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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O rus quando ego te aspiciam![1]
维吉尔
“先生准是来等上巴黎去的邮车吧？”他停下来在一家旅店吃早饭，旅店主人对他说。
“今天的或者明天的都可以，”于连说。
邮车在他装得毫无所谓的时候来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这是你，我可怜的法尔科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旅行者对跟于连同时上车的那个人说。
“我还以为你在里昂市郊，罗讷河附近的一个风光绮丽的山谷里定居呢？”法尔科兹说。
“好一个定居！我在逃。”
“怎么！你在逃？你，圣吉罗，长得这么一副老实相，你犯了什么罪吗？”法尔科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了多少。我在逃避在外省过的那种讨厌透顶的生活。你也知道，我喜欢树林的凉爽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指责我这个人太爱幻想。我从来就不喜欢听见谈论政治；是政治把我赶出来了。”
“你属于哪一派？”
“不属于任何一派，也就是这一点把我害苦了。瞧，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我爱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说来就是一件大事。我快满四十四岁；我还有多长时间好活呢？十五年，二十年，至多三十年吧？好吧！我坚信三十年以后的部长们会比较精明一点，但是跟今天的那些部长一样正直。英国的历史是一面让我瞧见我们的未来的镜子。将来总会有一位希望他的君权不断增加的国王，总会有想当议员的野心，有光荣，有米拉波[2]赚的那数十万法郎，使得外省的那些有钱人睡不着觉。他们将把这个叫做：当自由党和爱人民。总会有当贵族院议员或者寝宫侍从的欲望，纠缠着那些极端保王党人。在国家这艘大船上，人人都想去操纵它，因为得到的报酬高。对一个普通的旅客来说，难道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子吗？”
“谈谈事实，谈谈事实，想到你爱好安静的性格，这一定很有趣。是最近的一次选举把你从你的外省赶出来的吗？”
“我的不幸说来话长了。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大了四岁，钱可能少掉了五万，这五万是我去卖掉我那座城堡肯定要损失的。我的蒙弗勒里城堡靠近罗讷河，环境美极了。
“在巴黎，我对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迫使人们扮演的这种永恒的喜剧厌倦了。我渴望的是善良和纯朴。我在靠近罗讷河的山区买了一块地产，普天之下再没有比那儿更美的了。
“村里的副本堂神父和邻近的乡绅，他们巴结我巴结了有半年之久；我请他们吃饭。‘我离开巴黎，’我对他们说，‘是为了让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谈政治，再也不听人谈政治。正像你们看见的，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信差给我送的信越少，我越感到高兴。’
“这不符合副本堂神父的心思。很快地我成了数不清的无礼的要求、纠缠等等的目标。我打算每年送给穷苦人两三百法郎，他们替一些宗教团体来向我要，什么圣约瑟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他们百般地辱骂我。我真是傻得可以，居然给激怒了。我早上出去欣赏我们山区的美景，总会遇到什么烦恼事，打破我的梦想，让我不愉快地想起了那些人和他们的恶毒。譬如说求丰收的祈祷巡行吧（我很喜欢听巡行时唱的歌，很可能是一首希腊曲子），他们不再为我的田地祝福了，因为副本堂神父说，它们属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一个虔诚的老乡下女人的牛死了，她说这是因为附近有一片池塘属于我这个不信宗教的人，我这个巴黎来的哲学家；一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我的鱼全都肚子朝天，被人用石灰毒死了。麻烦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围我。治安法官是个正直人，但是他怕丢掉差使，总是判我不对。安静的乡下对我说来，成了一个地狱。一旦他们看到村里的圣会首脑，副本堂神父抛弃了我，自由党的首脑，退休的上尉不支持我，他们全都向我身上扑过来了，甚至连我养活了一年的那个石匠，还有修理我的犁时打算肆无忌惮地诈骗我的那个车匠，都不例外。
