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对毛泽东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期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而是要快速行动，因为政权像正在成熟的桃子一样撩人地悬挂在他面前。

他做出一个接一个的决定。他与美国调情，然后苦涩地离去。他再次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打仗，并且连他自己都很吃惊地轻易就打赢了。他还批准了和苏联不快乐的联姻。

美国对毛泽东来说，就像中国对罗斯福那样，只是远处的一点微光，并不明晰。零零碎碎的阅读，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令人称赞的美国图像，那是乔治·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一片土地。

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他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详细阐明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路线、纲领和政策。

苏联和日本是现实存在的，而美国只是个概念。

到1944年，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毛泽东为了打败日本而需要美国。但是，山姆大叔现在就在他的门口，不光彩地扮演着蒋介石赞助人的角色。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美国在战后亚洲的作用。他预计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在延安，毛泽东向他遇到的美国记者反复提出很多问题，他对美国的好奇心让那些记者感到着迷。既然他能接触到国际新闻报道，他就像证券经纪人认真阅读股票报表那样，对美国进行仔细的分析。

他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精彩。贝蒂·格拉布尔让他颤栗。一部关于美国大兵在意大利打仗的叫做《太阳之行》的片子，让他对美国士兵无忧无虑的作风感到惊奇——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他对查理·卓别林喜欢得不得了。^［1］

1944年夏天，一架装满了美国军人和外交人员的C—47飞机飞到黄土高原降落在延安。毛泽东坐着他那辆救护车改装的轿车颠簸着驶向机场，去迎接“迪克西使团”。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1944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欢迎美国“迪克西使团”。右为团长戴维·巴雷特上校，左二为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

当他见到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秘约翰·S·谢伟思和其他人时，他的目光是警觉的，但并不是没有期待。毛泽东和罗斯福派来的各类代表开始对话。

在迪克西使团延安之行背后起作用的，是美国远东战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希望评估共产党帮助美国打败日本的能力。“刻薄的乔”史迪威对中共的印象不错，想和他们更密切地合作，以加强战争力量。

看来毛泽东在1944年是亲美国的。在没有预见到会使用原子弹的情况下，他觉得，美国军队为了打败日本，将不得不登陆中国。他赞成这样做。他逐渐喜欢上美国来访者自由随意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关于安排一位美国将军指挥全中国作战部队的建议（蒋介石不同意）。

他在与迪克西使团成员的谈话中，不断地使用“民主”这个词^［2］，就好像它是延安和华盛顿之间共同的价值观。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成为西方所理解的民主的仰慕者。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反法西斯”是毛泽东提到民主时的全部含义。

20世纪50年代将会显示，毛泽东对美国的命运持有一种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

了解情况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的自负、腐败和十足的愚蠢感到沮丧。毛泽东关于美国政策的想法，也基于集中在国民党身上的考虑。

除了打败日本之外。他还希望罗斯福不再把美元和给养送给国民党，否则，中共和蒋介石的战斗将是长久而血腥的。

毛泽东试图说服美国相信共产党把握了未来。如果能够让美国认识到，蒋介石由于缺乏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注定要失败，或许内战能够避免。如果美国能够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是相互平等的，或许可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在这种联合中，他会像黎明赶走黑夜一样必然击败蒋介石。

毛泽东发现，要说服罗斯福相信共产党正在迅速压倒国民党，一点都不比说服斯大林更容易。

当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时，已经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诱使一些关键的美国共和党人百分之百地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因此，罗斯福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打交道。

在中国，“刻薄的乔”和陈纳德将军有分歧，陈纳德不想与毛泽东协作，而是想通过炫耀空中力量打败日本。而罗斯福那来自俄克拉何马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正在准备与史迪威参谋人员中的以及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作战。

可怜的毛泽东被弄糊涂了。没有人告诉过他，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把百分之七十的时间花在互相辩论上，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花在实际行动上。

帕特里克·赫尔利1944年末来到延安。毛泽东驱车到简易机场欢迎罗斯福的这位私人代表。赫尔利用能让尘土飞旋起来的乔克托印第安人的战争式叫喊宣布自己的到来。他动作麻利，军人姿态十分端正（据说他坐下也端着军人架子）。他穿着军官制服，挂满勋章。毛泽东穿着不像样的棉服和棉鞋，安静地向前走来。

“毛思同。”一个随从参谋听见赫尔利跟毛泽东打招呼时说。另一个听见的人以为这位迅速升迁的特使说的是“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把自己塞进了救护车。国际上相互理解这一高尚目标，几乎从来没有面临比这更严峻的考验。

他们跨过延河时，毛泽东描绘河水怎样在冬天涨起来，怎样在夏天干涸。赫尔利回应说，在俄克拉何马，河水在夏天少得可以通过观察鱼群搅起的水纹而跟踪它们的路线。

他们碰见一个农民正在用棍子赶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提建议：“打它的另一边，伙计！”毛泽东设法插嘴说，他小时候在韶山养过骡子。赫尔利解释说他曾经是牛仔，还一边讲那段生活一边不断地喊“呀呼！”。^［3］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这家伙是个小丑。”毛泽东后来告诉朱德，并且从那以后“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4］

赫尔利最大的问题是无知。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比毛泽东对乔克托人的战争呐喊了解得更多。他甚至对他的朋友蒋介石也不理解。

毛泽东和赫尔利为国共的联合制定了一个计划。毛泽东对它很满意。他们两人都签了字。但是在重庆，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毛泽东曾向巴雷特上校说出他的怀疑，蒋介石是否真像赫尔利说的那样，在赫尔利把“五点方案”的要点带到延安来之前已经表示了同意，他这样想真是有先见之明。

