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保尔脚下，海浪拍打着岸边的乱石堆。来自遥远的土耳其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弯弯曲曲的弧形港湾伸进陆地，一道钢骨水泥的防波堤挡住了大海。起伏的山峦在海边突然中断。向着远方伸展的山坡上散布着市郊的一些白色小房子，宛如儿童玩具。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一片寂静。很久没有打扫的一条条小径上长满了野草。枯黄的槭树叶被秋风一吹，慢慢地飘落到小径上。

保尔乘坐年老的波斯马车夫的马车从城里来到这儿。马车夫把这个奇特的乘客扶下车，忍不住说：

“你来干啥呀？这儿没有闺女，也没有戏园子，倒有胡狼……我真弄不懂，你来干啥！同志先生，一块儿回去吧！”

保尔付了车钱，马车夫也就赶车走了。

公园里人影全无。保尔在海边找了条长凳坐下。太阳已经不太热。他把脸朝着阳光。

他坐马车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是为了回顾一下生活历程，思考一下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应该进行总结，作出抉择了。

保尔第二次到来，使屈察姆一家的矛盾激化到极点。老头儿得知他来了，大发脾气，在家里大闹一场。母女三个起来反抗，保尔责无旁贷地当了他们的头儿。老头儿没料到，老婆女儿会对他迎头痛击。从保尔到达的这天起，这家人就分开过了，双方对峙，相互仇视。通向老人住房的过道钉死了。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预付给老头儿。他倒好像很快就若无其事，因为两个女儿跟他闹翻，不会再向他要生活费了。

为了交涉的方便，阿尔宾娜依旧跟老头儿一起住。老头儿恨死了保尔，不愿意跟他见面，所以不到年轻人住的这边来。然而在院子里，他像火车头似的呼哧呼哧地喘气，表示他是这儿的主人。

老头儿会两门手艺——做过鞋匠和木匠。进了合作社以后，他把板棚改为工场，抽空挣点钱。现在为了跟房客捣乱，他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户底下，乒乒乓乓地猛敲钉子，心里直乐。他挺有把握：这样能妨碍保尔看书。

“走着瞧，我会把你撵跑的……”他哼哼唧唧地说。

在遥远得几乎是海天相连的地方，轮船喷出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弥散；一群海鸥刺耳地尖叫着，朝海面迅飞。

保尔双手抱头，苦苦思索。自己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在眼前一幕幕地闪过。他这二十四年，过得好还是不好？他逐年地回忆，细细审查生活历程，俨如铁面无私的法官。他肯定了这一生过得还不错，感到相当满意。当然错误也犯了不少，由于糊涂，由于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有一点是最主要的，在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战中，他找到了岗位；在鲜红的革命大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34］

在精疲力竭之前，他没有离开战斗的队伍。如今，他身体垮了，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只能进后方医院。保尔想起在华沙城下的鏖战，有一名战士中弹落马。战友们匆忙地替他包扎好伤口，交给卫生员，他们又继续策马疾驰，去追击敌人。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缺少一名战士而停止前进。在为了伟大事业而进行的战斗中，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当然，例外也是有的。保尔就看到过，失去双脚的机枪手在载着机枪的大车上扫射。他们使敌人丧魂失魄，他们手中的机枪喷射出死亡和毁灭。他们意志如钢，目光似电，成为团队的骄傲。只是这样的同志并不多见。

现在，他的身体垮下来了，不存在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已经让巴扎诺娃医生吐露了真情，等待他的必将是更加不幸的未来。究竟怎么办才好呢？这道难题摆在他面前，恰如一个凶险的黑洞。

既然已经丧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在今天，在惨淡的明天，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什么来充实生命呢？仅仅是吃、喝和呼吸？只当一个毫无作用的旁观者，眼看着同志们战斗、前进吗？成为部队的累赘吗？^［35］毁灭背叛了他的肉体怎么样？朝心口开一枪，一了百了！既然以前能够生活得不错，那么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谁能谴责一个不愿作垂死挣扎的战士呢？

他的手在衣袋里摸到了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一把抓住枪柄，慢慢地掏了出来。

“谁能想到你会有这样的一天？”

