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毛泽东跟周恩来长期的伙伴关系在1972年达到顶峰。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称赞周恩来（他没有称赞副手的习惯），但是，周恩来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对毛泽东的辅佐是十分出色的。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跟毛泽东如此接近于平等关系。大概自从长征期间在遵义会议那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还极少像1971—1972年这样迫切地需要周恩来。

毛泽东为了击败林彪不得不转向右翼，这使他投入了周恩来的怀抱。他不顾一些极左派和军方的反对而向美国开放了国门，周恩来又一次成为他合乎逻辑的盟友。

毛泽东并不十分情愿地依赖周恩来。毕竟，周恩来的天性跟他不同。如果老谋深算的、率性的毛泽东是老虎和猴子的结合物，那么，周恩来则是个把保守主义知识界的传统延伸到共产党时代的人，而毛泽东痛恨这种传统。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相信世界持久地处于流变之中，或者把斗争置于一切其他价值观之上，或者把一切现象都看作充满矛盾。

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非斯大林化危机后变成充满怀疑的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周恩来来说，从来不像对情感更为强烈、更有棱角、更有独到见解的毛泽东那样意义重大。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么爱冲动，所以从来没有从党的职位上被赶下来过，毛泽东则有三次^［1］；他更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那样遭受过全面清洗。

周恩来逐渐把毛泽东看作中国20世纪的伟大人物。“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他说时声音特别慷慨激昂。^［2］

然而，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对高级同事产生不满。他小心地不对武断的、过度敏感的、晚年的毛泽东提出异议。

当周恩来60年代批评毛泽东时^［3］，或者是在私下里，或者是用模棱两可的词句。“毛主席是正确的，”他在一次紧张的、冗长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周恩来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4］〔1〕}

然而，到1971年末，周恩来觉得跟毛泽东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对一位美国到访者直接说出他的想法，“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周恩来提出了第二个爆炸性的问题。“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中说，“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5］

的确，周恩来的话是反林彪的，因为“绝对权威”这个短语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是，周恩来也是在对毛泽东神一样的地位提出尖锐批评。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年代中期令人痛苦的争吵将证明，跟对待以前的二号人物一样，毛泽东不会允许总理成为真正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凑巧的是，1971—1972年周恩来在其中担当必不可少的执行官的两项重大成就，不久就成了问题。

林彪除掉了；但是，到1973年，毛泽东对反林彪的联盟并不十分满意。大门向美国打开了；但是，到1974年，毛泽东听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质疑穿过这座大门的交流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对周恩来来说，甚至更糟糕的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在恶化，而且毛泽东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自己曾敦促林彪把人民解放军政治化，使它成为“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彪给了毛泽东他想要的那种类型的军队，而彭德怀没能做到。毛泽东正是骑在这支军队的背上而奔向他“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

有足够讽刺意味的是，1972年，毛泽东又一次坐在了一支彭德怀式的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马鞍上。

许世友是地区军事司令员中的典型，现在由他们为人民解放军定调子。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反对林彪的“左倾”农村政策时曾宣称：“没有必要为了进行一场革命而把贫富拉平。”^［6］反林彪联盟就其性质而言，不可能长期存在。许世友一类的人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毛泽东并没有在1971—1972年的冬天因为胜利而得意。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斥责林彪，也没有重新选择“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他。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这项荣誉落在他们的英雄有耐性的肩上，那他们就失望了。

毛泽东似乎缺乏信心。林彪事件的结束至多是个解脱，而不是为新一波毛泽东主义政策的制定开绿灯。“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理想主义、信仰和斗争在毛泽东的手里像很多泡沫一样破碎了，留在他手指上的是权势政治湿乎乎的汗迹。

一种右翼情绪明显地体现在：农村政策较为宽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受害者又重新安置到高级岗位上；学校又回到正常的秩序，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了；工厂里在某种名义的掩饰下采用了物质刺激手段；对历史和其他思想性话题的讨论，相对来说不再那么受当时政治需要所强加的偏见的影响了。

1972年的向右摆动，肯定让毛泽东想起“大跃进”失败之后发生于1962年的类似摆动。

这是毛泽东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正在为对抗自己的死亡而进行病态的战斗，他要重新控制枪杆子，而且在对待“无限忠于”的林彪上，他自己改变了主意。

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老革命和前外交部部长陈毅死于结肠癌。当消息于1972年1月初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正因为患支气管肺炎而非常虚弱，他不断咳嗽，晚上很难入睡。中央向陈毅的家属和各政府单位传话说，毛泽东不出席葬礼。但是，当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间，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烦躁不安。他突然宣布，他要去出席葬礼。八宝山公墓礼堂里没有人想到他会来。他的助手们吓坏了，他们甚至没能给他穿好衣服。这位最高领袖穿着睡衣，套上不整洁的衬衫和裤子，外面再裹上一件掩饰性的大衣，就驱车去向陈毅作最后的告别了。

在八宝山，毛泽东在陈毅的遗孀面前哭了。他对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还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说了话，借这个机会告诉他，林彪已经在企图逃往苏联时死于飞机失事。“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7］

有些人看到毛泽东出席葬礼并与陈毅的遗孀和子女长时间说话，惊奇得瞪大了眼睛。是的，他跟这位军界老兵交往已经有40年了。但是，陈毅却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当毛泽东出来保护他时，已经太晚了。

毛泽东几乎不出来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这次他到八宝山来了呢？

毛泽东喜欢这个精力充沛而且爱斗嘴的陈毅，尽管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似乎成了北京的正常情况时，失去一个总是直截了当地开炮的人，使毛泽东动了情。

但是，殡仪馆冷冰冰的大理石休息室里挤满了穿解放军军装的人，这说出了更充分的理由。毛泽东对军事司令员们欠着一份债。他对这位外交部部长表示称赞，也是在抚慰一些军人的积怨。^〔2〕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杜修贤　摄

1972年年中，毛泽东为了说出自己的心意，试图利用两个不大可能的、且未准备好的媒介。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正在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的孩子们送了一头小象给中国的孩子们，然后乘车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聊一聊。

毛泽东在大略地描画世界景象的过程中，突然开始告诉这位好脾气的斯里兰卡人关于他自己政府内的迫害和谋杀。班达拉奈克夫人既迷惑又尴尬。有那么一会儿（甚至可能当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斋时还是这样），她不知道毛泽东正把哪一个特定的“两面派”钉入耻辱的棺材。

毛泽东说的是林彪。残余的林彪同情者现在已经吓得差不多了，中南海可以泄露一些秘密了。毛泽东已准备好让世界了解他精心制作的真相版本。

“两面派”死了……他“试图谋杀我（毛泽东）”……他反对整党建党以及向美国开放大门……

五个月以前，关于前国防部部长的简单事实性的问题，甚至尼克松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现在，毛泽东则在向一位来要求经济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的妇女透露林彪的信息。

两周以后，毛泽东向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提供了类似的关于林彪危机的权威版本。“一杯苦酒，”毛泽东为他的法国到访者总结说，“林彪就完了。”这个说法没能让人感觉到，林彪为了反对一个处于被动的毛泽东在搞阴谋，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录此事。^［8］

毛泽东在命令对人民公社采取一套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和善地说：“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9］文件以社论的口吻接着说：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明显地表明，政策向右转了。

在多变的季节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个多么方便而又有多种用途的万金油！

然而，无论这个教条式的短语能被持各种观点的官员们怎样到处抛来抛去，毛泽东本人还是非常活跃的。他暂停了一段，但并没有退出混战。别的领导人可以梳理出任何一部分适合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唯有毛泽东保有任用和罢免他们任何人的最高权力。

