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小城舍佩托夫卡周围，遍地是战壕，到处是纵横交叉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小城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嗒嗒的枪声中醒来和睡去。只有深夜才沉寂下来。偶尔，一阵慌乱的枪声打破寂静，那是潜伏哨在互相试探。破晓时分，车站上的炮位旁边人影又开始晃动。乌黑的炮口发出凶猛而可怖的吼叫。人们急忙给大炮填进新的炮弹。炮手一拉发火栓，大地便颤抖起来。城外三俄里处，红军占领着的村庄上空，炮弹咝咝地尖叫着飞过，发出震耳欲聋的落地爆炸声，将大块大块的泥土抛上天空。

村庄中心的小山上，有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红军的一个炮兵连就驻扎在这座修道院的院子里。

炮兵连的政委扎莫斯京同志一跃而起。他原先枕着炮架在睡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倾听着炮弹的呼啸声，等待它爆炸。院子里响起了他的大嗓门：

“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个够吧。快——起——来！”

炮手们就睡在大炮旁边。他们像政委那样急忙跳起身来。只有西多尔丘克磨磨蹭蹭，睡眼惺忪，不情愿地抬起头来。

“这帮畜生，天刚亮就瞎咋呼，真是混蛋！”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

“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识相，也不考虑一下你还没有睡够。”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嘴里还在嘀嘀咕咕地发牢骚。

几分钟后，这儿院子里的大炮开始轰鸣。炮弹在市区爆炸。制糖厂高高的烟囱上搭着瞭望台，上面有一名彼得留拉军官和一名电话兵。

他们是顺着烟囱里面的铁梯爬上去的。

整座小城历历在目。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射击。红军围城部队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见。今天，布尔什维克们很活跃。通过“蔡司”望远镜，看得见红军各部队的运动情况。装甲列车一面不断地打炮，一面沿着铁轨慢慢地驶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屡次发起进攻，试图夺取小城，但是西乔夫师的士兵据守各处要冲，隐蔽在战壕里负隅顽抗。战壕里喷发出烈焰。周围轰响着激烈疯狂的枪声。进攻最激烈的时候，枪炮的轰鸣声汇成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冒着弹雨进攻，血肉之躯难以支持了，后退了，战场上留下不再动弹的躯体。

今天，对小城的进攻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频繁。炮声隆隆，空气也因而震颤不止。从制糖厂的烟囱上面俯视，能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爬起，在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几乎要拿下车站了。西乔夫师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战斗，但也无法堵住车站上已经形成的突破口。无所畏惧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冲入车站附近的街巷。守卫车站的西乔夫师第三团的匪兵们遭到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从最后的防线——从城郊的花园和菜地撤退，溃不成军地往市区逃窜。红军部队不让他们喘息，不让他们停留，用刺刀开路，逐一扫除敌军的阻击哨，占领了一条条街道。

谢廖扎·布鲁扎克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现在，他说什么也待不住了。他渴望到上面去。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来。一辆“萨盖达奇内”型装甲车轰轰隆隆地响着，从他家旁边急速地驰过，一边朝四周胡乱打枪。一群丧魂失魄的彼得留拉匪兵七零八落地跟在装甲车后面逃跑。有个匪兵闯进谢廖扎家的院子。他惊恐万状地扔掉子弹带、钢盔和步枪，翻过栅栏，消失在菜园里。谢廖扎决定到街上去看看。在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上，有一伙彼得留拉匪兵在逃跑。一辆装甲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市区的公路空荡荡的。突然，有个红军战士跃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路面开了一枪。继他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扎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跑边开枪。有个皮肤黝黑、两眼红肿的中国人，上身只穿一件衬衣，腰里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都攥着手榴弹，不顾一切地在追赶。飞跑在最前面的是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攻进城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扎打心眼里往外乐。他跑上公路，竭尽全力高喊：

“同志们万岁！”

中国人猝不及防，差点儿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朝谢廖扎猛扑，但这年轻人欢天喜地的模样使他收住了脚。

“彼得留拉往哪儿逃了？”中国人喘着粗气，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扎顾不上听他说，飞快地跑进院子，抓起西乔夫师的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撒腿追赶红军队伍去了。这支队伍冲进了西南车站，才发觉多了个他。他们截获了几列满载着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逼进树林，然后停下休息，整顿队伍。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扎面前，惊奇地问：

“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一直盼着你们来。”

