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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语言是给人用来掩盖他的思想的。
尊敬的神父玛拉格里达[1]
于连刚到了维里埃尔，就责备自己对德·雷纳尔夫人不公正。“如果她由于软弱，没有能把她与德·雷纳尔先生之间的这场戏演成功，我一定会像鄙视懦弱女子那样鄙视她！她像个外交家一样应付自如，而我倒同情起是我的敌人的失败者来了。在我的行为里有着小市民的心胸狭窄。我的虚荣心受到了触犯，因为德·雷纳尔先生是一个男人！男人这个著名的、庞大的行会，我也有幸属于它。我只不过是一个傻瓜。”
谢朗先生在撤职以后，被迫搬出本堂神父住宅，当地的那些最受尊重的自由党人，争先恐后地向他提供住处，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花钱租用了两间屋子，里面堆满他的书籍。于连想让维里埃尔的人看看教士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他到父亲家里去取了十二块枞木板，亲自背着走过整条大街。他向一个老朋友借了一些工具，很快地就做好了一只书橱，把谢朗先生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
“我还以为你受到俗世的虚荣心的腐蚀，”老人说，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身华丽的仪仗队军服给你招来多少敌人啊，现在你把你干的这件孩子气的事完全弥补过来了。”
德·雷纳尔先生吩咐于连住在他的家里。没有一个人疑心到发生的事。于连在他到达后的第三天，看见一位不算小的人物，专区区长德·莫吉隆先生，登上楼，一直走进他的房间。在长达两小时枯燥乏味的闲聊，以及对人心的险恶，对负责管理国库收入的那些人的不廉洁，对这个可怜的法兰西所面临的种种危险等等的痛心疾首的哀叹以后，于连才终于看到这次来访的目的渐露端倪。当时已经到了楼梯平台上，失去一半宠幸的、可怜的家庭教师正怀着适当的敬意，送某一个幸运省份的未来省长下楼。这时候，未来的省长屈尊对于连的前程表示关心，并且赞扬他在与金钱利益有关的事情上表现出的淡泊，等等，等等。最后，德·莫吉隆先生慈祥和蔼地把他抱在怀里，建议他离开德·雷纳尔先生，到一位有孩子需要教育的政府官员家里来，这位政府官员会像菲列普国王一样感谢上苍，不过不是因为上苍把孩子赐给他，而是因为上苍让他们降生在于连先生的邻近地方。“他们的家庭教师可以拿到八百法郎的薪金，不是逐月支付，这不够高尚，”德·莫吉隆先生说，“而是按季度，永远提前支付。”
现在轮到于连说话了，他已经不耐烦地等了有一个半小时。他的答复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长得像一篇主教训谕。它什么都提到了，然而又什么都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同时可以在里面找到对德·雷纳尔先生的尊敬，对维里埃尔的公众的敬重，以及对鼎鼎大名的专区区长的感戴。这位专区区长发现对方比他自己还要虚伪狡猾，不免大吃一惊，他试图得到一些明确的答复，但是枉费心机。于连非常高兴，他抓住这个锻炼的机会，换了另外的措辞来重新开始答复。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位能言善辩的大臣在议会会议上，看到会场情绪好像要活跃起来，希望把会议结束前的时间全部占用时，比他说的话更多，而内容更少的了。德·莫吉隆先生刚走，于连就立刻像疯子似的笑起来。为了充分利用他耍弄虚伪手段的兴致，他写了一封九页的长信给德·雷纳尔先生，信中把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全都说给德·雷纳尔先生听，并且谦恭地向他征求意见。“可是这个坏蛋没有把提出这个建议的人的名字告诉我！一定是瓦尔诺先生，他把我给放逐到维里埃尔看成是他的匿名信起的作用。”
于连高兴得就像一个猎人，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早上六点钟，来到一片猎物充斥的平原上。信发出以后，他就出门去征求谢朗先生的意见。但是，在到达这位善良的本堂神父的住宅以前，成心要准备一些快乐给他享受享受的老天爷，让他迎面碰上了瓦尔诺先生。他在瓦尔诺先生面前没有隐瞒他的心已经碎了；一个像他这样贫穷的小伙子应该完全献身给上天安排在他心里的从事圣职的志向，但是在这个世上光有志向是不够的。为了配得上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做工[2]，为了不至于完全配不上那么多的博学的合作者，必须去受教育，必须到贝藏松神学院里待上费用浩大的两年。因此有必要积蓄一笔钱，而积蓄一笔钱，靠按季度付给的八百法郎的薪金，当然要比靠逐月吃光用光的那六百法郎容易得多了。另一方面，上天把他安排在雷纳尔家的孩子身边，尤其是在他心里还唤起了一种对他们特别喜爱的感情，看上去，上天不好像是在向他指出，他不应该放弃教育他们而去教育别人吗？……