赫尔利的做派像坦克，但是在智力上却像弹簧垫子一样软弱。几天之内他已经改变了他关于“五点方案”的主意。整个第二年——直到他怒气冲冲地辞职，并且解释说国民党运气直线下降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亲共产党——他一直让美国的政策保持亲蒋介石。

毛泽东又打出一张牌——进行高层对话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他要求去华盛顿。

他的电文于1945年1月传到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办公室，以便传送给“美国最高官员”。电文说，如果罗斯福把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主要政党的发言人接待的话，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两人一起准备到美国来。^［5］

毛泽东希望，如果罗斯福不邀请他，那就对提要求这件事保密；这是为了避免惊动蒋介石，共产党还在和他进行艰难的谈判。

赫尔利扣压了这份电文。这个俄克拉何马人已经成了驻重庆的美国大使。电文到了重庆，但是从没有到达“美国最高官员”手里。它只是作为向罗斯福提出抱怨的一部分，因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抱怨的是，巴雷特上校和中共之间有鬼鬼祟祟的联系。毛泽东等待着答复，但最终毫无结果。

十周以后，毛泽东得知，约翰·谢伟思已经受召要回华盛顿。他立即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家进行了半天的谈话。毫无疑问，他推测谢伟思是要回去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拜访罗斯福。（谢伟思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把他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这次可是大错特错了。

到仲夏，谢伟思被捕了，他被指控向左翼杂志《亚美》泄密。毛泽东心神不安。罗斯福已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而赫尔利现在正在大批地打倒那些相信毛泽东会在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的美国官员。

毛泽东写了一篇叫做《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6］他和美国的调情，就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几乎已经结束。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委员长使得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新内战不可避免。这等于是赫尔利帮助把中国的未来交到毛泽东的手里，并且帮助把毛泽东推向与苏联更紧密的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是毛泽东未曾有过的，也是他并不想要的。

不久，赫尔利和蒋介石声言他们所支持的一切目标，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当年秋天，毛泽东极不愉快地眼见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时他心里似乎闪现了和美国合作的新兴趣。但是，这只可能是短暂的闪现而已，因为华盛顿此时是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

毛泽东在美国“丧失中国”四年之前，就丧失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左右为难。在赫尔利背弃了“五点方案”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去见毛泽东，看看能不能挽救点什么。毛泽东大发脾气，并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大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7］

毛泽东在愤怒中做出一个预言，它在即将展开的悲剧中得到应验：“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向“将军大使”做汇报时，赫尔利同样大发雷霆，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账东西”。^［8］“将军大使”是一群对这位老板感到不快的工作人员用来指称他的头衔，因为他喜欢同时涉足于军界和外交界。

赫尔利在延安交给毛泽东的文本借用了很多美国革命的措辞。“人身保护法”，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一句不容易用中文表达的话。赫尔利依靠《人权法案》来定义他认为战后国共联合应该坚持的价值观。^［9］

毛泽东很反感吗？不是。对同赫尔利的第一轮谈判，他的反应还是不错的。事情的讽刺性以及悲剧性之处在于，为毛泽东请出美国宪法的那个人，也正是后来拆毛泽东台的那个人。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进攻。这是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学习美国民主的宗旨这种方式，没能起到让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信赖美国理想的作用。当他的“选集”出版的时候，关于40年代他对美国表现热情的叙述，大部分都被删除了。

如果毛泽东当初到了华盛顿，他或许会说服罗斯福相信他对未来的把握。这不可能阻止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摊牌，但是中国内战就不会持续三年并且夺去300万人的生命。蒋介石也不会一直到最后都得到美国支持（实际上还不止到最后），而乔治·马歇尔也不至于在进行调停时受到掣肘。

也许，不管马歇尔可能做什么（即使他双手都自由），毛泽东都会打败蒋介石。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真的作为政治领导人来到白宫，而不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在美国的想象中，那么，在美国引起的冲击会比较小，对“丧失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怨恨。

毛泽东在中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本应是在5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在56岁时到苏联。假如当时真的去了美国，他在后来25年间和美国的关系大概会较少地陷在苦涩中，会较少地夹杂着战争和战争威胁。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和平似乎没有到来。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方式上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争着要接受敌人的投降；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支，就是掌握未来。在这件事情上，充满愤怒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只得作让步。两个世界强国都站在国民党一边。美国对蒋介石的后勤援助，使他在接受日本人投降上，比中共先走一步。莫斯科和蒋介石政府的条约让毛泽东担心，跟国民党的内战可能漫长而棘手。

因此，毛泽东决定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弟亦准备随即赴渝。”他用传统的礼貌措辞给蒋介石发了电报。^［10］

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反对重庆之行。如果不是美国保证他在蒋介石地盘内的安全，如果不是斯大林强烈推动，毛泽东是不会去的。^［11］他告诉刘澜涛，他是怀着开放的心态到重庆去的。“签约的手是长在我自己身上的。”他向刘强调他的自由意志时说。他还告诉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准备离开延安回到各地去的同事们：“回到前线去打仗吧，别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而且跟蒋介石的谈判就会越有成果。”^［12］

仍然热情奔放的赫尔利，于1945年8月乘飞机到延安去接毛泽东。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爬上一架飞机，他也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所统治的领土。在向南飞行的过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作了评述，毛泽东则填了一首词。

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了一顶有檐的帽子。他从飞机里出来，头戴一顶头盔状的遮阳帽，这是有人建议采取的一项安全措施。他的目光是警觉而冷峻的。

自从1938年汉口陷落给日本人以后，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的根据地。这个坐落在山上俯瞰长江的城市，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景象。他住在红岩区一条狭窄巷子中一套舒适的房子里。蒋介石派了一辆美国小轿车供他差遣。

距离毛泽东上次不是作为土匪进城，已经过去18年。同1927年在武汉一样，他的出现是合法的。不断有客人来访。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不加贬义的形容词。

