“对，就是要有组织集团的自由。要不然，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怎么能捍卫自己的主张，同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呢？”

会场上，喧闹声越来越大。潘克拉托夫站起来高喊：

“让他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图夫塔道出了某些人不敢说的话！”

会场静了下来。图夫塔自知说过了头。说这些话，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他脑子一转，赶紧收场，一口气说：

“你们当然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逼到角落里。你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就是被省团委排挤出来的。没关系，谁对谁错，很快就会见分晓。”说完，他赶紧下了讲台。^［24］

杜巴瓦接过茨韦塔耶夫的字条：

“米佳伊，马上去发言。自然，这不可能挽回败局。咱们在这里大势已去。但必须纠正图夫塔的话。这个笨蛋胡说八道。”

杜巴瓦要求发言；他立刻得到允许。

他朝台上走去的时候，全场笼罩着一片警觉的寂静。每次发言前，会场里往往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寂静，但此刻正是这种沉寂，使杜巴瓦感到了疏远的冷漠。他已经丧失了在各支部发言时的那股冲劲。他的热情在一天天降低。如今，他活像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在冒着呛人的烟气。这团团烟气便是他那病态的自尊和不愿认错的倔强，而他的自尊已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的无情反击所刺伤了。他决定不顾一切地走下去，尽管他心里也清楚，这样干只会使自己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声音低沉，但说得很明确：

“我要求别打断我，别插话反驳。我想完整地阐述我们的观点，虽然我预先就知道这是徒劳的，因为你们是多数。”^［25］

当他结束发言的时候，会场里仿佛炸响了一颗手榴弹。声浪如同狂风骤雨朝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吼声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杜巴瓦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够了！别再造谣诽谤！”

在一片响亮的嘲笑声中，德米特里·杜巴瓦走下台来。这种笑声把他摧垮了。如果大家暴跳如雷，倒会使他产生满足感。然而，人家偏偏是嘲笑他，犹如嘲笑一个荒腔走板的演员。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米哈伊拉·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不发言了。”

后排响起潘克拉托夫浑厚的嗓音：

“我要求说几句！”

杜巴瓦一听口气，就知道他的情绪。码头装卸工只有受到别人极大侮辱的时候，才这样说话。杜巴瓦目光阴郁地望着身材高大、脊背微驼的潘克拉托夫快步走向主席台，心中感到压抑和恐慌。他知道潘克拉托夫会说些什么。他想起了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的聚会，大家在友好的谈心中试图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聚会的地点就在托卡列夫家里。来了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娅、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他们表示希望重新团结一致，杜巴瓦却装聋作哑。在谈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和茨韦塔耶夫离开了，以这种一走了之的方式，表明不愿意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什科连科当时留下了，刚才他又拒绝发言。“软弱的知识分子！准是被他们争取过去了，”杜巴瓦悻悻地想。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他和扎尔基的多年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分歧越发严重，他就不再跟扎尔基说话。他几次在自己家里看到扎尔基上门来找安娜。安娜一年前就成了他杜巴瓦的妻子，两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夫妻关系变得紧张，而且正在日益恶化。杜巴瓦认定，扎尔基成了安娜那儿的常客，这是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这里扯不上吃醋。杜巴瓦跟扎尔基不说话了，安娜却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这使杜巴瓦很生气。他把这一点告诉安娜。两人大吵了一场，彼此的关系更为紧张。这次，杜巴瓦没跟安娜说一声，就到这儿来了。

