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河在黎明前的薄雾中隐隐约约地闪光，水波冲击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轻微的哗哗声。两岸附近的河水平平静静，水面似乎凝滞不动，泛出一片银白色。河中央，深黑色的河水在翻腾，肉眼也看得出，它正急急朝下游奔流。大河美丽而庄严。果戈理正是为了赞美它而撰写了佳作《第聂伯河无限美……》。右岸峭壁高耸，俯视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山峰，在宽阔的大河面前倏然止步。左岸低处是一片光秃秃的沙滩。这是第聂伯河春汛泛滥之后淤积而成的。

大河边，五个战士隐蔽在狭窄的战壕里。他们各就各位，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扎·布鲁扎克脸朝大河、侧身卧在机枪旁边。

这支部队由于连续不断地战斗，已经疲乏不堪，昨天在遭到波军疯狂的炮击后，终于放弃了基辅。他们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固守。

然而，撤退加上伤亡重大，而且最终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士气。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越森林，插到马林车站附近的铁道线上，又猛打猛冲，横扫盘踞在车站上的波军，把他们赶进森林，打开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美丽的城市失陷了，红军战士们都郁郁不乐。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出达尔尼察后，在离铁路桥不远的左岸占领了一个不大的桥头堡。

不过，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却无法继续推进，因为遇到了猛烈的反击。

谢廖扎望着奔流的河水，不由回忆起昨日的情景。

昨天中午，大家同仇敌忾，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正是在昨天的这场战斗中，他头一次和一个光下巴的波兰兵拼刺刀。对方端着上了长如马刀的法国刺刀的步枪，哇啦哇啦地喊着什么，像兔子那样蹦着朝他猛扑过来。霎时间，谢廖扎看到了他那双睁得溜圆、闪露凶光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谢廖扎用刺刀尖猛击波兰兵的刺刀。闪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向一边。

波兰兵倒了下去。

谢廖扎的手没有发抖。他知道自己还将杀人。他，能够那样温柔地爱、那样坚贞地珍惜友谊的谢尔盖，还将杀人。他这个小伙子并不凶狠，更不残忍，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剥削阶级驱使的士兵，受了欺骗和毒害，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祖国的。

而他谢尔盖杀人，是为了让地球上的人们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

帕拉莫诺夫拍拍他的肩膀：

“谢尔盖，咱们走吧。敌人很快会发现咱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年。他乘着载运机枪的马车，乘着炮车，骑着那匹被砍掉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已经长大，变得身强力壮。他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了。

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出血的皮肤已经愈合，而被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不再消退。

这一年来，保尔目睹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他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衣服破旧、但胸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战友一起，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而在祖国的土地上来回征战。只有两次被迫暂离硝烟弥漫的战场。

第一次是由于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在一九二○年二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

斑疹伤寒比波兰白军的机枪还要厉害，使得第十二集团军的各个师团大量减员。这个集团军战区广阔，几乎守卫着乌克兰的整个北方地区，阻挡着波兰白军的进一步推进。保尔身体刚刚复原就归队了。

现在，他所在的团正据守在卡扎京至乌曼支线上的弗龙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上。

车站位于树林之中。站房不大，旁边有一些被居民遗弃的破败陋屋。这一带根本无法居住。近三年来，忽而平静，忽而又燃起战火。在此期间，弗龙托夫卡什么样的队伍都遇上过了！

新的风暴又即将酝酿成熟。正当第十二集团军大量减员，一部分部队甚至瓦解，在波军猛烈进攻下，正朝基辅方向撤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已经在调兵遣将，要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战火考验的第一骑兵集团军所属各师正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远征。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朝着乌曼地区靠拢，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战场的途中，他们还顺路消灭了马赫诺匪帮。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马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草原的烈日下磨炼出来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竭尽全力不让毕苏斯基分子事先觉察这个正在准备中的决定性打击。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谨慎地掩蔽着这些骑兵部队的大规模集结。

乌曼地区各种积极的军事行动均已停止。从莫斯科直达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通信专线，接连不断地传送着电报，然后又从那里转发到第十四和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电报纸带上打出用莫尔斯电码表示的一道道密码命令：“切莫让波军注意到骑兵集团军的集结。”所以，偶尔发生攻势战斗也只是在波兰白军的推进有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地域。^［10］

