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车库了。月亮发出柔和的光，照在窗台上。这月光也照到床上，宛如铺了一块浅蓝色的被单。房间里照不到月光的地方也变得半明不暗的。墙角那儿的桌子上，台灯投下一圈亮光。

丽塔低着头，在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她那尖细的铅笔写道：

五月二十四日

我又想把一些印象记下来。前面又是一大段空白。一个半月了，没有写过一个字。只好让它空着。

哪儿找得出时间写日记呢？此刻夜深了，我才动笔写。毫无睡意。谢加尔同志即将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大家知道后，都依依不舍。拉扎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真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才明白，他和大家的友谊何等珍贵。谢加尔这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要散伙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半夜，检查了我们这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来了，讨厌的登记分配处处长图夫塔也来了。我很讨厌这个自以为博学的人！谢加尔兴奋得容光焕发。他的学生柯察金在党史方面驳倒了图夫塔。这两个月的时间确实没有白费。学习效果这么好，可见花些力气是值得的。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处工作。为什么调动，我不知道。

拉扎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他说：“您把开了头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吧。别半途而废。丽塔，您和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小伙子还没有摆脱盲目性。他还是凭着沸腾的感情生活。这些旋风式的感情往往使他多走弯路。根据我对您的了解，丽塔，您能够成为他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您别忘了给我来信。”

今天，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来了。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要带柯察金来学习。我描写一下杜巴瓦。中等身材，体格强健，肌肉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由于加入“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之一。辅导他学习很不轻松。每天他都打乱计划，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争吵。那天晚上，第一次学习，他就从头到脚将奥莉加打量了一遍，说：

“我的老婆婆哟，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这副样子，不三不四！”

奥莉加也不是好惹的。我不得不做和事佬。杜巴瓦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此打住。该睡了。

赤日炎炎，烤得大地昏昏欲睡。车站天桥的铁栏杆被晒得发烫。人们热得提不起精神，慢腾腾地爬上天桥。这些人不是旅客，大都是从铁路工厂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站在天桥最高一级台阶上，他看见了丽塔。她比保尔先到，正仰望着天桥上往下走的人群。

保尔朝丽塔走去，在她侧面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丽塔没有发觉。保尔怀着奇怪的好奇心，从旁观察丽塔。丽塔身穿条纹衬衫、蓝布短裙，肩上搭着一件柔软的皮夹克。她头发蓬松，脸蛋晒得黑黝黝的。她站在那儿，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两眼眯缝起来。保尔头一回以这样的目光审视这位朋友和老师，也头一回意识到丽塔不仅是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不过他立刻发觉自己的“邪念”，深深自责，赶紧招呼丽塔：

“我看了你一个钟头，你却没有看到我。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两人走向通往站台的入口处。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塔代表省委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并让保尔随行协助她。他们必须今天就乘车赶去，可这相当不容易。由于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由掌握全权的一个五人小组控制。任何人都必须持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才能进入站台。这个小组派出值勤队，守住所有的进出口。列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只能带走十分之一的急于乘车的人。可是谁都不肯等下一趟车，因为弄得不巧，一等就是好几天。数千名旅客涌向检票口，都想挤上不易挤上的绿色车厢。这些日子，车站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事情常常闹到扭打的地步。

保尔和丽塔使劲儿挤着，可还是进不了站台。

保尔熟悉这儿的每一个出入通道。他带着丽塔穿过行李房，进了站台。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四号车厢跟前，只见一大堆人拥在车门口，有个肃反工作人员满头大汗，拦住人群，唇焦舌敝地劝导：

“我告诉你们，车厢里挤满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是不准站人的。这是命令。”

人们发疯一般朝他挤去，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每节车厢的门前人们都在咒骂、叫喊、挤撞。保尔看出，按照常规办事，休想乘上这趟车。但他们又非上去不可。要不然，团代会就开不成了。

保尔把丽塔叫到一旁，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由他先挤进车厢，打开车窗，再从窗口把丽塔拉进去。现在这是唯一的办法。

“你把皮夹克给我，这会儿它比任何证件还管用。”

