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者

    我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肯想到我。所有那些我亲眼看见发迹的人,都是厚颜无耻和心肠冷酷的,而我却完全不一样。他们因为我心地过分善良而恨我。啊!不久以后我就要死了,或者是由于饥饿,或者是由于看到这些如此冷酷的人而感到的不幸。
    杨格

    于连赶快把衣服刷干净,走下楼去;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学监严厉地责备他。他非但没有打算为自己辩解,反而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Peccavi, pater optime(我有罪,我承认我的错误,我的神父啊),”他用忏悔的口气说。

    这个开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神学院学生中的那些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休息的时候到了,于连看到自己成了人人好奇的对象。但是人们从他身上发现的只是谨慎和沉默。按照他为自己制定的行动准则,他把他的三百二十一名同学都看成是敌人,而最危险的敌人,在他看来,是皮拉尔神父。

    几天以后,于连必须挑选一位忏悔师,一份名单送来给他看。

    “啊!善良的天主!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对自己说,“他们以为我听话听不出音来吗?”他挑选了皮拉尔神父。

    他没有料到,他这个步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学院里有一个小学生,非常年轻,是维里埃尔人,从头一天起就声明自己是他的朋友,对他说:如果他挑选神学院副院长卡斯塔内德先生,也许会更谨慎些。

    “卡斯塔内德神父是皮拉尔先生的敌人,有人怀疑皮拉尔先生信奉冉森教派教义,”那个小神学院学生俯身在他耳边补充说。

    我们的主人公自以为非常谨慎;其实他一开始采取的那些步骤,像挑选忏悔师一样,全都是轻率的行为。想象力丰富的人都很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把他引入歧途,他将自己的意愿当成事实,而且自认为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他甚至愚蠢到这个地步,竟然责备自己采用弱者使用的手段而取得那些成功。

    “唉!这是我唯一的武器!换了在以前的另外一个时代,”他对自己说,“我在敌人面前不费口舌,单凭行动就可以为自己谋生了。”

    于连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他观察四周围,发现到处都有最完美的德性的迹象。

    有八九个神学院学生生活在圣洁的声誉中,他们像圣德肋撒[1]或者像在亚平宁山脉的维尔纳山上受五伤的圣方济各[2],都看见过幻象。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他们的朋友们替他们隐瞒。这些看见过幻象的可怜的年轻人几乎一直住在诊疗所里。另外一百来个学生把不知疲倦的勤奋学习与坚定的信仰结合起来。他们用功到了使自己生病的地步,但是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有两三个人以真正的才能而出名,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夏泽尔;但是于连对他们很反感,他们对他也是一样。

    三百二十一名神学院学生中剩下的只是一些粗俗之辈,他们整天念过来念过去的那些拉丁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懂得是什么意思。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农民的儿子,比起用鹤嘴镐刨地,他们更喜欢靠背诵几个拉丁词来挣面包吃。根据这个观察,他从头几天起就决心取得迅速的成功。“各行各业都需要聪明人,因为工作毕竟要人去做,”他对自己说。“在拿破仑时代,我可以当军士;在这些未来的本堂神父中间,我将成为代理主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补充说,“这些从小干粗活儿长大的人,在来到这儿以前,完全靠凝乳和黑面包充饥度日。他们住在他们的茅屋里,一年只吃五六次肉。就像古罗马士兵认为战争是一段休息时间一样,这些粗俗的农民对神学院的快乐也感到喜出望外。”

