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1]

范文澜先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近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四卷二期）的检讨中揭出了“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讨论一下。同时也还想附带着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

一 关于人殉的征引

范先生很重视地下发掘，注意到安阳所发掘的商墓，“一个国王死了，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见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以这作为重要根据，证明商、周社会制度的不同。我觉得这首先就值得讨论。

安阳的商墓是商代帝王的墓，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二者单位不同，不能相比。单位不同，不说“一百五六十个”，即使是一万五六千个也不能相比。商墓的发掘只是十几年前的事，其前关于商代殉葬的情形古书上毫无记载。今天西周帝王的墓一直没有发见过，假使将来发见了，同样惊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们今天还不能断定它绝对不会有。

周代的殉葬情形，《墨子·节葬篇》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扼要：“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孙诒让以为“天子下疑当有诸侯二字”。墨子已是战国初年的人，当时的诸侯已经俨然天子，而当时的天子已经沦落到成为附庸，天子下不加诸侯二字倒似乎是具有用意的。这确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料，这就证明在战国初年都还有这样残酷的杀殉制度存在。

在历史发展中，在同一单位上来说，殉葬人数的多寡，并不能作为奴隶制的盛衰或有无的根据。照严密的辩证逻辑讲来，倒应该是反比。生产未发达，人的使用价值未被重视之前，人是多多当成牺牲使用的，牺牲就是死的牛马。生产逐渐发达，人的使用价值被重视了，人是要多多当成奴隶使用的，奴隶就是活的牛马。故商王墓殉葬的人多，可以证明商代是有奴隶存在，但只可作为奴隶制的初期，而不能作为最盛期或终期。

大抵人殉制，在春秋中叶以后便开始被人反对了。秦穆公杀殉一百七十七人，把秦国的三良也一并杀了，所以“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这似乎是开始反对殉葬的一例。范先生说：“经书记载殉葬事，《诗经·秦风》有一条，《左传》有两条（昭公十三年一条不计在内）^[2]，《礼记》有两条，都是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例如《左传》（宣十五年）记晋卿魏武子将死，嘱咐他的儿子魏颗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颗不听，说这是‘乱命’。又如《礼记》（《檀弓》）记陈乾昔将死，要求兄弟和儿子尊重他的愿望，给他造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宠婢夹着他。儿子说，殉葬非礼，不能那样做。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儿子也决不敢反对制度。”这些“经书”上的材料，都是春秋时代的事，反对人殉的共有这么几条。这倒适足以证明社会内在矛盾在逐渐发展，不成问题的人殉制在开始成为问题了。所以有反对人殉制的这些少数的例子存在，倒正足以证明人殉制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束缚力量。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考察社会制度变革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注意辨别实际的事实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3]。革命的主张照例是发生在革命底实际之前的，假使我们看到有某种变革的主张便断定已经有这种变革的实际，那就会犯错误了。

如果我们能说：“春秋时代有以人殉为‘非礼’者，故周朝没有人殉制度，”那么我们也可以仿照着这样说：“美国的共产党员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故美国向来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或美国已经废除了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

有了制度，死者才可以根据制度以“提出要求”。但在制度已经开始动摇时，尽可以有保守的父亲和进步的儿子。保守的父亲虽然根据落后的制度以“提出要求”，而进步的儿子却可根据进步的理论（意识形态）以“反对制度”。这样的事实就在今天也不缺乏。因此，范先生的论断，我觉得不很妥当，那是有点近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范先生又提到孔子反对用俑的故事。

孟子引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专讲周礼，连俑都反对，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

这话也有问题，首先在引用上有小小的文法上的疏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孔子的话。“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孟子的解释。孔子这番话，又见于《礼记·檀弓下》：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近）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近）于用人乎哉？

“为俑者不仁”，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传闻异辞。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前曾经考虑过。我认为刍灵与俑之用先于用人殉。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大抵在奴隶社会以前是用茅草人为殉，手工业进步后才开始用土木偶。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领主们对土木偶不能满足，便率性用人为殉了。孔子反对人殉，故溯其根源，反对“始作俑者”。

陈家康同志有另一种解释。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用人殉是贵族才有资格的，一般的士庶人大抵就用俑。孔子连用俑都反对，不用说对于用人是更反对了。家康同志这个意见，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可以补充我的旧说。

