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亲和力[1]

    他们不能够触动人心而又不伤害它。
    一个现代人

    孩子们崇拜他,他却不爱他们;他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不论这些男孩子能够做出什么事来,都从来没有使他失去耐心。冷静,公正,无动于衷,然而他的来到几乎可以说把家里的烦闷一扫而光,因而受到了敬爱,他是一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至于他这方面呢,他只感到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接纳了他,其实只是让他坐在长餐桌的最下端,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仇恨和厌恶的原因。在一些盛大的宴会上,他好不容易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把他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发泄出来。特别是圣路易节[2]那一天,瓦尔诺先生在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夸夸其谈,于连差点儿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借口去看看孩子们,逃到花园里。“对正直的颂扬是何等动听啊!”他高声嚷道,“简直就像世上仅有这个美德;然而对一个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又是怎样的尊敬,怎样的阿谀奉承啊!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们,我的全家都恨我。”

    在圣路易节的前几天,于连独自在一片小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念日课经[3]。这片小树林俯视着忠诚大道,被人称为“观景台”。他远远看见他的两个哥哥从一条荒僻的小路走来,想避开他们却来不及了。这两个粗鲁的工人看到弟弟漂亮的黑衣服,极其整洁的外貌,还有他对他们怀有的毫不掩饰的轻蔑,不禁妒火中烧,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他浑身是血,昏倒在地上以后,他们才离开。德·雷纳尔夫人同瓦尔诺先生,还有专区区长,这时正在散步,碰巧来到小树林;她看见于连躺在地上,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她是那么激动,甚至引起了瓦尔诺先生的嫉妒。

    他未免担心得太早了。于连觉得德·雷纳尔夫人非常美丽,但是他正因为她美丽而恨她;她是阻止他飞黄腾达的头一块礁石,他差点儿触礁。他尽量少跟她说话,为的是要让她忘记头一天促使他吻她手的那股激情。

    德·雷纳尔夫人的贴身女仆埃莉莎,很快地就爱上了年轻的家庭教师;她经常在女主人面前谈到他。埃莉莎小姐的爱情为于连招来了一个男仆人的仇恨。一天,他听见这个人对埃莉莎说:“自从这个肮脏的家庭教师来到家里以后,您就不愿意再跟我说话了。”于连不应该受到这个辱骂;但是出于漂亮小伙子的本能,他加倍地注意修饰他的外表。瓦尔诺先生的仇恨也在成倍地增长。他公开地说,一个年轻的神父不应该这样爱打扮。除了道袍以外,于连穿的是成套服装。

    德·雷纳尔夫人注意到,他比平时更加经常地跟埃莉莎小姐说话;她了解到,这些交谈是因为于连的衣服少得可怜而引起的。他内衣如此缺乏,不得不经常送到外面去洗,正是在这种小事情上埃莉莎可以帮他忙。这种极端的贫困是德·雷纳尔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深深地感动了她。她很想送些礼物给他,但是她不敢;她的这种内心斗争是于连引起的头一个痛苦的感情。在这以前,于连的名字对她说来,同一种纯洁的、完全是精神上的快乐感情一直是同义语。德·雷纳尔夫人老想着于连的贫困,在这个念头折磨下,她和她丈夫谈起要送给于连几件内衣。

    “真傻!”他回答。“怎么!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去激发他的热忱。”

    德·雷纳尔夫人对这种看法感到害臊。换了在于连来到以前,她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她看见年轻神父简单的,但是极其整洁的穿着,每次都要对自己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啊?”