保尔接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枪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故意让系着穗儿的枪柄露在外面。他把装食品的旅行袋放在丽塔脚边，独自朝车厢走去。他毫不客气地推开旅客，伸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你干什么？”

保尔转头瞧瞧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处的。现在要检查一下上了车的人是不是都持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回答，那口气让人决不会怀疑他的权力。

工作人员朝他的口袋瞥了一眼，用袖口擦擦额头上的汗水，用无所谓的口吻说：

“好吧，你挤得上，就检查好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不得不用拳头开路，竭力往里面挤。他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身子悬空，再从别人的肩头踩过去。他挨了数不清的骂，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保尔从上面往下踩的时候，一只脚踩到胖女人的膝盖上。胖女人冲着他破口大骂：“你这个杀千刀的，脚往哪儿踩呀？”这个身体足有七普特重的胖女人勉强挤在下铺的边沿，两腿之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这类铁桶、板箱、布袋、竹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面闷热得让人气都喘不过来。

保尔只当没听见胖女人的脏话，问她：

“公民，请出示乘车证。”

“啥东西？”胖女人横眉竖眼地反问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

另一个贼头贼脑的女人从上铺探出头来，扯开粗嗓门喊道：

“瓦西卡，这臭小子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叫他滚远点！”

有一个人应声出现在保尔的头顶上方。自然这便是瓦西卡。这家伙身高体壮，满胸脯的毛，两只牛眼睛瞪着保尔。

“你盯住人家妇女干吗？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位上有八条腿伸了下来。这些腿的主人勾肩搭背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着葵花子儿。显而易见，这是一伙见过世面、在铁路上来来往往倒腾粮食的投机商。保尔顾不上查究他们，必须先把丽塔接进车厢。

“这是谁的箱子？”他指着车窗边的小板箱，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这个女人的，”工人指指两条穿着褐色长袜的粗腿说。

一定要开窗。小板箱碍事，可又没有地方挪。于是保尔把小板箱捧起来，递给坐在上铺的主人。

“公民，请先拿一下，我要开窗。”

“你干吗乱动别人的东西？”塌鼻子女人见保尔把小板箱放到她的膝盖上，立刻尖叫起来。

“莫季卡，这个人在胡闹，你看到了吗？”她扭头向身旁的人求助。那个坐在上铺的人并不下来，用凉鞋朝保尔的背上踢了一脚。

“喂，你这个混蛋，快滚开！要不然，我在你身上留个洞！”

保尔挨了一脚，没吭声。他咬紧嘴唇，把车窗打开了。

“同志，请你稍微让开一点，”他请求那位铁路工人。

保尔把一只不知是谁的铁桶移开一些，腾出地方，站到车窗跟前。丽塔正在车窗外边，这时赶忙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搁，探出身子，抓住丽塔的双手，把她拉上来。有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还没来得及制止，丽塔已经爬进了车厢。那战士慢了一步，没有办法，只好骂了一声，离开车窗了事。丽塔一进车厢，投机商们叫嚷得更厉害，弄得她很尴尬，心中很是不安。她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只得抓紧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沿上。周围是一片谩骂声。上铺的那个粗嗓门骂得更难听：

“这个混蛋，自己爬上来不算，还拉上来一个婊子！”

上头又响起一个不见其人的尖嗓子：

“莫季卡，把他的鼻梁揍扁！”

塌鼻子女人也想乘机把小板箱压在保尔的头上。周围的人流气十足，充满敌意。保尔后悔把丽塔拉到这节车厢里。事已至此，总得设法替她找个地方吧。保尔对那个叫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让这位同志落脚站一站。”不料，那家伙非但不动弹，反倒骂了一句极其下流的话，气得保尔心头怒火直冒，右眉上边像针扎似的频频作疼。

“下流坯，你等着，回头我找你算账！”保尔勉强压住怒火，对那个流氓说。可是他的头上立即又挨了一脚。

“瓦西卡，再教训教训他！”周围的人像催促恶狗咬人似的怂恿着。

保尔强压了好一阵子的怒火终于爆发了。这种时候，他出手照例又快又狠。

“怎么，你们这伙坏蛋、奸商，想欺侮人？”保尔犹如蹬着弹簧似的，双手用力一撑，蹿上中铺，挥拳猛揍莫季卡那张蛮横的丑脸。这一拳劲儿真大，那家伙一下子栽下来，跌落到过道里几个人的头上。

