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魏徵直言进谏

    627年,唐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即皇帝位,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但是他亲眼目睹了隋朝的灭亡,看到了农民起义军力量的强大,因此,时刻铭记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尽心尽力。

    建国之后,太宗提拔魏徵为谏议大夫,让他随时随刻指出自己治国之中的过失。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徵,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做“纳谏”。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鼓励大臣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对他都认真的接受,哪怕是批评的意见。

    626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只要是身强体壮的男子都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说:“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何迟迟不发?”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征兵同样如此,如果按您的命令,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承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能息怒。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能算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为兵,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岂能做出此等不讲信用之事?”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于是,又重新下了道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徵了,并且提升他担任了太子老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还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不久,宰相李靖和王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就把原住在官舍中的随行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很生气,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徵说:“李靖、王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的处所,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办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县令了。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房玄龄:“自古以来君主都不能看本朝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好的史官会如实地记录君主的功与过。而许多君主若看到自己的过错被史官记录下来,那么史官就危险了,所以才有这一规定。”唐太宗坚持要看看本朝的历史,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关于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而只有魏徵仍然不断地给予太宗正确的建议,不时地指出太宗的过失之处。

    唐太宗不仅能纳谏,而且还时常鼓励大臣向自己纳言谏行。太宗刚登基的时候,处事特别严肃,吓得大臣都不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事作风,缓和气氛,为大臣进谏创造条件。对敢于批评朝政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一个犯人判处死刑,大臣孙伏伽批评太宗说他对没有犯重罪的人这样做便是滥加酷刑。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评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建立了一种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廷内政,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连一个小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自此,朝廷上下都形成了一种劝谏与纳谏的风气。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643年魏徵死了,唐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并说:“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644年,也就是魏徵死的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回来的时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徵,十分感叹地说:“假如魏徵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有这番举动的!”

    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唐太宗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