篝火那暗红色的火舌在抖动。褐色的烟柱在盘旋上升。成群的蚊蚋躲避着浓烟，惊慌不安地急急飞舞。离火堆稍远处，战士们围成半圆形坐着。篝火把他们的脸抹成紫铜色。

蓝幽幽的炭灰里埋着几只军用饭盒。饭盒里的水在冒泡。燃烧着的木头底下贼溜溜地蹿出一条火舌，舔了一下旁边一个人正低着头的乱蓬蓬的头发。他脑袋一闪，不满地嘀咕：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身穿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已过中年的红军战士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瓮声瓮气地说：

“瞧这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舌蹿过来也不知道。”

“柯察金，你读了些啥，讲给我们听听好吗？”

青年战士摸摸那绺被烧焦的头发，笑眯眯地说：

“安德罗休克同志，这确实是本好书。拿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

柯察金身旁坐着一个鼻子微翘的小伙子，正在专心地修理子弹盒上的皮带，他用牙咬着一根粗线，好奇地问：

“书里写的是什么人物？”他把针插到军帽上，再把剩下的线绕在针上，接着又说：“如果是描写爱情的，那我会很感兴趣。”

周围响起一阵哄笑。马特维丘克抬起剪成平头的脑袋，调皮地睁一眼闭一眼，怪模怪样地冲着小伙子说：

“哦，谢列达，爱情是好东西。你是漂亮的小伙子，简直像画出来的！无论你走到哪儿，姑娘们都围着你打转。你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不过这可以补救的。只要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17】，过一夜鼻子就冲下啦。”

一阵哄笑把拴在载运机枪的马车上的马匹惊得直打响鼻。

谢列达慢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问题不在于长得漂亮不漂亮，而在于脑子灵不灵。”他怪模怪样地拍拍自己的额头。“你这家伙舌头带刺，出口伤人，可惜呆头呆脑，连耳朵也是凉的。”

班长塔塔里诺夫赶紧把两个眼看要吵起来的战友劝开。

“算了算了，伙伴们，干吗老吵架？还是让柯察金挑段精彩的念念吧。”

“来一段，保夫卢什卡，来一段！”周围都在喊。

保尔把马鞍挪近火堆，坐在上面，把厚厚的小书摊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18】。我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只要大家安静地坐着，我就念。”

“快念吧！别说了！没人会打岔的。”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陪同政委一起骑马悄悄地朝篝火这边走来，只见十一双眼睛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指着这群战士回头对政委说：

“瞧，我团的侦察员，一半在这儿了。其中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特别轻，个个都是好战士。瞧，这个正在念书的，还有那个，喏，看见了吧？两只眼睛跟小狼似的。他们一个叫柯察金，一个叫扎尔基。是一对好朋友。不过在暗暗地较劲。以前，柯察金是我团的最佳侦察员。如今他遇上了挺厉害的对手。你瞧，这会儿他们正在悄悄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影响相当大。有人送他们一个美称，叫‘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默。”

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高声招呼。

大家转过头来。团长从马背上一跃而下，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朋友们，咱们一块儿烤烤火好吗？”他笑容满面地问，长着像蒙古人那样的小眼睛的刚毅的脸不再显得严肃了。

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就像欢迎一位好伙伴。政委并没有下马，他要到别处去。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往背后一推，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下，说：

“抽根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好一支烟点着，转脸对政委说：

“多罗宁，你去吧，我就待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来叫我一下。”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转身对保尔说：

“往下念，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地望着篝火。

有几分钟谁也不做声。大家都沉浸在对牛虻牺牲的悲哀中。

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等待着大家谈体会。

“悲壮的故事，”谢列达打破沉默。“可见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哪能受得了这份苦难，然而为了追求理想，他就能坚毅到这种程度。”

他说话时的神情很激动。书给了他非常强烈的印象。

以前在“白教堂”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切夫这时候气呼呼地高喊：

“那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的该死的神父如果让我碰上，我非立刻结果他性命不可！”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儿把饭盒推近火焰，坚信不疑地说：

“一个人如果知道为什么而死，情况就大不相同。这样的人会有一股力量。只要认识到真理在你这边，就一定会死得从容不迫。这样就会显示出英雄气概。我知道有个小伙子叫波赖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愤怒地朝着整整一个排的匪兵直扑过去。没等对方的刺刀碰到他，他就把手榴弹拉响了。手榴弹在他脚边爆炸。他自己虽然粉身碎骨，可他周围的白匪倒下了一大片。这个人，从外表看极其普通，也没有人为他写本书，其实是值得写一写的。在咱们的伙伴当中，了不起的人多着呢。”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几下，撮起双唇，尝了尝匙子里的茶水，然后又说：