到1973年春天，毛泽东冲上了外交政策的顶峰。

在尼克松之行之后的一年中，有二十多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他的书斋里和蔼可亲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见了其中许多国家的领导人。^〔3〕他给他们讲至理名言。他礼貌地询问他们遥远的国家的情况。他拉上一层薄纱盖住那些互不承认的荒漠般的岁月，谈论历史的大趋势，轻蔑地抛开由于过去相互的孤立而杜撰出的那些小小不言的责备，把谈话的调子定成好像中国和该国真的是老朋友，它们之间轻松的互动就像空气或水一样自然。

毛泽东是在反日主义的浪潮中得到政权的，而现在他对待田中角荣首相却好像田中是个小弟弟。^［10］

周恩来带着田中穿过前厅来到毛泽东的沙发旁。毛主席面带欢迎的微笑对二人说：“你们吵完了吗？”没等回答他又说：“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谈得很友好。”田中大胆地说，掩盖了关于中日战争是给中国造成“灾难”（中方建议的词）还是仅仅是“麻烦”（日方的建议）的争论。^［11］

毛泽东把自己置于哲学层面，高高地凌驾于真诚而具体的谈判努力之上。“不打不成交嘛。”他一边挥手让两位总理坐下，一边宣布道。

毛泽东劝这位其貌不扬的日本人少喝茅台。田中回答说：“我听说茅台是65度，但是我真的喜欢它。”

“不是65度，而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说，“谁给你的错误信息？”

毛泽东下面的话，则让他远远地离开了茅台。“顺便说一下，中国有太多古老的东西。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可不好。”

这使毛泽东自顾自地说起自己的父亲，最后又无目的地转向日本政治这个话题。

“小时候，”他继续说，“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说到日本选举活动的艰苦时，毛泽东纳闷地摇摇头，喃喃道：“到街上去做竞选演说谈何容易！……”这位老战士把精神手臂搭在这位年纪较轻的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半世纪前在长沙做过大量演讲的这个人说，“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说：“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高傲地总结道：“日本一定存在很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就好像回到了几个世纪之前中国是老师、日本是小学生的历史点，跳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曾赢得他少年时代的羡慕的时期，只看作是过去的插曲。

“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后告诉一些日本政治家朋友说，“他在毛泽东面前的举止像个伴随一名杰出议员的笨拙的秘书。”^［12］

即使人们觉得，田中说到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的情况，也适用于他自己在毛泽东面前的情况，这也还是个很有趣的评论。

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仍是个新来的孩子。纽约的中国代表根本不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搅乱”这个组织，而是完全以惯例的方式玩这里的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的游戏。

同时，在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和其他使“富有”和“非富有”国家相抗衡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在特图湾为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分量的声音。

《人民日报》大量报道了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机构中的言论和行为。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烦。在他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和谈话里，几乎没有一次涉及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些事留给北京庞大的官僚体系里弱小的国际主义派去处理，这一派在外交部仍立足不稳。

毛泽东对那些委员会讨论和平、给侵略下定义以及对国家间争端的纸上谈兵没有信心。他是把中国摆在第一位的人，心里想的是势力均衡问题，而不是一个欢迎合作计划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毛泽东非常强烈地在意第三世界观点的道德公正性，然而，他对所涉及的复杂经济问题的了解并不很详细，或者是过时的。

相对于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对手们在联合国所讲的话来说，他似乎对在全球范围竞争的超级大国的行为更感兴趣。这很自然。毛泽东把中国看作是正在为了进入超级大国的大联盟做准备活动，而不满足于在“新兴国家”的温顺的伙伴中做领头羊。

当1973年从蒙古吹来的早春的沙尘弥漫北京时，毛泽东和基辛格第三次一起坐下来。中国和美国刚刚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其实就是大使馆），这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美联系在国际事务中已成为确定的事实。然而，在中国国内，仍然对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有一些怀疑的声音。“有的同志说，”在昆明一次军队的秘密会议上，演讲人紧张而不安地承认，“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13］的确，人们可能会这样说。

演讲人（他的讲稿落入台湾间谍手中）实际上是在为毛泽东的亲美倾向做辩解。他告诉人民解放军连级或更高级别的军官们：“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关于毛泽东从以前苏联阵营的兄弟国家中孤立出来，能说什么呢？讲稿小心翼翼地提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1974年4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宗旨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跟尼克松一样，毛泽东在下苦工夫告诉他的人民，政策并没有变。然而，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们知道，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已经变了，正像美国人能看出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变了一样。

在政治局里，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11月，江青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甚至说，对他的抗击将是中共历史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2月，毛泽东支持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某些批评，虽然他拒绝把这些跟周的分歧与党过去十次大的权力斗争同等看待。^［14］

在战术上，毛泽东总是更喜欢在政治局的各派中占据中间位置（跟他在原则问题上信念的强度完全不相干）。从这个位置，他可以根据辩证法的翻转或自己的一时之念而转向左边或转向右边。

1973年，当他发现反林彪联盟把他向右拉得太远时，他觉得有一种向左转的冲动。他在意识形态的橱柜里翻找弹药，以便向他判定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大自然在中国政治高层酝酿的新危机中起了有害的作用。医生们1972年发现周恩来的膀胱、结肠和肺有癌症症状。^［15］这一消息，肯定像疾病破坏了周恩来的活力一样，破坏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伙伴关系。

毛泽东自己在体力上迅速失去了指导政治局工作的能力。他的健康状况有起伏，但好的时候极少。他会连续几天惊人地工作。在另一周里，影响到他行动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4〕和心脏的毛病又会让他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在重大事情上进行简短的商讨以外，他不再露面。

能否跟毛泽东取得联络，对北京的权力赌注来说变得至关重要。谁能从这位老人那里得到签名或点头同意？而在这个时候，政治局里人人都知道，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和全国之间桥梁的作用，最多在几年之内就将结束。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令前来出席的客人们震惊的是，邓小平竟来了！^{［16］〔5〕}

这位耿直、结实、精力旺盛的人，现在跟中国领导人在一起，有点不安地缓慢移动着脚步。被流放6年之后，他看上去身体还不错。

这位脸上泛着灿烂笑容的，就是那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号人物，如金属般强硬的中共前总书记，他曾坐得尽量离毛泽东远一点以避免听到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私下里说：“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以前是学生，现在是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臂，把他重新介绍给一群不敢相信的外国新闻记者。他鞠了宫廷式的一躬，说他很高兴回来。此前他一直在江西省做钳工，改造自己；他说明了情况，就像小孩子在解释为什么旷课一样。

他现在是副总理，王女士和蔼而冷淡地解释道。几周以后，毛泽东告诉别人，他现在觉得1966年以后邓小平遭受的遣责和困苦“太严厉”了。^［17］

尽管大会堂里的气氛看上去很和谐，但是，邓小平的重新出现表明了毛泽东那正在塌陷的权位下面蕴蓄着地震般的力量。生病的周恩来或许希望邓小平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然而，按照可怕的反林彪斗争及其后果的逻辑发展，毛泽东应该是不得不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说林彪垮台，便立即精明地从身处的江西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宣称，他对林彪的背叛非常愤怒。有没有可能让他参加“批林”呢？^［18］

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北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杜修贤　摄

邓小平的回归是毛泽东不得不为回报帮他打倒林彪的联盟而开出的又一张支票。毛泽东曾依靠军区的司令员们，这些倔强的老兵大部分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向几十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高级官员打开了门，邓小平自然是（刘少奇之后）他们的英雄。

然而，邓小平复出所面临的局势并不是简单的“左”对抗“右”的形势。毛泽东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他时不时显示他的权力的那种不可预测性、他那堂·吉诃德式的对真理的跳跃式追求，使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精心做好的计划都具有了不确定性。

毛泽东不再能发起并持续地主持一项政治行动。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他能随意任用和罢免，他有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占据了中南海舞台的中央。^［19］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早些年，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中几乎不包括医务人员，而是有许多警卫员。现在形势反过来了，警卫员少了，医务人员成倍地增加，毛泽东的身心状况似乎跟国家的状况有相关关系。