“混蛋！你们通通给我滚下来！要不然，我把你们这些狗东西都给毙了！”保尔在上铺四个人的鼻子跟前挥舞着手枪，厉声呵斥。

这么一来，局面完全扭转了。丽塔全神贯注，只要谁敢碰一下保尔，她就准备开枪。上铺立刻腾了出来，那个贼头贼脑的女人赶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了。

保尔把丽塔安顿在空出来的位子上，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儿坐着，我去跟他们算账。”

丽塔拦住他：

“你还要去打架？”

“不是。我去去就来，”他安慰丽塔说。

保尔再次把车窗打开，跳到站台上。几分钟后，他已经走进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站在老上级布尔迈斯特的办公桌前了。布尔迈斯特是拉脱维亚人。他听保尔谈完情况，就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检查证件。

“我早就说过，每次还没放人进站上车，车厢里已经坐满了投机商，”布尔迈斯特抱怨说。

十名肃反人员组成检查组，对整节车厢进行彻底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从头至尾帮着查。他虽然离开了肃反委员会，跟那里的朋友却依旧保持着联系。而且，他担任共青团书记后，还向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输送过不少优秀团员。检查结束后，保尔又回到丽塔这儿。车厢里已经坐满了新的旅客——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铺位上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保尔在上铺的一角给丽塔找了个座位。

“可以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塔说。

列车启动了。

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向后退去。

“曼卡，我的油桶呢？”传来她的喊声。

丽塔和保尔挤在跟邻铺隔着大捆大捆报纸的狭小的空间里，兴奋地回忆着刚才那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边啃着面包和苹果，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列车缓缓地爬行。这些摇摇晃晃、超载的车厢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每到钢轨接头处都会震跳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了，接着，夜幕遮住了敞开的窗子，整个车厢便黑沉沉的了。

丽塔很累，头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铺边上，耷拉下两条腿，抽着烟。他也十分疲倦，但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吹进车窗。车身猛地一震，丽塔惊醒了。她看见保尔烟头的火光。“他会这样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挤我，怕我不好意思，”她暗想。

丽塔打趣地说：“柯察金同志，请抛开资产阶级的那套虚伪礼节，躺下休息吧。”

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舒适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搂住旅伴。保尔感到丽塔的头发碰着了他的脸。

在保尔心目中，丽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丽塔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但她终究是个女性。这一点他是在天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正因为这样，丽塔的拥抱使他很激动。保尔感觉出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双唇离得好近，近得使他产生了要找那嘴唇的渴望。他用顽强的意志克制住了这种渴望。

丽塔似乎猜到保尔的感情，她在黑暗中微微地笑了。她已经尝过热恋的欢乐和失恋的痛苦。她先后把自己的爱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白匪军的子弹相继夺走了她的这两个亲人：一个是旅长——顶天立地的巨人；另一个是眼睛亮闪闪的小伙子。

车轮声使保尔很快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汽笛一声吼叫，才把他唤醒。

近来，丽塔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笔记本难得打开，只写过几则非常简短的日记。

八月十一日

省代表大会闭幕了。阿基姆、米哈伊拉和另外几个同志都去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大会。日常工作全都压到我的肩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到团省委任职的证件。杜巴瓦担任佩乔拉区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他工作太忙。保尔希望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抽不出空，有时候他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线上情况日益紧张，他们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来找我。我们调走他那儿的人，他很不满意，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八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经过走廊，看到潘克拉托夫、柯察金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走近些，听见保尔正在讲一件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简直应该吃枪子儿。他们竟然说：‘你们无权插手我们的事情。这儿，铁路林业委员会说了算，共青团管不着。’瞧他们那神气样儿……寄生虫在那里做窝啦……”接着，我听到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瞧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保尔回头一瞧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一眼，赶紧溜走了。这下，他准会很长一段时间不到我这里来。他知道，无论谁骂人，我都不会原谅。