他和老朋友以及老敌人碰面。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大度，低声说些爱国的看法，互相交换字画。他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新华日报》（这是他的诗词第一次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全重庆都了解了他对中国山河的热爱以及他对自己命运的抱负。

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图为其中的两份电文。

20年未曾见面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上去像个威严的普鲁士人，另一个像是波希米亚的流浪者。蒋介石的上衣经过精心熨烫，挂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皱巴巴的，普通得就像是从几百件衣服堆里捡来的（虽然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以前说蒋介石紧张而毛泽东镇定，这并不十分贴切。像毛泽东那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会是十分镇定的，虽然他尽量慢地把烟吐出。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吴印咸　摄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定，是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撇开人格不谈）会胜过蒋介石的事业。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是坦率的，而蒋介石则遮遮掩掩。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署了一纸协议。蒋委员长用正楷签名，毛泽东则用草书写下他的名字。

协议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能共享权力吗？如果建立了联合政府，红军就要解散吗？但是，对国民议会的安排已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准备，就一些领土的划分，也已取得一致意见。

这两个对手碰杯时，都笑得很过分，而宴会桌旁的其他人似乎被这不可能的景象所镇住，连半个微笑都做不出来。

在毛泽东就要返回延安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作为蒋介石的客人去看了一场传统戏曲。在演出中间，共产党一行人得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匆匆离开座位。

有人向停在剧院外面的毛泽东的汽车开枪，毛泽东的一个随从被打死。面色苍白的周恩来找到蒋介石的首席谈判官表达了他的愤怒。^［13］

毛泽东留在座位上。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戏曲（虽然他在取得政权后要压制它），要享受这出戏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以后，领袖们聚在一起举行告别宴会。毛泽东是否忘记了对他汽车的袭击呢？他开心地笑着，举杯提议：“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毛泽东自那晚看过戏曲以后，再也没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怎么可能互相信任呢？毛泽东不信任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14］他回到延安以后对几个随行人员说。他与重庆打交道是曲线的。就结束国共两党的斗争而论，他不认为和蒋介石的谈判能够成功。他做这次旅行，是国际形势所迫；苏联和美国都支持国民党（以不同方式），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必须适当认真地和蒋介石打交道。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他到重庆去，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内战，毛泽东不能让人以为他反对和平。

他去也是为了显示力量。对毛泽东来说，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这件事本身，比谈判的内容更重要。中国——以及全世界——得到了及时的提醒：蒋介石有一个对手，他已经统治着一亿人口，指挥着一支100万人的军队。

“天无二日。”^［15］蒋介石对随员说。但是毛泽东让人们知道，中国的天空有两个太阳可供选择。

毛泽东显然蔑视蒋介石。“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不久他总结说，“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16］然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2〕

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7年一直跟共产党打仗，现在又开始打了；有些共产党人对和这个人进行谈判不抱期望。有些人对战争厌倦了，他们让自己相信，和蒋介石谈判能够成功——周恩来可能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避开了这两个问题。他强调，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东西都不完全是它看上去的样子。当下这一时刻是真实的，但是，存在于未来的，也是真实的。如果人们既要尊重当前，又要抓住未来，运用非直接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这是在重庆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前排右二为陈诚。

马歇尔在1946年初来到延安，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作最后的努力。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他进行的调停一直抱有希望。周恩来不像毛泽东，他总是不希望错过一条笔直道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马歇尔觉得他更为直率。

毛泽东不抱什么期望。跟一年前不同，他好像是超然的；他在谈判中从始至终像演员似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当他举杯向马歇尔祝酒时，肯定心无诚意：“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飞抵延安机场，向欢迎的军民发表讲话。

马歇尔诚心诚意地在浓雾中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前进。在延安机场准备离开时，他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再去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什么时候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说，声音像从远山传来。马歇尔富有感情地宣布：“我可以断言，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在等待着中国。”^［17］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同意马歇尔的观点。

直到经过3次战争和4届美国总统之后，毛泽东才再次见到一个美国官员。

一切调停都失败了以后，马歇尔很快离开了中国。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互相掐着脖子进行最后的决战。两个人都违背了达成的协议。

“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毛泽东说道，“就要打仗。”^［18］

接下来的3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有利。在不幸的1946年过去以后，他的军事计划开始生效。他的政治预言，让他就像帽子里藏着好多兔子的魔术师。

在土地政策上以及在夺取政权的时间把握上，政治局意见不统一，但是，这些并没有演变成削弱己方力量的纷争。行政管理上的问题大多是由于成功带来的快速增长所造成的。

在1946年，国民党占有中国南方的全部以及贫瘠的、人烟稀少的遥远西部。共产党在北方势力强大。毛泽东的部队在人力上是蒋介石的三分之一，在武器上是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到处进攻时，毛泽东选择了防御。到1947年初，特别是毛泽东在3月份放弃延安时，全世界都认为共产党正在藤蔓上凋谢。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希望留下来为保卫延安而战。莫斯科认为撤走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觉得共产党即将失败。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

毛泽东毫不牵挂。他提到延安时说：“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全神贯注于古代中国的一个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是最后，为了“要看看［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甘冒挨炸的危险迟迟不肯离去。当周恩来和彭德怀为毛泽东的不顾后果着急时，他还在抽烟并且细嚼慢咽地吃饭。彭德怀差不多是把筷子从毛泽东的手里抢过来，严厉地说：“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最终站了起来。“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吞吞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19］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飞到延安，就像一个到罪犯老巢踢翻锅碗瓢盆的警察。他预言只要再有3个月就能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自己的军队正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而他只能对着一座座空城大声地下着命令。

左图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国内战。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坚决进行自卫反击。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有关电文。