枪口鄙夷地望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盖上，恶狠狠地骂起来：

“老弟，这不过是纸糊的英雄！每一个笨蛋任何时候都会冲着自己打一枪的。要摆脱困境，这是最怯懦、最省劲的方法。活得艰难，就啪的一枪。可你试过战胜这种生活吗？你是否已经竭尽全力去冲破铁环呢？当初，在沃伦斯基新城城下，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硬是拿下了城市，这你竟然忘了吗？把手枪藏起来，可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纵然到了生活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设法活下去。你要让生命变得有价值。^［36］”

保尔站起身来，朝大路走去。有个山里人，驾着四轮马车打这儿经过，把他带进城。到了城里，他在十字路口买了份当地的报纸，上面登着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俱乐部开会的通知。保尔直到深夜才返回住处。他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发了言，自己也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大会上讲话了。

塔娅还没有睡。保尔这么长时间没回来，着实使她担忧。他怎么了？到哪儿去了呢？她发现保尔一向生动活泼的眼神，今天似乎显得严肃而冷峻。他不大说自己的情况，然而塔娅感觉到，他正承受着某种不幸。

母亲那边的时钟敲了两下，院子里传来开篱笆门的声音。塔娅披上短外衣去开门。廖利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

“我在替你担心呢，”塔娅见保尔回来，很高兴，等他走进过道，就轻轻地说。

“塔尤莎，我这辈子出不了什么意外的。廖利娅睡了吧？我呢，一点儿也不想睡。今天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到你房间里去吧。要不然，会吵醒廖利娅的，”保尔低声说。

塔娅犹豫了一下。深更半夜的，她跟他在一起谈话，这怎么成呢？母亲知道了，又会怎么想呢？可这一点不便对他说，只怕他会生气。何况，他要对她说什么呢？塔娅一边揣摩着，一边走向自己的房间。

两个人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面对面坐下。他们离得那么近，连他的气息，塔娅也感觉到。保尔压低嗓音说：

“塔娅，事情是这样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日子我心烦意乱，真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像近几天这样忧郁过。好在今天我召开自己的‘政治局会议’，作出了重大的决定。我告诉你这些，你不要吃惊。”

保尔对她讲述了几个月来的经历和今天在郊区公园里的许多想法。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谈主要的。你们家的麻烦事还刚刚开头。你应该摆脱出来，远离这个窝，去呼吸新鲜空气。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既然我已经卷入这场斗争，咱们就把它进行到底。无论是你还是我，目前的个人生活都不如意。我决心点一把火，让生活熊熊燃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女友、做我的妻子吗？”

塔娅一直心情激动地听他说。听见最后这句话，她感到意外，不禁打了个寒战。

“塔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你好好地全面考虑一下吧。你在纳闷，这个人怎么不献一点殷勤就提出这种问题。空话连篇管什么用呢？我把手伸给你，小女孩儿，看到了吧。只要你此刻信任我，就决不会受骗。我有许多东西是你所需要的，反过来也一样。我已经想好，咱们的结合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变成我们的同志。我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要不然，我可是一文不值了。在达到目标之前，咱们别破坏这个结合。你一旦成熟，就不再受任何约束，完全自由。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全身瘫痪。你记住，在那种情况下，我决不拖累你。”

保尔停了几秒钟，又情深意切地往下说：

“此时此刻，我请你接受友谊和爱情。”

他握住塔娅的手不放，神情是那么坦然，仿佛塔娅已经同意了似的。

“那你不会抛弃我吧？”

“塔娅，赌咒发誓没什么用的，你只要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决不会背弃朋友……但愿朋友也不背弃我。”保尔鼻子发酸，结束了这番话。

“今天我什么都不对你说，这一切太突然了，”塔娅回答。

保尔站起身来。

“塔娅，睡吧，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衣服也没脱就躺下，头刚碰到枕头便睡着了。

在保尔房间靠窗的桌子上，堆放着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一大堆书和报纸，还有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簿。一张床、两把椅子，是房东家的。通塔娅房间的门上挂着一幅好大的中国地图，插着一些红的和黑的小旗子。当地党委同意他利用资料室的书刊，还让本市最大的港口图书馆的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不久，他就借来一堆书籍。他从清早直到黄昏，读着写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中断一会儿。廖利娅见他这样，感到很惊讶。每天晚上，保尔和姐妹俩都在廖利娅的房间里叙谈。保尔给她们讲述读到的内容。