红军战士围住了谢廖扎。

“我的认识他，”那个中国人喜眉笑眼，用不纯正的俄语说。“他的喊：‘同志们万岁！’他的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中国人拍着谢廖扎的肩膀，赞不绝口。

谢廖扎的心欢跳着。他马上便被当作自己人了。他和他们一块儿拼刺刀，拿下了车站。

小城活跃了。受尽苦难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大门口，观看开进城区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娅在红军战士的行列里发现了正和大家一同走着的谢廖扎。他头上没戴帽子，腰里扎着子弹带，肩上扛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呼呼地举起两手拍了一下。

谢廖扎，她的儿子，也跟着打仗了。哦，这可不能由着他。真不得了，他扛着枪，当着全城的人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就这样焦虑地想着，终于忍不住喊叫起来：

“谢廖日卡，快回家，马上回家去！我饶不了你，小混蛋。你要打仗，回去跟我打！”说着，她朝儿子跑去，想拦住他。

但是，谢廖扎，她不止一次揪过耳朵的谢廖扎，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他又羞又恼，满脸通红，硬声硬气地说：

“别嚷嚷！我绝不会离开队伍。”他脚步不停地从母亲面前走过去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火冒八丈：

“啊，你竟然这样对妈妈说话！往后看你还敢回家。”

“我不回家了！”谢廖扎头也不回，高声答道。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站在路上不知所措，眼望着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从她面前走过。

“大娘，你别哭！我们选你的宝贝儿子当政委吧，”有人亮开大嗓门逗她。

队伍里扬起一阵快乐的哄笑。连队前面传来刚强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斗争中百炼成钢，

我们为争取那自由，

挺起胸膛向前方。^【14】

整个连队都唱起来了，在这雄浑有力的合唱声中，也有谢廖扎脆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谢廖扎，成了这个战斗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列辛斯基宅院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幅红彤彤的宣传画。画上的红军战士双目炯炯，食指直指看画者的胸膛。下面有一行文字：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间，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四处张贴了这种无声的“动员令”。同时也贴出了革委会第一份告舍佩托夫卡城全体劳动者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全城。苏维埃政权业已恢复。我们号召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歼灭，大家参加红军吧。希望大家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本城的军权属于警备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　　

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里来了一批新人。“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之付出生命，今天已经到处可以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使人无比激奋！

多林尼克现在忙得废寝忘食。

这个木匠正忙于筹建革命政权。

宅院的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沉着冷静的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儿办公。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负责筹建苏维埃政权机构。

才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已经坐到桌旁办公，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个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人。以前他是制糖厂的助理技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以波兰人的顽强精神，开始揭露工厂高层管理人员中那些内心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愤怒地用拳头敲击讲台的栏板，操着一口波兰语，向围着他的工人们发表情绪激烈、言词尖锐的演说。

“当然，”他说，“旧世道一去不复返了。咱们的父辈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做牛马已经做够啦。咱们为他们建造宫殿，而这个高贵的伯爵回报咱们的只是让咱们不至于在工地上饿死。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多少年了？跟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样，我们波兰人被波托茨基当牲口使的难道还少吗？可是，伯爵的狗腿子们却在波兰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帮贵族老爷，我们就是要狠狠地收拾，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特日茨基的手划了一个弧形，再次敲击讲台的栏板。

“是谁在我们中间挑起民族仇恨呢？是谁迫使我们自相残杀、血流成河呢？是国王和贵族。自古以来，他们一再驱使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这种一个民族进攻和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惨剧不断发生，多少人就这样丢了命！这是谁的需要呢？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临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令资产阶级丧魂失魄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亲如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建立共和国，但那是苏维埃共和国，连根铲除了波托茨基这类家伙的共和国。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命委员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千万别轻信那些暗藏的蛇蝎，咱们一定会拥有自己的节日！只要咱们工人信念坚定，那就能把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团结起来！”

瓦茨拉夫·特日茨基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说出了这样一番崭新的道理。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年轻人都由衷地向他欢呼。不过年纪大的没敢表态。谁说得准呢？或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讲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上绞架，也难免被撵出工厂。

教育委员由切尔诺佩斯基担任，他是一位清瘦但身材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在当地的教育界中，他是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委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负责革委会的警卫。每天夜晚，院子里，面对着大门架起一挺连着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名手持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朝着革委会走来。她发现一名红军战士年纪特别轻，便问：

“同志，您几岁了？”

“快十七了。”

“是当地人吧？”

