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饭店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高高的个子，胳膊上戴着印有“警卫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塔问。

高个子一本正经地回答：

“是的！有什么事？”

“请让我进去。”

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他打量着丽塔，问：“您有证件吗？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塔从手提包里取出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子念出几个字：“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那官腔马上收起，变得很热情，跟“老熟人”似的。

“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塔从一排排椅子中间走过去，看到一个空座位，就坐了下来。看样子，代表会议快要结束了。丽塔注意地听会议主席的讲话。她觉得声音很熟悉。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还有两个小时，大会就要开始。请允许我再一次核对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塔认出这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名字。

他叫到谁，谁就举一下手，手里拿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

丽塔聚精会神地听着。

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丽塔回头朝举手的人那边望去。隔着一排排代表，看不到码头装卸工那熟悉的面庞。名字念得很快，又听到一个熟人——“奥库涅夫”，紧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塔看到了扎尔基。他就坐在侧面不远处。这是他的侧影……错不了，是扎尔基。丽塔几年没看见他了。

名字在一个个念着。突然，一个名字使丽塔打了个寒战。

“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一只手举起又放下。说也奇怪，丽塔·乌斯季诺维奇很想见见这个和自己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斜视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偏偏所有的后脑勺看上去全是一个样。丽塔站起来，沿着靠墙的过道，朝前排走去。阿基姆念完了名单。会场上响起一片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回荡着年轻人的笑声。阿基姆在喧闹声中大声叮嘱：

“大家别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大厅出口处，人们挤成一堆。

丽塔明白，在这股人流中，她要找出一个名单上念到的老朋友很困难。只有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她让最后一群代表从身边过去，自己走向阿基姆。突然，她听见后面有人在说：

“怎么样，柯察金，老朋友，咱们也走吧！”

接着，一个熟悉得令人难忘的声音在回答：

“走吧。”

丽塔赶紧回头看。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材颀长，脸色微黑，穿着浅褐绿色军便服，腰间系着窄皮带，下面是蓝色马裤。

丽塔望着他，两眼睁得圆圆的。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唤一声“丽塔”，她才恍然大悟，这确实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等于把一切都告诉了保尔：丽塔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空荡荡了。通衢要道——特维尔大街上的喧闹声从敞开的窗户涌入。时钟洪亮地敲了六下，可他俩都觉得，会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两个人沿着宽阔的台阶走向门口。她又一次看看保尔。如今保尔高出她半个头，依然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显得更刚毅，更沉稳了。

“瞧，我竟然还没有问你在哪儿工作。”

“我现在是地区团委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成了‘机关老爷’了。”保尔说着，微微一笑。

“你碰到过杜巴瓦吗？”

“是的，碰到过。只是那次见面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

他们来到大街上。这儿，车水马龙，喇叭轰响，人声鼎沸。两个人几乎没有交谈，心里想着同一件事，就这样走到了大剧院。剧院周围，人山人海。大家兴奋而执拗，竭力涌向剧院石砌的大厦，企望挤进红军战士守卫着的大门。然而卫兵铁面无私，只放代表进入。代表们自豪地亮出证件，穿过警戒线。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拿到列席证，却都千方百计想进去参加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机智灵活，混在一群代表中间，举着冒充代表证的红纸片，有时候居然也挤到了大门边。有几个甚至溜进了大门。为贵宾和代表们引座的值班中央委员或警卫长发现他们后，便立刻把他们赶出来。这使大门外的那些“无证代表”特别开心。

希望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塔和保尔好不容易才挤到大门口。乘坐电车、汽车来的代表全都抵达会场。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也是共青团员的红军战士渐渐挡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靠着墙壁。大门口喊声震耳。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叫恰普林^【18】和萨沙·科萨列夫^【19】出来，他们准会让我们进去！”

“老弟，往前挤呀，咱们快胜利了！”

“加——油！加——油！”

有个小伙子，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像泥鳅一样灵活，随着保尔和丽塔闪进大门。他躲过警卫长，一溜烟跑进休息室，钻到一群代表中间，转眼就不见踪影。

他俩进入了正厅，丽塔指着圈椅后边的座位说：

“就坐这儿吧。”

两个人在角落里坐下。^［28］

“我有个问题，希望得到答案，”丽塔说。“虽然这已经成为往事，但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突然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友谊呢？”

虽然保尔和丽塔一见面，就知道对方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此刻他还是感到尴尬。他们四目相对，保尔明白了：丽塔是知道原因的。

“丽塔，我想你完全清楚。这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现在我只能为这个责备保夫卡。总的来说，柯察金一生中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塔微微一笑。