八月二十七日

委员会开了内部会议。情势正日趋复杂。现在我不能写下全部情况，因为那是不允许的。阿基姆从县里来，一脸愁云。昨天，又有一列运粮专车在捷捷列夫附近被颠覆。看样子，我得放弃写日记了。老是写得断断续续的。我等着柯察金来学习。今天我看到过他，他和扎尔基等五个人在建立一个公社。

这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里接到一个电话。是丽塔打的，说今晚有空，叫他去学习，继续研究上回没结束的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保尔来到大学环路那幢房子的门口。他抬头望望，丽塔的窗户亮着灯。他顺着梯子跑上楼，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没等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在丽塔那张小伙子们不敢坐一坐的床上，此刻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桌子上放着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红星军帽。丽塔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两人正眉飞色舞地谈着什么……丽塔朝保尔转过身来。脸上喜气洋洋。

那个军人推开拥抱着他的丽塔，站起身来。

“我来介绍一下，”丽塔对保尔说，“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等丽塔介绍，就很大方地自报姓名，并且紧握保尔的手。

“他突然来了，从天而降似的，”丽塔含笑说。

保尔握手时很冷淡。莫名的委屈在他眼中短促地一闪。他瞥见达维德的衣袖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塔刚要说什么，保尔抢先表明：

“我是跑来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要去码头上卸木柴，你别等我……正巧你有客人。就这样吧，我走了，伙伴们在楼底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进门来，又倏地退出去了。楼梯上传来他急促的脚步声。楼底下，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再没有任何声响。

“他好像不大对头，”丽塔迎着达维德那困惑的目光，猜想着说。

……天桥底下一台机车吐出长长的一口气，从强劲的胸腔里喷吐出大团金色的火星。这团奇异的火星向上飞进，消隐在烟雾之中。

保尔倚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他两眼眯缝起来。

“莫明其妙！柯察金同志，为什么一发现丽塔有丈夫，你就那么痛苦呢？难道她曾说过没有丈夫？即使说过又怎样呢？你干吗酸溜溜的？亲爱的同志，你一向认为，除了高尚的友谊，没有别的任何关系……你怎么会把这一点疏忽了呢？嗯？”保尔讥讽地责问自己。“再说，如果那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或许是她的哥哥或者叔叔呢……那你不分青红皂白让人难堪，也太荒唐了。显然，你也跟其他男人一样，是小人。是不是哥哥，一问就知道。如果确实是哥哥或叔叔，你怎样跟她解释自己的失态？算了，往后你再也别去见她了。”

汽笛声打断了保尔的思路。

“天很晚了，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住宅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是扎尔基、保尔、头发浅黄而性格开朗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斯乔帕·阿尔秋欣。不久前，斯乔帕·阿尔秋欣还是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找到了一间屋子，接连三天下了班就去打扫、擦洗、粉刷、油漆。他们提着水桶跑来跑去，邻居差点儿以为着火了。他们搭了床，从公园里弄来好多槭树叶，塞进大口袋里做成床垫。到了第四天，雪白的墙壁上又挂上了彼得罗夫斯基^【1】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整个房间焕然一新。

两个窗户之间的搁板上放着一堆书。两只木箱蒙上硬板纸，便算是方凳。另一只大一些的木箱当作柜子。一张挺大的台球桌，放在屋子中央。台球桌的呢面已经脱落。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白天当桌子，夜里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搬来了各自的东西。克拉维切克善于当家理财，他把公社的全部财产列了一份清单，并且想钉在墙上，由于大家一致反对才作罢。屋子里的一切都成了集体财产。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一律平均分配。只有武器仍旧归各自所有。社员们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如果违反取消私有财产的规定，辜负同志的信任，就开除出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加上一条：从屋子里驱逐出去。

本区的共青团活动积极分子都来参加公社的成立典礼。公社社员在邻家的院子里借了一个大茶炊，拿出所有的糖精沏茶。大家喝完茶，齐声高唱：

泪水洒遍了海角天涯，

我们一辈子做牛做马，

但那一天必将到来……

烟厂女工塔莉娅·拉古京娜在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稍歪在一边，眼睛挺像调皮的男孩。至今还没有人能就近仔细观察这双眼睛。塔莉娅很有感染力地笑着。这个十八岁的糊烟盒女工青春焕发地看着世界。她单手朝上一扬，大家便放声齐唱，跟铜号一样嘹亮：