“为了得到支持，至少为了可以打赢几场官司，我变成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说的，这次鬼选举来了，他们要我投票……”
“选一个不认识的人吗？”
“完全不是，是选一个我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这下可闯了大祸！从这时候起，那些自由党人也揪住我不放，我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我看如果副本堂神父想到控告我谋杀我的女仆人，一定会有二十个证人分别从两个党派里站出来作证，他们会发誓说亲眼看见我犯罪。”
“你想生活在乡下而又不投你那些邻人的所好，甚至不愿意听他们的胡说八道。多么大的错误！……”
“总算得到纠正了。蒙弗勒里在出售。如果需要的话，我准备损失五万法郎，但是我感到很快乐。我离开了这个充满伪善和烦恼的地狱。我要去寻找清静和乡村的安宁，在法国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它们还存在，那就是朝向爱丽舍田园大街[3]的五层楼上。即使这样我还在担心，我会不会因为向堂区提供圣饼，又在鲁尔区[4]开始我的政治生活。”
“这一切如果是在波拿巴统治下，你就不会遇到了，”法尔科兹说，两眼闪耀着愤怒和惋惜的光芒。
“那可太好了，但是你那个波拿巴，他怎么没能保住他自己的地位呢？我今天吃的苦都是他造成的。”
听到这儿，于连的注意力加倍提高。他从头一句话起就知道了波拿巴分子法尔科兹是德·雷纳尔先生的童年朋友，在一八一六年德·雷纳尔先生与他绝交；而那个哲学家圣吉罗大概是……省政府的科长的兄弟，就是那个科长能够通过投标把市镇的公产房屋便宜地租到手。
“这一切都是你那个波拿巴造成的，”圣吉罗继续说。“一个正派人，毫无害人之心，上了四十岁，有了五十万法郎，却不能在外省定居，得到安宁，被他的那些教士和他的那些贵族赶了出来。”
“啊！不要说他的坏话，”法尔科兹大声叫起来，“法兰西从来没有像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里那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那时候人做的事都是伟大的。”
“你那个皇帝，让他见鬼去吧，”四十四岁的那个人又说，“他只有在战场上和一八〇二年重建财政制度时是伟大的。他以后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呢？他用他的内侍、他的排场和他在杜伊勒利宫内举行的觐见礼给君主政体的所有那些蠢事提供了一个新版本。它是经过修订的版本，还可能用上一两个世纪。贵族们和教士们曾经想回到老版本上去，但是向公众兜售它所必需有的铁腕，他们却没有。”
“这真是一个前印刷厂厂主说的话。”
“是谁把我从我的土地上赶走的？”印刷厂厂主气冲冲地说。“是教士；拿破仑用他的和解协[5]把他们请回来，而不是像国家对待医生、律师、天文学家那样对待他们，按理应该把他们仅仅看成是公民，用不着去关心他们赖以为生的那个行当。如果你的波拿巴没有封男爵，封伯爵，今天还会有那些蛮横无理的贵族吗？不，那早已经过时了。除了教士，最叫我生气，逼得我当自由党人的，正是乡下的那些贵族。”
谈话长得没完没了，这个话题在全法国还要谈论半个世纪。当圣吉罗不断重复说他不可能在外省生活时，于连畏畏缩缩地提出德·雷纳尔先生做为例子。
“对，年轻人，你提得好！”法尔科兹叫了起来；“他为了不做铁砧，变成了铁锤，而且还是一把可怕的铁锤。但是我看见他让瓦尔诺窜到他前面去了。您认识这个坏蛋吗？那才是个真正的坏蛋呢。您那个德·雷纳尔先生，等到哪一天看见自己被免职，让瓦尔诺取而代之，他会怎么说呢？”
“到那时他将剩下一个人跟他那些罪行在一起了，”圣吉罗说。“这么说，您对维里埃尔很熟悉，年轻人？好吧！波拿巴，愿天主毁掉他和他那些君主政体的骗人玩意儿，是他使得雷纳尔们和谢朗们的统治成为可能，而雷纳尔们和谢朗们的统治带来了瓦尔诺们和玛斯隆们的统治。”
这次悲观的政治谈话使于连感到惊讶，把他从他那些甜美的梦想中唤醒了。
他远远地看到了巴黎，可是这头一眼并没有让他感到激动。他为自己命运建筑的空中楼阁，还要和他刚在维里埃尔度过的那二十四小时的、还很清晰的回忆作斗争。他暗自发誓，永远不抛弃他情妇的孩子们，如果教士们的放肆给我们带来了共和国和对贵族的迫害，他要牺牲一切来保护他们。
他到达维里埃尔的那天夜里，如果在他把梯子靠在德·雷纳尔夫人卧房的窗子上那一刻，他发现这间卧房被一个外人或者是被德·雷纳尔先生占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可是那头两个小时，当他的情妇真心实意地想把他赶走，而他在黑暗中坐在她身边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啊！像于连这样的心灵，终生都会被这样的回忆纠缠着。这次见面剩下的部分，已经跟十四个月以前他们相爱的初期混在一起了。