右图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这是转战陕北前夕的毛泽东。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他又拿起了枪。^〔3〕这一次他骑着一匹饲养得很好的马。他有了设法从东部沿海地区弄到的高质量的香烟，还有无线电收音机和一套很好的电话系统。夜晚工作、白天睡觉已成为他固定的习惯，因此，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只得改变自己的时间以适应毛泽东。^［20］

一年的迁移让他身上的脂肪减少了，虽然食物一般来说还不错。他通常每天吃些肉、小米，或许还有萝卜或白菜。有一个星期，没什么吃的，只有用面粉和榆树叶做的粥。周恩来礼貌地说这种东西“好吃”，但毛泽东更喜欢有辣味的食物。^［21］

他的电报充满具体的指示。他和别人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他只得这样做，因为部队指挥员是他的命令的执行者。他极少再单独地与大山交流感情。

由于毛泽东的生活已不像长征时那么艰苦，所以他的领导风格也变得更为传统。他花很多时间在室内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人一起开会，秘书们则拿着前线来的电文在窑洞里跑进跑出。

他设法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跟他在一起，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奔波中的家庭圈子。

这期间他没有新的基本思想产生，也没写过一首诗，至少他没有让公众看到或听到他的任何诗。很典型的是，他唯一的诗文是为另一个人写的诗作了一个脚注。有一天早晨，一个警卫员因为看见太阳像火球似的从黄河上紫色的雾气中升起而受到启发，要写一首诗。但是他卡壳了。毛泽东听见他念诗，就说：“遗憾的是，诗没有结尾。”然后加了3行他自己的诗句。

彭德怀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上讲话。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的身旁总少不了小女儿李讷的陪伴。尝过太多离别辛酸的父亲不愿意让小女儿离开自己，甚至连保育院都不让去，干脆留在身边自己教育。

随着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声誉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假名——“李德胜”，是“离得胜”的意思。

他跟一个以前从没见过无线电收音机的王老汉闲聊。老王正准备把木头盒子劈了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解释电磁波的道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啰。”他劝告说。“不会的，”老王回答说，“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22］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他已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在他的作品中，他声称代表中国讲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23］）。

在蟠龙大捷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树下坐在小凳子上听共产党广播电台的报道。一部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放在一个底朝天的桶上，收音机传出广播员充满情感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时声音里有一种刚劲，说到毛泽东时有一股热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样就是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像她那样的广播员。”

在一个村子里安顿下来以后，毛泽东会在黄昏时从窑洞里出来，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坐在小凳子上。他学外语仍然没有摸到窍门，但是，1944年到1945年跟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一下美国的语言。一个战后政治家的自我形象似乎正在成形。^〔4〕

有一篇回忆录以对毛泽东不利的口吻，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勤奋稍微作了一点比较。“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24］用北京的标准，这是个尖锐的评论。

然而，从来没有人（甚至包括张国焘）暗示毛泽东缺乏个人勇气。

毛泽东和国民党的胡宗南将军进行了紧张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离开以后占领了延安。他在那里结了婚，他曾发誓不占领毛泽东的司令部不结婚。

毛泽东的部队不过两万，胡宗南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到处迂回穿插，使胡宗南的部队过于分散，不得不从解放军受到很大压力的其他一些战场抽调部队。

毛泽东让部队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由于他不在乎土地的得失，并且很多时间在与胡宗南捉迷藏，于是他常常随处坐下来和工作人员谈论小说。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他鼓励警卫员们写日记，甚至帮他们修改日记。

胡宗南的23万人四处铺开。他们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享有与农民的良好关系。胡宗南被诱入并被麻痹之后，毛泽东就行动起来。“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他总结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25］

1947年末，毛泽东在全中国开始发起进攻。解放军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像他对付胡宗南那样对付国民党。“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毛泽东的话好像有点夸口，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共产党有民众，国民党只有领土。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说，到了1947年，“华北百分之七十的农民都拥护共产党”^［27］

在从陕西到华北的途中，毛泽东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里待了两天。毛泽东就那个庙里的两位高僧（两名出家的退伍军人）问了僧人们许多问题，听他们讲该寺庙的历史和法事活动情况，最后他让佛教徒们放心：“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28］

蒋介石在东北得到一个令人痛苦的教训：控制建筑物而不是人心，是没有用处的。他的火车打算从一个城市开向另一个城市时，却发现拥护毛泽东的农民已经把铁轨搬到山里去了，蒋介石只占领了几座车站！这种情形概括了内战的形势：农村毁掉城市，人战胜机器。

解放区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架子车队。

在城市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浪潮，这对毛泽东来说是额外的恩惠。“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是新的学生运动的口号。这些活动是反蒋的，因为国民党没有给人民这些东西中任何一件。

在农民的窑洞里，毛泽东离这个微型的五四运动很远。但是他的方法一直是驾驭，而不是直接加入到这样的知识先锋的行动中去。1919年，当建立新世界的声浪升起时，毛泽东正在孔子诞生地默想。1935年，当抗日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时，他远在延安。这次的情况也一样。

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看到城市反蒋情绪兴起的重要性。他把这称为“第二条战线”——第一战线是武装斗争。^［29］

毛泽东在1948年春打了几个大仗，证明了他的灵活性。除了当他知道自己还太弱而不可能打赢时，他从不反对打这样的战役。现在他强大了。突然间，战争不是在毛泽东自己的地块上，而是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土上打起来了。

蒋介石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之命运》，书中预示了他完全的胜利。现在，局势的一个电影版好像正在以不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想象的大银幕，但却是向相反的方向演进。每一个画面都展示了国民党的灾难。蒋介石的一半部队都因为执行驻守任务而被困住……“共匪”突然看上去像是正在为祖国而战的中国年轻人……蒋介石对着损失了一半部队的将军大喊大叫……毛泽东在仔细思考，面孔像佛祖一样安详……蒋介石在跳进跳出他的飞机……毛泽东在步行穿过村庄。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以“照顾他的健康”，但是毛泽东对在风起云涌的1948年离开中国放心不下。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到河北看望毛泽东。“斯大林有点杞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到来是为了检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中国方面觉得，他疑心艰苦的作战已经让部队虚弱到危险的境地。