我们的歌声飞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旗帜明亮，如同火焰，

那是我们的热血在闪光。^【2】

直到深夜，大家才散去。说笑声惊醒了沉睡的街道。

团区委书记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轻点，同志们，我什么也听不清了！”他朝挤在办公室的共青团员们喊，他们都在哇啦哇啦地交谈。

说话声轻了一些。

“我在听。哦，是你呀！对，对，这就开会。讨论内容吗？还是那个老问题：到码头上搬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这儿。要他听吗？行。”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递给保尔。

“我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巧有空。你来吧，我哥哥乘车路过这儿，来看看我，我们两年没见面了。”

是哥哥！

保尔没有听到丽塔接着讲的话。他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回想起那天夜里在天桥上作的决定。对，今天应该去见她，把联系着双方的那条线掐断。爱情给人带来多少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听筒里传来丽塔的声音：

“你怎么了？没听见我的话吗？”

“不，不，我听着。好的，开完会就来。”

他搁下了听筒。

保尔抓住橡木桌子的边沿，直视着丽塔的眼睛，说：

“我恐怕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只见丽塔那浓密的睫毛向上颤动了一下。丽塔手里的铅笔正在纸上迅速写着什么，这时候突然停住，一动不动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

“越来越抽不出时间。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每天够紧张的。很可惜，但是只能过些时候再说……”

他听着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觉得口气还不坚决。

“何必拖泥带水呢？这么说，你缺乏斩钉截铁的勇气！”

于是，保尔口气坚决地接着说：

“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内容，我理解不了。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却一点也记不住。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都去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教一个聪明些的学生吧。”

丽塔凝视着他，他避开了丽塔的目光。

为了不给自己留一点回旋的余地，保尔又硬着头皮说：

“所以，咱们用不着再浪费时间了。”

保尔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用脚稍稍推开椅子，朝下看看丽塔垂着的头，看看她在灯光中显得更加苍白的脸。保尔戴上帽子，说：

“那么，丽塔同志，再见了！真对不起，这么多日子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应该一开头就说的。这都怪我。”

丽塔机械地把手伸给保尔。小伙子突然变得如此冷淡，使她感到惊愕，她只能勉强地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没能使你满意，没能使你理解，那么今天这样的结果，是我自己造成的。”

保尔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间，悄无声息地把门掩上。到了大门口，他站住了——现在还可以回去，解释清楚……可是何必呢？难道回去让她当面贬斥一顿，然后重新回到大门口来吗？不！

破烂的车厢和熄了火的机车在铁路的死岔线上越积越多。风卷着锯末在空荡荡的木柴场上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猞猁，在城市周围的林间小路上和幽深的山谷里频繁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郊外的村庄里和树林中的大养蜂场里，到了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脚爪，大肆破坏。干完坏事，又爬回巢穴。

这样一来，铁马般的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被压成肉饼，宝贵的粮食跟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匪徒们不时偷袭宁静的乡镇。母鸡惊慌地咯咯叫着满街乱跑。枪声一响，乡苏维埃的白房子附近便发生为时不长的对射，枪声清脆得好像踩断干树枝。匪徒们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庄里横冲直撞，砍杀被抓住的村民。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响，砍人如同劈柴。为了节省子弹，他们不大用枪杀人。

匪徒来去飘忽不定。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在神父家的院子里，在富农家牢固的宅院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白色小房子里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伸进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青灰色的上等美酒源源不断地送往那里。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再通过复杂的联络网，一直送到奥尔利克本人手中。