“但是，也有人死得像条狗。那是一种卑劣的死、耻辱的死。有一次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城郊作战。那是戈伦河边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里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堡垒似的，无路可入。那天我们还是攻入了城内。我们列成散兵线，沿着几条小巷步步推进。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是这样，我们跑上公路，一瞧，有户人家的院子旁边的板墙上拴着三匹马，全备着鞍子。

“嗨，我们当然认为能抓住这伙波兰匪兵啦。我们十来个人往那个小院猛扑过去。拉脱维亚籍的连长握着毛瑟枪，冲在最前面。

“到了房子跟前，看到门开着，我们就往里冲。原以为里面是波兰兵，结果出人意料，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胡作非为。他们比我们先到。我们看见这儿发生着不堪入目的事情。亲眼目睹他们正在欺辱一个妇女。这儿是一名波兰军官的家。唉，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倒在地上。拉脱维亚连长看到这种情形，操着本民族的语言大喝一声。三个家伙全被抓住，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俄罗斯人，连我只有两个，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雷迪斯。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看到那架势就完全明白了：他们要干掉那三个家伙。这些拉脱维亚人具有剽悍的民族性格。他们把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心想，完了，这下死定了。其中一个年纪轻轻的，满脸横肉，一身蛮力，倒在地上还不服，拼命挣扎。他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崩了他！另外两个也在哀求饶命。

“目睹这种场面，我浑身直打寒颤。我跑到布雷迪斯身旁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何必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有结束，咱们别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在这儿耽搁时间。’他猛地冲我转过身来，那神情使我立刻就后悔说了这番话。他的两眼简直像老虎。毛瑟枪直逼着我的嘴。我打了七年仗，这会儿竟感到紧张、害怕。可别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一枪打死呵。他用俄语对我大声喊叫。我好容易才听出他的意思：‘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帮坏蛋却给全军抹黑。不能让败类活着。’

“我吓得冲出院子，跑到街上，背后就响起了枪声。我心想，完事儿了。当我们重新向前行进的时候，城市已经属于我们了。这就是那件事情的经过。三个家伙死得像狗一样。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尔附近参加咱们队伍的。以前这三个流氓在土匪头子马赫诺手下干过。”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搁在脚边，解开装着面包的背囊。

“就是有这样的坏蛋混在咱们队伍里。你没办法一下子看清所有的人。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看见这种情形，心头挺沉重的。直到现在还忘不了。”他说完这番话，喝起茶来。

直到深夜，骑兵侦察员们才睡觉。熟睡中的谢列达呼噜打得好响。普济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也睡着了。指导员克拉默在往笔记本里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克拉默刚喝完茶，保尔把他叫到跟前：“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打算换个地方，转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的意见怎么样？他们肯定就要打大仗恶仗，轰轰烈烈。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决不会是闹着玩的。可咱们呢，老是在这儿待着。”

克拉默吃惊地瞧瞧他。

“什么叫换个地方？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是电影院？这像话吗？如果我们大家都自作主张，从一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那可太热闹啦！”

“在哪儿也是打仗，有什么不一样？”保尔打断克拉默的话头。“可以在这儿，也可以上那儿嘛。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

克拉默断然反对：

“照你这么讲，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什么都不错，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每个人应当待在需要他待的地方，而不是待在他自己想待的地方。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你的调动要求了吧？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

又高又瘦、脸色微黄的克拉默激动得又开始咳嗽了。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粘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常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克拉默呼吸平静下来，保尔嗓门不高但口气坚决地说：

“这些道理全是对的，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19】的骑兵部队去——去定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边已经看不到保尔。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在学校旁边的土丘上，一群骑兵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子。在载运机枪的大车的尾部，坐着布琼尼部队一个健壮的骑兵。他把军帽往后脑勺一推，拉起了手风琴。手风琴不合节拍、断断续续地轰响。一个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的英武骑兵在圆圈里跳着狂热的戈巴克舞，他的步法也是错乱的。

村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爬上大车，攀上篱笆墙，兴致勃勃地看战士们欢快地跳舞。这些战士全是刚刚开进村的骑兵旅的。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使劲蹬地。喂，大兄弟，加把劲儿！手风琴手，拉得热烈点儿呀！”