代替了帝国时代的行动迅速的作风的这一种雄辩术，于连把它发展到这样尽善尽美的地步，甚至到最后连他也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感到厌倦了。
回到家里，他发现瓦尔诺先生的一个穿着华丽号衣的仆人，这个仆人带着一张邀请他当天参加宴会的请帖，在城里到处找他。
于连从来没有上这个人家里去过，仅仅几天以前，他还光想着用什么办法可以拿棍子揍他一顿，而又不至于让自己被送上轻罪法庭。虽然宴会定在一点钟才举行，于连还是认为中午十二点半就到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的书房里，显得比较恭敬。于连发现他神气活现地坐在许许多多的文件夹中间。黑色的大颊髯，浓密得异乎寻常的头发，斜搁在头顶心上的希腊便帽，巨大的烟斗，绣花拖鞋，胸前纵横交错的纯金粗链条，还有一个自以为是风流情种的外省金融家的所有那些装饰品，并没有引起于连的敬意；于连反而更加想到他欠自己的那一顿棍子。
他请求得到被介绍给瓦尔诺夫人的荣幸。她正在打扮，不能接待客人。作为补偿，他享受到了在一旁观看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打扮的快乐。接着他们到瓦尔诺夫人的房间去，她含着眼泪把她的孩子们介绍给他。这位夫人是维里埃尔最重要的夫人之一，她有一张男人般的大脸盘儿，为了这次盛会她特地搽了胭脂。她把与母爱有关的那些夸张辞藻全都使用出来。
于连想到了德·雷纳尔夫人。他生性多疑，几乎只有由对比引起的这种回忆他才能接受，不过遇到这种时候，他往往感动得流出眼泪。这种心情在看了贫民收容所所长的房子以后更加强烈了。他们领着他参观这所房子，里面的一切都是华丽的、崭新的，他们还把每一件家具的价格报给他听。但是于连发现房子里面总显得有些卑鄙龌龊，带着一股偷来的钱财的气味。所有的人连仆人在内，看上去都好像在装出一副坚定的神色，来对付外来的蔑视。
收税官，间接税征收人，宪兵军官以及另外两三位公职人员偕同他们的妻子来到。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几个有钱的自由党人。仆人禀报筵席摆好了。于连心情已经非常不好，想到了在饭厅墙壁的那一边就是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购买所有这些打算向他炫耀的、庸俗不堪的奢侈品所花费的钱，也许就是从他们一人一份的肉食上揩油来的。
“他们这时候也许正在挨饿，”他对自己说，他的嗓子眼发紧，难以下咽，几乎连说话都感到困难。一刻钟以后，情况更坏，断断续续传来了一首通俗的，还应该承认，有点儿下流的歌曲的歌声，是一个被收容者在唱。瓦尔诺先生朝他那些穿着华丽号衣的仆人中的一个望望，这个仆人退出去，很快地就不再听见有人唱歌了。在这同时有一个仆人用一只绿玻璃杯给于连斟上莱茵葡萄酒，瓦尔诺夫人没有忘了提请他注意，这种葡萄酒直接在产地购买，值九个法郎一瓶。于连握着绿杯子，对瓦尔诺先生说：
“那支下流的歌不唱了。”
“当然！我看决不会再唱了，”所长扬扬得意地回答，“我叫人去禁止这些叫化子出声。”
这句话对于连说来太过分了；他已经有了适应他的职业的风度，却还没有适应他的职业的心肠。尽管他的伪善态度经常不断得到锻炼，他还是感到一颗很大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滚下来。
他企图用绿玻璃杯把它挡住，但是要他津津有味地品尝莱茵葡萄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禁止他唱歌！”他对自己说，“我的天主啊！而你居然容许！”
幸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种有失体统的感情用事。收税官唱起一支保王主义的歌曲。在齐声合唱副歌的喧闹声中，于连的良心在对他说：“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拿破仑啊！在你那个时代，靠了在一场战役中出生入死，争得荣华富贵，有多么美好啊！可是，卑鄙无耻地增加不幸者的痛苦……”