毛泽东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观点的冲突中，他可以通过喃喃吐出一个短语或涂写出一句格言就能获胜。但是，他不能跟踪到底（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并让现实跳过来而符合他的格言。

林彪把他老板的代号定为“B—52”，是相当恰当的。毛泽东现在的确像个重型轰炸机，能够时不时地造成巨大冲击力，但是在间歇时间里，他对他下面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重要影响。这架特定的“B—52”据了解正在耗尽其燃料，已接近飞行的终点；只有不多的几次空袭可能使（那些要被击中的人）害怕或者被（那些希望插进来并从瓦砾堆里得到好处的人）盼望。

毛泽东1973年8月“主持”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没有作演讲。

代表大会只持续了五天，而1969年的“九大”开了24天。第九次代表大会已经秘密得够可以了，但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直到安全地结束以后才宣布，而且开会的地点从未泄露。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在其文件里也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活力——一部新的党章和两三个陈词滥调的发言，耍弄了一些旧的口号，仅此而已。

会议如此枯燥乏味，有两个原因。第一，毛泽东仍在迁延，有统治之名，但无统治之实，这就抑制了他周围的人智力上的创造性。第二，如果1973年要出台新政策，就会像在上帝面前提出对十诫进行修正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在政策上跟他想法一致的人，与江青和她那些靠不住的、急切的朋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江青一帮人在老年毛泽东反偶像崇拜的情绪中，嗅出了他们爬上中国政治顶峰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最终会成功，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上帝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就个人而论，周恩来成了“十大”的明星。他在外交政策圈子里的一些追随者，在权势地位上有所提高。同样得到提升的还有一些非毛泽东主义的官员，其中大部分是周恩来的熟人，他们通过反林彪而得到了回报。跟“九大”相比，大输家是“左倾”的人民解放军军官。

然而，这还远不是1973年大会全部的故事。极左派在快速前进；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风为他们的帆船助力的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好斗的王洪文以前是上海的一个年轻英俊的纺织工人，除了周恩来以外，他有幸作了大会的两个报告之一。“敢于反潮流”是王的主题口号。

大会彻底结束了林彪事件。林彪的过错被以中国通常的极为夸张的方式加以利用。他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绝挑选新的二号人物。林彪的副主席职务由五位副主席平分。看来，毛泽东希望让所有的竞争者都找不到平衡，这或者出于他对自己越来越抓不住控制权的愤懑，或者出于他对因自己的日益衰弱而引出的那些卑鄙花招进行的苦涩揶揄。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除周恩来之外，担任副主席的四个人中有三个都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则像是处在年长的叔伯中的一个孩子。

令人害怕的是，20年代参与塑造中共的这位老兵，在领导着这次代表大会，而王洪文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江青）不可能在中国被接受为新兵，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才能或声望。

毛泽东并非真的在特地安排一种平衡行动。他只是站在阴影里，并（或者由于老迈，或者由于任性乖张）发出让人难以确切解读的信号，从而造成了混乱。

周恩来看到了他想看到的成熟稳健的毛泽东。由于周恩来生病而变得大胆的江青，则看到皇冠正在滑入皇后的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比“九大”时大幅度地降低了。有时只称他为“毛泽东同志”，这个提法曾在60年代末期消失，而代之以“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最低限度也是“毛主席”。周恩来在本来能引用毛泽东的话（在60年代末期他会这样做）的地方引用列宁的话。

中央委员会看上去不像1969年那样是毛泽东的工具了。它的人数增加了，有319名成员（前一届是279名），这让人想到是为了在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维持均衡；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来自毛泽东家乡省份的委员名额也比前一届少。

林彪死了，毛泽东则身心俱损。

这是1973 年11月凉爽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澳大利亚总理正在和周恩来谈到孟加拉。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个纸条。“我们能私下谈谈吗？”周恩来立即对惠特拉姆总理说。

当这位高大的澳大利亚人站起来要跟随周恩来进入侧室时，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流苏挂住了他扣着扣子的上衣。整块布像从香蕉上剥离的皮一样从桌子上掉下来。由于重力的关系，便笺本、铅笔、茶杯都向惠特拉姆的方向冲过来。

“大概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在便笺本上草草写了一下，把便条推给离他不远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当然，他是对的。这样的戏剧性，只有与毛泽东会面才会发生。

“写了几个问题的那张纸条哪里去了？”惠特拉姆问他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谁也没找到。碰巧，毛泽东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中国小轿车驶过位于长安街的红色大门进入中南海。每个乘车人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副官在车门上方伸出放平的手掌，以确保不会有人碰着头。

在接下来的一百分钟里，毛泽东一边品着瓷杯里的茶，用光滑而苍白的手抚摸着面颊上粗糙的老年斑，一边把自己对生活和政治的观点（在他将近80岁生日时）异常坦率地摆了出来。

他步履蹒跚，他向澳大利亚人抱怨他的脚有毛病。他的听力似乎不大好，房间里的其他中国人（包括周恩来和王洪文，后者因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令人震惊地提升到中共三号人物位置而志得意满）对他讲话时都把速度放慢一些。

不过，他能不用人帮忙而站起坐下。他活跃的双手让人感觉他是个年轻一些的人，而且是有强烈主见的人。他的身体绝没有垮到让他的客人跟他在一起时会感到尴尬的程度。

在前一半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被动的，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惠特拉姆是个热切的、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知识的人，大部分时间是他在说话。毛泽东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都转给他的两个同事。周恩来说话几乎跟毛泽东一样多，甚至王洪文也说了一两次。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构成成分的问题。有没有新鲜血液？妇女是否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职责？主席对“十大”产生的新的领导团体是否满意？

毛泽东不是讨厌这个话题就是太疲倦而不想多说。周恩来和王洪文为澳大利亚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字。毛泽东只在中央委员会的军人代表问题上开了口。他说，数量不小，大约占30％。

会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活跃起来。在又一次表现出漠不关心以后（这次是关于台湾的未来的问题），他把双手坚定地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突然说：“现在让我来问问题。”

他问惠特拉姆，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和共产党的哲学之间有什么区别。惠特拉姆回答说，他信仰慢慢演化而来的社会主义，而共产党人主张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继续说。很快他就转到地理上去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命名的么？”^〔6〕

毛泽东能言善辩，拒绝接受许多向他提出的观点。当惠特拉姆说到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回答说他的作用不是那么大。

惠特拉姆说，苏联人在1949年以前对中共帮助不大。毛泽东又一次修正了他的说法。莫斯科“有时”帮不上什么忙，他慢腾腾地说。

毛泽东对惠特拉姆真诚地反对中国核试验好像并不在意。“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话题。”毛泽东说，像是父亲告诉儿子，无论怎样愚蠢的话题都不禁止讨论。他说到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抗议中国核试验时宣布说：“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泽东甚至觉得没必要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进行辩解。

惠特拉姆对“必要的例行公事”的提法提出反对。但是，他后来后退了。他承认，中国的立场不应像法国的立场那样受到直截了当的谴责。爆炸发生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发生在远离本土的殖民地土地上。另外，中国真的受到核武装敌人的威胁；法国则没那么严重，而且巴黎享受美国的保护。但是，惠特拉姆要修好的努力没有成功。

毛泽东活跃起来。说法国受到苏联的极大威胁，因之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应该拥有这种力量！

扮演完辩论对手并也表达了他的信念以后，毛泽东抛出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哲学格言，这个格言显得背弃了他认为原子弹是国家力量利刃的现实政治的立场。“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用处，”毛泽东沉思着说，“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这还不是毛泽东在其简明扼要的下午谈话中掺进去的唯一一项基本“教义”信条。