但是，手风琴手那粗大的手指能够扳弯马蹄铁，按起琴键来却不大灵活。

“可惜库利亚布科·阿法纳西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那才叫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兵。小伙子死得让人心疼。是个好战士，也是个优秀的手风琴手。”

保尔正站在人圈里。听到最后这句话，他就挤到大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哑了。

“你干什么？”手风琴手瞟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站住不跳了。周围传来不满的喊声：

“怎么啦？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去拿手风琴的皮带：

“给我，我试一下。”

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不信任地望望这个陌生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解下。

保尔以习惯的姿势把手风琴搁到膝盖上。然后，他使劲儿一拉，波浪式的风箱跟扇子似的张开，手指在琴键上灵活地滑过，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嗨，小苹果，

你要滚向哪里？

让省“契卡”逮住，

你可就再也回不去。

托普塔洛随着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如同飞鸟展翅，他扬起双手，绕着圈子，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豪放地拍打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以起伏不断的声浪为他鼓劲，以热情奔放的旋律催促他。于是，托普塔洛顺着圆圈，跟陀螺似的飞快旋转起来，双腿交替着伸直缩回，同时气喘吁吁地吆喝：

“嗨，哈！嗨，哈！”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在几次短促的激战之后，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突破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击溃了挡道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随即朝着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慌忙组成一支突击部队，企图堵住这个缺口。五辆坦克刚刚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卸下火车，立即赶往作战地点。

然而，骑兵第一集团军绕过了敌方准备据以迎击的扎鲁德尼齐，突然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一路跟踪布琼尼的骑兵第一集团军。这个骑兵师受命从背后袭击骑兵第一集团军，因为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必定要攻击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但是，波兰白军这样做，并没有改善它的处境。虽然他们在第二天就堵上了被突破的缺口，在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后面把战线重新连接起来，但是强大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已经插入敌后，摧毁了他们的一些后方基地，准备猛攻波军的基辅军队集群。各个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摧毁了几处铁道线和铁路桥，以便截断波军的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口供里获悉，波军的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因此，司令决定拿下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已经向着日托米尔疾速地进发了。

保尔·柯察金替代牺牲了的库利亚布科，在一个骑兵连的右翼策马飞跑。他被编入这个连队，是因为战士们舍不得放走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接受他的要求。

骑兵在日托米尔城边成扇形队形展开，催动烈马向前，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踏在马镫上欠起身来。

马蹄下的土地急速地向后闪去。一座有着许多花园的大城市迎着骑兵师扑来。他们驰过城郊的一些花园，冲入市中心。像死神一样可怖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波军惊慌失措，几乎没有进行抵抗。该城的警备部队立刻土崩瓦解。

保尔伏在马背上飞速前进。托普塔洛身骑细腿黑马，和他并肩疾驰。

就在保尔的眼前，这个勇猛的战士毫不手软地挥刀劈死了一个来不及举枪瞄准的敌兵。

马蹄和石头路面相碰，响声连成一片。蓦地，十字路口的中央冒出一挺机枪。三个身穿蓝军装、头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第四个是军官，衣领上绣着蛇形金饰，发现骑兵冲来，便举起了毛瑟枪。

托普塔洛也好，保尔也好，都不可能勒住战马。他们舍生忘死，径直向机枪猛冲。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偏了……子弹像麻雀一样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擦过。战马的胸脯把那个军官撞飞了，他脑袋碰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了。

与此同时，机枪慌乱地发出狂暴的大叫。托普塔洛仿佛被十几只大黄蜂蜇着一样，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腾起前蹄，吃惊地打着响鼻，驮着他越过尸体，直冲机枪旁的人堆。于是马刀划了一道闪闪发亮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

马刀又高高举起，就要砍下另一个脑袋。可是，烈马已经蹿到旁边去了。

骑兵连的人马如同山洪暴发，冲到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闪烁。

监狱的几条狭长的走廊上，回荡着呼喊声。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人们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自己的队伍突然又打回来了？真的就要恢复自由了？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走廊上传来奔跑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在喊：“同志们，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双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砸了一下又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快住手，疯子！你怎么搞的，疯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砸不开，可以用钥匙开嘛。”

这时候，人们用手枪逼着，把狱卒押过来了。走廊里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欣喜欲狂的人群。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牢房。