于连在这段独白中表现出来的弱点，我承认，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他配得上做那些戴黄手套的阴谋家的同行，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一个大国的全部现状，却又不愿意让自己良心给碰着半根毫毛。
于连猛然间被拉回到他扮演的角色来。别人邀请他跟这样高雅的一些客人在一起吃饭，可不是为的胡思乱想和一言不发。
有一位歇业的印花布制造商，贝藏松科学院和于宰斯[3]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从餐桌的另一头向他发话，问到大家都在说他研究《新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是不是真的。
突然出现了一片寂静。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两个科学院的博学院士的手里。他按照于连的回答，随手挑了半句拉丁文念了出来。于连接着背下去。他的记忆力准确可靠；这件奇事受到了以宴会结束时才会有的那股喧闹劲儿发出的赞赏。于连看了看那些夫人们的红通通的脸。有几位长得并不坏。他特别看中挺能唱歌的那位收税官的妻子。
“在这几位夫人面前我讲了那么长时间的拉丁文，确实感到很惭愧，”他一边望着她，一边说。“如果吕比尼奥先生（这是那个身兼两个科学院院士的人）愿意随便选一句拉丁文念出来，我不再接着用拉丁文往下背，试试看当场把它翻译出来。”
这第二个测验使他的光荣达到了顶峰。
有几个富有的自由党人在场，但是他们是有可能得到奖学金的孩子们的幸福的父亲，因此在最近一次布道时突然间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走了这么精明的一步棋，德·雷纳尔先生还是始终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可尊敬的人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后来在*国王进城的那一天见到他骑在马上。他们是他的最热烈的赞赏者。“这些傻瓜要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听厌他们一窍不通的这种圣经文体呢？”他想，可是正相反，这种文体的奇特古怪使他们感到有趣，他们一边听一边笑。可是于连已经厌倦了。
六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严肃地立起来，谈到利戈里奥[4]的新神学中有一章他需要学一学，第二天还得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就是让人家背书和我自己也背书。”
大家都放声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适合维里埃尔人口味的俏皮话。于连已经站着，其余的人也都不顾礼仪的规定纷纷立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尔诺夫人还把他留了一刻钟；应该请他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他决不会去纠正他们。“对宗教的基本原理都一无所知啊！”他想。他最后行礼，相信自己可以逃走了，但是还得强忍着再听一首拉封丹[5]的寓言。
“这位作者很不道德，”于连对瓦尔诺夫人说：“有一首关于让·舒阿尔神父阁下的寓言[6]，竟敢对世上最可敬的事物百般嘲笑，他遭到最好的注释家的强烈指责。”
于连在离开以前接受了四五个人请他吃饭的邀请。“这个年轻人为本省争光！”客人们全都同时兴高采烈地嚷起来。他们甚至谈到通过表决，从市政基金中提取一笔生活补助费，供他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这个轻率的主意在饭厅里引起反响时，于连已经步履轻快地走到了院子门口。“啊！下贱东西！下贱东西！”他一连低声喊了四五遍，尽情享受着呼吸新鲜空气的快乐。
他这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长久以来他的自尊心一直在受到轻蔑的微笑的伤害，受到他从所有那些在德·雷纳尔先生府上听到的有礼貌的话里发现的高傲的优越感的伤害。他不能不感到差别之巨大。“即使我们忘掉钱是从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搜刮来的，而且忘掉禁止他们唱歌！”他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德·雷纳尔先生难道什么时候对他的客人说过他请他们喝的每一瓶酒的价钱吗？而这位瓦尔诺先生不厌其烦地一再列举他的财产，只要他的妻子在场，他谈到他的房子，他的地等等，每一次都要说你的房子，你的地。”
