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只圆鼓鼓、有猫头大小、周围深红中间绿的章鱼眼睛在闪闪烁烁地发亮。章鱼伸出几十条腕足,像一团蛇在蠕动,上面的鳞片沙沙作响,令人讨厌。保尔看见章鱼近得几乎碰到自己的双眼,腕足在他身上攀爬,凉冰冰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尖刺,刺入他的脑袋,像水蛭似的一伸一缩,吮吸着他的鲜血。他感到自己体内的血液流走了,那章鱼便渐渐膨胀起来。章鱼的毒刺不停地吸着,他头上被刺的地方疼得刺骨钻心。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声。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

    “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在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被刺过的地方依然疼痛。他觉得谁的手指在触摸他的手腕。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怎么这样热?大概是妈妈把炉子烧得太旺。又有人在说话:

    “这会儿脉搏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睁开眼睛。他心里像一团火,热得很难受。

    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爬起来喝个痛快。可怎么起不来呢?他想动一下,立刻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告诉她:“我要喝水。”什么东西在他旁边蠕动。是章鱼又来了吗?正是它,它眼睛的红光……

    远处又传来轻轻的说话声:

    “弗罗霞,拿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保尔使劲儿回想,但是一用脑子,便又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再次传来说话声:

    “他好像在苏醒。”

    接着,那柔和的声音显得更清晰、更近了。

    “伤员同志,您想喝水吧?”

    “怎么我是伤员?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得了伤寒: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抬起眼皮,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窄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面前一个红色的球,然而这个球又让一团黑影挡住了。这团黑影向他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了硬硬的玻璃杯口和沁人心脾的液体,心头的火逐渐熄灭了。

    他满足地低声说:

    “现在好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是他上方的那团黑影在问。这当儿,他又昏昏欲睡,不过还来得及回答:

    “看不见,可听得见……”

    “谁想到他能活过来呢?可您看,他居然摆脱了死亡。生命力顽强得惊人。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自豪。他全靠您精心护理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激动地回答:

    “哦,我太高兴了!”

    昏迷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苏醒了。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愿死亡,体力在慢慢地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一切都显得新鲜,不平常。只是他那沉重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丝毫动弹不得。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了,手指也能屈能伸了。

    正方形的小房间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这是她用秀丽的斜体字写的简短的日记: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卫生列车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靠窗的床位上。他只有十七岁。一个纸口袋交到了我手里。纸口袋里有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一小包证件。他叫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证件有:破损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967号团证[12],残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摘录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着:嘉奖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此外,还有一张显然是他亲笔写的纸条: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亲属:舍佩托夫卡城,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乔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昏迷不醒。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医生将替他做检查。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击穿,造成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球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如果还有希望消肿,就先别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这样做完全出于美感。如果小伙子能活下来,那为什么要摘除右眼使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必须一直有人守护在他身边。我为他花了很多时间。他这么年轻,我很怜惜他。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也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待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的胡话,有时候他像在讲故事。我从中知道了他的许多经历。不过,有时候他乱骂人,骂得很粗野。我听着他的骂人话,不知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醒不过来了。这老头生气地嘟哝:“我不懂,他几乎还是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接受他呢?真让人生气。”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危重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守在他身旁,几乎寸步不离。原来她认识他,以前他们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特别体贴入微!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九月二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我特别高兴。我护理的伤员柯察金清醒了。他活过来了。危险期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表达的。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繁忙的工作中,最愉快的就是看到病人恢复健康。他们总是像孩子似的依恋着我。

    我和他们的友谊真诚而纯朴。所以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会掉眼泪。这有点可笑,然而确实如此。

    九月十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轻伤,很快就会痊愈,然后要回家一趟。其实他大量失血,脸色白得像棉花,身体还非常虚弱。

    九月十四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的笑容很可爱。平时他却严肃得跟年龄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弗罗霞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当然,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去,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

    “医生,您手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没有说,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抓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忍受力使我们这些医生都吃惊。

    在类似情况下,伤员一般都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抹碘酒,他把身子挺得像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晕过去,但是从来没有呻吟过。

    大家都已经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哼哼起来,那就是他失去知觉了。他怎么能如此刚毅呢?我不知道。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柯察金头一次坐着轮椅,被推到医院的大阳台上。他那么兴奋地望着花园,那么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炯炯有神,转动灵活,它观察着一切,俨如头一次看到这个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我见到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非常漂亮。她们要见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马诺娃和塔季扬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一再呼唤过。我允许她们探视。

    十月八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需要搀扶能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说快了。每逢探视的日子,那两个姑娘总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呻吟过,而且决不肯呻吟。他是这样回答我的:“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互相亲热地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额头还包扎着。一只眼睛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跟正常的一样。跟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心里很难过。

    事情总是这样:伤员痊愈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还不如瞎了左眼,现在我怎么打枪呢?”