于连从他的深邃的梦想中惊醒，因为车子停了。车子刚进入卢骚街邮车站的院子。“我要到马尔梅松[6]去，”他对一辆驶近的双轮轻便马车说。
“这时候，先生？去干什么？”
“与您有什么关系？走。”
任何真正的热情都只想到自己。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热情在巴黎显得如此可笑；在巴黎这个地方，您的邻人总是希望您多多地想着他。我不准备去描写于连在马尔梅松的激动心情。他流下了眼泪。怎么！尽管在这一年砌了该死的白墙，把这座花园分割成了一块块的，他还是流下了眼泪？是的，先生；对于连来说，正如对后世人一样，在阿尔科、圣赫勒拿岛和马尔梅松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区别的。
晚上，于连在进入剧院以前犹豫得很厉害，他对这个使人堕落的场所有许多奇怪的想法。
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阻止他去欣赏活着的巴黎。他只被他的英雄留下的那些遗迹所感动。
“我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德·弗里莱尔神父的那些保护人在这儿统治着。”
第三天晚上，好奇心战胜了打算在见皮拉尔神父以前把什么都看到的计划。这位神父用冷淡的口气向他说明，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等着他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如果几个月后您没有用处，您就回到神学院去，不过是正大光明地回去。您要住在法国最大的贵族之一的侯爵的家里。您穿黑衣服，不过像一个戴孝的人那样，而不是像一个出家人。我要求您每星期三次到一家神学院去继续学神学，由我来介绍您到这家神学院去。每天中午，您坐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侯爵打算利用您替他写一些有关诉讼或者其他事务的信件。他在他接到的每一封信的空白边上三言两语，简单地写下应该怎样写回信的提要。我曾经说过，三个月以后您就能够写这些回信，在您送给侯爵签字的十二封信中，大致有八九封他可以签字。晚上八点钟您把他的书桌收拾好，十点钟就可以自由了。
“很可能，”皮拉尔神父继续说，“会有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个和颜悦色的男人，为了让他们看看侯爵接到的信件，隐隐约约跟您谈到巨大的好处，或者干脆掏出金钱来送给您……”
“啊，先生！”于连大声叫起来，脸涨得通红。
“奇怪，”神父带着苦涩的笑容说，“像您这样穷的人，而且在神学院待过一年，居然还保留着这种出自道德心的愤慨。您的眼睛一定是瞎得厉害！
“这会是血统的力量吗？”神父好像在自言自语，低声地说。“奇怪的是，”他望着于连补充说，“侯爵认识你……我不知道是怎么认识的。一开始他给您一百路易的薪水，他是个干什么事都很任性的人，这是他的缺点；他会孩子气地跟您顶牛。如果他满意的话，你的薪水以后可能增加到八千法郎。
“但是您也一定明白，”神父用酸溜溜的口气说，“他给您这么些钱，可不是为的您那双漂亮的眼睛。必须要有用。换了我是您，我就尽量少开口，特别是决不要谈我不知道的事。
“啊！”神父说，“我为您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忘了谈德·拉莫尔先生的家庭情况。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十九岁，极其风雅，是那种在中午从来都不知道两点钟要干什么的疯子。他有头脑，有胆量；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7]。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侯爵希望您变成年轻的诺贝尔伯爵的朋友。我曾经说过，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拉丁语学者，也许他打算让您教他儿子几句与西塞罗和维吉尔有关的现成句子。
“换了我是您，我决不会让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他主动接近我，说的那些十分有礼貌、然而略微被讽刺所破坏的话，我在回答以前，要让他不止重复讲一次。