    渐渐地她对于连缺这少那产生了同情,但是不再感到震惊。

    有些外省女人,您在初次见到的头半个月里会把她们当成傻子,德·雷纳尔夫人就是这种女人。她对人生毫无经验,不喜欢多说话。她具有高尚、倨傲的心灵;命运把她投到粗鲁的人物中间,而人人生来都有的追求幸福的本能,驱使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去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她接受过哪怕是极少的一点教育,她的纯朴的天性和灵活的头脑就会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她作为富有的女继承人,曾经由那些狂热崇拜“耶稣圣心”的、对与耶稣会[4]为敌的法国人怀有强烈仇恨的修女教养成人。德·雷纳尔夫人有足够的见识,很快就把她在修道院里学到的一切看成是荒谬绝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她没有用任何东西来代替,结果变得一无所知。她身为一笔巨大财产的继承人,过早受到的阿谀奉承,还有笃信宗教的坚决倾向,促使她过的是一种完全内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她极其随和,能够克制自己的意志,维里埃尔的那些做丈夫的常常引为榜样,说给他们的妻子听,德·雷纳尔先生也为之感到骄傲,其实她这种经常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是最高傲的性格造成的结果。任何一个因为骄傲而被人作为例子举出来的公主,她对那些侍从贵族在她身边做的事所花的注意力,比起这个表面上如此温柔、如此谦逊的女人对她丈夫的一言一行所花的注意力来,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在于连来到以前,事实上她只关心她的孩子。他们的小毛小病,他们的烦恼,他们的小小的快乐,吸引住她心灵里的全部感情;在她一生中,只有在贝藏松的圣心修道院的那段时间里热爱过天主。

    她的儿子如果有一个发烧,她就会急得像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一样,不过她不屑于去对别人说罢了。在刚结婚的头几年里,倾吐心曲的需要促使她把自己的这种苦恼告诉她的丈夫,但是碰到的却总是一阵粗鲁的笑声,一下耸肩,另外还伴随着一句与妇女的傻念头有关的粗俗格言。这种取笑,特别是在与孩子的病有关的时候,像匕首一样扎进德·雷纳尔夫人的心坎。这就是她所得到的,代替了她在度过少女时代的耶稣会修道院里听到的那些殷勤的、过于甜蜜的奉承话。她的教育是由痛苦来完成的。她太高傲,即使是对她的朋友德尔维尔夫人,也不会谈这些苦恼,在她眼里所有的男人都跟她丈夫、瓦尔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粗鲁的,对一切与金钱、地位和十字勋章无关的事都抱着极其粗暴的冷漠态度,还有对一切使他们感到不快的推理都怀有盲目的仇恨;在她看来,这些情况对男人这个性别来说,就像穿靴子和戴毡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不习惯同这些爱财如命的人相处,可是她又不得不生活在他们中间。

    年轻的农民于连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原因也就在于此。她从对这个高尚而骄傲的人的同情里,得到了美妙的、充满了一种新奇事物的魅力的快乐。德·雷纳尔夫人很快地就原谅了他的极端无知和举止粗野;他的极端无知也成了一个可爱之处,而他的举止粗野是她能够纠正的。她发现听他说话是值得的,哪怕说的是顶顶普通的事,哪怕是说到一条可怜的狗在穿过街心时,被一个农民疾驶而过的大车压死。这个痛苦的场面引得她丈夫放声大笑,可是于连呢,她看见他蹙紧了两道弯弯的、好看的黑眉毛。宽厚,高尚,仁慈,渐渐地在她看来,似乎仅仅在这个年轻神父的身上存在。她把这些美德在高贵的心灵里所能激起的全部同情,完全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甚至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

    如果是在巴黎,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态度可以很快地变得简单起来;但是在巴黎,爱情是小说的产儿。年轻的家庭教师和他腼腆的女主人,在三四本小说里,甚至在吉姆纳斯剧院[5]的台词里,能够找到对他们的处境的说明。小说会给他们勾绘出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提供出他们应该模仿的榜样,而这个榜样,虚荣心迟早会强迫于连去照着做,尽管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也许还会感到厌恶。

    如果是在阿韦龙[6]或者比利牛斯[7]的一座小城里,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由于受炎热气候的影响,也会变得具有决定性。在我们这儿的比较阴沉的天空下,一个贫困年轻人,他之所以有野心,仅仅是因为他有一颗高雅的心,需要得到金钱能够提供的那些快乐,他每天见到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贞洁得没有一丝杂念,全副心思都放在孩子们的身上,绝不会到小说里去找行动的榜样。在外省一切都进行得很缓慢,一切都是在逐渐中形成,相比之下要自然得多。