后半夜，老头儿走进院子，常常看见不速之客房间的护窗板的缝隙里透出一线灯光。他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从窗缝里窥探，总是发现不受欢迎的房客仍在伏案读书。

“人家在睡觉，这位却整夜点着灯，神气活现，像主人似的。两个闺女也敢顶嘴了。”老头儿想想真不是味儿，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柯察金头一次什么职务也不担任，有了那么多的自由时间。他如同刚刚入门的求知者，如饥似渴地读书，一昼夜读十八个小时。照这样下去，谁知道他的健康会受到多大损害。幸而有一天，塔娅像是随口告诉他：

“我把五斗橱挪开了。通你房间的门可以打开。你要跟我谈什么，可以直接过来，用不着穿过廖利娅的房间。”

保尔脸上露出光彩。塔娅欣喜地嫣然一笑——他俩的结合成功了。

半夜三更，老头儿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户里透出灯光。母亲发觉，塔娅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她的两眼下面隐约现出微黑的阴影，那是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迹。由于内心之火在燃烧，她的眸子闪闪发亮。小小的宅子里，越来越经常地传出吉他声和塔娅的歌声。

塔娅在屋子里醒来，常常会惴惴不安，总觉得她的爱情仿佛是偷来的。每当听见响动，就以为是母亲的脚步声，不由得哆嗦一阵。塔娅在担心，万一别人问她，为什么每夜都把房门扣上，真不知该怎样回答。保尔见她这样，便安慰她，温存地说：

“你怕什么呢？只要认真想想，咱俩就是这儿的主人哪。安心睡觉吧。别人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生活。”

塔娅搂着爱人，脸紧贴着他的胸膛，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动，唯恐把她从梦中惊醒。这个姑娘把一生托付给他了，他心中激荡着对姑娘的柔情蜜意。

塔娅的双眼闪烁着不灭的光亮，廖利娅头一个知道了原因。从那天起，姐妹俩反而显得生分了。母亲也知道了。确切地说，她是猜到的。她警觉起来。她没想到保尔会这样。她对廖利娅说：

“塔尤莎跟他不般配。这事儿结果会怎么样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犹犹豫豫，不敢找保尔谈。

本地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在保尔身边，有时候把狭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蜂群似的嗡嗡声传到老头儿那边。他们多次齐声唱着：

我们的大海真荒凉，

日日夜夜空喧响……

或者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无垠的世界……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的一个小组。保尔写信给党委，要求做点宣传工作，党委便让这个小组到这儿来活动。保尔这样过了一些日子。

保尔再次用双手把住了舵。生活经过几次重大的波折，又朝着新的目标前进。他渴望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新归队。

然而，生活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当障碍在前，保尔总是焦虑地想，他正朝着目标前进，这下又要大大延迟。

突然，考不上大学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返回故里。他住在沙皇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中，经常回来刮母亲的钱。

乔治的返回，大大恶化了家庭关系。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而且和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竭力要把保尔逼走，夺回塔娅。

乔治回来两个星期以后，廖利娅在邻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到那里去了，保尔和塔娅也搬到了很远的一座滨海小城。^［37］

阿尔乔姆难得接到弟弟的来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自己的办公桌上看见那浅灰色的信封，看见那有棱有角的熟悉字体，都会失去平日的沉静，一遍遍地读信。现在，他一面拆信封，一面满怀亲情地想：

“唉，保夫卢沙，保夫卢沙！咱俩住在一起就好了。弟弟，你给我出点子，准有用。”

保尔在信上写道：

阿尔乔姆：

我要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了你，我大概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你了解我，理解我的每一句话。在为恢复健康而斗争的战场上，我继续受到攻击。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打击过后，我刚站起来，又遭到新的打击，而且比上次更猛烈。最糟糕的是我没有力量反抗。左臂不听使唤了。这已经够伤脑筋的，不料紧接着两条腿也经常麻木了。我原本就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很困难。看来，这还不算完。今后会怎么样——很难说。

