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哲学的终结还是重生

海德格尔与莱维纳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都是以对现代主体观的考察为依据的，面对这个“今”，他们都试图回到更遥远的“古”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和思考的支点以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海德格尔回到早期的“希腊”，而莱维纳斯则回到了比“希腊”更早的“希伯来”，以之作“替代”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但是世界并不仅仅是“希腊”和“希伯来”的。当东方世界彻底地承受了现代性的命运和存在的重压之后，出于前现代的那种对现代性的盲目讴歌将会渐趋休止，思想者将从东方的思想资源中汲取新的思想支点。这一工作海德格尔晚年已经意识到了，[1][380]但他本人显然还无法作为这一思想任务的承担者，历史的天命还没有在东方降临，但他显然预示了这一点。回到各自的古典思想传统并不是让生活回到各自的古代世界中去，而是要为诊断现代世界寻找新的参照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如胡塞尔所言，中国和印度就只能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明类型，而无法承担起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然而胡塞尔的断言未免太早，也过于武断。对于超越现代性而言，一种新的“思”也许才刚刚来临。

海德格尔表明那种承担世界历史任务的、来自希腊传统的哲学已经终结，于是提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这个根本的命题。黑格尔最早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与之相伴的是“历史终结”的结论。黑格尔期望它最终落实于他的普鲁士。当“绝对”在“他者”中间完成了尤利西斯式的游历之后返回自我时，便在真理的体系中完成了自身，于是，哲学的终结便意味着哲学的完成。哲学作为“爱智”让位于“智慧”本身，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绝对知识”或“科学”。海德格尔同意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完成，但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的。“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2][381]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诸科学的完成，一种计算性的理性思维占据的统治地位。“哲学的终结表明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布置的胜利。哲学的终结就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的开始。”[3][382]但是面对更为广阔的事情本身，依然有哲学无动于衷的东西，依然有未曾“思”的东西。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已经在哲学传统中完成了它所能谈的，接下来便是留给“思”的任务了。

海德格尔从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中，从荷尔德林的诗中去接续那“思”的流传。但如果这种“思”只能拘泥于自身的传统之中，那它显然就无法承担起世界历史的使命；也就是说，“思”依然需要某种形式落实于现代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莱维纳斯并不认为哲学就此终结了。在他看来哲学代表着某种普世的维度，他敏锐地感到来自希伯来传统的智慧要承担起普世的意义就不能仅仅靠“思”来完成其使命，“思”如果不能超越其自身古老的形式，那就会依然处于蛰伏的状态，而无法触动这个现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依然是未竟的事业。[4][383]因此，那来自古老传统的“思”在今天更急切地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展现自己，这是世界历史的重任所要求的。

因此，在哲学终结问题上莱维纳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5][384]哲学的终结不仅仅是基于不同哲学家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它更是基于对普世意义的一种理解。黑格尔认为，智慧达到了，所以哲学结束了。但莱维纳斯并不以为然，而是认为智慧别有其渊源，远还没有达到；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终结了，哲学对于“思”的事情的规定乃是一种束缚。[6][385]但莱维纳斯认为，若没有哲学，那“思”未必能承担起那普世的意义。所以，莱维纳斯说：“哲学，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说的本体神学逻辑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形式来看，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在批判的思辨和诘问等其他意义上，哲学却并非如此。哲学的思辨实践绝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事实上，当代所有关于克服和解构形而上学的讨论，在许多方面与其说它本身是形而上学，不如说它更具思辨的色彩。理性绝不是万能的，所以它有时要对自己提出质疑。哲学在当代即将陷入绝境之时却发现，它又获得了重生。”[7][386]莱维纳斯认为哲学的终结是有条件的，即在本体神学逻辑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条件下，哲学确实终结了。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一上手便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就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考。哲学、形而上学和存在论是三位一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定下的规矩，历千年而不变。对此，莱维纳斯并不认同。他认为，在上述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哲学将获得“重生”。

对莱维纳斯来说，这“重生”就是在哲学中“面对他者”。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给自己的任务是“摧毁存在论的历史”：“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析为一些源始经验”（BT 28）。海德格尔通过追问存在者的存在来实现这个任务。尽管在打碎传统的存在论这一点上，莱维纳斯追随海德格尔，在思想上表现得相当一致。但莱维纳斯的“被遗忘的经验”（TI 28）却是和海德格尔有着极大的不同，这些经验甚至为海德格尔所“遗忘”，那就是“与他者关系”的经验。这就是莱维纳斯使哲学获得“重生”的源始经验。