有一次在河北，聂荣臻在国民党一次神秘的轰炸中救了毛泽东的命。聂将军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跑进毛泽东的房间想叫他进防空洞。毛泽东穿着蓝条睡衣平躺在床上。聂荣臻把他叫醒，但是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去，毛泽东拒绝了。聂荣臻命令警卫员抬着担架进入毛泽东的卧室。当把它放得靠近毛泽东时，聂荣臻和他的参谋长灵巧地把毛泽东抬起来放到担架上；警卫员从两个首长手里接过担架，跑着进了防空洞。炸弹像雨点般投下来，一枚炸弹击中了毛泽东房间所在院子。毛泽东对聂的感激之情一时无以言表。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死了两名国民党间谍，是他们泄露了毛泽东所在的位置，所以造成了这次轰炸袭击。^［30］

毛泽东在占领东北以后没有直接向北京进军。这让蒋介石以为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但是毛泽东有他的道理。这样做，从时间上允许解放军休息一下，同时使得国民党在考虑他们的困境时，士气越来越低落。此外，又可以让林彪以及和他一起的司令员们把这个地区的全部50万国民党军队包围起来，并有计划、分阶段把他们消灭。

解放军先向天津和较小的城市进发——这和国民党的预期相反——然后以几乎和德国人一样的高效率一个一个地攻占它们。李立三和李德如果不是因为犯了非毛泽东主义的错误——在错误的时间追求正确的东西——而早已从操控职位上退下来，他们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景象。

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对战胜蒋介石的期待不如毛泽东那么高。“我们不会失败，”彭德怀将军显然在1946年说过，“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31］

左图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电报的手稿。

右图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52万余人。至此伟大的战略决战胜利结束。

有些人——其中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刘少奇——觉得，共产党应该暂时满足于在华北和华南分别形成两个政权。根据这种谨慎的观点，渡过长江作战不仅和斯大林的建议相悖，还可能会惹得杜鲁门不受欢迎地进行干预（1948年在中国有10万美国军队）。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谈判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从当日子夜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结束国民党的统治。

1948年的毛泽东蔑视这种悲观主义。

1921年，当毛泽东和萧瑜坐船到上海，说到中共多长时间能赢得政权时，毛泽东的估计是“三十至五十年”^［32］。他在1946年夏天预言说：“一年半的战斗。”在1948年春天说：“1951年7月。”在1948年下半年宣布：“一年左右的时间。”^［33］最终证明，这一估计差不多是正确的。

蒋介石成了一个寻求和平的人，充满温和言辞的电文不断从南京发来。但是，现在毛泽东成了不想分享权力的那个人。他的条件像势不可挡的解放军的刺刀一样僵硬。他对南京真正的回答在4月到来，那时解放军从绿色的山上冲下来，攻占了这座可爱的城市。“南方的京城”陷落了，不久，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写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第一首诗。他写到巨龙一样盘踞在南京东边的钟山。历史上，南京是藏龙卧虎之地。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诗的最后几行似乎发自于毛泽东的“虎胆”：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34］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手迹。

“人间正道”是儒家味道非常浓的措辞。但是诗句的第二部分把孔子从行动事项中抹去了，任何信奉儒学的人都不会把政治权力用于沧海桑田一般的改变。

毛泽东一直在读《伊索寓言》，在“善有恶报”中发现了冷酷无情的逻辑。农夫发现一条冻僵了的蛇。农夫可怜他，把它揣在怀里。这条蛇由于温暖而复苏，又恢复了通常的脾性，咬了可怜的农夫。毛泽东引用农夫临终时的悲叹：“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35］

在这个算总账的时刻，不允许毛泽东内心的“猴性”玩花招。楚霸王饶了对手，却最终使自己毁于他手下。沧桑之变的机会已经到来，没有一丝的情感会阻止毛泽东抓住它。

毛泽东以他的胜利狠狠地责备蒋介石：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36］

毛泽东现在已登上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让他成名，1947年在战场上的胜利让他变得可怕。

他在延安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四个大人物的肖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像延安普遍做的那样，以西方字母表排序）。这种摆法把中国置于世界大国的行列中。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这是当时出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到1948年，毛泽东觉得他几乎就要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领导人了。（他已经开始指使蒋介石了：“这是不容许的。”^［37］这是指国民党计划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在他自己心目里，他已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清楚地表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派了一艘护卫舰沿长江溯流而上，好像东方还是约翰牛的后院似的。“紫石英号”向南京开进，既是为了展示国旗，也是为了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首都的英国大使馆送去雪茄烟和波尔多葡萄酒，并提供避难所。

但是，长江流域不再像伦敦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而伦敦已经习惯于掌控顺从的中国人。毛泽东的士兵向“紫石英号”开火并使它遭到重创。23名英国人被打死。由于船长拒绝签署一份承认“犯有非法侵入中国水域之罪”的文件，该护卫舰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那里达101天。^［38］

英国的众议院义愤填膺。丘吉尔把解放军的行动称为“公然的暴行”。毛泽东的回答简单地指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允许外国船只在其内河随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说话。

“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一个当时让英国人愤怒但在今天看来很合逻辑的声明中宣布，“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的“贡献”，就是在他已到达权力边缘的时候敦促他放弃。“我们当时认为，在中国，开展起义没有前途，”斯大林后来承认，“中国同志应该寻求跟蒋介石妥协，他们应该加入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39］