这位澳大利亚人赞扬人民共和国在国内取得的进步。毛泽东表示异议，并说，到现在为止的成就仍微不足道。“不过，中国的贫困是件好事，”他宣布说，“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看来像是不能或者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层次排列成前后一致的模式的人。

毛泽东的同事中几乎没人赞同他关于贫穷是优点的怀旧式战斗精神，邓小平也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善意地提到邓小平的名字，当时他正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跟别的国家的军队不一样。毛泽东以邓小平的情况为例，说他“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对毛泽东说，这位副总理告诉他们这些澳大利亚人，他出席了中共的第八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没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什么邓小平缺席了1969年的大会？

虽然外国到访者很少问毛泽东关于政治局的事务，但是这位主席并不在意这个好问题。他回答说，邓小平1969年不在台上，“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69年仍然跟极左派打成一片，他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出场。

1973年，毛泽东对极左分子的态度更为复杂。他曾在1970—1972年离开他们，现在渴望从他们储备丰富的弹药库里得到一些军火。但是他摇摆不定。部分原因是他的心绪和身体状况一天天地恶化。部分原因是他现在对下属的看法非常古怪，朝令夕改，变幻莫测。

惠特拉姆说，王洪文在“十大”上闪电般迅速升起以后已是“世界名人”。“你是在哪里发现他的？”澳大利亚人问。

毛泽东本可以轻松愉快地回答，因为惠特拉姆的问题有玩笑的意味。但是，回答确实很干脆。“不知道。”毛泽东咕哝着说。中文中表示“不知道”的词，真的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洁的。

这几位澳大利亚人的目光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因此，我们不知道当时王洪文的脸上是什么表情。

在回顾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中漫长的记录时，惠特拉姆说，当他们两人参加长征时，王洪文还没有出生。王想要说话，但是被周恩来和惠特拉姆打断了。

在会见快结束时，王洪文找到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的话头上来。“长征的时候我出生了，”他设法插进来说，“我一岁了。”他又补充说，从那以后，他已经“革命好多年了，就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这一表白似乎只是加重了他资历较浅的状况。^［21］

王洪文在中国政府里听上去不像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没有把他这样来对待。毛泽东曾对王洪文在“十大”的提升作了首肯。“瞧着他吧，”他在大会之后对法国的蓬皮杜总统提到王，“他前程远大。”^［22］但是，他现在开始清醒了。^〔7〕

周恩来是毛泽东与他神奇的书斋之外的世界相联系的桥梁。然而，周恩来对他上司的这种工作既具保护性又稍有点支配性。有好几次，惠特拉姆试图为他跟毛泽东的尴尬而直率的对话注入一点乐观的调子。他说，尽管中国有种种问题（毛泽东一直在说这些问题），“革命的未来”肯定因为有中国茁壮成长的年轻人而得到保证。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毛泽东回应说。他拒绝和惠特拉姆一起唱希望的调子，拒绝以惠特拉姆提出的结构方式讨论中国革命的未来。个人的必然死亡是他谈论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宣布说。

周恩来微笑着插进来，说：“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他这样说或许是出于幽默（像他希望他的客人们认为的那样），或许是出于解脱窘境，或许也可能是温和地批评毛泽东的自我怜悯。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毛泽东继续对惠特拉姆说。他不想拉上一层薄纱遮掩他黯淡的健康前景。

周恩来只是听着。但是周恩来跟上帝的约会（他从未用过这个说法）比毛泽东的更近在眼前。

在那个11月寒冷的下午，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是证明他悲剧性孤独的两个活生生的图解。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接近于死亡；毛泽东让王洪文坐上“直升机”后仅仅几个月，就已经对他产生了疑问。这一对是他政权中的二号和三号人物，但是毛泽东正在拖着脚步走向一个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未来。

死亡和疑虑又要剥夺掉他的另两个可能的接班人。

周恩来看看手表，提示会见已经进行得足够长了。毛泽东向拘谨而安静地坐在周恩来旁边的王海容（一个思想有点左的小人物）打了个手势。“她老是不让我说得太长，”这位主席开玩笑说，“她把我看得很紧。”

极左分子和反对他们的人们之间，都以不搭边的“批孔”的名义，在地位和政策上开始了一场紧张而耗费精力的跷跷板式竞争。

“每隔那么七八年，”《人民日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23］这话发表于1973年末，是要重启1966年打倒“牛鬼蛇神”的斗争的号召。^〔8〕

或许是毛泽东身体太衰弱，或许是他太狠心，或许是他也拿不定主意，总之，他不能帮助公众识别牛鬼蛇神，这就必然造成混乱。到1974年初，他已看不见面前的手指，而只能分辨亮和暗。他的舌头不听使唤了，讲话不清楚，也不能闭拢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批孔”运动（虽然什么人也不可能设计出它最终的非常古怪的发展过程），“批孔”（“批判孔子”的容易记住的缩略形式）运动成为极左派各种疯狂行为的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套话像雨后春笋般突然出现，毛泽东的像章又广泛地戴起来了。^〔9〕在高层极左分子的基地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学习与批判》，其目标似乎是要比中共官方月刊《红旗》更红一些。

内部士气的低落与政治温度升高的速度一样快。不像林彪事件之后的两年间那样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够了，现在你必须滔滔不绝地讲意识形态，讲得声音越大、越具戏剧性就越好，并且要把一切邪恶都跟“阶级敌人”孔子联系起来。

海南岛的一则广播说，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在于批判孔子。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带着摄像机于1972年来到中国，当时他曾受到欢迎。现在则被称为“反华小丑”。^［24］他冷静甚至冗长的电影也变成“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挑衅”。

对来自罗马的“小丑”的攻击又被加上反美的味道，很快成为“批孔”的副主题。《人民日报》嘲笑说，美国人发现安东尼奥尼的有毒电影“很迷人”，因此，看来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判定是“颓废派艺术家”。1973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曾在中国巡演并受到好评。但是，在毛泽东的中国，任何事都不是安全的。“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这是《人民日报》在评说一批欧洲乐曲。老迈的毛泽东（他不是个西方音乐迷）显然向一只倾听着的耳朵嘀咕说，音乐，像任何事情一样，只有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将其秘密揭露出来。

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他看不出“中庸”有什么大优点。

然而，1974年的滑稽表演，不仅是毛泽东主张变化的思想和孔子主张有秩序的思想之间的较量。

孔子的影响的确阻碍了毛泽东主义对中国的改造。特别是在农村，对妇女的态度、对社会地位的态度以及对过去的惯例和进步所给予的不同重视程度，所有这一切都仍然带有儒家的味道。然而，在毛泽东的中国，像“批孔”这样的运动也是一种迹象，表明政治局里有人害怕某种东西或者努力要争取到某种东西。

1974年，毛泽东接见的外国要人（二十多个）比以前任何一年都多，而与此同时，每一天他都在自己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排外的评论，这些评论让人想起当初义和团运动的狂热程度。

这些是船只失控的突然倾斜，还是表明存在着向不同方向推进的行动的迹象，抑或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前后不一呢？每种成分都有一些，但是最后一种成分相当大。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毛泽东说，“并不等于白吃。”^［25］这句在延安就说过的经典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的报纸上重新醒目地刊载。毛泽东曾经给过相当明确的警告，他信奉此一时开绿灯，彼一时就开红灯。

江青把孔子视为“文化大革命”前所有曾获得成功的东西的代名词。为了以足够的热情投入运动以使现在似乎跟他有距离的毛泽东满意，周恩来在孔子之外又增加了林彪的名字。

总理把“批孔”变成“批林批孔”，使得一场闹剧变得更接近于喜剧。一个圣人和一个国防部部长被当作两个那种“七八年必定要跳出来”的牛鬼蛇神（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一起推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已经死了两年半，一个死了两千五百年。

周恩来觉得整场运动荒谬可笑。的确是这样。对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来说，这是奇耻大辱。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由于毛泽东有统治之名而无统治之实，使得政治局瘫痪了。