    在吃饭以后,从他们暗淡无光的眼睛里,于连只看见得到满足的肉体需要;在吃饭以前,只看见等待中的肉体快乐。他就是应该在这样一些人中间崭露头角。但是,于连不知道,而别人又不肯告诉他,在神学院学习教理、圣教史等等各种不同的课程,如果取得第一名成绩,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桩辉煌的罪恶。自从出了伏尔泰以来,自从有了实际上仅仅是怀疑和自由解释的两院制政治,在民众的心里培养怀疑这种坏习惯以来,法国的教会好像懂得了书籍是它的真正敌人。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真心地服从。在学习中,即使是在圣洁的学问的学习中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也是可疑的,而且这也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有谁能阻止出类拔萃的人,像西埃耶斯或者格雷古瓦[3]那样,转到另一边去呢!惶惶不安的法国教会,就像抓住唯一可以得救的机会似的,紧紧地依附教皇。只有教皇还可以去试一试瓦解自由解释的力量,去试一试通过他宫廷上那些典礼的虔诚肃穆的盛况,来影响上流社会人士的感到厌倦的、病态的心。

    这种种事实于连只看到了一半,然而在一所神学院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在力求对它们加以否认;他陷在深深的忧郁中。他非常用功,很快地学会了一些对一个教士很有用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十分虚伪,而且他丝毫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难道全世界的人都把我忘了?”他想。他不知道皮拉尔先生收到过几封盖着第戎邮戳的信,把它们投入火里烧了。这些信尽管用词极为得体,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强烈的热情。可以看出,深切的良心谴责在跟这透露出来的爱情进行斗争。“好得很,”皮拉尔神父想,“这个年轻人爱过的至少不是一个不信宗教的女人。”

    一天,皮拉尔神父拆开一封信,信上的字迹有一半好像是被泪水洗得模糊不清。这是一封表示永别的信。“终于,”信上对于连说,“我获得上天的恩宠,给了我力量去恨,当然不是去恨我的过失的造成者,他将永远是我在世上的最亲爱的人,而是去恨我的过失本身。牺牲已经做出,我的朋友。您也能看出,这并不是没有眼泪的。我应该献身给他们的那些人,您也曾如此喜爱过他们,他们的灵魂得救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位公正但是可怕的天主不会再因为他们母亲犯下的罪过从他们身上取得报复了。别了,于连,对人要公正。”

    信的这个结尾几乎完全看不清楚。写信人留下了一个第戎的地址,不过又希望于连千万不要回信,如果一定要写的话,至少得使用让一个翻然悔悟的女人听了不会脸红的话。

    于连的忧郁,再加上承包八十三个生丁一顿的中餐的承包商供应给神学院的低劣饭菜,开始影响到了他的健康。一天早上,富凯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我终于能够进来了。为了看看你,我已经到贝藏松来过五次,当然这不能怪你。总是吃闭门羹。我派了一个人守在神学院门口;见鬼,你怎么从来不出来?”

    “这是我强加给我自己的一个考验。”

    “我看你变得很厉害。我总算又见到你啦。两个值五法郎的漂亮埃居刚刚使我认识到我只是个傻瓜,没有在头一次旅行时就献上这两个埃居。”

    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长得没完没了。于连的脸色忽然变了,因为他听见富凯对他说:

    “顺便问一句,您知道吗?你的学生们的母亲现在信教非常虔诚。”

    他说这句话口气轻松。这种轻松口气常常在充满热情的心灵里留下奇怪的印象;因为言者无心,没有料到自己的话触动了这个心灵里的那些最珍贵的利益。

    “是的,我的朋友,虔敬到了无比狂热的程度。据说她去朝过几次圣。使玛斯隆神父,就是那个暗中监视可怜的谢朗神父,监视了那么长时间的玛斯隆神父,一辈子都要感到耻辱的是,德·雷纳尔夫人不要他听忏悔,她到第戎去或者到贝藏松来忏悔。”

    “她上贝藏松来!”于连说,脸上泛起了红晕。

    “经常来,”富凯用疑惑不解的口气回答。

    “你身上带着《立宪新闻》吗?”