红军战士面露微笑。

“对。我是前天打仗的时候才参加部队的。”

伊格纳季耶娃端详着他。

“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一块儿走进篱笆门。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

“您瞧，我给共青团区委物色到了一个头儿。他是当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打量了谢廖扎一眼。

“谁家的孩子？”

“布鲁扎克家……”

“哦，扎哈尔的儿子！行哪，干吧，把伙伴们拧成一股绳。”

谢廖扎惊讶地瞧瞧他们。

“那么连里的事呢？”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甩下一句：

“这我们会安排好的。”

第二天傍晚，本城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来得如此突然而迅速，它占据了谢廖扎的整个身心，把他卷进了生活的旋涡。小伙子把家也给忘了，虽然这个家近在咫尺。

他，谢廖扎·布鲁扎克，现在是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口袋里掏出乌克兰共产党（布）委员会发的白纸证件，上面写着谢廖扎是共青团员、团区委书记。如果还有人将信将疑，那就请看挂在他军便服皮带上的、装在帆布套子里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好朋友保夫卡送的礼物。这相当于最具说服力的证件。唉，可惜保夫卢什卡不在这儿！

谢廖扎整天奔忙，执行着革命委员会交办的各种任务。这会儿，伊格纳季耶娃又在等他。两个人得去火车站为革委会领取书报。谢廖扎快步往外跑。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准备好汽车，在大门口等候着他们。

去车站有一段很长的路。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和谢廖扎谈工作：

“你那一摊子办成了哪些事？组织建立起来了吗？你应该把自己的朋友、把那些工人子弟发动起来。要尽快组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起草一份共青团的宣言，打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到剧院里，开个大会。到师政治部后，我还要介绍你跟乌斯季诺维奇认识。她看样子是抓青年工作的。”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身穿浅褐绿色的新制服，腰里扎着窄皮带。谢廖扎从她那里学到许多新东西，她还答应帮着开展工作。分手的时候，丽塔·乌斯季诺维奇交给他一大捆书籍，还特意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共青团纲领和章程。

伊格纳季耶娃和谢廖扎回到革委会，天色已经很晚了。瓦莉娅正在花园里等着谢廖扎。她劈头盖脸地数落弟弟：

“你怎么不害臊！怎么，你把家完全扔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发脾气。这样下去，会闹出大事来的。”

“瓦莉娅，出不了事的。我是忙得没工夫回家。说实在的，是没工夫。今天也不能回去。现在我得跟你谈谈。到我屋里去吧。”

瓦莉娅简直认不出弟弟了。他完全变了样。仿佛有谁给他充了电似的。谢廖扎让姐姐坐到椅子上，直截了当地说：

“是这么回事。你参加共青团吧。不明白吗？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不相信吗？喏，你看看这个！”

瓦莉娅看过证件，窘迫地望望弟弟。

“我在共青团里能干什么呢？”

谢廖扎两手一摊。

“什么？怕没事干？亲爱的姐姐！我可忙得夜里也不能睡觉。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伊格纳季耶娃说了，得把大家召集到剧院里，给他们详细谈谈苏维埃政权问题，还说我也得发表讲话。我想这可不行，因为我心里明白，不知道该说什么，准会出洋相。哦，好了，你说吧：入团的事怎么样？”

“我不知道。要那样，妈妈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瓦莉娅，”谢廖扎不以为然。“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希望子女都在她身边。她压根儿不会反对苏维埃政权。相反，她是拥护的。可是，她只希望别人上前线打仗，她的孩子别去。可这公平吗？你可记得朱赫来怎么跟咱们说的？瞧瞧保夫卡吧，人家就不管他妈妈怎么想。现在咱们已经获得了挺直腰杆生活的权利。怎么样，瓦莉娅，难道你会拒绝？你入了团那才好呢！你把姑娘们发动起来，我做小伙子们的工作。克利姆卡那个红毛熊，我今天就把他拉进来。瓦莉娅，你到底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喏，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就是讲这事儿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册子，递给姐姐。瓦莉娅眼睛一直望着弟弟，低声地问：

“要是彼得留拉匪兵又来了，那怎么办？”

谢廖扎第一次认真地琢磨起这个问题。

“我嘛，当然跟大家一块儿撤走。可你怎么办呢？妈妈会伤心得不得了。”他不做声了。

“你替我写上名字吧。这样，谢廖扎，别让妈妈知道，也别告诉任何人，你知我知就行。我在各方面协助你，这样比较妥当。”