这个匪帮总共只有两三百名暴徒，可就是一直没能剿灭。他们化整为零，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无法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装成老实的庄稼汉，在自家院子里转来转去，给马喂草料，或者站在大门口，嘴里带着讪笑，吸着烟袋，闪烁的目光打量着过往的红军骑兵侦察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全团人马，在这三个县里清剿匪徒。他们不知疲劳，夜以继日，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踩住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以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喽啰。他们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东躲西藏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嘈杂的人群在五个集市上熙来攘往。有两种愿望在这里起支配作用：一种是漫天要价，一种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在这里各显神通。数百个精明的商人像跳蚤似的钻来钻去。他们的眼神里什么都有，惟独没有天良。这里犹如一个大粪堆，聚集着全城的蛆虫。他们的目的都是坑骗缺乏经验的新手。班次很少的列车从肚子里排泄出一堆堆背着口袋的人。这些人全都涌向各个集市。

晚上，集市上空荡荡的。白天生意繁忙的小巷，一排排黑洞洞的空货架和摊位，都变得狰狞可怕。

入夜，在这死气沉沉的街区，每个小亭子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即使胆大的人也不敢冒险到这里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突然响起一声像铁锤敲击铁皮似的枪声，于是有人饮弹而亡，倒在血泊里。等到附近几个岗亭的民警结伙赶来（都不敢独自来），除了一具蜷缩的尸体之外，已经找不到别的人了。凶手早就逃离了作案现场，而集市所在街区的居民却被搅得一夜不得安宁。集市对面就是“俄里翁^【3】”电影院，那儿马路和人行道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电影院里，放映机咝咝地响着，争风吃醋的情敌在银幕上厮杀。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叫起哄。看来，市区和城郊的生活似乎都没有离开常轨，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党的省委会里，工作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

城市里正酝酿着风暴。

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这些人笨拙地把步枪藏在乡民常穿的长袍里面，从各地潜入这座城市。有的装成投机商，坐在火车顶上赶来。他们不去市场，而是凭着记忆，把东西带往约定的街道和住宅。

这些人都是知情人，而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布尔什维克，却不知道风暴快要袭来。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了解敌人的全部准备活动。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彼得留拉匪帮的残部，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狼狈为奸，准备组织一次暴动。

彼得留拉残部秘密地拼凑了一支突击队。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舍佩托夫卡也有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四十七个人，其中大部分过去就是活动猖獗的反革命分子。当地肃反委员会的轻信使他们得以逍遥法外。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父、温尼克准尉和彼得留拉军官库兹缅科。神父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还有钻进市执行委员会当了办事员的萨莫特亚等人，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决定在夜间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顺利，就占领火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座大城市里，一群白匪军官正在鬼鬼祟祟地集中，各路匪帮则到城郊的树林里集结。一些经过审查的“忠诚分子”，从这里前往罗马尼亚，去见彼得留拉本人。

在军区特勤处里，朱赫来已经连续六昼夜没有睡觉，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之一。费奥多尔·朱赫来觉得自己现在像个猎人，正监视着即将猛扑过来的猛兽。

不能叫喊，不能打草惊蛇。只有把这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人们才能安心地劳动，用不着时刻留意着每个树丛后面的动静。把野兽吓跑是不行的。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斗士必须心不慌、手不软才能获胜。

关键时刻迫在眉睫了。

就在城里的某个角落，在进行阴谋活动的秘窟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动手。

五个掌握敌情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不能拖，今夜就行动。

晚上，装甲列车不拉汽笛，悄悄地开出车库，接着，车库也悄悄地关上大门。

直达线路急速地传递着密码电报。凡是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顾不上睡觉，立即行动，去捣毁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

“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是吗？好。你跟区党委书记马上来开会。木柴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你们来了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坚定而急促的声音。

“唉，木柴问题快把我们急疯了。”他埋怨着，放下了听筒。

利特克开着汽车，风驰电掣地把两位书记送到目的地。他们下了车，登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决不是让他们来研究木柴问题。

一挺马克沁机枪架在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在站岗，他们都默不作声。省委书记办公室宽大的门里面，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就要开完了。

外面有电线通过气窗伸进来，接在两部军用电话机上。

人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塔和米哈伊拉。米哈伊拉·什科连科穿着长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腰间挂着手枪，使得扎尔基没能一眼认出来。丽塔的装束，跟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样：头戴红军的盔形帽，身穿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挎着沉甸甸的毛瑟枪。