这位夫人显然对享有所有权的快乐非常敏感，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她对一个仆人极其可憎地发了一顿脾气，因为这个仆人打碎了一只高脚酒杯，害得她的酒杯不成套了；这个仆人回答时，也傲慢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怎样的一伙人啊！”于连对自己说；“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暴露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
然而，按照德·雷纳尔夫人的命令，必须参加好几次同类的宴会。于连红得发紫；人们原谅了他的那身仪仗队服装，或者不如说，正是这件轻率的事是他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久以后，在维里埃尔不谈论别的，光谈论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竞争中谁能获胜，是德·雷纳尔先生呢，还是贫民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玛斯隆先生形成了三头政治，多年来一直在城里施行暴政，嫉妒市长的大有人在，那些自由党人有理由抱怨他，但是他毕竟是贵族，是生来就应该高人一等的人。而瓦尔诺先生呢，他的父亲只给他留下六百法郎的年金。他年轻时人人都见过他穿着一身蹩脚的苹果绿衣服；从怜悯他这身苹果绿的衣服，到羡慕他的诺曼底马，他的金表链，他的来自巴黎的衣服，他的全部财产，是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的。
于连在这许许多多新认识的人中间，相信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他是几何学家，名字叫格罗，被人认为是雅各宾党人。于连曾经发誓，只有自己认为是虚假的话他才说出口，他不得不表现出对格罗先生持怀疑态度。他收到从维尔吉送来的大包大包的拉丁文翻译练习。他受到劝告，要常去看看他的父亲；他服从这个不愉快的需要。总之一句话，他相当成功地挽回了他的声誉。一天早上，他觉着有两只手捂在他的眼睛上，一下子醒了过来，不免大吃一惊。
这是德·雷纳尔夫人，她刚上城里来，四级一跨地奔上楼梯，让她的孩子们照应他们带来的一只心爱的兔子，因此比他们早一会儿来到于连的卧房。这个时刻是美妙的，但是非常短，孩子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兔子，带着它来到时，德·雷纳尔夫人已经不在了。于连热情欢迎他们每一个人，甚至连兔子也不例外。他觉得好像是跟久别的家人重逢。他感到自己爱这些孩子，喜欢跟他们闲聊。他们温柔悦耳的嗓音，他们纯朴而又高贵的可爱举动，使他感到惊奇。他在维里埃尔，是在庸俗不堪的作风和令人厌恶的思想中间呼吸，他需要把它们完全从自己的脑海里清除掉。每日每时都存在着对贫困的恐惧，每日每时都存在着奢侈和贫穷的斗争。邀请他上家里吃饭的那些人，谈到桌上的烤肉时，会吐露出一些对他们说来丢脸的，对听者说来恶心的话。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理由骄傲，”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他把他勉强参加的那些宴会全都讲给她听。
“这么说您红得发紫啦！”她想到瓦尔诺夫人每次等候于连都认为自己应该搽胭脂，由衷地笑了起来。“我看她是企图得到你的那颗心，”她补充说。
午餐是十分愉快的。有孩子们在场，虽然表面上有妨碍，事实上却增加了共同的幸福。这些可怜的孩子不知道怎样来表达他们重新见到于连的快乐。仆人们不会不去告诉他们，为了教育那些小瓦尔诺，有人提出多给他两百法郎。
中饭吃到一半，在那场大病后脸色还很苍白的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突然问他母亲，他那套银刀叉，还有他用的那个平底大口杯，一共值多少钱。
“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卖掉，把钱给于连先生，免得他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上当受骗。”