“可以，瓦莉娅。”

伊格纳季耶娃走进屋子。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娅。我在跟她谈入团的事。她是完全合适的，不过我们母亲那一关很难通过。吸收她入团，同时不告诉任何人，行不行？万一咱们得撤退，那我当然扛起枪就走，可她舍不得扔下母亲。”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边上，仔细地听他说。

“行。这样比较妥当。”

剧院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年轻人，都是被全城张贴的群众大会海报吸引来的。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都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高级小学的男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大会，不如说是为了看节目。

幕布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台上。

他身材瘦小，长着个尖鼻子，他的出现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兴致勃勃地听他演讲。他谈到席卷全国的斗争，号召青年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出言吐语俨然是位演说家，过多地使用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这一类字眼，听众显然听不懂。等他讲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扎接着讲，自己先走了。

谢廖扎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说不出话来。“说什么？怎么说？”他搜寻着合适的话语，却找不到，不由得窘在那里。

伊格纳季耶娃帮了他忙，从桌后小声提醒他：

“谈谈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扎立即谈具体的步骤：

“同志们，你们已经都听到了，现在咱们必须成立一个支部。你们当中谁表示赞成？”

全场寂静无声。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过来帮忙。她给大家讲述莫斯科青年建立组织的情况。谢廖扎站在旁边，一脸尴尬。

大家对组织支部的态度这么冷淡，使他心里挺不痛快，他禁不住向场内投去不友好的目光。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听丽塔讲话。扎利瓦诺夫两眼鄙夷地望望丽塔，悄悄地跟丽莎·苏哈里科说着什么。前排鼻子上扑着粉的几个高年级女中学生一边交头接耳，一边眼珠滴溜溜地朝各处打量。靠近舞台入口处的角落里坐着一伙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扎发现自己认识的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其中。他正坐在脚灯挡板的边上，焦灼不安地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入时的丽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毫无顾忌地跟献殷勤的男生们说着话。

丽塔发觉没有人听她，就赶快结束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接着说。伊格纳季耶娃讲得沉着从容，听众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你们每个人都不妨认真想想在这儿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些同志会以积极的态度参加革命，而不是当旁观者。大门为你们敞开着，就看你们本人往不往里走。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想发言的就请讲吧。”

全场又是一阵沉默。但是，后排有人喊了起来：

“我想说说！”

两眼微斜、像头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朝台前挤去。

“既然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这种事情我决不会拒绝。谢廖扎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扎高兴地笑了。

“同志们，这下看到了吧！”他立刻冲到台中央。“我说过了，这个米什卡是自己人，他的父亲是个扳道工，被火车压死了，米什卡因此失学了。他虽然没念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场内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房老板的儿子，留着梳理精细的耸起一绺的“飞机头”。他拉了拉学生制服，开始说：

“同志们，我表示抱歉。我不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得念完中学呀。如果成立一个体育组织、办个俱乐部什么的，让我们碰碰头、读点书，那是另一回事。至于搞政治，搞到后来会给绞死的。对不起，我想没人乐意干这个。”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台，回到座位上。在他后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激愤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含怒的目光将一排排座位扫视了一遍，使劲地喝问：

“坏蛋，你们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的煤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恼火得浑身发抖，说：

“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爹没娘，无依无靠，蹲在墙根底下要饭。我忍饥挨饿，无处安身。日子过得不如一条狗，跟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成亲生儿子，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识字，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由于他们的启发，我成了布尔什维克，而且到死也不会变心。我清楚地知道在为什么斗争：为我们，为穷人，为工人阶级的政权。可瞧瞧你们，像一群公马在这儿叫个不停。你们根本不知道有两百个同志牺牲在城郊，永远离开了人间……”扎尔基的声音如同绷紧的琴弦那样响亮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在所有的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这种时候，你们却在这儿起哄逗乐。而你们呢，同志们，”他突然转身冲着主席台说，“却把他们找来，”他指指台下，“找这些人来开会。难道他们能理解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接着他对着台下怒喊：“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我们不会求你们的。这种人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最后这句话，跑下台来，对谁也不瞧一眼，径直朝门口走去。

主席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参加晚会。在返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扎沮丧地说：

“简直一团糟！扎尔基说得有道理。咱们找这帮中学生，搞不出名堂来的。只会惹一肚子气。”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截住他的话头。“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必须在工人中间做工作。你要特别注意锯木厂和制糖厂。不过群众大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学生中间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支持伊格纳季耶娃的观点：