“这是很好的开场白。但我等待回答。”

保尔轻轻地说：

“在这件事情上，有错的不仅仅是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有的书，塑造出革命者光彩夺目的形象。他们性格刚强、意志坚定、无私无畏、献身于事业，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使我产生了要做他们这样的人的愿望。所以，我正是学‘牛虻’的样子，处理对你的感情问题。现在我觉得这挺可笑，但更多的是遗憾。”

“这样看来，你对‘牛虻’的评价已经改变了？”

“不，丽塔，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以自我折磨来考验意志的不必要的悲剧成分。然而我赞同他的主要方面——他的勇敢精神、非凡毅力。我钦佩这种类型的人，他们能忍受痛苦，不在任何人面前叫屈。我喜欢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心目中，个人的事情绝对不能和集体的事业相提并论。”

“保尔，这番话三年前就该说的，你现在才说出来，只能留下遗憾了，”丽塔面带若有所思的微笑说。

“丽塔，你说遗憾，是不是因为我始终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可能更进一步？”

“不，保尔，你原本是可以更进一步的。”

“这能够补救。”

“晚了一点儿，牛虻同志。”

丽塔这样戏称保尔，自己也不由得微微一笑，然后作了解释：

“我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的爸爸和我情投意合。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如今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碰了一下保尔的手。不过她立刻明白，这个表示关切的动作是多余的。没错，这三年来，他并非仅仅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塔从保尔的眼睛里看出，他此刻心里很懊恼，但他毫不做作、真诚地说：

“无论如何，我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塔站起身来。该坐到前面去，离主席台近一些。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

乐队奏响乐曲。一条条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亮闪闪的大字仿佛在呼喊：“未来属于我们”。包厢、楼座和正厅的数千个位子已经坐满。数千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形成一股永不枯竭的原动力。在宽敞恢弘的剧院里，伟大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中的最优秀分子相聚一堂。几千双放光的眼睛反映出在厚重帷幕上方闪闪发亮的大字——“未来属于我们”。

人流仍在涌入会场。再过几分钟，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将徐徐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极为庄严的时刻，将克制不住起伏的心潮而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革命的伟大和威力，柯察金是空前强烈、空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他这个保卫者和建设者，是生活送他到这里，参加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他感到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欢乐。

大会的议程排得满满的，与会者从清早到深夜都没有一点空闲。直到最后一次会议，保尔才又见到丽塔。他看见丽塔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29］

“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赶回去，”丽塔说。“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临别时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准备交给你两本旧日记，还有一封短信。你看完后，把日记寄还给我。我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你看了日记就全知道了。”

保尔握握她的手，又凝视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她的容貌铭刻在心中。

第二天，他俩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塔把一个小包和一封信交给他。周围全是人，因此他俩告别时都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两眼里看出浓浓的情意和淡淡的伤感。

一天以后，他们分别乘上列车，各奔东西。

乌克兰代表分坐几节车厢。柯察金和基辅小组在一起。晚上，大家都睡下了，奥库涅夫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鼾声。保尔凑近灯光，拆开了信。

保夫卢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这样写下来更好些。我只有一点希望：别让我们在大会前谈的那件事给你的生活带来痛苦。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相信你说的话。我看待生活，并不拘泥于形式。有时候，当然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私人关系方面可以有例外，只要那是出于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你是可以得到这种例外的。然而，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刚刚萌生，我便打消了。我觉得，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欢悦。保尔，你对自己不要太苛求。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还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一点也不担心的。紧握你的手。

丽塔　　

保尔沉思默想着，把信撕碎，然后两手伸出车窗，让碎纸片随风飘散。

第二天早晨，他包扎好两本已经看完的日记。在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都下车了。奥库涅夫要到基辅去接留在安娜家的塔莉娅。潘克拉托夫已经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也要去办事。保尔决定顺便去看看扎尔基和安娜，于是和他们一同前往基辅。他去邮局给丽塔寄日记本，耽搁了片刻，回到站台，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电车把他送到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敲左面的门，那是安娜的房间。没人应声。大清早，安娜不可能这么早去上班。保尔想：“大概还在睡觉。”这时候，旁边的门打开了。睡眼蒙眬的杜巴瓦从门里出来，走到楼梯台上。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黑，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洋葱味道。保尔嗅觉灵敏，立刻闻到一股酒气。透过半开的房门，保尔瞥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准确地说，是瞥见女人的肩膀和一只光脚。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一脚把房门踢上。