“同志们，你们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拿下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仿佛见到亲生儿子，抱住他大哭起来。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监狱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全是要枪毙或绞死的，同时还关押着两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得救的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沉沉的黑夜顿时变成了七月的艳阳天。

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被囚者，喜出望外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保尔的同乡，是舍佩托夫卡印刷厂的排字工，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萨穆伊尔讲到故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滴落在保尔的心上。

“那天夜里，我们一下子都被逮捕了。是无耻的奸细出卖的。我们全部落入了宪兵队的魔爪。保尔，他们残酷地拷打我们。我比别人少吃些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已经晕了过去。我们没什么要隐瞒的。宪兵队知道得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了解的！那些日子的事情，我简直不想说。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娅·布鲁扎克，县城里的萝莎·格里茨曼，还是个小女孩呢，才十七岁，多好的姑娘，一双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地瞧着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记得吧，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是个乐天派，爱把老板画成漫画取乐。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些人你全认识。其余的都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总共二十九个，其中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瓦莉娅和萝莎当天就遭到强奸。那帮畜生随心所欲，无恶不作，两个女孩被折磨得半死，才拖进牢房。打这以后，萝莎说起胡话来，没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畜生不相信她真疯，说她假装，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的模样真吓人。脸被打成了紫黑色，两眼发直，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娅·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依旧坚强不屈。她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她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她们就义的场面悲壮得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娅案情最严重。她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事先做好了圈套，要诬陷她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

“唉，保尔，最后那些天的情形我真不愿意说。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一下吧。战地法庭判处瓦莉娅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做过策反工作的波兰士兵比我们早两天受到审判。

“一个年轻的军士，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罗兹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叛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求饶，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枪杀了。

“瓦莉娅被法庭传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自己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擦亮眼睛。你们可以为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在我坚信将要建立的祖国，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

“判决以后，我们被关在一起，处死之前又被转到另一个监狱。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边，竖起了绞架。不远处，靠近树林，就在大道边的陡坡上，又选了一块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在城里，让人人都知道。波兰白军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一早就把城里的老百姓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好奇，虽然害怕，但还是来了。绞架旁边围满了人。一眼望去都是人头。你知道的，监狱四周围着木头栅栏。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听得到外面人声嘈杂。后面的街上架起了机枪。周围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默地等待着最后的时刻，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所有的话头一天都说了，连诀别的话也说过了。只有萝莎蜷缩在牢房的墙角喃喃自语。瓦莉娅被强奸后又遭毒打，已经不能走动，大部分时间都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拥抱着诀别，忍不住放声大哭。斯捷潘诺夫是从县里抓来的年轻小伙子，强壮得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出手反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两姐妹说：‘同志，你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到了那儿可别哭。决不能让那群血腥的恶狗得意。反正他们是不会放过咱们的。既然免不了一死，那就要死得从容。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咱们要记住，死要死得正气凛然。’

“这时候，来提我们了。侦缉处长施瓦尔科夫斯基走在头里，他是个性虐待狂，一条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施暴，他瞧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跟前，宪兵排成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都搭着黄色穗带，所以大家叫他们‘黄脖子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站成四个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出去。他们让我们面对绞架站好，为的是要我们目睹难友被绞死，接着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粗大的原木钉成的。绞架上吊着由粗绳结成的三个绞索。带梯子的小平台下面用一根随时可以抽掉的木桩支撑着。人头攒动，隐约听得见他们在低语。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认出了自己的亲属。

“在稍远些的台阶上，聚集着一群手拿望远镜的波兰小贵族，还有一些军官挤在他们中间。这帮家伙是来欣赏布尔什维克怎样被绞死的。

“脚下的雪软绵绵的，树木仿佛撒上一层棉絮，整个树林成了白茫茫一片；雪花飞舞，慢慢飘落，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平台上也积了一层雪。我们几乎都被剥光了衣服，但是谁也不感到寒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上光穿着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娅和另外两个判处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互相挽着胳膊，瓦莉娅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正气凛然’，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一件绒线衣。

“他们挽着胳膊走，侦缉处长施瓦尔科夫斯基显然看不顺眼，于是推了他们一下。瓦莉娅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去。

“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女惨叫了一声，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哭喊着要挤过警戒线，冲到三个人跟前。但宪兵抓住她，把她拖走了。大概这就是瓦莉娅的母亲。瓦莉娅走近绞架的时候，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如此慷慨激昂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工人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疯狂地抽打他们，但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撞倒，咱们的三个同志都悬在绞索上抽搐……