“谢廖扎，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来关心每一个新发生的事件。我们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师政治部要在车站开办夏季露天剧场。宣传列车近日就要到达，我们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了。要记住列宁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深夜，谢廖扎送丽塔回车站。临别，谢廖扎紧紧握住她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丽塔几乎难以察觉地微微一笑。

谢廖扎返回市区，顺路回家一趟。

任凭母亲怎样责骂，他都不做声，不反驳。但是父亲刚开口训斥，他就立即反攻，把父亲驳得体无完肤：

“爸爸，你听我说，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你们闹过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押车的德国兵，那会儿你想到家吗？想到的。但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使你非这样干不可。我也想到家的。我知道，万一我们撤退，那么你们会因为我而遭受迫害。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那就翻身了。我不可能待在家里。这一点，爸爸，你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呢？我是在做正当的事情，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拖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妈妈也不会冲着我大喊大叫了。”他那双纯净的蓝眼睛望着父亲，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凳子上，感到局促不安。透过浓密的胡须，他微笑着，露出了黄牙。

“小滑头，你来启发我的觉悟？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皮带抽你了？”

不过，他的话中并没有威吓的口气。他窘迫地犹豫片刻，果断地把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并且说：

“谢廖日卡，开足马力吧。既然你正在上坡，我决不会让你刹车的。只是别抛下我们不管，常来看看。”

夜晚。门半掩着，透出一道亮光，落在台阶上。大房间里摆放着柔软的长毛绒蒙面的沙发和律师用的宽大的办公桌。桌边坐着五个人。革委会正在开会。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羊皮帽、像个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和另外两个革委会委员——身材魁梧的铁路工人舒季克，鼻子扁平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目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嘶哑的嗓音一字一顿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咱们刚到这儿，投机商和小贩就哄抬物价。他们不接受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用临时政府发行的‘克伦斯基’票子。今天咱们就规定出一些固定的价格。咱们心里很明白，没有一个投机商会按照固定的价钱出售。他们会把货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收吸血鬼们的全部货物。干这事儿绝对不能手软。咱们可不能再让工人挨饿了。伊格纳季耶娃警告我们别干得太过火。我说呢，这正是她的知识分子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说的是事实。而且，问题不在那些小商贩身上。我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饭馆老板鲍里斯·索恩家里有个秘密地窖。早在彼得留拉匪徒到来之前，有些大商人就把大批货物堆放在这个地窖里。”他露出讥讽的微笑，意味深长地瞧瞧季莫申科。

“你打哪儿知道的？”季莫申科惊慌地问。他感到懊丧，因为这类情报应该是他季莫申科最先得到，可总是被多林尼克抢先一步。

“嗨嗨！”多林尼克笑了。“老弟，我眼睛尖着呢。不但知道地窖的事情，”他继续说，“我还知道，昨天你和师长的司机一块儿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那发黄的脸涨红了。

“你真是个机灵鬼！”他不得不表示钦佩。但一眼瞥见伊格纳季耶娃皱着眉头，就不吭声了。“这个鬼木匠！他有着自己的‘契卡^【15】’，”季莫申科望着革委会主席，心里嘀咕。

“我是听谢尔盖·布鲁扎克说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个朋友，好像在车站食堂干过活。这个朋友听厨师们说起，以前食堂里需要的东西，全由索恩供应，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昨天，谢廖扎搞到了可靠的情报：地窖肯定有，不过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跟谢廖扎一块儿去吧。一定要在今天搞个水落石出！只要旗开得胜，咱们就有物资供应工人和支援部队了。”

半小时以后，八个武装人员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两个留在外面守住大门。

老板矮矮胖胖，活像一个能装十维德罗的大酒桶，棕红色的胡子硬撅撅的，一条木头假腿橐橐地响着，他低头哈腰走到来人面前，用低沉的喉音问：

“同志们，有何贵干？为什么这么晚了才来？”

索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女儿们，一个个披着睡衣，被季莫申科的电筒光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满身肥肉的老板娘在一边穿衣，一边叹气。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检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几个储藏室和厨房，还有一个大面积的地窖，都仔细地搜遍了，但是没有发现秘密地窖的痕迹。

厨房旁边一个小房间里，饭馆老板家的一个女佣人正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有人进屋也没听见。谢廖扎小心地叫醒了她。