    “你说什么?”富凯回问了一句。

    “我问你有没有带着《立宪新闻》,”于连说,用的语气极其平静。“这儿一期要卖三十苏。”

    “怎么!连神学院里也有自由党人!”富凯叫了起来。“可怜的法兰西!”他学着玛斯隆神父虚伪的嗓音和温柔的腔调,补了一句。

    这次拜访也许会对他起到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是第二天,那个来自维里埃尔的、我们的主人公觉得还是个孩子的小学生对他说的一句话,使得他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自从来到神学院以后,于连的表现只是一系列的错误。他苦痛地嘲笑自己。

    老实说,他一生中的那些重大的行动都安排得非常巧妙。但是对那些琐碎小事他并不注意,而神学院的那些精明人只看琐碎小事。因此他在同学们中间已经被看成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在许许多多细小的行动中暴露了自己。

    在他们眼里,他肯定是犯了以下这个大罪:他通过自己的头脑思想、判断,而不是盲目地模仿权威和榜样。皮拉尔神父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在告罪亭之外没有对他说过一次话,即使在告罪亭里也是听得多,说得少。如果挑选卡斯塔内德神父,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从发现自己的愚蠢的那一刻起,于连就不再感到烦闷了。他希望了解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为了这个目的,他稍稍摆脱了他用来排斥同学们的那种高傲、顽固的沉默态度。这时候他们开始向他报复。他的主动接近遭到近乎嘲笑的蔑视。他认识到,从他进入神学院起,特别是在休息的时候,没有一个小时不在产生对他有利或者不利的后果,不是使他的敌人的数目增加,就是为他赢得一个真正有德行的或者略微没有别人那么粗俗的神学院学生的好感。需要补救的损害太大,任务非常艰巨。从此以后,于连的注意力不断地集中在戒备上。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设计出一个全新的性格来。

    譬如说,他的眼睛的动作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种地方人们总是把眼睛低垂着,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在维里埃尔有多么自负啊,”于连对自己说,“我自以为是在生活;其实我仅仅是在为生活做准备;现在我终于来到社会上,我将发现它始终都是这样,直到我的角色演毕,始终为真正的敌人所包围。每一分钟都得表现出这种虚伪,”他补充说,“这有多么困难啊!连赫丘利的那些功绩都相形见绌。近代的赫丘利是西克斯特五世[4],他用他的谦逊欺骗四十名红衣主教,欺骗了整整十五年之久,他们曾经在他年轻时看见他又暴躁又高傲。

    “这么说,学问在这儿毫无意义了!”他气恼地对自己说;“在教理、圣教史等等课程取得好成绩,仅仅在表面上受到重视。人们说的关于这方面的话,是用来引诱像我这样的傻子落入圈套的。唉!我唯一的长处就在于我能够取得迅速的进步,就在于我能够掌握这些无聊的东西。会不会是他们心里知道它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对它们的看法也和我一样吗?我真傻,居然还引以为骄傲呢!我经常取得第一名,这只能为我树立许多势不两立的敌人。夏泽尔比我有学问,他总是在他的作文里添上什么荒唐可笑的错误,使得他退居到第五十名。如果他获得第一名,那是因为他疏忽大意了。啊!皮拉尔神父的一句话,仅仅一句话,会对我多么有用啊!”

    从于连醒悟过来的那一刻起,那些使他感到厌倦得要命的、需要长时间进行艰苦修行的神功,如像每周五次的数念珠的祷告,唱圣心颂歌等等,变成了他最有趣的行动时刻。于连一方面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力图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一上来就渴望像神学院的模范学生那样,每时每刻都做出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证明是一种基督教徒的完德的行动。在神学院里,有一种带壳煮的溏心蛋的吃法,它表明在笃信宗教的生活中取得的进步。

    读者也许在笑,那就请回忆回忆,德利尔神父[5]应邀到路易十六宫廷上的一位贵夫人家去赴宴,在吃一只鸡蛋时犯下的所有那些错误。

    于连首先力图达到non culpa[6];在这个境界里,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无论是步态,还是手臂和眼睛等等的动法,都表明他确实没有一点世俗气味,但是同时又表明他还不是一个完全被来世生活的思考和今世生活的绝对虚空所吸引住的人。