对江青来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混乱，从反孔的角度看，是向“左”推进了一步。对周恩来来说，“批林批孔”则被看作是反林彪联盟的延伸，因而是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套马索。

毛泽东虽然赞同江青的观点，但是他不能跟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梅德·玛丽安（侠盗罗宾汉的女友）一路走下去；无论如何，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跟上她的活动。

“水至清则无鱼，”毛泽东在1974年冬天提醒他精神紧张的同事们，“人至察则无徒。”^［26］他能无动于衷地给极左派沉重的一击，就像他不止一次地沉重打击他传统的右派反对者们一样。

“近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性。”^［27］然后，他提到用以指称有特权的干部子女上学受到特殊待遇的一个词，“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位老人用他颤抖的手指指出了一个问题。

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仍然是个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的人，不能同意周恩来的一种不抱希望的“解决办法”：仅仅让这场运动以一堆杂乱无害的、无意义的抽象概念自行盘旋消失。

毛泽东和极左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上有分歧。对江青来说，既然“左倾”的军官们已经跟林彪一起被清除了，从文化事务的丝绸沙发上向军队打冷枪没什么关系。她在军队这个角落里几乎不会损失什么。

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无法疏远军界，因为在这个国家，人民解放军跟群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比党跟群众的关系还要紧密。

确实，毛泽东在1973—1974年冬天让大军区司令员们受到了冲击。他让11个人中的9个人轮换了岗位。一下子命令那么多地区巨头离开他们的辖区到新的城市去，是没有先例的。他成功地实施了这一举措，回应只是抱怨而没有开枪反抗，这完美地展示了毛泽东的权力。

但是，如果毛泽东没有在这次行动前夕让邓小平重回领导岗位，如果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马戏团主持人，并将他担任新职位的消息告诉了每头狮子，人们或许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能重新安置他那些咆哮的军界狮子们。

然而，即使毛泽东也不能再一次做这样的事。一年以后，1974年年末，他要把11个军区司令员召集到他在杭州的住所。他们中有些人说不能出席会议。^［28］只是在毛泽东答应政策上作让步以后，他们才同意跟他们的最高统帅集会。这些政策上的让步在一个月后以实用主义为主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了。

中国古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解放军从“文化大革命”中期起，就是毛泽东的“水”。但是他必须十分小心，以防这些水升得太高而把他淹没。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于1974年5月步入毛泽东的书斋。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位贵宾引到他们自己的沙发椅上。像为外国客人历来所安排的那样，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侧。但是在毛泽东的右侧（在翻译旁边）“周恩来的位子”上坐着邓小平！周恩来也在场，但是坐在布托一边的远端。^［29］在北京，照片就如同新闻报道，新的座位排序就相当于许多外国政府的内阁改组。

四天以前，在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坐在毛泽东右边“他的”沙发椅上，较低层的领导人像通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10〕许多年来，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外国政治家的正式且拍照片的会见中，没有坐过别的位置。但是此后他再没有坐过“他的”沙发椅。^〔11〕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他来说，在夏天的月份里离开北京非同寻常；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离开首都是为了享受杭州、长沙或广州温暖的气候。更不寻常的是（为作对比，人们只需回顾一下1965年的情况），他离开北京长达八个月。

就在毛泽东出发去武汉之前，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我老了，不行了。”周恩来说。^［30］他继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只从医院出来在公众场合露面三次。这三次（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和1975年1月的中共代表大会及全国人大会议）毛泽东都没有出席。^〔12〕

从此再没有在公众场合看见这两个人在一起。

即使适当考虑到由于疾病和机遇的关系两个人有可能不能在一起，但是，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还有内在的、后果极为严重的事实：他们的伙伴关系基本上结束了。^［31］

不管中国现在是如何运行的，它都不是以毛泽东为设计师、周恩来为建筑师运作的了。值得怀疑的是，在没有建筑师的情况下，设计师还能不能创造出实质性的东西来。

毛泽东远在南方时，有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大楼内由于受到指责而一团乱。该报的早版被召回并销毁，因为它在第二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某个很高层的人认为这有引起在中国罕有的公众大混乱的危险，因此决定不让这篇文章与读者见面。新的版面以五篇地方新闻替掉了《孤愤》。^［32］

《孤愤》是2200年前主张实力政治的韩非子写的。然而，跟《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一起考虑，这篇文章非常明显是影射毛泽东和他的一套人马的。

韩非子确实孤独而愤怒。他抱怨说，他被“奸臣”所包围。朝臣们奉承君主，但是截断他跟现实世界以及他能够信任的官员们的联系，如此地对待统治者是“罪大恶极”。文章作者还断言说，统治者允许这样充满危险的状况存在是“大错误”。

《孤愤》描绘的景象是深深陷入谎言和宗派主义而正在走向毁灭的王国。

《光明日报》，或说它命运不好的前一版，为确保它的读者不会误把文章只当作研究古籍的一则寓言，以古文和白话文两种形式刊登了这篇文章。编者按说，韩非子邪恶的大臣们就像林彪和林彪之流。

谁决定发表《孤愤》，谁命令撤回？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其中任一种可能性都能证明毛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毛泽东的主意，他跟韩非子一样觉得自己受到“奸臣”的包围。如果他通过仿效韩非子激烈的悲观主义的方方面面而作些自我批评，也并非不符合他的个性。

如果是毛泽东去南方以前授权发表这篇文章，则不难想象有些——也许是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希望把它压下去，理由是这样公开展示厌恶和悲观情绪，用一个美国的表达方式就是，不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

然而，《孤愤》的发表也许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以江青歪曲的观点看，周恩来在1974年期间是林彪“一类”。她在跟这个成为她面前主要障碍的人（还有他的同盟者）争夺毛泽东之后的未来。

这位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指使编辑们，在那个夏天，她在北京特别春风得意。她在利用毛泽东不在的机会攻击周恩来。

然而，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周恩来的朋友能如此迅速地扣下《光明日报》的寓言，则令人感叹。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伙伴关系从个人来讲已基本结束，虽然从政治上讲还不完全如此。这位眼里闪着未来女皇光辉的前演员已经搬出了中南海。从1973年起，如果江青想要跟毛泽东谈话，她必须向张玉凤递上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以后才被允许来到他的住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有一次拒绝见她。

“不见还好些，”他写信给她说，“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33］

毛泽东1974—1975年长期离开北京期间，江青没有跟毛泽东在一起。猫儿不在，老鼠真的是玩得自在。

毛泽东1974年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是在6月。7月，江青成了重要人物。《人民日报》认为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人”^［34］，这是远超出她以前能够得到的罕见的荣誉。她负责接待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和其他外国客人，这是她的新角色。

在浙江省，出现了“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而以前只有毛泽东，可能还有二号人物，作“指示”。江青1964年以来的讲话，以十周年纪念的形式在媒体上受到吹捧。

对那些藐视毛泽东妻子的人来说，最后的一根稻草是关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一篇奇怪的历史性文章。在1974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许多文章中，这篇文章过分地强调汉高祖妻子的品德和作用，认为她意志坚定，在丈夫死后，她掌管了权力，因执行丈夫的路线而赢得荣誉。

毛泽东对其已疏远的妻子在1974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烦。^〔13〕当她这一年得意洋洋时，他说道：“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时，他这样说：“江青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定了她有权解释他的任何观点。“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35］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1975年在给她的便条里哀叹，“你也不体谅。”这是一个不能有效处理与其夫人复杂的情感和政治关系的男人发出的信息；但是，虽然这位夫人野心很大，一旦他发出信号或者死去，她就注定失败。

“我真的嫉妒周恩来的婚姻。”毛泽东在不同寻常地提到他的总理的私生活时补充道。^［36］

在毛泽东离开北京自我流放的八个月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妻子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开会讲话时，宣布她是代表毛泽东讲话。