于连噙着眼泪抱吻他。他的母亲放声大哭，这时候于连把斯塔尼斯拉斯抱到自己的膝头上，向他解释，不应该用上当受骗这个字眼儿，它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当差的下人们的讲法。他看到自己使德·雷纳尔夫人高兴，于是试图用一些孩子们听了感到有趣的生动例子来解释什么是上当受骗。
“我明白了，”斯塔尼斯拉斯说，“就是那个乌鸦，它愚蠢地让干酪掉下去，给那个阿谀奉承的狐狸叼走了。”[7]
德·雷纳尔夫人欣喜若狂，连连地吻着她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时身子不可能不略微靠在于连的身上。
冷不防地门开了，这是德·雷纳尔先生。他的那张严肃、不满的脸和被他的出现驱散的、美好的快乐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德·雷纳尔夫人脸色苍白；她感到自己任什么也不可能否认了。于连抢先开口，他开始大声地把斯塔尼斯拉斯打算卖掉银子打的杯子的事讲给市长先生听。他料定这个故事引起的反应不会好。首先德·雷纳尔先生光听到银子这两个字，就会出于良好的习惯，皱紧眉头。“提这种金属，”他经常说，“总是想从我钱袋里掏钱的开场白。”
但是这一次不仅仅与金钱有关，他的猜疑增加了。他不在场时他的家庭充满的这种幸福气氛，对一个受到如此敏感的自尊心控制的人来说，决不能起使情况得到改善的作用。他的妻子向他夸奖于连使用优雅而风趣的方法，向学生讲解他们不懂的词义，他听了以后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使我的孩子们厌恶我；对他们说来，他很容易变得比我可爱一百倍，因为我毕竟是主人。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在力求使合法的权力变得让人厌恶。可怜的法兰西啊！”
德·雷纳尔夫人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她的丈夫接待她时态度上有哪些细微变化。她刚看出了有可能和于连在一起度过十二小时。她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城里购买，而且她坚决表示要上酒馆去吃饭；不管她的丈夫会怎么说，也不管他会怎么做，她坚持她的主意。孩子们光听到酒馆这两个字——现代的那些假正经说到这两个字时，怀着怎样的喜悦啊——一个个都乐得发了疯。
德·雷纳尔先生在他的妻子走进头一家时新服饰用品店以后，就丢下她去拜望几个人。他回来时比早上还要闷闷不乐。他相信全城的人都在关心他和于连的事。说句实话，还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过什么使他疑心到公众谈论中他听了会受不了的那一部分。人们重复叙述给市长先生听的话，仅仅与这个问题有关：于连仍旧留在他的家里拿六百法郎呢，还是接受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出的八百法郎。
这位所长在社交场合里遇见德·雷纳尔先生，对待德·雷纳尔先生非常冷淡。他采取这种态度是颇工心计的。在外省很少有轻率的举动；强烈的感情是那么罕见，如果有了也要把它压下去。
瓦尔诺先生是离巴黎一百法里以外，被人称为自命不凡的人的那种人，是一种天生的厚颜无耻、粗俗可鄙的人。从一八一五年起，他的一帆风顺的经历更加强了他的这些卓越的品质。可以这么说，他是在德·雷纳尔先生的领导下统治着维里埃尔；不过他活跃得多，从不害臊，不论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不停地串门、写信、谈话，对受到的侮辱从不计较，也没有任何个人抱负，到最后他终于能够在教会当权人士的眼里动摇了他的市长的威信。瓦尔诺先生几乎可以说是这样对当地的那些食品杂货商说：“把你们中间最愚蠢的两个给我；”对那些法律界人士说：“把你们中间最无知的两个指给我；”对那些医生说：“把最招摇撞骗的两个告诉我。”他把各行各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人聚集在一起，对他们说：“让我们一起来统治吧。”
这些人的作风使德·雷纳尔先生感到不快。瓦尔诺性格粗卑，不管什么都不能触怒他，哪怕是年轻神父玛斯隆毫不客气，当众拆穿他的谎言，也不能触怒他。