    于连不断在走廊的墙上发现用木炭写的类似下面这样的句子:“六十年的考验和永恒的快乐或者地狱里永恒的沸油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他不再蔑视这些句子。他明白了应该让这些句子永远出现在眼前。“我这一生将做什么呢?”他对自己说;“我将把天堂里的席位出卖给信徒们。这席位怎样才能使他们看得见呢?要通过我的外表和一个俗人的外表之间的不同。”

    经过几个月时时刻刻的努力以后,于连看上去仍然像是在思考。在他转眼睛和动嘴唇的神情里,并没有显示出那种毫无保留的相信,毫无保留的支持,甚至以身殉教也在所不惜的绝对信仰。于连愤怒地看到那些最粗俗的农民在这方面超过了他。他们没有思考的神情,是有充分理由的。

    那种准备相信一切、忍受一切的,狂热而盲目的相貌,我们在意大利的修道院里经常能见到,而奎尔契诺[7]在他的教堂画里,给我们这些在俗的人留下了完美榜样,于连为了能得到它,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啊。[8]

    在重大的节日里,神学院学生可以吃到红肠和腌酸菜,吃饭时坐在于连旁边的人注意到他对这种幸福无动于衷。这是他最主要的罪行之一。他的同学们把这看成是最愚蠢的虚伪的可鄙表现,再没有比这件事给他招来更多的敌人了。“看看这个城里人,看看这个倨傲的人,”他们说,“他假装鄙视最好的伙食,加腌酸菜的红肠!呸!这个无赖!这个傲慢的人!这个该下地狱的罪人!”

    “唉!这些年轻农民,我的同学们,他们的愚昧无知,对他们说来,是一个极大的优点,”他在气馁的时候大声叫起来。“他们来到神学院以后,他们没有世俗的思想需要老师去纠正,而我带来了多得可怕的世俗思想,不管我怎么隐瞒,他们都能从我脸上看出。”

    于连以一种迹近妒忌的专心态度,研究来到神学院的年轻农民中的那些最粗俗的人。在叫他们脱掉他们的平纹结子花呢短衫,换上黑道袍的那一刻,他们受过的教育,仅仅限于对正如弗朗什-孔泰人说的叮当响的现大洋的、无穷无尽的敬重。

    这是对现金的崇高概念的最神圣、最英勇的表达方式。

    幸福,对神学院的这些学生说来,正如对伏尔泰的小说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主要在于吃得好。于连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穿细呢料子衣服的人怀有一种天生的敬意。这种感情使人认识到法庭给予我们的那种分配的公正到底有什么价值的价值,甚至把它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跟一个大亨打官司,”他们之间常常这么说,“能得到什么呢?”

    这是汝拉山脉的那些谷地的方言,用来表示一个富有者。至于对富有者中间的最富有者:政府,他们有多么敬重,那就请你们自己想象吧!

    一听见省长先生的名字,就应该带着敬意微笑,否则在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看来,就是一桩不谨慎的事;而穷人干了不谨慎的事,很快地会受到缺乏面包的惩罚。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于连好像被自己的鄙视感情闷得透不过气来。最后他感到了怜悯:他的大部分同学的父亲在冬天晚上回到茅屋里,找不到面包、栗子和土豆。“在他们眼里,”于连对自己说,“如果说幸福的人首先是刚吃过一顿好饭的人,其次是有一件好衣服的人,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同学们有坚定的志向,这也就是说,他们在当教士这一行职业里看到了吃得好,在冬天有一件暖和衣服的这种幸福能够长期继续下去。”

    有一次于连听见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对同伴说:

    “我为什么不能像养过猪的西克斯特五世那样当上教皇呢?”