莱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明确提出要与 “与巴门尼德决裂”。巴门尼德代表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传统，即存在的同一性和对存在之外的抑制，而与之决裂的途径就是“与他者的关系”。到了《总体与无限》，莱维纳斯宣称“我们离开了巴门尼德式的存在哲学”（TI 269）。这个巴门尼德式的存在，不仅包括了传统哲学而且包括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不仅包括对存在者的规定，而且包括对存在的领会。莱维纳斯借“与他者的关系”试图实现“善超越存在”的意涵，这表明了他的哲学的全部旨趣——超越存在；他要超越一切维系于存在的东西。但这种“超越”并不在存在之外，“这种对总体性和客观性经验的‘超越’并不是在一种纯粹否定的样式中被描述的，它是在总体和历史之中，在经验之中被反思的”（TI 23）。这里的“之中”很关键，一如笛卡尔在“我思”“之中”发现“无限”。莱维纳斯的策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用在总体中“被遗忘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发现“超越”存在的路径。前期是在他者之“脸”中，后期是在“言说”中，是在“主体”中，甚至我们可以说，莱维纳斯就是在哲学中发现了这种“经验”的。他说：“我们可以在总体经验中返回到一种总体破碎的情形，一种作为总体条件的情形。”（TI 24）如果说，以往的哲学拘泥于“总体”的话，那么莱维纳斯的哲学就是要从这种“总体”本身返回到“别样于存在”，在既有的存在中去发现“无限”的“踪迹”，这样的“无限”才有可能。只有在“我”的身上发现“面对他者”的责任，“他者”才不会变成“我”的。尽管在这一努力中存在着“危险”，在哲学上存在着“怀疑主义”的陷阱，但莱维纳斯认为这却是哲学值得去冒的风险，在哲学自身的矛盾和纠缠中，可以透出“言外”之意。

在一片哲学终结的叫喊声中，莱维纳斯倒是道出了别样的声音：“尽管德里达倾向于把西方现在的形而上学解构看作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危机，我却认为，这是西方哲学把自己向超越存在之外的他性和超验开放的一个黄金时机。”[8][387]这就是说，哲学如果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西方传统，一种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它的智慧确实走到了尽头，如若西方能够开放自己，莱维纳斯称之为“向超越存在之外的他性和超越开放”，那么哲学将能走向“重生”。哲学将自己实现为一部哲学史，但并不是黑格尔式概念演进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从其概念的开端就已经预示了它的终结，在莱维纳斯那里，这种哲学史将因为不断有新的对话者加入进来而重新开始（OBBE 20）。如果我们还记得莱维纳斯所说的，“超越”正是在“他者”身上显现的话，那么，我们把他的呼吁可以理解为要求哲学敞开自己，向另一种传统开放的呼声，理解为邀请“他者”加入的要求，理解为聆听另一种声音的诉求。事实上，海德格尔晚年对于这种“他者”也有一种期待，他曾说过：“是不是有朝一日‘思’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9][388]海德格尔看到了哲学在西方的内在逻辑，于是期待“思”从东方醒来。但他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思”都是需要形式的，寓于荷尔德林诗中的“思”需要海德格尔的哲学翻译，寓于《塔木德》和圣经中的“思”需要莱维纳斯的哲学翻译，寓于中国传统经典的“思”何尝不需要一种哲学的翻译呢？

莱维纳斯对于哲学“重生”的理解，为哲学向“他者”的敞开开辟了道路。暴力并非一定就是野蛮，历史上也不乏“他者”的声音，但是一旦在固有的体制内给“他者”一个位置，即便是拥抱“他者”，“他者”的声音也会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对“他者”的暴力。这是哲学之于“他者”必须保持的警惕。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莱维纳斯哲学看作对“他者”的谈论，一种“他者”的理论化过程，一种“他者”的主题化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毋宁是对“他者”的一种哲学上的扼杀。莱维纳斯更多地教会我们如何在任何状况下去面对“他者”，不仅是倾听“他者”，而且如何在自我中去发现“他者”。在“同一”霸权日盛的今日，莱维纳斯的呼吁显得十分可贵。强调自我，必有一终结，而聆听“他者”，服务“他者”，则永无止境。莱维纳斯的“他者”起于他的希伯来背景，但“他者”远不限于希伯来传统，莱维纳斯试图使哲学真正向“他者”开放的意义，当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理解。当人们哀叹哲学的终结时，那是因为哲学总是局限于西方的自我之中，当面对“他者”时，莱维纳斯看到的是哲学的黄金时代。他要在哲学中带来一种别样的声音，这正是我们从莱维纳斯的哲学中所获得的启示。

哲学的角色是多元的，哲学可以作为牛虻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先知来行使使命。我们不能期望每一种哲学都完成相同的使命。莱维纳斯就像一个身处希腊世界的先知。他努力把另一种声音带进哲学，让我们领略一种别样的哲学。他的哲学对我们固有的哲学观念提出了质疑，对哲学的自以为是提出了忠告。他的哲学正实践着作为“他者”的角色，我们当以敬畏之心倾听，尽管是在“接近”，却深知距离无处不在。“他者”不可被拥有，一种真正的多元性才能保证哲学得到“重生”。我们期待着在这“希腊的世界”中有更多的东方圣人和贤者身影出现。对于任何一种固步自封的哲学，丧钟的敲响为时不远。对于永远接纳人类众多智慧传统的哲学来说，哲学将生生不息。

莱维纳斯从存在论到伦理的道路是艰难的。“脸”的提出独具匠心，却容易被对象化地理解；从存在自身之内超越存在，是真正的超越之道，却很容易被误解为依旧停留在存在论中；直接诉诸语言，是精到之举，却使语言濒于瓦解。以先知们在圣经中的方式直接地言说，以庄子的方式寓意地言说，在莱维纳斯看来并不能承担起那普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方式之于世界历史有着特殊的效用。后现代的人们对哲学的这种效用发出种种疑问，海德格尔亦心存疑虑。但是莱维纳斯的道路分明显示了他的执着，在哲学中他看到了其他方式所无可企及的普遍性，这应该是各种声音可以共享的方式，他坚信哲学的生命，以及哲学的生机；亦昭示着哲学中下一位“他者”的“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