假使范先生能同意我们这样解释（无论是我的或家康的），那么，“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的结论，便须得加以考虑。

周朝并没有废除用人殉葬制度，由上引《墨子·节葬篇》文与其他文献上的记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岂止周代，连秦始皇死后的骊山陵，人殉多到不可计算，都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的考古发掘还在萌芽时期，还不好轻易下出结论。问题还很多，还待我们继续研究。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也还须得靠大家的力量来共同研究。

范先生征引到《联共党史》的规定，以能自由屠杀与否来判定奴隶与农奴。那规定是正确的，但范先生的运用却不很正确。把视野专一放在人殉问题上，认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这应该是一种偏差吧？奴隶的前身是俘虏，大量屠杀俘虏在秦代前后都还盛行。我可以举出几个惊人的残酷的例子。

秦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把赵国打败了，阬杀赵降卒四十万人于长平，只剩下“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见《史记·白起列传》）

楚霸王项羽把秦将章邯打败了，章邯投降了，项羽把秦降卒二十余万人阬杀在新安城南。这些降卒，事实上是修阿房宫的一些奴隶。项羽还有一项“德政”，是他把同时起兵的齐王田荣打败了，“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这儿的阬杀没有写出数目字，恐怕也不下于一二十万吧。（以上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此外，专杀奴隶的事，在秦代依然存在。《汉书·王莽传》言“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颛断其命”，这就是把奴隶“当成牲畜来买卖屠杀”。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都还在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见《汉书·食货志上》，服虔注云“不得专杀奴婢也”）。汉武帝时都还残留着的恶习，要说西周初年便已经废除了，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人，要从全面来看问题，从发展来看问题，才能够得到正当的结论。

二 关于《诗经》的征引

范先生也很尊重《诗经》，认为“从来无人怀疑”。但其实《诗经》是很可以“怀疑”的。虽然不能说是“后人伪造”，但必然是经过后人修改润色，整齐划一过的东西。例如从时代来讲，从周初至春秋末年，有五六百年之久；从地域来讲，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包含着二十来个国家；从作者来讲，《国风》取自各国民间，《雅》、《颂》取自朝廷贵族；但诗的体裁大体上是一致的，用韵也是一致的，而在《国风》中竟找不到多少民间方言。请把《楚辞》和《诗经》一比，更可以使我们增加疑问。《楚辞》（汉人作品除外）是楚国一国，少数人的作品，用韵虽然一致，而体裁便有不少的变化：《离骚》与《招魂》不同，《九歌》与《九章》有别。地方色彩的浓重，民间方言的众多，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把这两者一对比，便可以看出《诗经》的问题了。《诗经》毫无疑问是经过删改的。古人说“孔子删《诗》”，我看不单纯是孔子一人，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假使范先生能够承认这个见解，那么我们便可肯定地说：《诗经》是不能够予以全面信赖的。经过删改的东西，必然要带上删改者的主观意识和时代色彩。因此，《诗经》的引用，便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

其次还有解释上的问题。这似乎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也并不是漫无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尽可能的资料，把当时的社会性质弄清楚了，一首诗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

但是如像范先生对于所引《诗经》的解释，却是很难令人同意的。例如说：

《诗经·周颂·载芟篇》说农夫带着家里人去耕公田（“有其，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良耜篇》描写农夫给封建领主耕地，互相开玩笑说：“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伊黍，”译意为：“你老婆快来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好米饭给你吃。”西周初年，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4]又“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这里说的黍米饭，当然是农夫自备。《载芟》、《良耜》两诗，说明当时的农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饭，而且有颇高的劳动兴趣。

《载芟》和《良耜》两诗，可以同意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我们怎么就能知道：“妇”是农夫“家里人”？农夫是在“给封建领主耕地”？“或”（有人）就是“老婆”？“黍”就是“好米饭”？这好米饭就“当然是农夫自备”？“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是引自《小雅·甫田篇》，“曾孙来止，以其妇子”等句，同见《甫田篇》与《大田篇》，但那两篇诗却不属于“西周初年”了。这层且作别论。我们现在姑且承认两诗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曾孙”也服从郑玄的解释承认为周成王。那么，周成王都还在给农人吃“陈米饭”，《良耜篇》的“老婆”怎么就能“自备”起“好米饭”来了呢？周成王都带着“妇子”去“彼南亩”的，《载芟篇》的“有其，思媚其妇”的“妇”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这“妇子”之“妇”呢^[5]？