    “只有意大利人可以当教皇,”他的朋友回答;“不过代理主教,议事司铎,也许还有主教,肯定是在我们中间抽签选出来。夏龙[9]的主教P…先生,是一个箍桶匠的儿子;正是我的父亲干的一行。”

    一天,教理课上到一半,皮拉尔神父派人来叫于连。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能够摆脱那使他肉体和精神都感到压抑的气氛,感到十分高兴。

    于连发觉院长先生的接待,和他刚来到神学院的那天一样,使他感到害怕。

    “把这张纸牌上写的东西解释给我听,”院长先生对他说,同时用使他无地自容的眼光望着他。

    于连念道:

    “阿芒达·比内,八点前在长颈鹿咖啡馆。就说是从让利来的,是我母亲的表弟。”

    于连立刻明白了危险有多么大,卡斯塔内德神父的暗探把这个地址偷来了。

    “在我上这儿来的那天,”他回答,眼睛望着皮拉尔神父的额头,因为他经受不住他那可怕的目光的注视,“我感到胆战心惊,谢朗先生曾经对我说过,这是个充满了告密和各种阴险毒辣的坏事的地方。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侦察和揭发在这儿受到鼓励。上天希望如此,为的是让年轻的教士看到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激起他们对尘世和尘世的浮华的厌恶。”

    “您居然敢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皮拉尔神父大发雷霆地说。“小坏蛋!”

    “在维里埃尔,”于连冷静地接着说下去,“我的哥哥们在他们有理由嫉妒我的时候,打我……”

    “谈正题!谈正题!”皮拉尔先生嚷道,他气得几乎要发狂了。

    于连一点儿也没有给他吓倒,继续讲下去。

    “我来到贝藏松的那一天,将近中午,我肚子饿了,走进一家咖啡馆。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种世俗的地方的厌恶,但是我想我在那儿吃中饭也许比在旅店里吃要便宜一些。一位太太看上去好像是这家铺子的老板,看到我那不懂人情世故的神情,动了怜悯心。‘贝藏松充满了坏人,’她对我说,‘我为您担心,先生。如果您遇到什么麻烦事,只管找我帮忙,在八点钟以前打发人到我这儿来。如果神学院的那些看门人不肯给您跑腿,您就说您是我的亲戚,是让利这个地方的人……’”

    “您喋喋不休地说的这些话全都要核实,”皮拉尔神父嚷道,他已经坐不住,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神父跟着于连,把他锁在屋里。于连立刻开始检查箱子,那张该死的纸牌就是极其仔细地藏在这口箱子里的。箱子里什么也不少,但是有几样东西翻乱了。然而钥匙他带在身边从未离开过。“多么幸运,”于连对自己说,“在我来到这儿,两眼漆黑,什么也不了解的时候,我没有接受卡斯塔内德先生经常好心地给我的外出假,现在我明白他的好心是为的什么了。我很可能一时软弱,换了衣服去看美丽的阿芒达,那样一来我可就完蛋了。当他们大失所望,不能用这个办法达到目的以后,为了不浪费这份情报,于是又把它用来作为揭发的材料。”

    两个小时以后,院长打发人来叫他。

    “您没有撒谎,”院长对他说,眼光没有刚才那么严厉了,“但是保留这样一个地址太不谨慎,您没法想象后果有多么严重。不幸的孩子!在十年以后它也许会给您带来损害。”


    [1]圣德肋撒(1515—1582),西班牙修女,曾重整天主教加尔默罗会。她因见显圣的幻象而出名。

    [2]圣方济各(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托钵修会创始人。规定修士麻衣赤足,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据说他隐退后在维尔纳山祈祷和行乞,斋戒四十天后看见天使刺穿他的两手、双脚和右肋,就这样在他身上留下了五伤的印记。

    [3]格雷古瓦(1750—1831),法国神父,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国民公会议员。西埃耶斯,参见本书第68页注①。

    [4]西克斯特五世,生于1520年,1585年至1590年任教皇。

    [5]德利尔神父(1738—1813),法国诗人,译过维吉尔的诗。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在他生前很受欢迎,死后为圣佩韦等人所否定。

    [6]拉丁文,“无罪”。

    [7]奎尔契诺(1591—1666),意大利画家。

    [8]请到卢浮陈列馆观看脱下胸甲、换上修士服装的德·阿基泰纳公爵弗朗索瓦像,第1130号。——原注

    [9]夏龙,法国马恩省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