    德·雷纳尔夫人想到年轻家庭教师的贫寒,常常感动得流出眼泪。有一天于连正好碰见她在伤心流泪。

    “啊!夫人,您遇到什么不幸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请您叫上孩子,咱们去散散步。”

    她挽住于连的胳膊,以一种让他感到奇怪的方式紧紧靠在他身边。她称他为我的朋友,这还是第一次。

    散步将近结束时,于连注意到她脸红得厉害。她放慢了步子。

    “可能有人跟您说过,”她说,眼睛没有看他,“我有一个姑母住在贝藏松,非常有钱,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她经常不断地送给我许多礼物……我的儿子们取得了进步……如此惊人的进步……因此我想请您接受一件小小的礼物,聊表我的感激之情。只不过是几个路易,您可以添几件内衣。不过……”她补充说,脸红得更厉害了,没有再说下去。

    “不过什么,夫人?”于连说。

    “这件事,”她低着头继续说下去,“就不必让我的丈夫知道了。”

    “我出身低微,夫人,但是我并不卑贱,”于连回答,他停住脚步,眼睛里闪耀着怒火,身子挺得笔直;“对这一点您有欠考虑。如果我让自己对德·雷纳尔先生隐瞒任何与我的钱有关的事,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

    德·雷纳尔夫人不知所措。

    “自从我住到市长先生家里来,”于连继续说下去,“他已经五次付给我三十六个法郎。我随时可以把我的收支账簿给德·雷纳尔先生看,给随便什么人看,甚至给对我怀恨在心的瓦尔诺先生看。”

    在他发了这通脾气以后,德·雷纳尔夫人脸色一直发白,身子一直在颤抖;到散步结束,两个人谁也没能找到一个话题使中断的谈话重新恢复。去爱德·雷纳尔夫人,在于连这颗高傲的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至于她呢,她尊敬他,她钦佩他,她还因此受到了他的斥责。她借口补救她无意之中让他蒙受到的侮辱,容许自己去体贴入微地关心他。这种态度的新奇感让德·雷纳尔夫人幸福了整整一个星期。它的效果是平息了于连的一部分怒火;他根本没有看到其中与个人之间的好感可能有相似之处。

    “瞧,”他对自己说,“这些有钱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了一个人,接着又以为只要假惺惺地来几下,就可以完全弥补过去了!”

    德·雷纳尔夫人的心里太激动,而且她那颗心还太天真,尽管她打定主意,还是不能不把她提出送钱给于连的事,以及遭到拒绝的经过情形,讲给她的丈夫听。

    “怎么,”德·雷纳尔先生立刻火冒三丈,回答,“您居然能受得了一个仆人的拒绝?”

    在德·雷纳尔夫人听见仆人这两个字叫起来的时候,他说:

    “我这样说,夫人,完全跟去世的德·孔代亲王先生一样,他把他的那些内侍介绍给他新娶的妻子时,对她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仆人。’我曾经给您念过贝桑瓦[8]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对保持自己的身价来说至关重要。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绅士,他住在您家里,接受工资,就是您的仆人。我去找这个于连先生谈谈,送给他一百法郎。”

    “啊,亲爱的!”德·雷纳尔夫人战战兢兢地说,“至少别当着仆人的面给他!”

    “对,他们可能会嫉妒,而且完全有理由嫉妒,”她的丈夫一边说,一边走开,心里想着他提出的这笔钱的数目是不是太大了。

    德·雷纳尔夫人倒在一把椅子上,痛苦得几乎昏过去。“他去侮辱于连,而且这都怪我!”她对她的丈夫感到厌恶,用双手蒙住自己的脸。她下决心永远不再讲知心话。

    她再见到于连的时候,浑身哆嗦,心口抽得那么紧,连最简单的话都说不出一句来。在窘迫中她抓住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

    “嗯,我的朋友,”最后她对他说,“您对我的丈夫满意吗?”