“我不瞒您说，年轻的德·拉莫尔伯爵开始一定会看不起您，因为您只不过是一个小市民。他的祖先在宫内任职，为了一桩政治阴谋，荣幸地于一五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河滩广场上被斩首。[8]您呢，您是维里埃尔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况且是他父亲花钱雇用的。好好权衡一下这种不同，从莫雷里[9]的书里去研究研究这个家庭的历史，所有在他们家吃饭的那些奉承者，他们时不时都要提到这段历史，他们称之为微妙的暗示。
“千万要注意您回答轻骑兵上尉，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诺贝尔·德·拉莫尔伯爵先生的玩笑话的方式，不要以后跑来向我诉苦。”
“我认为，”于连说，脸红得非常厉害，“我甚至不应该回答一个轻视我的人。”
“您想象不出这种轻视是怎么回事，它仅仅是以夸张的恭维话表现出来的。如果您是一个傻瓜，您可能上当受骗，如果您想发迹，您就应该上当受骗。”
“到了这一切对我不再适合的那一天，”于连说，“如果我回到我那第一百零三号的小房间去，我会被看成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
“毫无疑问，”神父回答，“所有对这个家庭献殷勤的人都会诽谤您，不过我，我会出面的。Adsum qui feci.[10]我会说这个决定是我做出的。”
于连注意到皮拉尔神父的语气严厉，几乎到了凶狠的地步，心里非常难过；这种语气把他最后回答的那句话完全破坏了。
事实上是神父对自己喜爱于连，良心上感到不安；而且他这样直接地干预别人的命运，又感到一种宗教上的恐惧。
“您还会看见，”他用同样勉强的口气补充说，好像在完成一桩困难的任务，“您还会看见德·拉莫尔侯爵夫人。她是一个金黄头发、身材高大的女人，信教虔诚，自视极高，十分讲究礼节，十二分庸碌无能。她的父亲，老德·肖纳公爵，因为他那些贵族偏见而变得如此出名。这位高贵的夫人，是构成她那个阶级的妇女们基本性格的东西的一种高浮雕式缩影。她并不隐瞒，祖先中有人参加过十字军东征是她敬重的唯一优点。金钱远不是主要的。这使您感到奇怪吗？我们不再是在外省了，我的朋友。
“您在她的客厅里，将看到好几位大贵人，他们用极其轻慢的口气谈论我们的那些国君。至于德·拉莫尔夫人，她每次提到一位国君，特别是提到一位王后的时候，出于尊敬，总要压低嗓音。我不会劝您在她面前说，菲力普二世[11]或者亨利八世[12]是怪物。他们是过去的国王，这就给了他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应该受到所有人，特别是受到你我这样没有好出身的人的尊敬。然而，”皮拉尔先生补充说，“我们是教士，因为她会把您看成教士的；有这个身份，她把我们看成对她灵魂得救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仆人。”
“先生，”于连说，“我看我在巴黎不会待得很长。”
“好吧；但是您要注意，对一个穿我们这种道袍的人来说，只有靠了那些大贵人才能发迹。在您的性格里有着一种至少对我说来是难以说清楚的东西，如果您得不到发迹，您将要受到迫害。对您说来，没有折衷的余地。千万别抱幻想。别人能够看出，他们跟您说话，并不能使您感到高兴。在像这样的一个重社交的国家里，您如果不能得到尊敬，您就注定要遭到不幸。
“如果没有德·拉莫尔侯爵的这次一时高兴，您在贝藏松会落个什么结果呢？总有一天您会明白，他为您做的是一件多么不寻常的事，如果您不是个没有心肠的人，您就会对他和他全家终生感激。有许许多多可怜的神父，他们比您有学问，多少年来就靠了他们做弥撒挣的十五个苏和在索邦神学院[13]参加辩论挣的十个苏生活！……想一想去年冬天我跟您谈起的红衣主教杜布瓦[14]这个坏东西的早年情况。难道您有那么自负，认为自己比他还有才能吗？
“就拿我来说吧，是个爱好安静，才能平庸的人，我原来打算老死在我的神学院里。我太孩子气，居然爱上了它。好吧！当我提出辞职的时候，我已经快给撤职了。您知道我的财产有多少吗？老本不多不少，一共五百二十法郎；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两三个认识的人。德·拉莫尔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是他把我从这个困境里救出来。他只用开一句口，我就得到一个本堂区，教民们全都是决不会干那些卑下的坏事的、富裕的人，我的收入使我感到惭愧，它跟我的工作简直不相称。我跟您讲了这么长时间，是让您脑子清醒清醒，免得轻举妄动。
“还有一句话：我这个人很糟糕，生来脾气暴躁。您和我也有可能会互不理睬。
“如果侯爵夫人的傲慢，或者她儿子的恶意取笑，使这所房子变得对您来说确实是无法忍受了，我建议您到离巴黎三十法里以外的哪所神学院去完成您的学业，最好往北去，而不要往南走。在北方有比较多的文明和比较少的不公正；而且，”他压低声音补充说，“我得承认，因为离巴黎的报纸近，那些小暴君有所顾忌。