毛泽东正确地感觉到，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超出4大国所设想的格局。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地是由于一个事实：在1948年，几个大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欢迎他加入他们的俱乐部的意思。

蒋介石向南转移到广州。这一回，美国大使没有跟着蒋介石一起走。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使也没有走，他们都留在南京。只有一个例外：当华北在毛泽东领导下变成红色时，苏联大使却去了广州，依然抱着蒋介石的“白骨”不放。

毛泽东邀请司徒雷登大使过来进行会谈。这是以镜像的形式为毛泽东1945年自己期望到华盛顿和罗斯福进行会谈所做的脚注。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暂时倾向于苏联，但是，毛泽东的中国是否要和美国保持公事公办的关系，依然未定。^〔5〕

但是，司徒雷登有些不知所措，而华盛顿对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会谈，连半心半意都谈不上。^〔6〕

在1945年，当毛泽东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或许会到华盛顿来，然而美国没有邀请他；在1949年，他强大了，不必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他的确邀请一位地位比自己低的美国官员到他那里去。美国又一次表示不很感兴趣。

1945年，华盛顿认为毛泽东太弱，用不着理会他。仅仅4年以后，华盛顿又认为他太强大了，而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毛泽东十分愤懑。不久，他下令严厉而不容分说地处理留在华北的美国领事人员，指控他们是“间谍”，许多人被不公正地匆匆赶出了这个国家。

美国人在南京和共产党的最后接触很不愉快。“黄华直率地说，他们把美国看作敌人。”^［40］司徒雷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位身体虚弱的大使回到美国，并且不久就得了中风。毛泽东用《别了，司徒雷登》^［41］对他说再见，这是他所写关于美国的最尖锐的文章。

他回顾说，马歇尔调停的目的是尽可能“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他把蒋介石政权称为“美国殖民政府”。文章行文尖刻，不顾后果地反美，还以中国古书里的典故来冷嘲热讽。

美国很富有，而中国很贫穷；毛泽东不能掩饰他对此抱有的愤愤不平。他憎恨美国的慈善行动甚至超过憎恨美国的武器。“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它的救济对象表现的傲慢态度，让他想到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的一个“渔夫”（姜太公），他只用一根没有钓钩和鱼饵的光秃秃的竿子，渔线垂在水面上约1米高的地方，同时宣称：“愿者上钩。”

他用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警告那些可能仍然希望向山姆大叔伸手乞讨的中国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毛泽东表面的英雄气概下面掩藏着一段伤痛。他自认为曾受到蔑视，所以现在大声地向美国表示蔑视。“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他喊道。喊声很大，显出他内心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不太注意麦卡锡右派们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敌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吸引力，已引起了后者对毛泽东的亲苏主义的质疑。

一些“第三势力”的人，甚至一些共产党人，向往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离得那么远）比苏联的危害要轻一些。毛泽东在利用外交政策问题把箭射向国内的靶子，就像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是“指桑骂槐”。

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转移五次，并且在12月离开大陆撤到台湾。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说：“蒋介石在台湾会引起许多问题。”^［42］无论是司徒雷登还是毛泽东，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会有多大。

是毛泽东胜利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都有。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的一次国民党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奉献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好。人民解放军比国民党军队更会打仗，更有智慧。^［43］而且中国经济在蒋介石外行的手中濒临崩溃了。

这两个失败其实是一个：蒋介石的拥护者太少了。

“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关于失掉延安的事时，他告诉她说，“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懂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打仗的社会意义：你赢得了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你就赢得了胜利；而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7〕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因为征兵和征粮而疏远人民。他的干部没有像蒋介石的干部那样，用一半的时间经营他们自己的窝。他也没有像蒋介石到1948年那样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得到美国30亿美元的援助；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援。）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发现，蒋介石在毫无诚意地宣布忠诚于自由世界的同时，在自己后院里自由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赢得了中国爱国者的支持，他们看一看四周就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走向崩溃与毁灭。毛泽东还赢得了另一些人的支持，他们宁愿对未来抱有模糊的希望，也不愿意忍受明显的令人厌恶的现实。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会见的地点和刊载这次谈话的《美亚》杂志。

蒋介石只是在对付相继而来的每一个危机的范围内表现出精明，他没有宽广的视野。毛泽东是以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的长远眼光看问题。

蒋介石是个爱虚荣的人，常常因为事情的细枝末节而转移注意力。毛泽东（在40年代）是个直截了当的人，只对他的目标的本体感兴趣。

蒋介石只是个军人。毛泽东是个有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枪杆子是个工具。在1943年，当共产党还很弱时，蒋介石本来可以和毛泽东达成有利于他自己的协议。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理解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他对共产主义问题只寻求军事解决，结果既丧失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发现可用《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来类比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小说中的贾宝玉生来就口含一块玉。这是“他的命根子”，必须日夜戴在脖子上。如果把它丢了，他就会失魂落魄。^［44］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把军队看作旨在保护他不受外部世界侵扰的图腾。

毛泽东自己对军队的看法不一样。从根本上说，它是动员起来的人民，既不是一种机械装置，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式而已。就像贾宝玉没有丢失那块玉一样，毛泽东绝不可能失去他的军队，但是蒋介石像是鬼魂附身似的总是害怕失去他的军队。

到1948年中期，共产党已有300多万党员，250万人民解放军。军队分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纪律和协作问题出现了。毛泽东写了一些《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类单调的备忘录。

在井冈山，毛泽东是个赶着羊群的牧羊人；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五大军队之一。方法不可能相同。

城市生活给毛泽东这样的农村人带来从未面对过的生活方式上的困境。毛泽东赢得了夺取政权的战斗，同时他开始输掉保持纯洁性的战斗。他关于规模大是不是好事的矛盾心理越来越强，开始疑心表面得到的越多是不是可能实际得到的越少。