    “我怎么会不满意呢?”于连带着苦笑回答;“他给了我一百法郎。”

    德·雷纳尔夫人望着他,神情好像很踌躇:

    “让我挽着您的胳膊,”最后她说,那种勇敢的声调,于连还从来不曾见她有过。

    她竟敢不顾老板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可怕名声,走进了维里埃尔的书店。她在书店里挑选了十个路易的书,送给她的儿子们。不过这些书她知道是于连希望得到的。她要每个孩子就在书店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分到的书上。德·雷纳尔夫人采取了这种向于连赔不是的方法,当她为了自己的大胆感到高兴时,于连却为了他看到书店里有这么多书感到惊讶。他从来不敢走进这样世俗的地方;他的心在怦怦跳动。他没有想到去猜测德·雷纳尔夫人心里在想什么,而是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一个学神学的年轻学生能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书中的一部分弄到手。最后他有了一个主意,只要多动动脑筋,就有可能说服德·雷纳尔先生,把出生在本省的那些著名贵族的历史拿来给他儿子们作为法文译拉丁文的作业练习。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于连看到这个主意取得了成功,而且是那么顺利地就取得了,所以不久以后,他跟德·雷纳尔先生谈话时,竟敢建议采取一个对贵族市长说来困难得多的行动:到书店登记做长期读者,可是这就等于帮助一个自由党人发财致富。德·雷纳尔先生完全同意,他的长子将来进了陆军学校以后,在谈话中一定会听人谈起好些书,让他的长子对这些书有个de visu[9]的了解,是很明智的事。但是于连看到市长先生固执地再也不肯朝前走一步。他猜想一定有一个秘密的原因,但是猜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一向认为,先生,”一天他对市长先生说,“一位像出身在雷纳尔家的这样可敬的贵族,他的名字出现在书店的肮脏账册上,是极其不适当的。”

    德·雷纳尔先生的额头变得开朗了。

    “对一个学神学的穷学生来说,”于连继续说,用的口气比较谦卑,“如果有一天在出租书籍的书店的账册上发现他的名字,这也会是一个污点。那些自由党人会指责我曾经借过最下流的书,谁知道呢,他们甚至还会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这些邪恶的书的书名。”

    但是于连失算了。他看见市长的脸上又恢复了为难和不高兴的表情。他不再说下去。“我已经掌握了这个人,”他对自己说。

    几天以后,最大的一个孩子在德·雷纳尔先生面前,向于连问起《每日新闻》[10]上登广告的一本书。

    “为了避免让雅各宾党有理由感到得意,”年轻的家庭教师说,“同时又使我能够回答阿道夫先生的问题,可以让您地位最低下的一个仆人到书店去登记。”

    “这个主意倒不坏,”德·雷纳尔先生说,显然他感到十分高兴。

    “不过应该规定,”于连说,那种严肃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幸的神色,对有些看到自己期望已久的事获得成功的人说来,是那么适合。“应该规定那个仆人不可以取任何一本小说。这些有害的书一旦到了家里,很可能使夫人的女仆们和那个仆人自己受到腐蚀。”

    “您忘了那些政治性小册子,”德·雷纳尔先生神态高傲地补充说。他想要掩盖他对他孩子的家庭教师想出来的、巧妙的折衷办法的钦佩心情。

    于连的生活就这样由一系列细小的谈判组成。他关心它们的成功,远远超过他关心德·雷纳尔夫人对他偏爱的感情,这种感情其实很明显,只要他肯去看的话,就可以从她心里看出。

    他过去生活中的那种精神状态,到了维里埃尔市长的家里,又重新开始了。在这儿,正如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一样,他深深地蔑视他与之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且遭到他们的憎恨。专区区长、瓦尔诺先生,还有市长家的其他朋友,对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每件事都要议论一番,于连从他们的议论中看出他们的看法跟现实多么不一致。一个行动,只要是于连觉着值得称赞的,肯定会遭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指责。他心中默默地驳斥:“多么残酷的人们!”或者“多么愚蠢的人们!”尽管他是那么骄傲,有趣的是,他对别人谈的那些事常常是一点也不了解。

    除了老外科军医以外,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他仅有的那一点见解,不是与波拿巴的几次意大利战役有关,就是与外科医学有关。他年纪轻,胆量大,喜欢听那些关于最疼痛的手术的、淋漓尽致的叙述。他对自己说:“我不会皱眉头。”