潘克拉托夫开始发言，打断了杜巴瓦的滚滚思绪。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坚定有力地说。他上了台，就站在脚灯挡板跟前。^［26］“同志们！反对派的发言我们已经听了九天。我直话直说：他们出言吐语不像战友，不像革命战士，不像我们并肩战斗的阶级弟兄。他们的发言是充满敌意的、嚣张的、恶毒的、诽谤性的。是的，同志们，那是诽谤性的！他们把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党内专横制度的卫护者，说成是出卖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我们党拥有一批光荣的、优秀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是他们培育和锻炼了俄国共产党，是他们在沙皇的监牢里受尽折磨，是他们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和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无情斗争——正是这样的老战士，现在被污蔑为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27］除了敌人，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请问，这像什么人的口吻？如果在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有人出来调唆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指挥员、政委，去反对司令部，我们管这种人叫什么呢？如果我今天当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我还可以算是个‘正派人’，而如果我明天当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是‘官僚’，就是‘机关老爷’。这讲得通吗？！同志们，反对派里有像图夫塔、茨韦塔耶夫和阿法纳西耶夫这样的人。图夫塔是由于官僚主义问题不久前被撤职的；茨韦塔耶夫由于搞他的所谓‘民主’，在索洛缅卡区尽人皆知；阿法纳西耶夫则是由于在波多拉区唯我独尊和压制民主，被省委三次撤职。反对派高喊反对官僚主义，宣称要争取民主，同时却搜罗了这样的人，岂非咄咄怪事？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被党处分过的人纠合在一起，向党发起进攻了。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货色，这要让老布尔什维克来谈。现在，既然这个名字被用来和党相对抗，那就必须让年轻人了解托洛茨基进行反党活动的全部历史，了解他怎样反复无常，从一个营垒跳到另一个营垒。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一代在思想上更加坚定。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得到了锻炼。反对派当中的某些人歇斯底里、危言耸听地预言，我们将遭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失败。我们的明天将会证明这种预言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派我们的老同志，例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去开车床，而让杜巴瓦之流取而代之，去占据老同志的位置，可这个杜巴瓦是一支失灵的晴雨表，他把反党活动当作某种英雄的壮举。不，同志们，我们绝不同意这样做。老同志是需要接班人，但决不能让一遇风浪就向党的路线猖狂进攻的人来接他们的班。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决不允许破坏。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我们在列宁的旗帜引导下，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一定能走向胜利！”

潘克拉托夫从台上走下来。大家热情洋溢地为他鼓掌。

第二天，十来个人聚集在图夫塔那儿。杜巴瓦说：

“我和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在这儿，我们搞不出什么名堂了。你们尽可能不要散伙。咱们只能等待时局出现转机。显然，全俄党代表会议将会批判咱们，但我认为不见得马上会进行迫害。多数派决定在工作中再次考验咱们。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以后，继续进行公开斗争，看来是会被开除出党的，这就不利于咱们的行动计划了。将来如何，难以预料。别的，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起来准备离开。

嘴唇薄薄的瘦子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

“米佳伊，”他口齿不清、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咱们不一定要服从大会的决议？”

茨韦塔耶夫生硬地打断他：

“形式上要服从，否则会丢了党证。咱们得瞧瞧刮什么风嘛。现在散会吧。”

图夫塔坐在椅子上，烦躁地动了一下身子。什科连科双眉紧锁，脸色苍白，由于几夜失眠，眼圈发黑。他坐在窗户旁边，啃着指甲。听到茨韦塔耶夫最后的两句话，他不再苦苦地啃指甲，朝聚会的人们转过身来。

“我反对搞这些花样，”他突然发起火来，粗声粗气地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必须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赞许地望望他。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话，”他含糊不清地说。

杜巴瓦两眼盯着什科连科，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神情漫不经心地说：

“谁也管不了你。你还可以到省党代会上去‘低头认罪’嘛。”

什科连科跳起来。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腔调？我坦率地告诉你，你的话令我反感，迫使我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对他挥挥手：

“你也只能这样了。去认罪吧，现在还为时不晚。”