“你是这儿的佣人吧？”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拉起被子盖住肩膀，又用手挡住手电筒光，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惊疑地回答：

“是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扎说明来意就退出去，让她穿好衣服。

宽敞的饭厅里，季莫申科正在盘问一家之主。老板气喘吁吁，喷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要找什么？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在浪费时间。相信我吧，这是浪费时间。我开过饭馆，可如今是个穷人了。彼得留拉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儿把我打死。我非常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我家里只有这么些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时一再摊开又短又肥的双手。布满血丝的眼睛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扎身上，又从谢廖扎身上溜到墙角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焦躁地咬着嘴唇。

“看样子你是想隐瞒下去？我最后一次劝你，还是说出地窖在哪儿吧。”

“哎哟，军官同志，您说什么呀？”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也在饿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哭一场，然而挤不出眼泪。

“饿着肚子，却雇着佣人，”谢廖扎插嘴说。

“哦，哪儿是什么佣人呵！不过是个住在我们家的穷姑娘。她没地方安身。让赫里斯京卡自己对你们说吧。”

“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大声喊。“咱们继续搜！”

天色已经大亮，饭馆老板家里的搜查工作仍在进行。十三个小时的搜查竟然一无所获，季莫申科浑身冒火，已经打算停止搜查了。但是，在女佣人住的小房间里，谢廖扎正要离去，忽然听见那姑娘压低声音说：

“多半在厨房里，在炉子里。”

十分钟后，俄式大火炉被拆开，露出了地窖的铁盖板。一小时后，两吨卡车满载着一桶桶、一袋袋物品，穿过围观的人群，驶离了饭馆老板的家。

炎热的白天，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挎着个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乔姆讲了保夫卡的事，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艰辛异常。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无以为生，只得帮红军战士洗衣服，那些战士就为她弄一份口粮。

有一天傍晚，阿尔乔姆迈着比平时快的步子从窗外走过，才推开门，人还没进屋就忙不迭地说：

“保夫卡来信了。”

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哥哥阿尔乔姆：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不过我正在复原。医生说没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会完全康复的。我可能得到假期，所以出院后将回家一趟。妈妈那儿我没去成，告诉你一件事：我当上了红军，现在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旅长科托夫斯基英勇善战，你们一定也听到过他的名字。像我们旅长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所以我非常敬佩他。妈妈回来没有？如果她在家，就说小儿子向她热烈问候。让你们担惊受怕，还请原谅。

你的弟弟　　

阿尔乔姆，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转告这封信的内容。

——又及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泪流满面。小儿子真粗心，连医院的地址也没写。

谢廖扎常去车站，上那节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的绿色客车车厢。丽塔和梅德韦杰娃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烟，嘴角露出调皮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扎在不知不觉中和丽塔亲近起来。他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书报，还带着一份由短暂的会面所激起的蒙眬的欣喜。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天天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停在铁道上，车身贴满了色彩鲜明的宣传画。宣传列车里白天黑夜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里有个印刷厂，不断地印制出报纸、传单、布告。前线就在附近。这天傍晚，谢廖扎偶然来到露天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发现了丽塔。

深夜，他送丽塔回车站，师政治部工作人员都住在车站上。谢廖扎连自己也觉得突兀地问：“丽塔同志，我怎么老是希望看到你呢？”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好！每次见面以后，劲头更足了，只想不停息地工作。”

丽塔站定了。

“布鲁扎克同志，这样吧，咱们说好，今后你别作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扎顿时脸涨得通红，像个受到训斥的小学生。

“我把你当知心朋友才说的，”他说，“而你却对我……难道我说了反革命的话？丽塔·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我往后当然决不会再说！”

他匆匆握了一下丽塔的手，逃也似的跑回城区去了。

接连几天，谢廖扎没有到车站上去过。每当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的时候，他都推脱掉，说工作太忙。实际上呢，他工作也的确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途中，有人在大街上朝他打黑枪，那一带住的都是制糖厂的高级职员、波兰人。为此进行了几次搜查。搜出了毕苏斯基^【16】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扎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

“你怎么了，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你想让私人的交谈影响工作吗？同志，这可不行啊。”

于是，谢廖扎一有机会又跑到绿色车厢里去。

后来，谢廖扎去参加一个县的代表大会。热烈的争论进行了两天。第三天，他和全体代表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树林里追剿漏网的以彼得留拉军官扎鲁德内为首的匪帮，追了整整一昼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儿遇到了丽塔。他送她回车站。临别，谢廖扎紧紧握住她的手。