“猴子”毛泽东不允许“老虎”毛泽东倾其全力地自行其是。他作为导师的角色好像离他而去，而在延安时他曾经将这一角色与领袖的角色结合得很完美。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收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述了一封电报，祝贺延安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而他再没有重访过延安。

毛泽东在解放来临时很少露面，他对表面形式几近厌烦。他坐在密室里做出种种决定。这些决定，主要是如何以及按什么顺序摘取诱人地悬在他周围的果实。

当1948年行将结束时，大卫·巴雷特上校在北京跟约翰·梅尔比一起吃午饭，梅尔比也来自南京的美国使馆。天气好极了，晴空中的艳阳照亮了红红的柿子。但是，一阵隆隆的大炮声震得筷子格格作响。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可以俯瞰平坦而平静的北京城的西山。炮弹正落在北京西郊的飞机场。^［45］

还在困守该城的一位国民党将军向城外派了一个代表团，和毛泽东的农民武士们进行谈判，为投降作了安排，名义上是“联合”。这不再意味着共享权力，而只是由共产党进行操纵的一种象征。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京，还有他的20万军队。

毛泽东的战术挽救了这座城市，使它没有受到很大破坏。通过拖延了那么长时间，并首先占领了许多其他城市，他使国民党不大可能为北京而战。对这位蒋介石的将军理智的行为，毛泽东给他的回报是，让他当了水利部部长。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9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提出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讨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不久，人民解放军像到城里作周六出游的农村男孩一样走进城来。脚穿布鞋，表情腼腆，军装肥大。有的人还试图从电灯泡接火点烟。

一个扩音器在队伍前面开路，竭力虔诚地叫喊：“祝贺北平人民得解放。”^〔8〕有的观众看到战士们农村孩子的“红脸蛋儿”，以为是长途跋涉后疲劳的表现，有的观众看到从身旁滚滚而过的坦克、吉普车和重炮差不多都是美国造，非常吃惊。

“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经开玩笑说，他说的是事实。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举得高高的。朱德咧着嘴笑，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墙上和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油印的关于“新中国”的传单。蒋介石新闻部的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北京的编辑们非常聪明，迅速地跟上了新路线，因为毛泽东对任何事都不如对出版物监视得那样严。

他委派别人写文章。他要求看重要文章的校样，并用自己龙飞凤舞的字标出改动之处。他自己写了几十篇报纸专栏，但从不署名。若干年来他频繁雇用和解雇新闻人员，就好像他们是他的厨房工作人员。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北京在变成红色，然而北京的市民从未见过这位主要画师。当国民党投降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来时，不了解情况的人问，他真的存在吗？了解较多的人想知道，是不是北京在1918—1920年对他太冷淡了，他决定把新政权的基地放在别处？

后来有一天，小道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说毛泽东正在从石家庄来北京的路上。石家庄在北京南200多公里处，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华北城市。毛泽东于3月23日到达北京。毛泽东在出发离开河北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去赶考！”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46］他提到的李自成，是在1644年寻求建立王朝的造反领袖。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的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人民日报》印了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北京！”报童高喊着，喊声响彻街巷。标题套红印刷，约7.5厘米高。顾客们抓住报童以便抢购到一份。号外45分钟就卖光了。

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和左翼人士对事件的转折感到激动，富人感到苦涩又害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前景。人人都在推测毛泽东的天性和他办事的先后顺序。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看门人暂停下工作和一位图书管理员一起追忆往事。“他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工作，在那边那张桌子前，查点报纸和杂志。”王姓管理员凝视着那个地方，“是的，我记得。从我最后一次见他已经过去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胖了一些……”^［47］

王望着空中说：“谁会知道……”或许他希望他在1920年对毛泽东照顾得更好一点，花更大的劲儿帮毛泽东找到要看的书。

王说毛泽东胖了一些，他是对的。“你比以前胖了，”一位4年前见过毛泽东的来访者说。“反动派把我变瘦，”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心情微笑着说，“既然他们被打跑了，我就又长胖了。”睡眠是部分原因——他上床早一点，就长胖一点。

当长沙落入人民解放军手里时，一封庆贺的电报送达毛泽东。电报来自他早年妻子杨开慧的哥哥。五天以后，毛泽东以较长篇幅作了回复。他给了杨先生一些家庭信息。开慧为毛泽东生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岸青在上学，岸英在中央机关做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见外祖母。”毛泽东补充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安排他的两个儿子探访了湖南。岸英在1950年、岸青在1951年分别到他们母亲的墓前拜谒，并走访了杨家的亲戚。毛泽东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陈是在长沙清水塘他和杨开慧在一起时的保姆。她受毛泽东邀请4次到北京，毛泽东多次单独跟她长时间聊天。^［48］

毛泽东没有上街，没有进一步去激发北京的兴奋情绪。他带着书籍、烟草、警卫员、穿旧了的衣服等等，在北京西边香山一座别墅里安顿下来。在这里，安全可以有保障。后来，在1949年冬末至1950年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搬进紫禁城里去；曾经围住从前帝王们的那道朱红色墙壁，使他与外面的城市相隔开。他住的地方是一所叫做菊香书屋的房子，有松柏掩映，卧室同舞厅一样大。

选择这里居住的确不错。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斧头砍向北京的很多老建筑，很多城墙和城门像歌剧结束后的布景一样被拆除。手艺人从做艺术品改行做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馆都被要求离开使馆区体面优雅的宅第，搬到荒芜的郊区去安置。

然而，毛泽东没有为自己建造一座斯大林式的平房，他住在帝王曾经住过的地方。

这座“房子”是明朝的一个殿堂，占据历代王朝中心紫禁城内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它金黄色的琉璃瓦呈曲线形到达屋脊，上方覆盖着法国梧桐伸展开来的枝叶。红色的柱子像哨兵一样矗立在深褐色木墙的四周。