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也立刻离去了。

一九二四年在冰雪严寒中到来。一月刚开头，严寒在积雪的大地上肆虐；进入中旬后，更是狂风怒吼，雪片狂舞不止。

西南的铁路线全被白雪覆盖。人们在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除雪车的钢铁螺旋钻进一座座高大的雪堆，为列车开路。天寒地冻，风狂雪大，结了冰的电报线都绷断了。十二条线路中畅通的只有三条：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不断地响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听得懂这没完没了的谈话。

女报务员都很年轻。她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收发的电报纸带不会超过两万米。她们的同事，那个年老的男报务员，却已经突破二十万米。他收报的时候，用不着像女报务员那样皱着眉头将一个个很难辨别的字母拼成句子。他听着机器的嗒嗒声，就能把一个个单词写在电报纸上。这时候，老报务员正在边听边记：“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手里写着，心中暗想：“多半又是一份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风雪满天。寒风卷起一团团雪，敲打着窗玻璃。老报务员似乎觉得有谁在敲窗。他转过脸去，不由自主地欣赏起窗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没有一个人的手，能雕刻出这样纤细精致、茎叶千奇百怪的版画。

他被这画面迷住，忘了听电报机的嗒嗒声。等他的目光离开窗户的时候，已经漏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念：

“一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五十分……”

老报务员迅速抄下一段电文，然后放下纸带，一手支着头，重新开始细听：

……

“在哥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录着。这辈子，他收听过多少喜讯和噩耗，总是头一个得知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断断续续不完整的简略词句的含义，他早就不去细细琢磨。他只是辨听着嗒嗒声，机械地往电报纸上记录着，并不注意什么内容。

就说这会儿吧，有人去世了，正要把消息通知一个什么人。老报务员忘了电文的开头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继续嗒嗒响着，老报务员逐字译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感到有点儿累。某个地方，有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今天正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某人收到后会伤心地痛哭。不过这跟他毫无关系，他只是旁观者而已。机器接着打出几点、一横，又是几点、又是一横。他已经把这些熟悉的声音译成第一个字母，写到纸上。这是个“Л”。紧接着写出第二个字母“Е”，然后又工整地写出“Н”，那两竖之间的一横，还多描了一次。随即接上个“И”。末尾的字母，他一听就机械地写出“Н”。

机器打出了间隔，老报务员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抄收下来的五个字母：

“ЛЕНИН（列宁）”

机器在继续嗒嗒响着。可老报务员刚才不经意地瞥见的名字好熟悉，他不由自主地回想一下，再次看看最后那个单词：“列宁。”什么？列宁？他双眼盯着电报纸，愣了一会儿，工作了三十二年的老报务员头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

他把电文连看三遍。这几个字固执地映入眼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老报务员从座位上直跳起来，抓住拳曲的纸带，呆呆地看。他无法相信的消息还是被这两米长的电报纸带证实了！他脸色变得煞白，转身冲着女同事们惊呼：

“列宁逝世了！”

伟人逝世的噩耗飞出报房敞开的门，以疾如狂风的速度传遍车站，又冲进暴风雪中，沿着铁路线和道岔口盘旋飞舞，然后随着冰冷的寒风，钻进机车库那半开的大铁门。

机车库里，有一台机车停在一号修车地沟上，正由小修队修理着。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亲自下地沟，钻到自己这台机车底下，给钳工们指出损坏的部位。扎哈尔·布鲁扎克和阿尔乔姆在锤平压弯了的炉条。扎哈尔钳住炉箅子，放到砧子上，让阿尔乔姆一下下地锤打。

近几年，扎哈尔老了许多。种种经历，在他的额头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两鬓已经斑白，背也驼了，眼窝深陷，浑浊无神。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随着一道光亮一闪，忽然跑进一个人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这是谁。他的第一声叫喊淹没在铁锤敲击声中。于是，他跑到修理机车的人们跟前喊道：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阿尔乔姆已经把锤子举过肩头，还没往下打。听到这个消息，举着锤子的手慢慢地放下，锤子无声地落到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乔姆伸出手，像钳子似的抓住了这个人的皮外套。带来噩耗的人满身是雪，急促地喘着气，嗓音低沉而嘶哑，重复说了一遍：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那个人这次不是喊叫，阿尔乔姆听明白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也看清了来人的脸——这是党组织的书记。