丽塔生气地把手抽回。又是很长一段时间，谢廖扎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里去。他故意不同丽塔见面，甚至有事需要面谈，他也避开。后来，丽塔坚持要他为自己的做法解释，他就恼火地说：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呢？你又要扣帽子，说我有小市民习气，或者说我背叛工人阶级。”

高加索红旗师的列车抵达车站。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驱车来到革委会。扎着武装带的瘦高个儿冲着多林尼克吆喝：

“你什么也别跟我解释。给一百大车草料。战马快饿死了。”^［8］

谢廖扎和另外两名红军战士奉命去征集草料。他们在一个村子里碰上了富农组成的匪帮。两名战士被解除武装，揍得半死。谢廖扎由于年龄小，人家才稍稍留情。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三个送回城里。

一队战士奉命前往那个村子。第二天征集到了草料。

谢廖扎不愿意让家里知道了担忧，所以躺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丽塔来了。在这个晚上，谢廖扎头一次感觉到丽塔握他的手是那么亲切，那么有力，他可不敢这样握。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扎跑进车厢，把柯察金的来信念给丽塔听，还讲述了这个好朋友的经历。临走，他脱口而出：

“我要去树林，到湖里洗个澡。”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住他：

“等一等，一块儿去。”

他们来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下脚步。湖水温暖，清澈，诱人。

“你到路口去等一会儿。我要洗个澡，”丽塔吩咐。

谢廖扎在小桥边的石头上坐下，脸朝着太阳。

背后传来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马诺娃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在大路上走着。丘扎宁很漂亮，身穿考究的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登吱吱响的软皮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边走边谈。

谢廖扎认出了冬妮亚。上次替保夫卢沙送纸条来的就是她，冬妮亚也盯着谢廖扎看——显然她也认出来了。谢廖扎等他们走到身旁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信，叫住冬妮亚。

“同志，请等一下。我这儿有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过去。冬妮亚抽出手来，接过信来看。信纸在她手里微微颤动。冬妮亚把信还给谢廖扎，问：

“除了信上写的，您还知道别的什么情况吗？”

“不知道，”谢廖扎回答。

后面，丽塔正朝他们走来，脚下有块碎石响了一下。丘扎宁看到丽塔，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咱们走吧。”

丽塔用鄙夷、讥讽的口气叫住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的人找了您一整天了。”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我不在，工作照样进行。”

丽塔望着冬妮亚和军官的背影说：

“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骗子撵走的！”

树林在喧响，一棵棵橡树晃动着巨大的树冠。湖中碧波粼粼，令人神往。谢廖扎情不自禁也想洗个澡。

洗完澡以后，谢廖扎在离林间小道不远处找着了丽塔，她正坐在伐倒的橡树上。

他俩边走边谈，进入树林深处。他们走到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见这儿碧草茂盛，决定休息一会儿。林子里静悄悄，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丽塔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曲起一条胳膊枕在头底下。她那两条修长匀称的腿，连同一双补了又补的旧皮鞋，隐没在高高的草丛中。谢廖扎无意间朝她的脚上瞥了一眼，看到她皮鞋上那些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瞧瞧自己的靴子，张着个大窟窿，露出了脚指头，不由得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谢廖扎指指靴子：

“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以后怎么打仗？”

丽塔没有回答。她轻轻嚼着草茎，另有所思。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混在咱们党里的……这阵子，前线的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长期经受激烈战斗的考验。”她沉默片刻，又接着说：“谢尔盖，咱们不但要用嘴宣传，而且要拿起枪战斗。你可知道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照我的估计，谢尔盖，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扎听她说着，惊讶地在她的嗓音里捕捉到一些异乎寻常的语调。丽塔那一双水汪汪的黑眼睛一直凝视着他。

谢廖扎几乎忘情地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宛如镜子，从中能看到一切，不过他及时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丽塔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呢？”

谢廖扎懊丧地摸摸一无所有的皮带。

“被村子里那帮富农抢去了。”

丽塔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支亮闪闪的勃朗宁手枪。

“谢尔盖，看见那棵橡树吧？”她用枪口指指二十五步开外那布满裂纹的树干，随即将枪举到眼前，几乎没有瞄准便射击了。被打碎的树皮纷纷撒落。

“看见没有？”她颇为得意地说，接着又开了一枪。树皮再次簌簌地往下掉。

“给，”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扎，讥讽地说，“看看你的枪法吧。”