江青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然而她又提醒说，基辛格信奉“保持势力均衡”，而且他“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37］

江青在她混乱的自视甚高的谈话中表达了作为毛泽东外交政策标志的二元性。

但是，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考虑中，不存在这些意识形态上模棱两可的东西。江青可能抓住了毛泽东的某些词语，但是几乎没有抓住他思想的任何含义。

毛泽东跟基辛格打交道（江青在香山长篇大论讲话的那一年里两次会见他），是因为中苏敌对是北京主要的战略关注点，北京需要向亲美倾斜。

当毛泽东的确批评基辛格时，也不是像江青所说因为基辛格是资产阶级冒险家，而是因为他是个不够劲的资产阶级，不能站出来反对那贪婪的、远不那么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跟江青一样，也对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可能产生“污染”感到不安。但是，他特别不同意极左分子要重新回到林彪的对美国和苏联“等距离”政策的主张。

江青或许看到“杜勒斯的幽灵”从太平洋彼岸窥视，毛泽东却肯定这个幽灵现在住在克里姆林宫。

对北京最高领导层十个人中的另两个人，毛泽东在犹豫。虽然江青让他烦恼，但是，某种情感，某种行动要得体的意识，某种残留的认为实用主义者比极左分子甚至更坏的怀疑，让他不能出手阻挠她，更别说清除她了。

邓小平，毛泽东在依靠他，然而，他好像在用长把勺子跟这位副总理进餐。邓小平到1974年底已经坐在周恩来的椅子上。邓小平无疑仍是“很聋”（就像毛泽东60年代生气地谴责他的那样），但是他现在已足够圆滑，当毛泽东讲话时他就专注地看着他，也不再用手指轻敲桌子，就好像他觉得该转到日程表上的下一项了。^〔14〕

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作视察。^［38］复出的邓小平和“直升机”王洪文在各省巡视期间相处得如何，没有记录。当他们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把他们召来，让他们就自己的所见作汇报。

他的问题是：“我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15〕

年轻的王回答道：“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地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是否期望他的这个神童说这样的空话呢？几天以后听到王洪文在中央委员会小组会议上讲话的人中，没有人会期望能听到任何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全国将一片混乱。”据提供这信息的香港共产党消息人士说，毛泽东倾向于相信邓小平的回答。

毛泽东虽然非常脱离现实，但是他仍然看《人民日报》，这可能有点像受虐狂。这个六版的报纸似乎是由一个宣传委员会撰写的，新闻不是它喜欢的东西。《人民日报》不是要报道，它是要提醒。它基本上是每日的“教义问答手册”，如果说它还有一些新闻性，那是因为它将其永恒的真理扎根在近期发生的具体道德故事中。不管怎样，年迈的毛泽东甚至在1974年尖叫刺耳的各期中发现了真相。

这个真相是对他所了解的过去的反响。他看到关于杭州一个丝织厂的“两条路线斗争”，认为这听起来很真实。他认为，自从20年代开始他向权力长期攀爬以来，两条路线斗争一直伴随着他。他觉得他知道分界线是什么。他能说服自己相信，只有“工人阶级路线”战胜“资产阶级路线”，丝的产量才会提高。

但是，毛泽东是生活在过去；不然的话，他不大可能会认为1974年的《人民日报》可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得毛的情况就是这样。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身体日渐垮下来。1974年9月，他游了最后一次泳，差点被水呛坏了。随后，他只能向左侧躺着，任何其他姿势都让他不能顺畅地呼吸。褥疮和刺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载着2885名代表的汽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街上的人们猜测，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它不断地被推迟，已经成为海市蜃楼了。看来这次是开始办真事了：周恩来从医院里出来，显示出权威的形象；新的国家宪法揭开面纱，给予工人罢工的权利，给予农民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分子几乎没有进入新一届政府；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文件要求恢复秩序，并且强调搞好经济工作。^［39］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的胜利，“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束，以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杜修贤　摄

但是，一张空着的椅子使大会堂里的气氛沉闷：毛泽东不在那里。

他是病得很厉害甚或已经死亡？不是的，因为在北京开大会期间，马耳他的总理和德国右翼的佛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偷偷地被带到华南去见他。

无论他是否完全掌握自己政府的复杂局势，他都在他的“帐篷”里生闷气。

全国人大的公报没有解释毛泽东的缺席，也根本没提到他。毛泽东也没有出席人大开幕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新宪法给予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不如1970年准备的草案和1969年的党章那么突出，甚至不如1973年较温和的党章那么突出。它提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主席的职位，但是没有提到毛泽东本人。

更不寻常的是，周恩来的报告，而不是“左倾”分子张春桥的报告，竭尽全力地引用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的讲稿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不下26次。

距此几周以前，毛泽东曾长时间地跟王洪文谈话。这个“直升机”施加压力，想让毛泽东把更多的职位给予极左分子。他暗示说（这个想法来自江青），周恩来病得不像他装得那样厉害，正在医院里忙于策划未来。他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毛泽东不同意张春桥担任总理吗？^［40］

毛泽东没有同意王洪文的计划。他准备让张春桥当国防部部长，直到刘伯承和其他将领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主意他才停止。^［41］他也许愿意点头让他妻子担任文化部部长。但是，老迈的毛泽东发现，政治过程从未停止过讨价还价；对他这样的计划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不久之后，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他低声说，每个人都犯错误，包括他自己，比如他就跟林彪一起走了那么长时间。对邓小平，他说了一句赞扬的话，说他是“务实的人”。^［42］同时他警告他的同事们，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即将召开的党和人大的会议期间离开。他在等待时机，脚踏着两只船，把他更可怕的怀疑掩藏起来，暂时让形势自然发展，不予干涉。

周恩来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那么频繁地提到毛泽东，大概既是为了抚慰这位主席，也是为了由于他的缺席而给予自己的额外自由得体地说声谢谢。^〔16〕

的确，要问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是不是个毛泽东主义者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天他是，明天可能就不是了。由于毛泽东的眼睛自1974年以来已几乎失明，他开始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助教芦荻定时见面，芦念古诗，毛泽东则哼唱并作评论。不幸的是，大学的党组织指示芦荻：“不要问不妥的问题。”芦荻由于害怕摸不准妥当的问题和不妥当的问题之间的界线，所以她什么都不问毛泽东。^［43］这是被雇来当毛泽东工作人员的人常犯的典型错误。毛泽东称她是“笨人”，说如果她是个有点用处的老师，她就必须问学生问题！

全国人大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似乎两个月之内就过时了。在毛泽东的新语录“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鼓舞下^［44］，来自“左派”新的一股风在1975年春天开始刮起来，敌人是“经验主义”。

也许全国人大的路线从来就没有在政治局里取得过一致意见。毛泽东的缺席，使得持不同意见的同事甚至比以往更加容易从毛泽东的词句里“按各自需要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的生病增加了离轨的机会。

张春桥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位上海“左派”分子猛烈抨击那些高高在上的“骗子”，说他们在年轻人中间兜售金钱刺激这种“像臭豆腐”的思想，“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45］这听上去像是为新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喇叭，张春桥的极左派同伙姚文元也挖掘出“文化大革命”的论题。工资太不平等，货币制度是最终必然消失的资本主义残余。这位上海小品文作家预言说，新的阶级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些弊病策划资本主义复辟。^［46］

毛泽东给上海的这两位以一定程度的鼓励。两人都得到了主席最新的语录，还跟毛泽东一起照相，这都是得到了他的护佑的确定无疑的证明。

这场学习令人难以捉摸，而抽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运动唯一确实的结果，就是让工业生产混乱不堪。这场运动的不利之处，在于它的主题和对象不明朗，同时进行的势头又很执著。^〔17〕在杭州，愤懑、混乱和武斗非常严重，以至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座湖边城市去进行调解。而他的到来，似乎使局势变得更糟糕。