寂静的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在毛泽东的窗户外面，是黄铜铸就的龙，嘴张得很大，似乎想倾诉它过往的经历，但在1949年的北京，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到。白色石头台阶通向一扇很宽的四扇构成的玻璃门，门的里面有素雅的帘子垂挂下来。

这个地方叫做中南海，毛泽东从他的正门可以看到像青花瓷的蓝色一样的湖面，湖中有很多鱼。

房间内部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草或任何其他装饰。非常高的天花板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高高的窗户像在教堂里一样洒下光线。

木雕的屏风和长长的丝质帷幔营造出一种空旷的格调。吊灯像街灯一样挂在宽大的安乐椅上方两米多高的地方。书籍像中国古书那样平放着摞起来。书中间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大概是毛泽东不时地攻读英语时使用的工具书吧。

毛泽东铺了台布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大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他的工作椅是柳条编织的，是为了使他的衬衫在夏天不至于粘在上面。

卧室看上去和书斋没有太大的不同。在木床的一边有一个巨大的长凳，上面的书摞得高高的。^〔9〕在床的另一边是一个痰盂。衣服像医生的白大褂似的挂在衣架上。窗外是一块菜地，毛泽东会在沉思默想时溜达出去，侍弄种在那里的豆角。这是帝王们所不做的。

毛泽东的心目中肯定已经给“解放”拍了很多快照。谁在韶山把红旗挂在了他家农舍的上方？在长沙的《大公报》是否有斗争？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武汉前行军路过蛇山和龟山旁边时，受到老百姓怎样的对待？

从什么获得解放，很快变成了过去的记忆。“中国共产党掌权”是“解放”这个词直截了当的新含义。虽然毛泽东在搬除中国背上旧有重负的过程中作用巨大，但是现在对他做判断，就要看他权力在握时，将为中国做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开始掌权时默默思考，“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49］

1949年5月，有人拿了一篇供发表的、庆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草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加写了一句作为补充：“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的政策。”^［50］在当年年中，毛泽东派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到上海，捎去一封他写给宋庆龄的很恭敬的信。孙中山的这位遗孀受邀北上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泽东6月19日的信谦恭而有礼貌。不到两个星期，7月1日在上海，宋庆龄做了一次演讲，毛泽东听来十分悦耳：演讲祝贺共产党“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向他们“英雄的长征”致敬。^［51］听到宋的话以后，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1949年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张治中在北平火车站迎接由上海北上的宋庆龄。下图是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亲笔信。

在毛泽东的职业生涯中，1949年是真正的分水岭——民主比任何性格中的二重性都重要，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之意，“社会主义建设”正等待着他。到现在为止，毛泽东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处于他“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但是，未来的岁月，会完全颠倒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将会经常和自己作斗争。

注　释

〔1〕毛泽东对美国社会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在1947年和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的谈话中说出的。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麻烦在于，你们误解了美国社会的和政治的潮流。美国的劳苦大众已经受够了资本主义压迫和不公正。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一个民主制度。当下一次萧条来临时，他们会向华盛顿进军，推翻华尔街政府。然后他们会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它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

我告诉毛泽东，美国劳工向华盛顿进军推翻华尔街政府的画面，与我所了解的美国社会不完全相符。

毛泽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能证明我的观点。你读过白修德和贾安娜写的《中国的惊雷》吗？”

我说我读过。

“你是否同意，这本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呢？”他问道。

我同意。

他又问：“你不认为它对我们很公平吗？”

我的确认为很公平。

“谁出版的这本书？”

我告诉毛泽东是由每月一书俱乐部发行的。当毛泽东问我这是不是一家资本主义企业时，我承认，是的，这家俱乐部的确是资本主义企业。

“好，那么，”毛泽东得胜似的说，“你已经得到答案！为什么一家资本主义公司会出版一本批评蒋介石而对我们公平的书呢？是因为受到了对中国友好、要求了解真相的美国劳苦大众的压力。”

见NYT Magazine, 1/30/66。

〔2〕王明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之后处于神经极度疲劳状态，经常头晕、心悸和失眠。见王明的Polbeka Kuk I Predatelstvo Mao Tse-tung (Mos-cow), p.201。

〔3〕离开延安以后，中共领导分成了两路。毛泽东跟周恩来和任弼时在一起，朱德和刘少奇在一起。

〔4〕到60年代中期，学英语从毛泽东优先要做的事的清单上取消了。他显然觉得在40年代晚期不应选择英语，而应把俄语、阿拉伯语或西班牙语，作为要学的语言。60年代在北京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在内战时期学习“外语”。它们从不说是英语。但是在70年代，毛泽东又开始学习英语。

〔5〕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对马歇尔所说：“当然，我们会倒向一边，但是倒向哪一边，将取决于你们。”见Vladimirov and Ryazantsev, p.106。

〔6〕美国从未公布过毛泽东对司徒雷登的邀请。

〔7〕毛泽东虽然对蒋介石比刘少奇更为不妥协，但是在土地政策上却比刘少奇“温和”。“欲速则不达。”他在一封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不耐烦地提醒他，电报主张要宽容地对待小土地拥有者。通过让“水”更适宜于“鱼”在里面游泳，毛泽东温和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人民解放军打垮蒋介石的军队而取得胜利。见SW, IV, p. 194。

〔8〕北京大约有500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当蒋介石在1928年建都南京时（和毛泽东一样，他对华北的感情也很复杂），他把北京（北部的京城）的名字改为北平（北部平安）。毛泽东在正式建立政权以后，又重新命名该市为北京。从那以后，中共把“北平”看作是表示蒋介石时代的词。

〔9〕“我不看书就睡不着觉。”毛泽东有一次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见Tokyo Shimbun, 9/2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