然而，瓦尔诺先生在他的成功之中，还需要零零碎碎干些小小的蛮横无理的事，来抵制他明白人人都有权向他提出的完全合乎事实的指责。自从阿佩尔先生的参观引起他的担忧以后，他的活动成倍地增加；他到贝藏松去旅行了三次；每趟邮班他都要写好几封信；他还让一些天黑以后上他家里来的、没有人认识的人送另外一些信。他设法把年迈的本堂神父谢朗撤职，也许是做了一件错事；因为他采取这个报复性的手段以后，被好几位出身好的、虔诚信教的妇女看成是一个恶劣透顶的人。况且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在这件事上帮了他忙，这就使他处于绝对从属于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先生的地位，他接受这位代理主教交办的一些奇怪的事。在他抵制不住诱惑，让自己享受写一封匿名信的快乐时，他的政治生涯就达到这个地步。最使他为难的，是他的妻子对他说，她希望于连到她家里来；她的虚荣心迷恋这个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瓦尔诺先生预料到他跟他从前的同盟者德·雷纳尔先生会有一次决定性的争吵。德·雷纳尔先生会对他说些严厉的话，这个他并不在乎；不过德·雷纳尔先生可能写信到贝藏松，甚至写信到巴黎。哪一位部长的表兄弟可能突然光临维里埃尔，把贫民收容所夺走。瓦尔诺先生想到了跟自由党人接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几个自由党人被邀请参加了于连背书的那次宴会。他会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对付市长。但是选举可能突然举行，保住贫民收容所和投错选票是不相容的，这也是太明显的事实。这段政治斗争的内幕，德·雷纳尔夫人完全猜中了，于连让德·雷纳尔夫人挽着他的胳膊，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时，她讲给他听的就是这段故事。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忠诚大道，在那儿过了好几个小时，心情几乎跟在维尔吉一样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瓦尔诺先生装出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力图避免跟他从前的主人发生一次决定性的争执。在这一天，他的这个办法获得成功，但是市长的情绪更坏了。
虚荣心和最贪得无厌、最斤斤计较的对金钱的卑劣爱好之间的斗争，从来还没有使人变得有德·雷纳尔先生走进酒店时这么愁眉苦脸，一副可怜相。相反的，他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么快活过。这种对比激起了他的怒火。
“我能看出，我在我的家庭里是个多余的人了，”他走进来说，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威严。
作为答复，他的妻子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把于连打发走的必要性。经过了她刚得到的充满幸福的几小时，她恢复了自信和坚定，这是执行半个月来反复考虑的行动计划所必需的。最使可怜的市长苦恼不堪的是，他知道了城里的人在公开地拿他对金钱的嗜好开玩笑。瓦尔诺先生慷慨得像一个强盗，而他呢，在最近为圣约瑟兄弟会、圣母会和圣体会等等进行的五六次募捐中，表现得过于谨慎而不够大方。
维里埃尔和附近一带的乡绅的名字，被巧妙地按照捐款的金额多少排列在收集捐款的修士的登记册上，德·雷纳尔先生不止一次地让人看到名列最后一行。他徒然地解释说他毫无收入。教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开玩笑的。
[1]玛拉格里达（1689—1761），意大利神父，耶稣会士，先在巴西传教，后召回到葡萄牙。1758年被卷入谋杀国王约瑟夫一世未遂案件。三年后宗教裁判所把他作为异端分子活活烧死。
[2]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做工，指当教士传教。
[3]于宰斯，法国加耳的一个城市。
[4]利戈里奧（1696—1787），意大利那不勒斯主教。创立赎世主修会。
[5]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早期写有《故事诗》5卷。1668年至1694年陆续写成《寓言诗》12卷。常运用民间语言，通过动物形象，讽刺当时上层社会的丑行和罪恶，嘲笑教会的黑暗和经院哲学的腐朽。
[6]指拉封丹的寓言诗《本堂神父和死者》。在这首诗里本堂神父让·舒阿尔在送葬途中想着能从送葬中得到多少好处，想得出了神，一下子撞死了。
[7]拉封丹有一首寓言诗《乌鸦和狐狸》。乌鸦叼着一块干酪，栖在树上。狐狸奉承它。乌鸦为了显示自己的美妙歌喉，张开口，干酪落在地上，被狐狸叼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