“我们站在墙边准备挨枪子儿了，这时他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被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猛地一拉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匪兵在绞架旁日夜看守着。后来我们监狱里又关进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掉。

“但是绞架一直竖在那儿。我们被押解到这里来的时候，看到绞索还悬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作声了，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讲完。

保尔的眼前清晰地呈现着三个人的躯体。他们面容扭曲，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下无声地摆动着。

街上传来震耳的集合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萨穆伊尔！咱们出去吧。”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兵沿着大街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您，安季波夫同志。”他把纸条交给矮壮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往沃伦斯基新城。受伤的给包扎好，用大车送，也往那个方向。送到离城二十俄里，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您得注意，不许打骂俘虏。”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打骂！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团长回过头来盯了他一眼。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口气却十分严峻：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不是白军。”

保尔骑着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过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的最后几句^［11］：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国家以拥有红军而自豪。红军的旗帜决不能沾染一个污点。”

“决不能沾染一个污点，”保尔低声自语。

在第四骑兵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率领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科罗斯坚的铁道线。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沙·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大家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一颗炮弹从山背后飞来，在头顶上刺耳地呼啸而过，落到水中爆炸，激起一股水柱。正是在这一瞬间，米沙突然跌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河水吞没了他，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头发淡黄、戴着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友亚基缅科看到。他惊呼起来：

“哎呀，糟啦，米什卡掉到水底下去了，小伙子没影儿了，咋办哪！”他停下脚步，惊骇地盯着黑沉沉的河水，但是后面跑来的人撞到他身上，推着他说：

“傻瓜，你张着嘴看什么？快往前跑！”

几支兄弟部队已经占领右岸，他们这个旅已经落后了，这时候根本顾不上寻找一名战士。

米沙牺牲的消息，谢廖扎是四天后知道的。这时他们这个旅攻占了布恰车站，转而面向基辅，阻挡企图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的一次次凶猛的进攻。

亚基缅科伏在谢廖扎身旁。他停止猛烈射击，费劲地拉开发烫的枪机，然后脑袋贴着地面，朝谢廖扎转过脸来，说：

“步枪也要喘口气，烫得像火啦！”

在震耳的枪炮声中，谢廖扎勉强听出他的话。枪炮声稍稍稀落的时候，亚基缅科随口告诉他：

“你的那个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下水的。”说完，他伸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盒里拿出一个弹夹，专心致志地压进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兰白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进行血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骑兵。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残余波兰军队狼狈逃窜。车站上，一列列军车被截获。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波军军火基地的上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都爆炸了。全城的玻璃被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摇摇晃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得兵分两路，仓皇逃离基辅，企图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战。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所有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事的发展如暴风骤雨般迅猛，天天捷报频传。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进攻，连连重创敌人，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各骑兵师怀着胜利的喜悦，急急奔向沃伦斯基新城，准备对这一波军后方的心脏发起攻击。

他们如同巨浪冲击陡岸，冲上去，退回来，而后高喊着：“冲啊！”再次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警备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挽回不了波军的败局。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渡过斯卢奇河，冲进沃伦斯基新城，接着又沿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了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扑向了柳巴尔镇。

第一骑兵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命令，战线司令命令他们全军出动，拿下罗夫诺。

这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上的装甲列车上去送公文，在那里他喜出望外地遇见了一个人。马冲上路基，到了列车前头一节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装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列车旁有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厚重的钢甲。

“请问装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朝火车头那边一挥手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

“哪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一身皮装的人转过身来，说：

“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动手签字。在火车头中间那个车轮旁边，有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离开，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忽然挺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时候，保尔像被风刮倒似的飞身下马：

“阿尔乔姆，哥哥！”

满身油污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夫卡，坏蛋！原来是你呀！”阿尔乔姆喊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

“瞧，兄弟相会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被打飞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有几个骑兵连已经冲入前方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在洼地上的灌木丛中飞驰，他冲向河岸，一路上高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猛地一震。列图诺夫，他们英勇的师长，一位大胆无畏的同志，牺牲了。保尔怒不可遏，发狂了一般。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嚼子沾血的枣红马，冲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怒目圆睁，扬起马刀，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

全连战士个个满腔怒火，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进入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周散布着死亡。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顿时，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并开始侧向翻转。

保尔像稻草似的被甩离了马鞍，越过马头，重重地摔在地上。

刹那间，周围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