    他还想上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开头就住在冬妮亚寄居的塔季扬娜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共青团召开大会,保尔请冬妮亚也去参加,冬妮亚同意了。但是,等她换好衣服走出房间,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高雅,那么别出心裁,使保尔不敢带她去见自己的伙伴们。

    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穿戴,她满脸不高兴。

    “我从来不喜欢跟别人一样打扮。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下。”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褪色的制服或短上衣。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尴尬。伙伴们都把冬妮亚视为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因此故意用轻蔑、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旁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斜眼瞧瞧冬妮亚,问:

    “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吧?”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那副打扮咱们瞧着刺眼,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动。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带她来。懂吗?她并不是跟咱们敌对的。要说穿戴,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判断一个人吧。同志,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刺儿。”

    他本来还想说几句难听的,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所说的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就把所有的怨气都转到冬妮亚身上。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摆这个威风?”

    这天晚上,友情开始出现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情谊在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其间的每一次会面、每一次交谈,都使他们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越来越不能容忍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

    两个人都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们来到枯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花园里,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在面前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拖着两条宽大的驳船,从高大的桥下逆流缓缓航行,明轮的翼板懒洋洋地拍打着河水。夕阳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将房子的窗玻璃染成明亮的火红色。

    冬妮亚眼望金黄色的落日余晖,带着深深的伤感说:

    “难道咱们的友情真的要像这落日那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紧皱着眉头低声回答:

    “冬妮亚,这个咱们已经谈过了。你该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卢沙了。[13]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决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我首先属于党,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哀怨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满泪水。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影和浓密的栗色柔发,对这个曾是那样亲近可爱的姑娘涌起一股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通通抛开,到我们这边来吧。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他们和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千斤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万般艰苦。她们也许没有你那样的文化水平,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他是红军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你那天为什么要打扮得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呢?你说你不愿意随大溜,穿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思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在我的记忆中,你的形象永远美好。”

    他沉默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签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不由得心里一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朱赫来的办公处,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见当年的水兵。他软磨硬缠,弄得卫兵要把他抓起来。最后他总算如愿以偿。

    他们见了面,彼此都惊喜。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被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朱赫来说:

    “你既然上不了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红军撤离华沙被波兰人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得以存在。建立波兰苏维埃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未能实现。

    血迹斑斑的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保尔没能回乡探亲,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成了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人占领,他闷闷不乐。

    “费奥多尔,要是就这样停战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肯定会沿戈伦河划分,那么舍佩托夫卡会留在咱们这一边。很快就会知道结果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这是因为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20】乘机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便把军队调往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最后的反革命巢穴。

    军用列车满载着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经过基辅驶向南方。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列车连续不断地涌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腾不出线路,整个交通便常常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电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根据战斗命令……立即腾出路轨……”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审判。

    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正是铁路肃反委员会。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告诉他们这是办不到的吧,他们谁都不愿意听,都说:“不管怎么着,你也得先把我的车发走!”然后叫骂连天。遇到特别棘手的情况,就赶紧让朱赫来出面。于是,火冒三丈、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就平静下来了。

    朱赫来那魁梧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不容反驳的口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的手枪插回枪套。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看见谢廖扎·布鲁扎克在一节满载着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扎立刻跳下车来,扑向保尔,差点儿把他撞倒。谢廖扎紧紧抱住保尔,说:

    “保夫卡,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互相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分别以来,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彼此询问着,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见。直到列车慢慢开动,他们才松开紧紧搂着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相见,又得分别。火车在加速。谢廖扎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车厢的门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了进去。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姐姐瓦莉娅牺牲的消息。谢廖扎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在意外见面的惊喜中,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这一路上可以心境平静,”保尔这样想。他没有料到,这是他和朋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刻谢廖扎站在车顶上,挺起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谢廖扎,坐下吧,”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战友多罗申科劝他。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吹才凉快,”谢廖扎笑着回答。