我已经走不出家门。只能从窗口看看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既有背叛了他的、不听使唤的躯体，同时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急迫地向往着劳动，向往着你们这支全线出击的大军，向往着铁流滚滚、波澜壮阔的地方——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归队，相信在冲锋的队伍中也会闪亮着我的刺刀。我不能不相信，也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给我反抗的艺术。“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堡垒。”——领袖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我。^［38］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阿尔乔姆，我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读过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抓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有了联系。然后是塔尤莎，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的温柔体贴。我俩生活得很和谐。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简单——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塔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的道路，朝着党组织走来。她以前做佣人，如今是食堂洗碗女工（这座小城里没有工厂）。

前几天，塔娅喜气洋洋地给我看她第一次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在她心目中，这不是普通硬纸片。我注视着她的新生，并尽力帮助她成长。总有一天，她会进入大工厂，会在工人集体中达到完全成熟。目前在我们这里，她只能沿着唯一可行的路往前走。

塔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拖塔娅的后腿，要她回到充斥着琐事的生活中去，陷入狭隘而闭塞的圈子。我努力劝说阿尔宾娜，不要把自己往日生活的阴影投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看来，这一切努力徒劳无益。我觉得，塔娅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挡住女儿走向新生活的道路，因此和她的冲突只怕难以避免。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地区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坐落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地上。周围遍植林木，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通往山下。房间的窗户都敞开着，阵阵微风送来下面硫黄温泉的气味。保尔独自在房间里。明天要来一批新同志，那他就会有个同室病友了。窗外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其中有一个声音好熟。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保尔苦苦回想，终于从记忆深处搜索到了一位老同志的名字：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民奥夫。这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坚信不疑，招呼了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民奥夫已经坐在他身边，高兴地握住他的手。

“啊，你还活着呀？有什么事儿让我高兴高兴？你怎么搞的，打算一本正经大生其病吗？我可不赞成哟。你真得学学我。医生早就判定我必须退休，我却偏偏一直跟他们顶着干。”说完，列杰民奥夫温厚地笑了。

保尔感觉到了隐藏在这诙谐后面的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致勃勃地交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民奥夫讲述着莫斯科的各种新闻。从他这儿保尔头一次知道了党的重大决策——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决策。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只当你活跃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呢。没想到这样糟。不过，没关系，我的病情一度比你更严重。那会儿我完全卧床不起，但现在，你瞧瞧，我精神挺足嘛。你记住，如今千万不能消沉。那样可就完了！我有时候也左思右想，产生过消极的念头：该歇一阵了吧，喘喘气也好。年龄不饶人，一天连着干十一二个小时，确实常常累得不行。嗨，有时我不仅这样想，甚至开始检查工作，准备卸掉一部分担子。不过每回结果都一样：卸担子，办移交，卸不掉，接着干，忙到夜里十二点还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也就越转越快。咱们哪天都在加速前进，我们这些老头儿只得跟年轻人一样生活。”

列杰民奥夫用手摸摸高高的额头，以父辈的亲切语调说：

“好，现在你谈谈自己的情况吧。”

保尔讲述前一段时候的经历，感觉到列杰民奥夫目光炯炯，赞许地注视着自己。

凉台的一角，有几个疗养员坐在浓密的树荫底下。切尔诺科佐夫紧皱着浓眉坐在桌旁看《真理报》。俄罗斯斜领黑衬衫、半旧的鸭舌帽、晒得黑黑的瘦脸、许久没刮的胡子、深陷的蓝眼睛——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就放下头，参加边疆地区的领导工作，但看上去，他就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腿上的坏疽久治不愈，折磨着他，不断地消耗他的体力，迫使他卧床差不多已有半年。他恨透了这条病腿。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三十七岁，入党倒有十九年了。她在彼得堡做过地下工作，当时大家叫她“金工姑娘小舒拉”。几乎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古希腊雕像般美丽的头，在读德文杂志，不时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很费劲地抬起他那条不听使唤的腿，使人看着简直不敢相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他熟悉欧洲，通数国外语，学识渊博，连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也尊敬他。