    德·雷纳尔夫人头一次试着跟他谈谈与孩子们的教育无关的事,他谈起外科手术来了。她脸色苍白,请他不要再说下去。

    除此以外,于连什么也不知道。因此跟德·雷纳尔夫人生活在一起,遇到只有他俩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出现最不可思议的沉默。在客厅里,不管他的态度多么谦恭,她都能从他的眼睛里发现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智力上胜过上她家里来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她单独跟他在一起,哪怕是短短的一刹那,她也会看到他明显地发窘。这使她感到不安,因为女性的本能告诉她,他的这种发窘决不是出于什么温柔的感情。

    老外科军医曾经谈起他所见过的上流社会,于连从他的叙述里得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凡是有女性在场的地方,如果出现了沉默,他就会感到丢脸,倒好像这沉默是他个人的过错造成的。这种感觉在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更加痛苦百倍。关于一个男人单独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时应该说些什么,他的想象里充满了最夸张的、最西班牙式的见解,但是到了他局促不安时,他的想象却只能向他提供出一些无法接受的主意。他的心灵如同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他不能从最丢脸的沉默中摆脱出来。因此,在他跟德·雷纳尔夫人和孩子们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受到严酷的痛苦折磨,神情变得更加严肃。他非常瞧不起自己。如果他不幸逼着自己没话找话说,那么说出的全都是些极其荒唐可笑的话。更糟糕的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荒唐,而且还把它加以夸大;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他自己眼睛里的表情,它们是那么漂亮,显示出了一个如此炽热的心灵,因而它们像技艺精湛的演员一样,有时会把迷人的含义赋予本来没有这种含义的事物。德·雷纳尔夫人注意到,他单独跟她在一起,只有在出现什么突如其来的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不再想着怎样把一句恭维话说得中听的时候,才能谈出娓娓动听的话。从上她家来的那些朋友嘴里,她几乎完全听不到什么新奇的、高明的看法,所以她能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去欣赏于连那些闪现出来的智慧光芒。

    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向女人献殷勤已经严格地从外省的习俗里清除出去,连点影子也没有剩下。人人都怕失去自己的职位。那些坏蛋在圣会里寻找支持。伪善的行为甚至在自由党的圈子里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烦闷在成倍增长。除了读读书种种地以外,再没有别的消遣了。

    德·雷纳尔夫人是她笃信宗教的姑母的富有的继承人,十六岁上嫁给一位可敬的绅士;有生以来,别说是爱情,就是跟爱情有一星半点相似的感情,她都没有体验过,也没有看到过。只有听她忏悔的善良的本堂神父谢朗,针对瓦尔诺先生的不断追求,向她谈到了爱情,而且他描绘得那么令人厌恶,以至于爱情这两个字在她心目中就意味着最下流无耻的淫荡生活。偶尔也有小说书落到她手里,但是她在这些小说里发现的爱情,被她看成是例外,甚至看成是完全虚构的。由于这种无知,德·雷纳尔夫人感到十分幸福,她不断关心着于连,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去责备自己。


    [1]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有一部长篇小说叫《亲和力》。司汤达在日记中提到他曾读过这部“具有伟大天才的人写的小说”。

    [2]圣路易节,8月25日。

    [3]日课经,日课是天主教教士每日必须念的一本经书,其中包括各种祷告的经文。

    [4]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的反动集团。在西方,“耶稣会士”一词常被用为“伪善者”、“阴险者”的同义语。

    [5]吉姆纳斯剧院,1820年在巴黎创办的剧院。

    [6]阿韦龙,法国南部省名,是中央高原的一部分。

    [7]比利牛斯,法国南部与西班牙交界处的大山脉。

    [8]贝桑瓦(1722—1791),瑞士将军,在法国担任瑞士兵卫队指挥官,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逮捕,后宣布无罪释放。前面提到的德·孔代亲王可能指生于1736年,死于1818年的那位德·孔代亲王。

    [9]拉丁文,“亲眼目睹”。

    [10]《每日新闻》,1792年创刊,是法国拥护波旁王朝的所谓正统主义者的报纸,思想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