其实“殷周之盛”的情形，农民生活的实际，在《汉书·食货志上》里叙述得很明白。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虽然不见于先秦文献，但班固去古未远，当有根据。《汉书·艺文志》有农家者流九家，百一十四篇，到了《隋书·经籍志》便只剩下“《汜胜之书》二卷”一家。汜胜之是汉成帝时人，先秦农家言是完全散失了。

照班固所说的情形，“殷周之盛”的所谓“民”，不完全是奴隶吗？这些“民”是聚居在有人监管着的共同宿处的，春耕时，白天被集体地赶到田野里去，早出晚归。一出一入都有里胥和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在共同宿处的门口坐着监视。所谓“妇人”，连冬天做工，每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呢？没有说，当然不会是整天睡觉的。《豳风·七月篇》里面有几句话可作补充，便是“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工）。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些收获完毕了的农夫们，冬天来了又要服工役，白天在做工，晚上也在搓绳子，我相信工作时间是不会少于十八小时的。有没有监工的呢？有，一天到晚都在吆喝着。《月令》季春三月里面又有几句可以补充：“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监工的手里有没有鞭子呢？没有写，但我相信不会是没有的。

这就是“殷周之盛”，农夫们一年四季，一天到晚的生活情形。

范先生说农夫“有颇高的劳动兴趣”，照诗面上看来，好像是那样。但可惜那些诗并不是农夫们自己做的，而是周家的官吏歌功颂德，而且拿来祭祖宗的颂歌呵！

范先生又说：

《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译意为：“命令我的农夫们准备你们的耕具，还要多准备些割器”。显而易见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资本论·劳动地租篇》中说农奴制与奴隶制的基本区别点是“奴隶是用他人所有的生产条件”，农奴除给地主服役耕种外，自己还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大田篇》、《臣工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周颂》中所表现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周初的主要生产方式，从《周颂》看来，当时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这不是说周朝没有奴隶存在，相反，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了。

这论证也不十分严密。《臣工篇》的那几句话，是国王对田官们讲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镈”，“乃”字指田官们，是说“叫农人们调整好田官们所管理的耕具”。假如把“乃”字（你的或你们的）换成“其”字（他的或他们的），那倒还容易看出是农夫们有了生产工具。但就是那样，也还不能断定，究竟是私有，还是享有。譬如我们今天说，“每一位士兵有一杆枪”，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士兵都有自备的武器。又譬如我们向士兵们说，“调整你们的武器吧”，也并不能证明那武器是士兵自备的。故仅仅根据《臣工篇》那几句话，我们还不能看出“到公田服役的农夫，要自备生产工具”。

《小雅·大田篇》也是王朝田官们做的诗，而不是农夫们做的（凡是大、小《雅》里的诗都是采自贵族阶层的）。所以，那诗中的“我”字都是田官自指，而不是指农民。诗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做诗的这位田官有了私田，并不是说农民有了私田。准此，我们如果说“《大田篇》、《臣工篇》正说明周初农夫有一点土地和劳动工具”，那是值得考虑的。由这种说法，而断定周朝“在公田上劳动的人主要是农奴而不是奴隶”，“奴隶数量还是很大的，不过不是主要的生产者”，更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诗经》尽管“从来无人怀疑”，但问题实在很多。材料的纯粹性有问题，每一诗的时代有问题，每一诗的解释，甚至一句一字的解释都可以有问题。我不是要全部否定《诗经》，而是不同意对《诗经》的全部肯定与随意解释。批判要严密，解释要谨慎，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诗经》乃至一般史料所必备的基本态度。

范先生教导我们：“远在纪元前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进化到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要我们“引以自豪”。是的，只要证据确凿，确实证明西周是封建社会，我是决不敢污蔑我们祖先的“光荣”的。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但直到今天为止，据我所接触到的全部资料看来，我始终不能同意“西周是封建社会”。