“你怎么，来找安娜同志吧？”他眼望墙角，嗓音沙哑地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

保尔皱起眉头，探究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怒容满面。

“这我可懒得管。”他打了个嗝儿，恶毒地说：“你来安慰她吗？好啊，正是时候。位子现在空出来了，行动吧。她不会拒绝你。她在我跟前不止一次说过，她挺喜欢你，或者，娘儿们还有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你们马上可以灵与肉都结合起来。”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克制着自己，声音不高地问：

“米佳伊，你居然走到了这一步？没想到会看见你变成这样的下流东西。你曾经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干吗要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往墙上一靠。看来，光脚站在水泥地上，他感到冷，所以身子蜷缩着。门敞开了，一个睡眼惺松、面颊浮肿的女人探头张望。

“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砰地把门关上，用身体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头……”保尔说。“你让什么人待在身边？这会落个什么结果？”

杜巴瓦显然不想再谈下去，提高嗓门喊道：

“连我该跟什么人上床，你们也要发指示吗？我听厌了这些说教！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吧！你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米佳伊，把这个女人赶走，我要跟你最后谈一次……”

杜巴瓦的脸色阴郁了。他一转身，走进房间。

“咳，坏蛋！”保尔压低嗓门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急速变化着，总是让看来单调的日子充满崭新的内容。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首次成了辽阔疆土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紧张地、英勇地劳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那些被废弃的工厂，不久前还毫无生气，满目凄凉，如今已经看得见烟囱在冒烟。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像一晃而过。他不会慢条斯理地过日子，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晨光，也不会在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他自己抓紧分分秒秒，也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多花时间睡觉，常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在深夜还透出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埋头读书。他们是在学习。两年当中，他们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懂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拉兹瓦利欣突然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省委派他前来，并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团委书记。当时，保尔出差去了。委员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任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没说什么。

过了一个月，保尔突然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视察。他发现的问题不算很多，但已经有这样一些事实：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拍马奉承的人，而且排挤正派的年轻干部。保尔在会上介绍了这些情况，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不料保尔突然提出：

“开除他，不准再入团。”

这使大家吃了一惊，觉得处分过重。保尔重申：

“开除这个坏蛋。此人原是学生中的败类。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混在革命队伍里为非作歹。”保尔讲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劣迹。

“我强烈抗议柯察金的指摘。这是公报私仇，想陷害我的人多的是。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得有真凭实据。我也可以无中生有，说他搞过走私活动，那是不是就应该开除他呢？不行，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叫大嚷。

“等着吧，会提出证据的，”保尔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使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体质差些的去了海滨。这个季节，谁都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替伙伴们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费，让他们去休养。他们出发的时候，面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很愉快。他们的工作压在了保尔肩上。于是他埋头苦干，犹如一匹驯顺的马，拉着大车爬坡。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有人离开，工作却不能停顿。这样，保尔就得守在岗位上，一天也不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的肉体带来许多痛苦。

今年，他盼望夏季快到，心情格外迫切。他感到特别难受，甚至不得不暗自承认，精力一年比一年差了。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是个残废，无法胜任繁重紧张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者。

地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是位老医生，做过地下工作。有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的气色不好。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健康状况怎么样？八成儿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朋友，你应当检查一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太忙，没去医务委员会。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好说歹说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作了认真全面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与检查）。检查的结论是：

医务委员会认为，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写着一长串病名，是用拉丁文写的。保尔从中只了解一点：他的主要问题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到党委会上讨论，没有任何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不过，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他再离去。他担心团委的工作瘫痪下来。对这一点，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只有三个星期了，保尔就要得到一生中的头一次休假。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疗养证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

这些日子，保尔加紧工作。他召开地区团委会全体会议，并且不顾劳累，把一切安排妥帖，以便走得安心。

保尔要去休养了，要去看看至今从没见过的大海了。恰恰在临行前夕，他意外地遇上一件既荒唐又可恨的事。

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柜后面敞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柜后面，看不见他们，不过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法伊洛，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个子，很漂亮，有一种军人的气派。保尔多次听人说，此人爱酗酒，见了漂亮女孩子就盯住不放。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描述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每天能砍十来颗。保尔很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得跟泪人儿似的，诉说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不料同居了一星期之后，再也不理睬她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赖得干干净净。那女孩子没有证据，但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时候，走进办公室的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有什么新花招了吧？”

发问的是格里博夫，他跟法伊洛是朋友，是一丘之貉。格里博夫不知怎么当上了宣传员，其实他极其浅薄，庸俗不堪，是个大傻瓜。不管什么场合，他都要亮出头衔来，向人家夸耀一番。