全球闻名的伟人逝世了。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无言地听着这个噩耗。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使大家都打了个寒战。紧接着，车站尽头的机车也拉响汽笛，一台接一台……在这片强劲有力而充满不安的吼声中，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响起，尖厉而惊心动魄，仿佛炮弹在空中呼啸。一列特快客车正要开往基辅，它那美观的C型机车上，敲响了铜钟。钟声洪亮而激越，盖过汽笛声。

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的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的司机，明白了汽笛声声的原因，倾听片刻之后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链子往下拉，打开了汽笛的阀门。事出意外，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倒吃了一惊。波兰司机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次鸣笛，这份工作再也保不住了。然而，他的手没有松开链子。他的机车的吼叫声，吓着了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他们惊慌失措，从柔软的沙发上跳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四座大门进入车库。宽大的建筑物里挤得满满的。这时候，有人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地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全党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人去世了。党和阶级的领袖之死是对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参加我们队伍的号召……”

哀乐阵阵，几百个人脱下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乔姆感到喉头哽塞，宽阔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仿佛被开会的群众挤得支持不住了。外面，天寒地冻。大门旁，两棵枝条伸展的云杉覆盖着白雪和冰凌。大厅里却又闷又热，因为荷兰式火炉烧得很旺，也由于六百个人在呼吸——他们渴望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听不到往常的喧闹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嗓音沙哑了。人们说话声音都很轻。几百双眼睛里流露着哀痛和不安。仿佛是一群水手聚集在这儿，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滔天的海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就座。矮壮的西罗坚科缓缓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又放回桌上。这就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了下来，静得令人心头憋闷。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过悼词，再次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的事情虽然通常不在追悼会上宣布，但任何人都不感到突兀。他这样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讨论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署名的共有三十七位同志。”

接着，他宣读了申请书：

致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要求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号召。因此，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洁的文字下面签着两排姓名。

西罗坚科逐个念着，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让到会的人们记住熟悉的名字。

“斯坦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同的声音。

“阿尔乔姆·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十七年工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布鲁扎克，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声音越来越大。党委书记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都是一直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头一个签名的人走到桌边，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向大家讲述本人的经历，不由得心潮澎湃。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一个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年纪大了，像叫花子一样穷死饿死。我说实在话，革命刚闹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就犹犹豫豫没提入党的事儿。虽说我决不帮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块儿干过。那会儿我还年轻，有一股火热的劲头。老掉牙的事儿就不提了吧！伊里奇的死，像刀扎在我的心窝。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贴心人。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笨舌的不会说，让讲得好的来发言吧。只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跟布尔什维克走一条道，决不改变。”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毅然地扬一扬脑袋。白眉毛底下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大厅，似乎在等待决定。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对这矮墩墩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谁反对他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桌边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正发生着非同寻常的事情。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此刻出现了阿尔乔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两只大手该往哪儿放，就使劲儿捏着护耳帽。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军便服，领口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使这个钳工显得像过重大节日似的整洁。阿尔乔姆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她冲着阿尔乔姆宽容地微微一笑。她的微笑是赞许，嘴角上还隐约露出某种不可言传的感情。

“阿尔乔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乔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这会儿他才感觉到，一生的经历和体会，没办法全部说出来。他找不准词儿，而且心情太激动，开不了口。他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心里明明白白，自己的生活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乔姆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他的呆板而平庸的生活从此将变得火热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下我们四个，”阿尔乔姆开始说。

静悄悄的大厅里，六百个人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身躯高大、鹰钩鼻、浓眉毛、眍眼睛的工人发言。