“怎么回事呀？”扎尔基惊奇地问丽塔。

“这是演习紧急集合，万尼亚。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在第五步兵学校紧急集合。各支部的小伙子开完会就直接去那儿。最重要的是这个行动不要让人察觉，”丽塔对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的树林里寂静无声。

高耸的橡树如同默默伫立的百岁巨人。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沉睡着。宽阔的林荫道上渺无人迹。在树林中间，高高的白色围墙里面是从前士官武备学堂的楼房。现在这里是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夜色正浓，楼上没有灯光。从表面上看，这里一切平静。过路人准以为里面的人全睡了。但是，那扇大铁门为什么敞开着？门旁那两只像特大蛤蟆似的东西又是什么？不过，从铁路工人区的各个角落到这里来集合的人都知道，既然下了紧急集合令，军校里的人不可能在睡觉。参加支部会的人听到简短的通知，就直接到这里来了，有独自来的，有两个一起来的，最多不超过三个人。谁也不说话。每个人的衣袋里都藏着证件，上边印有“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字样。只有出示了这样的证件，才能进入大铁门。

礼堂里已经有很多人。这里灯火通明，四周的窗户都用帆布帐幕遮挡着。集合在这里的布尔什维克都安静地抽着自己卷的烟，对这种演习性的紧急集合都不当一回事，谁也不感到紧张。不过是集合一次，让大家体会一下特勤部队的纪律罢了。但是，有过战斗经验的，一进校门，就感到气氛异样，不太像演习。这里的一切静得出奇：口令轻声发出，军校学员静悄悄地整队。机枪是用双手抱出来的。楼房里不往外透一点亮光。

“米佳伊，有什么重大事情吧？”保尔走到杜巴瓦跟前，低声问。

杜巴瓦正跟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并肩坐在窗台上，前天保尔在扎尔基那儿见过她一面。

杜巴瓦打趣地拍拍保尔的肩膀说：

“怎么，吓得灵魂出窍了吧？没关系，我们会教会你们打仗的。你跟她不认识吗？”杜巴瓦指了指姑娘问。“她叫安娜，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官衔是宣传站站长。”

那个姑娘一边听杜巴瓦戏谑的介绍，一边端详着保尔。她理了理从淡紫色头巾下滑出来的一缕头发。

她和保尔四目相遇，各不相让地对视了几秒钟。她那两只黑眼睛挑战似的闪着光。睫毛又长又密。保尔把目光转向杜巴瓦。他觉得脸上发热，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你们两个究竟谁为谁宣传呢？”保尔勉强笑着问。

礼堂里一阵喧哗。米哈伊拉站到椅子上大喊：

“第一中队在这里集合！同志们！快一点！”

朱赫来、省委书记和阿基姆一起走进礼堂，他们刚刚赶到。

礼堂里站满了排好队的人。

省委书记登上教练机枪的平台，扬起一只手，说：

“同志们，我们召集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情况，那是昨天还不允许说的，因为是重大的军事秘密。明天夜里，在本市，就像在全乌克兰的其他城市一样，将要发生反革命暴乱。咱们城里已经潜伏着许多反动军官。四郊也集结了好几股土匪。有些阴谋分子甚至混进了我们的装甲车营，当上了驾驶员。但是，肃反委员会察觉了这个阴谋，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整个党团组织都武装起来。第一和第二共产主义大队要配合肃反工作人员和军校学员，和这两支有战斗经验的队伍一起行动。军校的队伍已经出发。同志们，现在该你们出发了。十五分钟内领取武器，整理好队伍。这次行动由朱赫来同志指挥。他会给指挥员们下达具体的指示。我认为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已经十分清楚，没有必要再向共产主义大队的同志们作解释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在今天就制止明天将要发生的暴乱。”

一刻钟后，全副武装的队伍在校园里集合完毕。

朱赫来扫视了一遍肃立的行列。

在队列前边三步远的地方，并肩站着两个扎皮带的人：大队长梅尼亚伊洛和政委阿基姆。梅尼亚伊洛这个彪形大汉是乌拉尔的铸工。左面是第一中队的队伍，队列前边两步处站着两个人——中队长米哈伊拉·什科连科和指导员丽塔·乌斯季诺维奇。他们的后面是毫无声响的共产主义大队的三百名战士。