“如果我们继续从我们的见面中得到快乐，而侯爵的家又对您不合适，那我就把我的副本堂神父的职位提供给您，这个本堂区的收入我和您对半分。我应该这样对您，甚至还嫌不够呢，”他打断于连的感谢话，补充说，“因为您在贝藏松向我做出了那次不同寻常的建议。我当时有五百二十法郎，如果我分文全无的话，您就把我救了。”
神父失去了他的严厉的口气。使于连感到十分羞愧的是，他觉着自己已经热泪盈眶。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入他朋友的怀抱；他克制不住自己，于是尽可能装出男子气概，对他说：
“我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不幸之一；但是我不会再抱怨命运，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先生。”
“好，好，”神父窘迫地说；接着他非常及时地想起了一句神学院院长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命运，我的孩子，要永远说天意。”
出租马车停了，车夫拉起一座巨大的门上的铜门环。这是拉莫尔府。为了使来往行人不至于怀疑，这几个字可以在门上方的一块黑大理石上看到。
这种装模作样让于连感到不快。“他们是那么害怕雅各宾党人！他们在每一道树篱后面都看到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死刑犯押送车。他们的这种情况常常可以把人活活笑死；可是他们居然这样为他们的房子大肆宣扬，好让暴民们在发生骚乱时认出来，进行抢劫。”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皮拉尔神父。
“啊！可怜的孩子，您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副本堂神父。您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想法啊！”
“我觉得再没比这更简单的了，”于连说。
看门人的严肃表情，特别是庭院的整洁，使他大为赞美。这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
“多么壮丽的建筑！”他对他的朋友说。
这是伏尔泰逝世前不久，在圣日耳曼区[15]建筑的那些正面是如此平凡单调的府邸中的一座。流行式样和美相隔得从来不曾这样远过。
[1]拉丁文，“乡村，我何时才能见到你！”这句诗不是维吉尔的，而是贺拉斯的，见于《讽刺诗》2卷，6首，60行。
[2]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1790年开始接受王室贿赂，四处为宫廷奔走。
[3]爱丽舍田园大街，巴黎最出名的一条林荫大道。
[4]鲁尔区，在现在的巴黎第八区内。
[5]指雾月18日政变，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开始军事独裁统治后，于1801年与教皇庇护七世达成的协议，规定天主教为国教，教士的薪给由国家支付，罗马教皇则承认革命期间教产的买主为合法所有人。从此教会再度成为法兰西国家的支柱。
[6]马尔梅松，离巴黎13公里的一个村子，那儿的城堡为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所有。约瑟芬离婚后隐居在此，直至1814年去世。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曾来此处居住了五天。
[7]西班牙战争，指1823年法军入侵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革命因之失败，斐迪南七世的封建专制统治再一次恢复。
[8]德·拉莫尔侯爵的祖先博尼法斯·德·拉莫尔的斩首日期，在本书下卷第10章中，是1574年4月30日。也可能是皮拉尔神父记得不够准确。
[9]莫雷里（1643—1680），法国学者，著有《历史大词典》。
[10]拉丁文，“我将这样做”。
[11]菲力普二世（1165—1223），法国国王。
[12]亨利八世（1491—1547），英国国王。
[13]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13世纪法国国王圣路易的忏悔师罗贝·德·索邦为贫穷学生学神学而创建。
[14]杜布瓦（1656—1723），药铺老板的儿子，后来当上了红衣主教和内阁总理。皮拉尔神父也许因为他的反冉森教派的观点而对他不满。
[15]圣日耳曼区，巴黎的一个贵族住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