谢廖扎开了三枪，有一枪偏了。丽塔露出微笑。

“你的枪法比我想象的好。”

丽塔把枪放到地上，在草丛中躺下，制服下面突现着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

“谢尔盖，到这儿来，”她轻声招呼。

谢廖扎挪近她。

“看到天空了吧？天空碧蓝。你的眼睛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的颜色。碧蓝色似乎过于温柔。”

丽塔突然紧紧搂住谢廖扎头发淡黄的脑袋，不容反抗地吻他的双唇。^［9］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悄悄降下，给树林裹上一层黑纱。师司令部的报务员俯身在嘀嗒响着的电报机上，收取纸带。狭长的纸带从他的手指间蜿蜒地滑过。

由点和短线所表示的字句很快写到了电文纸上：

第一师师参谋长并抄送舍佩托夫卡市革委会主席：

我命令：接此电后十小时内撤出该市一切机关。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员N团团长指挥。师司令部、政治部及所有军事机关，均撤至巴兰切夫车站。执行情况请上报。

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亮着电石灯的摩托车沿着寂静的街道飞驰。它突突突地喘息着，停在革委会的大门口。骑摩托车的通信员把电报交给了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于是，大家奔忙起来了。特务连在集合整队。过了一小时，几辆满载着革委会的物品的马车驶过市区。波多尔斯克车站上，人们忙着把物品装进车厢。

谢廖扎听了电报的内容即去追赶通信员。

“同志，能带我上车站吗？”他问驾驶摩托车的通信员。

“坐在后面吧，可得抓牢。”

宣传鼓动科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扎在离车厢十步远的地方抓住了丽塔的双肩。他有一种失去无价之宝的感觉，喃喃地说：

“丽塔，再见，我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千万别忘了我。”他真怕自己马上就要失声痛哭。必须走了。他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紧握着丽塔的手，握得她生疼。

第二天早晨，小城和车站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最后一列列车要离开了，机车鸣响汽笛，仿佛是在告别。在车站后面的铁道两侧，留守本城的那个营布置了警戒线。

枯黄的树叶凋落了，树木光秃秃的。风卷起落叶，在大路上静悄悄地打转。

谢廖扎穿着军大衣，身上束着帆布子弹带，同十个红军战士一起据守在制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他们等待着波兰军队进犯。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敲敲邻居盖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家的门。这个邻居还没有穿好衣服，从敞开的门里探出头来。

“出什么事了？”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指扛着枪行进的红军战士，向朋友使了个眼色：

“撤走了。”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忧心忡忡地瞧瞧他：

“波兰人的旗子是什么样的，您可知道？”

“好像有只独头鹰。”

“哪儿弄得到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恶狠狠地搔了搔后脑勺。

“他们倒轻松，”他琢磨了一会儿，说，“占领了，又撤退了。咱们却要为讨好新政权而大伤脑筋。”

机枪哒哒哒的射击声打破了寂静。车站附近突然响起机车的汽笛声，同时从那边传来沉闷的炮声。重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落在工厂后边的大路上。顿时，暗蓝色的硝烟遮蔽了路旁的灌木丛。一排排眉头紧锁的红军战士默默地沿着街道撤退，不时回头张望。

谢廖扎脸上淌着凉丝丝的泪珠，他慌忙擦干泪痕，扭头看看同志们。还好，没有人看见。

锯木厂工人、瘦高个儿的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和谢廖扎并肩走着。他的手指放在步枪扳机上。安捷克紧皱双眉，心事重重。他和谢廖扎的目光相遇了，便诉说起内心的忧虑：

“咱们的亲属要遭到迫害了，特别是我家。他们会说：‘是个波兰人，却跟波兰大军对抗。’他们会把我的老父亲撵出锯木厂，还会鞭打他。我劝老父亲跟咱们一道走，可他舍不得丢下这个家。唉，这帮该死的东西，恨不得快些碰上他们！”安捷克焦躁地把遮住眼睛的军帽往上推了推。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并不整洁美观的小城，连同你那些简陋的房舍和坑坑洼洼的公路！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瓦莉娅！再见了，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凶恶的异族侵略者、残酷无情的波兰白军逼近了。

穿着油污的衬衫的机车库的工人们以忧愁的目光送别红军战士。

“同志们，我们还会回来的，”谢廖扎激动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