“那就是你的同室病友吗？”日吉廖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这边抬了抬头，轻轻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色立即变得开朗了。

“对，那就是柯察金。您，舒拉，应该跟他认识一下。他被疾病害得动弹不得，否则，咱们把这小伙子派到工作难开展的地方去，准保顶用。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而言之，只要咱们大家帮他一把，他还能够工作，我是决定帮他的。”

潘科夫听着他们的交谈。

“他是什么病？”日吉廖娃仍然轻轻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病根。脊椎骨出了问题。我问过这儿的医生，他们担心暗伤会导致全身瘫痪。你瞧有多糟糕！”

“我这就去把他推到这边来，”舒拉说。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保尔没有想到，其中的两个人——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日后都成为他的挚友，在病重的几年里，他们对他的支持极为重要。

生活一如既往。塔娅上班，保尔学习。他刚要抓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双腿完全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保尔想方设法，作出努力，全不见效。他知道从此不可能再走一步路，把嘴唇咬得出了血。塔娅感到绝望了，由于没有力量帮助他，更觉痛苦。但这种绝望，这种痛苦，她都坚毅地掩饰着。

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

“塔尤莎，咱们该离婚了，好在并没有约定，这么倒霉了还要一块儿过。这件事，小姑娘，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塔娅不让他往下说。她忍不住放声大哭，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

阿尔乔姆得悉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了封信给母亲。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赶到小儿子这里。三个人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媳妇和睦相处。

保尔继续学习着。

阴雨连绵的冬季。这天晚上，塔娅带回第一个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候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塔娅在一个疗养院的食堂里当洗碗女工，下班后，常常从单位直接去市苏维埃的妇女部，深更半夜才回家，满脸倦容，但脑子里全是新鲜事儿。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盼着这一天，心情好不激动。谁知偏偏又有新的不幸袭来：保尔的病情仍在恶化。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随即左眼也受感染发炎。保尔平生头一次懂得，什么叫失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黑纱。

难以克服的可怕的障碍毫无声响地横亘在道路上，阻止保尔前进。母亲和塔娅悲痛得肝肠寸断，他自己却冷静下来，暗暗决定：

“应该再等等。一旦确实再也没有可能前进，一旦为了恢复工作而作出的所有努力被失明一笔勾销，归队的希望绝对地成了泡影——那就必须了断。”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正是在保尔最艰难的日子里，塔娅兴高采烈地笑着告诉他：

“保夫卢沙，我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叙述党支部怎样接纳她这个新同志，一面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形。

“柯察金娜同志，这样咱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着她的手说。

第二天，保尔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面谈一次。傍晚，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外，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进来了。他是拉脱维亚人，年过半百，满脸络腮胡子。他握着保尔的手说：

“哦，过得怎么样？你这是怎么搞的嘛？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儿去。”说完，自己大笑了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连夜间还有个会议也忘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倾听保尔激动地讲述，最后说：

“抓个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你需要休息。然后，把眼睛的事问个明白，未必就毫无办法。是不是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考虑……”

保尔打断了他：

“沃利梅尔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离群索居。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接触人。派些青年来吧，年轻一些的。在农村里，小青年总想搞得左一点。搞集体农庄不满足，要搞公社。这些年轻的共青团员，你稍不注意，他们就想往前冲，冒进。我心里有数，因为自己以前也这样。”

沃利梅尔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知道的？这个情况也是今天才从区里报上来。”

保尔笑了。

“你或许还记得我的爱人吧？昨天她刚被吸收入党。是她说的。”

“啊，柯察金娜，洗碗女工？她是你的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沃利梅尔考虑了一下，伸手拍拍前额，说：“那我们就让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看你吧。这个同志最合适。你们两个，连性格脾气也差不多。你们有点儿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未必知道，我当过电工，所以这种名词、这种比方，张口就来。对了，别尔谢涅夫会帮你装个收音机。他可是无线电专家。我在他家里常常戴着耳机坐到半夜两点钟。连我妻子也疑神疑鬼，问我：你这老东西，黑灯瞎火的，跑到哪儿去啦？”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人呢？”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