朱赫来一声令下：

“出发！”

三百个人走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

城市酣睡着。

来到荒凉街对面的利沃夫大街，队伍停下了。行动将从这里开始。

他们悄悄包围了整个街区。指挥部就设在一家商店的台阶上。

一辆汽车亮着前灯，从市中心沿利沃夫大街急驰而来，在指挥部旁边刹住了车。

这一次，古戈·利特克送来了自己的父亲——本市的警备司令扬·利特克。司令跳下车来，对儿子匆忙地说了几句拉脱维亚话。汽车猛然向前一冲，转眼就消失在德米特里大街的拐弯处。古戈·利特克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两只手仿佛粘在方向盘上似的，忽而左打，忽而右转。

哈哈，这回可用上了他开飞车的本领！这下没有人会想到因为他发疯似的急转弯而关他两天禁闭了。

古戈开着车，流星似的在街上疾驰。

转眼间，他把朱赫来从城市的这头送到了那头。朱赫来不由得夸赞他：

“古戈，像你今天这么开法，要是不撞人，明天就奖给你一块金表。”

古戈得意洋洋地说：

“我还以为这样急转弯要关我十天禁闭呢……”

阴谋分子的司令部最先遭到打击。第一批俘虏和缴获的文件马上送到了特勤处。

荒凉街上有一条胡同，也叫这个古怪的名字。根据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情报，住在荒凉胡同十一号的秋贝特，在这次反革命阴谋中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他那里藏有一份要在波多拉区行动的军官团的名单。

警备司令扬·利特克亲自到荒凉街来逮捕他。秋贝特住的房子有几个窗户朝着花园。花园的高墙那边，从前是座修道院。在这所房子里没有找到秋贝特。据邻居说，他今天没回来过。在他屋里搜出了一箱手榴弹，还有一些名单和地址。老利特克布置了伏兵，自己在桌旁翻看搜到的材料。

花园里的哨兵是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他能看到亮着灯光的窗户。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真没劲儿。他有点害怕。他奉命监视高墙，可这儿离那个能壮人胆的明亮窗户挺远。鬼月亮又很少露面。黑暗中，灌木丛像在抖动。他用刺刀向四周探了探——什么也没有。

“干吗派我到这儿来呢？墙这么高，谁也爬不上去，到窗子跟前瞧瞧怎么样？”年轻学员这样想。他再一次看看墙头，就离开了散发着霉味的墙角。他在窗前停住了脚步。老利特克正匆匆收拾文件，准备离开。就在这当口，一个人影在墙头上出现了。这人看见了窗外的哨兵和屋子里的老利特克。人影像猫一样敏捷地从墙头攀到树上，溜到地面，又像猫一样悄悄地接近哨兵，把手一扬，哨兵就倒下了。一把海军短剑深深地刺进哨兵的脖子，只有剑柄露在外面。

花园里一声枪响，包围这个地段的人们就像触了电似的。

六个人皮靴咚咚响着冲向这所房子。

扬·利特克已经死了。他坐在圈椅上，头贴着桌子，满脸鲜血。窗户的玻璃已被打得粉碎，但是敌人没来得及抢走文件。

修道院的墙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凶手跳到街上，拼命朝卢基扬诺夫空地跑去，边跑边向后开枪。他没有逃脱：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通宵进行了挨户搜查。几百个没报户口的、证件可疑的、藏着武器的人被押到肃反委员会进行甄审。

有几个地方遇到了阴谋分子的武力反抗。在日良大街，安托沙·列别杰夫在搜查一户人家时被冷枪打死了。

这天夜里，索洛缅卡大队损失了五个人。肃反委员会牺牲了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共和国的忠实保卫者扬·利特克。

暴乱被制止了。

同一天夜里，在舍佩托夫卡，瓦西里神父、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们的全部同伙，通通落网了。

风暴平息了。

然而，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城市——铁路运输即将瘫痪，随之而来的将是饥饿和寒冷。

粮食和木柴成了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