正在此时，克立总理目睹了周恩来正在失去权威的迹象。“克立啊，”这位生病的总理在医院的套房里说，“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是最让人放心的话。”克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长条纸，弯腰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承诺。“我要复印几百万份，把它们挂在我的子女和孙子女的脖子上，挂在泰国每个人的脖子上。这会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回绝说，“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47］克立在采访时告诉我说，他从表面看待周恩来的理由；然而我相信，周恩来在1975年年中这个时间不愿意写，有其政治因素。^〔18〕

足以令人迷惑的是，间歇吹起的“左派”的风，到夏末时渐渐停下来，因为毛泽东身上的猴性又活动起来，要攻击极左派了！

毛泽东在一阵子不活跃期以后——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到访的政府首脑都没见到他——在5月召开并主持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批评了极左派的宗派主义。张、姚和江青都向发牢骚的主席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件。^［48］

当这场道德剧上演的时候，邓小平开始安排自己进入权力的操控室；“文化大革命”中遭清洗的人民解放军军官们，像上班时的人潮一样回来了。其中就有著名的罗瑞卿，这位前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仇视不够而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层牺牲品。

毛泽东作为仲裁人对邓小平点了头。毛泽东似乎在问自己，难道邓小平真的要比其他那些令他失望的要人们还要坏吗？^〔19〕

在部分报纸上，经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主要话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邓小平的口号，成为跟春天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差不多的引人注意的用语。

这种务实精神在1975年秋天达到高峰。在若干反映了务实精神的经济会议中，邓小平在其中一次农业会议上讲了话。讲话的还有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号人物华国锋，他胜利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江青也出现在演讲台上。虽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她没当成文化部部长，但是现在她能给农民一些文化上的建议。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妻子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的讲稿拿给他看时，他在上面写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者不要放，讲话不要印。”^［49］

他还批评了江青跟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会见。在这次会见中，江青乱说一通，暴露了自己很多的弱点。当毛泽东看到她对维特克教授所作的自负的、政治上站不住脚的谈话记录时，显然极为震怒。^［50］

毛泽东对江青的情绪极为强烈，以至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方面触发两次地震。第一次是他对“左派”的斥责，这就把球传给了邓小平。第二次即将到来。

当毛泽东逐渐衰弱，周恩来因住院而不能到场时，翻译似乎成了外国领导人到访中南海时关注的焦点。泰国总理克立在1975年7月与毛泽东会见后说：“他的嘴唇不那么听话了，而且有时候他的话根本就听不清。”^［51］

当克立步入书斋时，“毛高声呼唤……他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以至每个人都来了。”毛泽东的很多话，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向护士求助。有时候护士也不知所云，“然后把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叫进来听他说话”。

会谈结束的时候，克立送了一件礼物，毛泽东好像在发愣。“他开始像孩子一样摆弄手里的雪茄盒，直到有人从他手里把雪茄盒拿开。”原来的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所有的机智、知识、智慧突然间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呆呆地从我头上看过去。”^［52］

这位主席得靠别人把他从床上扶起来，为他穿好衣服，才能去会见外国人。

他步履蹒跚，像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双脚走路，他的双臂僵直地悬着，让人难以察觉胳膊在晃动，像是人工假肢。然而，毛泽东一点也没有丧失让外国人听从于他的能力。

“对塔玛和我来说，”新西兰的马尔登总理在说到他和妻子会见毛泽东时说，“当我们驱车进入紫禁城大门并被引导去见他时，那是个有点让人敬畏的时刻。”^{〔20〕［53］}

他跟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讨论潜伏在任何取得高位的人身上的个人悲剧。“官做得越大，”他对马尼拉这位硬派的美人说，“别人向你甩过来的石头就越多。”^［54］

“每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没走好运。”毛泽东对克立说。^［55］他指的是像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和西哈努克这样的人（这里只说7位），他们对中国友好，却在国内遭逢厄运。

当克立礼貌地祝愿毛泽东长寿时，毛泽东沉思着回敬说：“有什么用呢？”

“他是个仍然相信自己有最高权力的老人，”克立总理总结说，“但是，如果有人在他的房间以外假造他的签名，或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他不会知道。”

政治和文化的落后状态，使得任何要科学地治疗毛泽东疾病的努力受挫。毛泽东自己拒绝治疗。

不过，对毛泽东视力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凤希望注入葡萄糖治疗他的失明，但是医生们坚持主张认真的治疗，或者做白内障手术，或者采取介入比较少的传统中医金针拨障手术。毛泽东选择了介入较少的中医手术。手术于1975年8月进行，用了12分钟。“我又见天日了，”毛泽东自言自语，“可是看不清楚。”

自从1973年初中美两国关系达到高峰期（当时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办事处）以来，毛泽东的美国政策在某些方面受到损伤。基辛格本来要在8月到北京，但是由于当月的“十大”（会上周恩来对美国冷淡），旅行被推迟了。

“批林批孔”运动兴高采烈地把美国树为靶子之一。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军界的声音在质疑对华盛顿的倾斜。越南仍在遭受美国炸弹暴雨般的轰炸，它对北京的亲美主义不断地抱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者认为，毛泽东整个1974年春天都不在北京，倒是很合适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伙伴关系的衰退也帮不了忙。它只能使美国政策愈发受到极左派和人民解放军操纵的影响，并且使得美国方面怀疑中国的亲美政策是否能“坚持下去”。

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的新执行官邓小平对美国不如周恩来热情。^［56］他奇怪为什么邓小平常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而对有关周恩来的状况的提问甚至不作反应。“一个不好对付的小个子。”他甚至这样说邓小平。^［57］

1974年末在中国，基辛格到305医院去看望周恩来，却发现总理对人谨慎得让人奇怪。虽然周恩来似乎健康状态良好，但是会见只有30分钟就突然结束了，这让基辛格很困惑。^［58］

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可是这位美国人历次访问北京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毛泽东当时正在江南；即使这样，6位其他外国领导人都在基辛格到中国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月内，南飞去跟他会面（在事先不知情的状态下去的）。问题的关键是，虽然毛泽东跟他政治局里的一些人比较而言是亲美的，但他对基辛格直接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感到不高兴；基辛格和福特总统曾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21〕

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作关系中得不到好处，又受到中苏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的想法的吸引，他们1974年悄悄地向中美关系的机器里投放了沙子。

基辛格对即将到来的福特总统中国之行的前景非常担心；虽然他1975年10月在北京逗留期间，毛泽东邀请他聊聊让他大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位国务卿还是要求毛泽东用笔写下来，承诺在福特到北京后接见他。

虽然毛泽东可能对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爱好不禁莞尔（或许他首先考虑的是他那时是否仍活着），但是他没有犹豫。他取了一支毛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所祈求的承诺。^［59］

毛泽东和福特的峰会平淡无奇。对福特来说，在尼克松之后来华，有点像到月球上着陆的第二人。这位美国总统对来自右翼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感到焦虑，他到北京来，文件包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令人敬畏，但是非常虚弱的毛泽东，似乎就像月球上的人一样不真实。

日益加剧的观点冲突，扰乱了中国的政策。西贡的陷落也没有改善中美关系，就像它没有解放南越人民一样。

“我们（在越南）被打败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对一个中国官员说，“而你们得收拾残局。”^［60］毛泽东比他的有些同事更了解基辛格究竟是什么意思。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毛泽东不久以后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61］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起起伏伏。由于做完了白内障手术，在福特访问期间，他恰巧正处于精力充沛的时候。跟总统110分钟的谈话，比1972年跟尼克松的谈话在细节上更丰富，时间也更长些。毛泽东挥舞着双手做着各种手势，有一次还笑得前仰后合。他似乎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一位美国总统坐在他的书斋里，他似乎要激励自己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见到她的女儿苏珊时，“眼睛亮起来了”^［62］。