“母亲替大户人家当厨娘。父亲的模样，我不大记得了。他跟母亲合不来。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母亲过的。她千辛万苦，养大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地干活儿，累弯了腰，除了吃口饭，每月只挣四个卢布。我好歹上过两个冬季的小学，学会了读和写。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得送我进一家铁工厂当学徒。三年当中，没有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本来嫌我太小，不肯收，不过见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他不教手艺，尽让我干家务活儿，差我去买伏特加酒。他常常喝得烂醉……叫我买煤，叫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让我倒尿盆、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老板经常喝得醉醺醺，老板娘看谁都不顺眼，一发火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从她那儿逃走，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儿去呢？能向谁诉说苦衷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好些。老板的弟弟掌管着厂里的一切。这个畜生就爱拿我取乐。铁匠炉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过去伸手就拿。其实这铁垫圈是刚从炉子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黑色的，一拿，手指上的肉都被烫掉了。我疼得大喊大叫，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折磨，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顿我，不得不把我再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面走，一面哭。直到第三年，才让我学一点钳工活儿，但还是打我的嘴巴子。我又逃走了。这回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香肠作坊做工。我在那里整天洗肠子，过了一年半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欠我们整整四个月的工钱没发，他就不见踪影了。这样，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乘到日梅林卡，下了车就去找工作。多亏有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会干一些钳工活儿，就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上司收下。他见我个子高，替我报了十七岁。这样，我就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到这儿干活。我在这里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最难解释的事情，应当自己说，不能等人家来问。他紧皱浓眉，接着说：

“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应当说，我离老年还远着。我是因为直到如今才找准了道路。我何必隐瞒呢？以前就是没有认清道路。其实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该走上这条路的。从前，有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谈过多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打完仗，我们就回家了。于是成家，生孩子……一头扎进家庭的小圈子。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了这当中缺少了什么。保卫过政权，这是不够的。应该共同奋起，接替列宁，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的山峰那样屹立着。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咱们自己的党哪。”

阿尔乔姆说得十分朴实，但态度极其真诚，似乎还为自己跟平时不同的言词感到不好意思。他结束发言，仿佛卸下了肩头的重担，挺直全身，等大家发问。

“也许谁要问些什么吧？”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大厅里，一排排坐着的工人开始稍稍活动，不过还没有人应声提问。有个司炉工一下机车就直接赶来开会。他浑身黑得像甲虫，爽爽快快地喊道：

“问什么？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发给他就行啦！”

矮墩墩的锻工吉利亚卡，因为闷热和紧张，脸涨得通红。他正在感冒，哑着嗓子说：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轨的。他能成为一个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后面几排坐着共青团员。其中一个站了起来，由于半明半暗，看不清是谁。他说：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看，他为什么被庄稼地吸引过去？农民意识是不是削弱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喧哗。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说话别绕圈子！这儿不是卖弄口才的地方……”

不过，阿尔乔姆已经在回答：

“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被庄稼地吸引过去。这没错儿，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天起，这种情况就结束了。我要全家搬到机车库附近来，住在这儿会更踏实些。要不然，我真被那块地缠得喘不过气来了。”

阿尔乔姆看见举起的手臂密如树林，他的心再次颤抖了一下。他不再有沉重感，挺直腰板，走向自己的座位。他听到身后传来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到桌边的是扎哈尔·布鲁扎克。他沉默寡言，给波利托夫斯基当过多年助手，如今自己早就当上了司机。他叙述了劳苦的一生以后，又谈了近几天的想法。声音轻轻的，但是大家听得很清楚。

“我的两个孩子都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不能总躲在角落里伤心。我还没有拿出行动，弥补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别问我陈年旧事了，真正的生活，现在重新开始。”

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回想起往事，心绪烦乱，皱眉蹙额，神色黯然。当大家没提什么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双眼也炯炯有神了。

会上继续审查着申请者，大会一直开到了深夜。被接受入党的全是大家知根知底的、以全部经历赢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好比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中，即使被削去树梢，也决不会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