文献上的材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仰仗于地下发掘。范先生近来也在重视地下发掘了，这是很好的事。但中国的地下发掘，还仅在萌芽状态。以前从事发掘的人也没有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因此如像殷墟所发掘的人殉情形，发掘者便根本没有把它当成问题。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多，将来必然会有更丰富的材料从地下涌现出来。养成掌握材料的犀利的批判能力，在目前也就是很重要的事了。一时还得不到结论，我看倒无须乎着急。只要证据充分了，“中国历史的极大光荣事件”是永远存在着，不会被湮没的。

三 关于古代社会的早熟性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讨论一下嵇文甫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四卷一期）这个问题。

嵇先生说：“东方诸国的历史发展，比起西方来，显然带有早熟性。……东方的文明期来得较早，……不像西方那样，大开大合的，从这一阶段一直发展到顶点，然后崩溃下去，转入另一个阶段，程序清清楚楚，前后截然两样；恰恰相反，它（案指‘东方诸国的历史发展’）是在原始阶段中早已奴隶化，在奴隶阶段中早已封建化”。这见解相当新鲜，但我觉得似乎也“早熟”了一点。

其实社会发展过程，任何民族，无论西方东方，都没有那样“大开大合”，“程序清清楚楚，前后截然两样”的事。它总是在前一阶段中便孕育着后一阶段的胚胎，在后一阶段中也始终保留着前一阶段的残余。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以前，西方历史也和我们东方一样是一团浑沌，就在今天保守的和反动的历史学家们也还不肯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我们东方呢？——“东方诸国”还不敢说，就单拿咱们中国来说吧。咱们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来整理历史还不到三十年，立刻便想把浑沌凿死是还不能够办到的。我们因为材料不够和认识不足，所以还“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但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便因而断言中国历史发展本身本来是“浑融而暖昧”（简切地说就是“浑沌”）而巧立出一个“早熟性”的假说出来。这样，我认为是取消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历史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而各个民族的各个阶段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这是事实。不仅社会发展是这样，就是一般自然现象的发展也无一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受着剧烈的外来影响的时候，这种特殊性会来得特别强烈。但尽管那样，一般的规律总是不能含混的。

我们今天既承认了马克思学说是真理，社会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我们中国就不能要求例外。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是没有受到什么强烈的外来影响的，因此要作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国古代应该是最好的标本。假使经过仔细周到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那便可能是马克思学说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说吗？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是说马克思学说是教条，不敢违背吗？不是，而是我们的研究根本就还不仔细，不周到。

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材料实在太少了，然而虚伪的材料却又不少，而且几千年来的旧观念也很不容易肃清，总是在那儿纠缠着。

就拿地下发掘的材料来说吧。中国考古发掘的开始又才几年呢？殷墟甲骨是在庚子前一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才发见的，至于科学的发掘还仅仅有二十几年的历史，而关于人殉的情形一直到去年才开始被人注意了。试问，我们在二十年前乃至一二年前，能够像今天一样，对于殷代社会的性质说得出一句比较有科学性的话吗？那是不能够的。材料多了，而且得到正确的阐明，我们就能够说了。所以今天的还“不容易划分阶段而聚讼不决”，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来浑沌，而是由于咱们大家的头脑还有点不澄清——材料不够，分不清阶段，有了材料也还不能正确掌握。因此，我认为嵇先生的“早熟性”说是“早熟”的，而且在本质上有取消马克思学说的危险。

殷、周的众和众人，周代的庶人和农夫乃至黎民和民或人鬲和鬲，据我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看来，确实都是奴隶。嵇先生表示了部分的同意，但也提出了局部的否定。嵇先生引出了下列二条：

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鸨羽》）

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酒诰》）

嵇先生说：“既然‘艺黍稷’，那便是所谓‘农夫’或‘农人’。然而他们的生活资料，乃至其父母的生活资料，却是由自己耕种出来的黍稷之类，而并不是由主人用粗恶陈腐东西喂养的”。