但是，双方的勉强和不确定性，困扰了此次峰会。对中国和美国官员来说，以及对看过毛泽东和福特会面的新闻片的中国人来说，心里都清楚的是，毛泽东不久于人世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福特，这两个接下来进行政策讨论的人，都不是强权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得到自己国内人民明确的授权。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图为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杜修贤　摄

1972年曾让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的苏联问题，在1975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向中国开放本身就是目的。中美在亚洲紧张关系的引信已经拆除，与中国和解同与苏联和解是并行不悖的。

在毛泽东看来，游戏的名称是强权而不是和平。他设想一场对付苏联全球强权的长期斗争，在其中，美国和中国站在一边，共同完成抗击苏联“霸权”的任务，中国由于太弱而不可能单独完成。

因此，峰会事实上失败了。福特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不愿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改变态度。毛泽东则不断批评美苏和解，并告诉他的客人这“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都没有把这个双边问题和战略分歧结合起来看。

毛泽东在50年代末期曾一度反对美苏和解，虽然路子不同，但出于相同的理由。苏联，而不是美国，在那些日子里是他的朋友。他当时认为，苏联，而不是美国，有被和解的承诺诱惑的危险。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交换了位置。

然而，从其民族主义和长期愿景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战略前后是一致的。他不希望苏联和美国互相打起来，但他也不希望它们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他希望他们相互之间不信任，从而让中国争取时间变得强大起来，成为可以与他们之一或二者相匹敌的对手。

在一系列令人心酸的对话中，毛泽东告诉他的护士吴旭君说，当他死的时候，他希望她不要在他身边。“我母亲去世前，”他解释说，“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要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要你在我跟前了吧？”护士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但是毛泽东坚持要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一面沉思，一面跟吴旭君谈论在自己葬礼上应作的贴切评论，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63］毛泽东曾经是个焦虑的年轻人，现在他是个焦虑的老人。

注　释

〔1〕“我们追随毛主席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周恩来另一次在“造反派”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们要顾全全局。”

尽管周恩来很谨慎，但他自己还是时不时地受到批评。1969年，媒体提出实际有29个布尔什维克，这是极左派就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早期的对手）的联系打出的一记重拳。见WIT, P. 342。

〔2〕甚至朱德也得到允许送了花圈，并到医院和陈毅的遗体告别。这个拒绝认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已经好几年没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3〕仅仅在1973年一年中，他就接待了五位非洲国家元首。

〔4〕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病，也是四大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其他三种为亨廷顿氏病、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主要症状是运动神经坏死和肌肉萎缩。——编者注

〔5〕我在别处（《铁树开花》，1975年，201页）也描述过一家杭州电影院经历的如遭电击的效果，当时观众在新闻纪录片中于6年或更长时间里第一次看见了邓小平的面孔。

〔6〕惠特拉姆答不出毛泽东的问题，但是，当他回到堪培拉后，他给毛泽东寄去一份讲述达尔文这个北方城市是如何被命名的材料，并对自己没能当场回答作了“自我批评”。这个城市于1839年以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为达尔文港，虽然这个小城城区本身在1911年前一直叫帕默斯顿。

〔7〕王洪文了解这点。1974年1月，他作了一次讲话（从未在中国发表），是典型的受了伤的自我辩护。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从未像王洪文对中央委员会学习小组的这次讲话这样，那么多地引用毛泽东的话。他拼命地试图提醒听众，他是，或曾经是，毛泽东喜欢的最年轻的“左派”。见IAS, 1975/2。

〔8〕向“左”倾斜实际上是从教育界开始的，时间是1973年年末。是由一个叫张铁生的在中国东北农场里劳动的高中毕业生引起的。他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自然科学考试中交了白卷。他还附了一封信，愤怒地批判关于考试和书面知识的整个体制。

张铁生的信在六个省通过广播电台播放了出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还附了一个夸赞的前言。不久，《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了一篇12岁小学生写的激烈的文章，她说她已经受够了老师专制的教学方式。

“我们毛泽东时代的儿童难道要被当作奴隶对待吗？”这个孩子愤怒地问。

这场在东北反对教育权威的造反活动，大部分是由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编导的。他当时30岁，是辽宁省的宣传部部长。他的鼓励使得辽宁年轻的“造反派”们能搞“反潮流”而不会因此吃苦头。

〔9〕我在1973年周游中国时，几乎没见到有人佩戴。

〔10〕在1974年春天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赞比亚的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束埔寨的乔森潘时，周恩来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11〕在1974年晚些时候毛泽东的三次会见中（跟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的拉扎克和英国的希思），周恩来都在场，但坐在层次较低的位置上。见PD，5/8/74 (Senghor),2/26/74 (Boum Ediene), 2/23/74(Kaunda), 3/26/74 (Nyerere) , 4/3/74 (Khien), 5/19/74 (Makarios)。

〔12〕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概只见了 一次面：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准备情况。毛泽东给周恩来的诗可能就是这次见面时写的。Edward Friedman教授让我关注周的长沙之行，他是从中国一个展览的图片说明中了解到的。

〔13〕有一些证据是事后公布的。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宣称，他7月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他12月又写给全体上海极左头目们：“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4〕当“批孔”开始时，邓小平刚刚复职几个月，他对这个运动相对比较圆通。他在私下里总结说：“孔子死了，他的思想过时了，因此应该反对。我们不久也会死掉。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的思想也会遭到反对，因为它跟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不一致。”见WHCM,4/30/76。

〔15〕几年以前，当毛泽东告诉蒙哥马利勋爵刘少奇会继他之后成为中国领导人时，这个英国人追问继承问题。“我问（毛泽东）刘之后会是谁。他不知道或不在意，他说他自己要见卡尔·马克思了。在中国，他们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大概还是很在意的。见Sunday Times, London,10/15/61。

〔16〕一个资历很浅的极左分子不像他的导师们那样小心谨慎，的确批评了毛泽东的缺席。张铁生（在大学入学考试时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以后成名的那个辽宁学生）说，毛泽东由于没有接见全国人大代表而“给第四次全国人大泼了冷水”。张铁生像“直升机”一样升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之一。后来，这架直升机坠毁了。毛泽东去世后，张铁生被判15年监禁。见IAS, 1979/1。

〔17〕我在别的地方（《中国的未来》）描写过1975年夏末我对王洪文推崇的一家上海工厂的访问，这家工厂试图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推行到底。

〔18〕克立回忆说，周恩来戴了一枚毛泽东像章，这在1975年不同寻常；即使在1971年，当“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十分显著的时候，他注意到周恩来也只戴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19〕当克立1975年中期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看来有点尴尬。“邓小平坐在远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而且循规蹈矩……他一个字也没说。”在友好地责骂唐闻生不可信赖以后（“永远别相信一个美国女孩”），毛泽东相当屈尊地朝邓小平那边点点头说：“但是他没事，你可以信赖他。”然后邓小平“真心地笑起来”。见Kukrit to RT, Bangkok, 11/10/79。

〔20〕约瑟夫·艾尔索普曾写道，克立弯下腰来按摩毛泽东的小腿和脚踝，但是这故事也可能是克立在泰国国内的敌人杜撰出来的。克立自己向我断然否认有过这样的事。不过，这位泰国领导人说：“我跟他谈话就好像我是他儿辈或孙辈。”见J. Alsop in Reader's Digest, 1975/12; denial, KuKrit to RT, Bangkok, 11/10/79。

〔21〕报道基辛格的新闻工作者在他们北京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西伯利亚地图，其中有“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座距离中国边境只有大约60公里的城市，俄文的意思是“统治东方”，地图上标注的是它从前的中文名字海参崴。见Reston in NYI,11/3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