    一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一颗流弹从远处飞来。

    他被击中,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跨了一步,胸口疼得火辣辣的,仿佛被撕裂。他身子晃动了一下,没有喊叫,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仿佛要一跃而起,随即僵硬的身体便摔倒在地上了。他那蓝色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繁重工作使保尔原本就没有完全复原的身体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他连熬了两个通宵之后终于晕倒了。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换个工作,你看可以吗?我希望去铁路工厂干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比前线更紧张。这两天搜捕苏特里匪帮的工作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脱离这个工作,休息一下。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站都站不稳,干不好肃反工作。”

    朱赫来关切地看看保尔:

    “是呀,你的面色很不好,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关心不够。”

    这次谈话以后,保尔带着介绍信来到团省委。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笑眯眯地向保尔挤挤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吸引人的机构。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安排个工作。我们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愿意去吗?不去?不应该。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是个好去处,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这个小伙子:

    “我想到铁路上去,进铁路工厂。”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看他:

    “进铁路工厂?嗯……那儿并不需要人。这么着吧,你去找丽塔·乌斯季诺维奇,让她给你安排一下。”

    保尔同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一谈就妥了。让他到铁路工厂当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这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口,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咽喉上,也就是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彼列科普地峡上,白匪军重建了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他们以为躲在彼列科普要塞后面就绝对安全,所以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海水,要涉过锡瓦什湾,从背后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14]扎尔基·伊万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蹚水前进。

    天刚亮,彼列科普要塞里一片惊慌,乱成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从正面猛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渡过了锡瓦什湾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爬上石岸的首批战士中就有扎尔基。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扑向正在登陆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的机枪一刻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成堆倒下。扎尔基飞快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彼列科普要塞上轰鸣。大地仿佛崩塌了,沉入无底深渊。成千颗炮弹刺耳地呼啸着在空中飞舞,爆裂成碎片,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开了花,泥土飞上半空,黑色的烟柱遮天蔽日。

    毒蛇的脑袋终于被砸烂。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各个师在这最后一次的进攻中,打得敌军失魂落魄。白匪军胆战心惊,争先恐后地挤上解缆离岸的轮船。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战士们把勋章佩戴在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扎尔基·伊万也荣获了这样一枚勋章。

    与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所预料的那样,小城舍佩托夫卡依旧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离城三十五公里的戈伦河成了界河。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积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一站”的牌子,立刻向左拐,朝机车库走去。他打听阿尔乔姆,不料这个钳工不在。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区走去。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说了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进门来。她认出了亲爱的小儿子的脸,当即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了。

    她那瘦小的身体紧贴在儿子胸前,无数次地吻他的脸,幸福得热泪直流。

    保尔拥抱着母亲,望着她那满是皱纹、由于担忧和等待瘦了许多的脸。他什么也没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苦受难的妇女眼睛里又闪出了幸福的光芒。她没有想到小儿子能回来,这些天,她说也说不完,看也看不够。过了三天,半夜里,大儿子阿尔乔姆也背着行军袋走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这位母亲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合家团聚。兄弟俩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都平安归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问。

    “妈妈,我还是干我的钳工,”阿尔乔姆回答。

    保尔呢,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基辅去了。那儿的工作正等着他。[15]

    注释

    【1】 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成员。

    【2】 加洛奇卡的正式名字。

    【3】 黑特曼,指1918年4月至12月奥地利—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时期的伪政权。

    【4】 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

    【5】 安东尼娜系冬妮亚的本名。

    【6】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旧称。

    【7】 1俄里等于1.06公里。

    【8】 《朱塞佩·加里波第》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1807—1882)的一部传记小说。

    【9】 意大利南部城市。

    【10】 俄国液量名,1维德罗等于12.3公升。

    【11】 列·尼·安德烈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萨什卡·日古廖夫》是他所著的一部小说。

    【12】 以乌克兰农民起义领袖伊万·博贡(?—1664)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乌克兰红军团。

    【13】 1917年至1919年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

    【14】 这是俄国革命者拉金在监狱里写的、十月革命前流传的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中的第一段歌词。

    【15】 契卡,肃反委员会简称的音译。

    【16】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20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

    【17】 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4公斤,用于爆破铁丝网。——原注

    【18】 《牛虻》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所著的长篇小说,描写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主人公“牛虻”历经艰险,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最后从容就义。

    【19】 布琼尼(1883—1973),苏联元帅,苏联英雄;国内战争期间曾任骑兵军长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1919—1921)。

    【20】 弗兰格尔(1878—1928),白匪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