“他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不过，他当公证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样，是大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投身于革命运动，十月革命那会儿入党。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军级干部，在第二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他和日洛巴^【22】一起消灭过白虱子。去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吃大苦耐大劳，年纪还轻，就被肺结核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这儿，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区法院副院长。终于，肺病严重起来，有生命危险了，才硬把他调到我们这个区。这个特殊的公证人来头不小吧，现在的职务挺清闲，所以还活着。来这里后，先是悄悄地交给他一个支部，接着把他拉进区委会，然后塞给他一所政治学校，又请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他是所有处理棘手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常任委员。此外，他喜欢打猎，还是个无线电迷。他虽然缺了一叶肺，但很难相信他是个病人。劲头儿足着呢。他即使死，恐怕也要倒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提出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压给他那么多任务？他在这儿比以前更忙了。”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柯察金一下。

“喏，要是让你抓一个小组，再加点儿别的工作，那么别尔谢涅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压给他那么多任务？’而对自己却这样说：‘宁可轰轰烈烈干一年，也不窝窝囊囊拖五年。’看来，要到社会主义建成以后，才能真正做到爱惜人才。”

“说得好。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拖五年。不过我们有时候确实在犯罪般地浪费精力。我现在才明白，这样做根本算不上英雄行为，而是自我失控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才开始明白，无权这样糟蹋自身的健康。原来这决不是什么英雄行为。我要是不那么蛮干，也许还能多坚持几年呢。总之，就我的情况而言，‘左派幼稚病’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真要站得起来，准会不顾一切地猛干，”沃利梅尔心里想，但没作声。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望保尔，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仿佛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

早晨，几个人爬上屋顶架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间里安装收音机，一边说着自己最有意思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不过根据塔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一头浅黄头发、两只淡蓝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正是保尔跟他一见面便想象到的那种模样。

薄暮时分，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其事地把耳机交给保尔。太空中鸣响着杂乱的声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唤，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处（显然是在近海）发报。就在这片嘈杂的声音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捕捉到了一个沉稳而自信的嗓音：

“请注意，请注意，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音……”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能收听世界各地六十个电台。重残切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但此刻，生活通过耳机中铁的膜片冲了进来。保尔感触到了生活强劲的脉搏。

劳累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眉飞色舞，不由得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塔娅在不安地说着梦话。她总是很晚才回家，又累又冷。保尔不大遇到她了。她工作得越积极，空闲的晚上就越少。保尔不禁想起别尔谢涅夫的话：

“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爱人也是党员，两个人就难得碰面。这有两大好处：不会互相厌烦，没有时间吵架！”

他怎么能拖爱人的后腿呢？这正是原先所盼望的。过去塔娅把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有更多的温存体贴。可当时，塔娅仅仅是伴侣而已，现在呢，她已经是自己带领出来的学生和党内同志了。

他心里清楚，塔娅成长得越快，能陪伴他的时间就越少。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到任务，抓一个小组的学习。

每天晚上，家里又热热闹闹。和一群年轻人共同度过几个小时，保尔就像充了一次电，变得精神焕发。

其余的时间，保尔用来听广播。母亲要喂他吃饭，得费点劲儿才能摘下他的耳机。

失明夺走的东西，收音机又给了他，他可以学习了。于是，他凭着一往无前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忘记了全身不断的发热和剧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症，忘记了生活对他的严酷无情。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建筑工地上的年轻人从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接过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这个消息由电波传来，使保尔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

他的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雪——犹如狼群般凶猛的暴风雪，再加上乌拉尔的天寒地冻。在狂风怒号、大雪扑面的夜晚，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突击队在耀眼的弧光灯下、在高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他们战胜冰雪严寒，挽救了大型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当年，基辅的第一代共青团员在筑路工地上勇斗暴风雪，那个工地和这个企业相比，显得很小很小。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汹涌的波涛冲破钢闸，淹没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迎着天灾上，不睡觉，不休息，奋战两天两夜，终于把横冲直撞的大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气势磅礴的斗争中，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冲锋在前。在英雄人物的名单中，保尔欣喜地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