“你可以祝贺我：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这美事儿成不了呢。不，哥儿们，只要我盯上谁，你就放心吧，准能……”接着，法伊洛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怒不可遏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地区党委的妇女处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儿来的。他们一块儿工作，成了好朋友。每一个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的妇女，她都热情接待，亲切关怀。在同事们中间，她是很受尊敬的。科罗塔耶娃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吹牛吧？她可不像那种……”

“我吹牛？你太小看人了吧？再好的鲜花我也采到过。只要有本事嘛。对付不同的人得用不同的手腕。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不过说实话，那是便宜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掌握心理是关键。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老弟，这是一门学问，我在这个领域可算得上是个教授啰。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笑得喘不过气来。一小群听众怂恿他说下去。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听细节。

保尔站起来，攥紧了拳头，只觉得心在怦怦地猛跳。

“想不费吹灰之力，靠上帝保佑，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放过她吧，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跟格里博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呢。呣，我就开始运用智谋了。我去找她，找了一次又一次。可她对我没好脸色。原因很清楚，外面传播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多半她也听到了……一句话，侧面进攻失败了。于是我来个迂回，迂回包抄，哈哈！……告诉你吧，我跟她说，自己打过不少仗，杀过不少人，到过许多地方，吃过许多苦头，但直到如今没遇上一个知心的女人，生活得像一条孤零零的狗，得不到一点关爱，得不到一点柔情……诸如此类的话，我编了一套又一套。总而言之，反复攻她的弱点。我在她身上下的工夫可大了。有一阵子心里琢磨，见他妈的鬼，不再装模作样地演戏了。然而这事关信念，为了信念，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得手。我的忍耐得到了回报——我到手的不是个婆娘，而是处女。哈哈哈！……真滑稽！”

法伊洛还在继续讲下流的故事。

保尔后来回想不起，自己是怎样突然冲到了法伊洛面前。

“畜生！”保尔怒喝。

“我是畜生？你偷听别人说话，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脯：

“你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原来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子，一下子就把法伊洛击倒在地上。幸亏保尔衣袋里没有枪，法伊洛才保住了性命。

于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就在预定前往克里木的那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市剧院里。宣传鼓动处里发生的事件使大家感到震惊。审判发展成一场生活道德方面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的辩论，倒使审案成了次要的内容。案件变为一个信号。在法庭上，法伊洛态度嚣张，断然拒绝回答问题。他面带无耻的冷笑，声称人民法院会审理此案，柯察金打破他的头，理应判处强制劳动。

“怎么，你们想借题发挥，攻击我吗？你们想硬加给我什么罪名都行，我不在乎。至于一帮娘们在这儿对我大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对她们从来不屑一顾。那件事情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找柯察金这个疯子算账。现在这里的事缺了我也可以解决。”说完，他就离开了。

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情况。保尔说得很平静，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里议论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我做工作，曾经拳头用得多，脑子用得少，但那是好几年以前。这次又出了岔子，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清醒过来。近几年来，这是我唯一一次表现出游击习气。虽然他挨打是活该，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举动。法伊洛干的勾当，是我们共产党内生活中的一种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同时又是一个无耻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不会对这种现象视若无睹。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也就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党员们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参加那次谈话的另外几个人承认了错误，接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谈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警告处分，全场哗然，一致反对。检察员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后，保尔乘上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经过保尔的再三请求，地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另行委派工作。他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鉴定，就上车了。阿基姆是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去找他，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只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面写着：“具备党员应有的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容易发怒，不能自制，其原因是神经系统严重受损。”

“保夫卢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了这一条。你别不痛快。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岔子。到南方去，把精力恢复一下吧。等你回来，咱们再谈你的工作安排。”

说着，阿基姆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一个个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潋滟，一幢幢楼房爬满了葡萄藤。疗养员身穿白色疗养服或游泳衣。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保尔的姓名。他住进位于角落上的一幢建筑物的宽敞的房间里。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一片寂静。保尔洗过澡，换了衣服，神清气爽，径直跑向海边。

放眼望去，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光滑的大理石，壮丽而宁静，浩浩茫茫，消融在远方淡蓝色的轻烟中。仿佛熔化了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一片火焰似的金光。透过晨雾，远处山峦的轮廓依稀可见。保尔迎着清新的海风，深深地呼吸着，双眼久久地凝视着辽阔而静谧的蓝色海面。

懒洋洋的微波细浪，舐着海边金黄的沙滩，亲昵地、悄悄地爬到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