这是演绎上的不周密。农夫或农人诚然是“艺黍稷”的，但“艺黍稷”的并不一定都是农夫或农人。殷代的帝王也在从事农业活动，嵇先生在文中都是提到了的。就是周文王吧，也在“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周书·无逸》）。我们只说过农夫农人在西周是生产奴隶，并不曾说凡是“艺黍稷”的都是奴隶。奴隶也是有类别，有等级的。例如彝族社会里面，相当于奴隶的“娃子”就有多种。有管家娃子、普通娃子、三滩娃子（管家娃子的娃子）。管家娃子是多少有些土地，甚至奴隶的。但管家娃子对领主的黑彝依然是奴隶。这些也须得注意。《唐风·鸨羽》并不是农人做的诗，农人那有本领来做那样的诗呢？所谓从王事就是做官，农人那有这样的资格呢？《酒诰》是封康叔时，周公的诰辞，说话对象也不是农民。周公只是教康叔要注意耕稼，学习他们的父亲周文王罢了。

因此，嵇先生的引证和论断，并不能达到他所企图的对于西周农人是奴隶说的局部否定。

但嵇先生还有别的引证和论断。引证的是《左传》哀公二年下列一节：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接下去是论断：

“庶人”和“工商”并提，而与“人臣隶圉”分列，“免”者，免其为奴隶也。“遂”者，得遂其自由也。可见“庶人”并非“奴隶”，但亦受有某种限制而不得自由。若说是“农奴”倒很像，不过这已经是春秋末年的记载，或许和西周的情形有些不同也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所谓“庶人”或“农夫”，至少不全是严格意义的奴隶，却是很显然的。

这当从发展上来看。“庶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地位和身价都已经不同了。“庶人”是“力于农穑”的（《左传》襄公九年），在西周初年居于“人鬲”中的最下等，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有“锡汝（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证。但在春秋末年却生了变化。“庶人被提升到贵族或奴隶主之下，家内奴隶之上去了”（见《屈原研究》一一四页），这是我早在一九四二年说过的话。

“遂”字相当费解，我从前照杜预的说法解为“进级”，不十分妥当。嵇先生解为“得遂其自由”，似乎更好。但“得遂其自由”与“免其为奴隶”，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庶人工商”是生产奴隶，“人臣隶圉”是家内奴隶罢了。嵇先生所说的“至少不全是严格意义的奴隶”，要看这“严格意义的奴隶”是作怎样解释。假使是指家内奴隶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曾说过“庶人”或“农夫”是家内奴隶。嵇先生的引证，依然只是证明：在春秋末年生产奴隶因生产的发展而起了分化并提高了地位，而家内奴隶则降在人列的最下等去了，如此而已。

嵇先生似乎不十分习惯于从发展上来看问题，看到“庶民”的逐渐失去奴隶性质，而却混而化之，把历史发展的结果倒悬起来，认为“这种半农奴状态的庶民阶层，实际上乃是一种尚未彻底奴化或不成熟的变种的奴隶制度”。于是更进一步把殷、周两代打成一片浑沌，说道“卜辞中所谓‘众’或‘众人’，《诗经》中所谓‘农夫’或‘农人’，大概都属于这一类型”。一个“大概”便含混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发展。这岂不是证明，并不是本来的历史浑沌，而是咱们自己的认识有问题吗？

我不否认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却坚决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所揭发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经过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而来的，证明马克思学说确实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虽然在今天，我们在划分阶段上还不能取得一致，那是由于我们所占有的古代材料还不十分充分，也由于还须得有一段时间来等待大家的意识的澄清。拖延着不想找结论固然是要不得的；急急于想找出结论以求人为的统一，那也会流于武断。我自己不想拖延，也不敢武断。二十年来不断地在追求材料，也不断地在澄清自己。我是坚决地相信：问题是总会要得到定论的，浑沌决不会永远浑沌下去。

我的讨论就想在这儿结束。我诚恳地等待着严格的批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

[1] 本篇初见于1951年《新建设》第4卷第4期，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

[2] 沫若案：成公二年“宋文公……始用殉”，成公十年晋景公“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定公三年邾庄公死“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亦未计算在内。——作者注

[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此述其大意。——作者注

[4] 范文“农人”误为“农夫”，当系笔误。但《新建设》、《人民教育》、《科学通报》，凡登载范文之刊物均相沿未改。——作者注

[5] 古时天子之妻亦称妇。卜辞武丁多妻，均称“妇某”。周初的彝铭亦有“妇子后人永享”之语。《大雅·思齐篇》“思媚周姜，京室之妇”。——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