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1]

最近读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见通信栏中，有万良浚君把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孟雷德，未免太不经济的旧话重提。万君以为“以上数种文学，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者，正不妨介绍于国人”，他是赞成翻译的。沈雁冰君的答函，说是“翻译浮士德等书，……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他说“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他话里还夹了一段笑谈，因为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也就不能涉及：总之沈君是不赞成翻译以上诸书的。

但丁的神曲，在国内的文学家中，究竟有没有人翻译，我不得而知。沙士比的哈孟雷德，田汉君在从事翻译，其译品已经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过一部分了。歌德的浮士德，我早曾零星翻译过，前年六月，张东荪君函劝我从事全译（原函至今尚存），作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种。张君是认定浮士德有可译的价值的之一人，我也是认定为有可译的价值的，所以我当时也就慨然应命了。大概是因为有这两种事实，所以才生出经济不经济的问题出来。说翻译以上诸书是不经济的人，我记得是郑振铎君。郑君在去岁夏季的文学旬刊上，发表过一篇《盲目的翻译者》的一段杂谭，其中便说的是这么一回事。文学旬刊，我手中没有，并且把期数忘了，也不便查考，恕我在此不能把原话引出了。我当时读了他那段杂谭的时候，本以为是有讨论之必要的，不过郑君劈头便在骂人，所以我就隐忍着，直至今日尚不曾说过只词半语。

我们此刻且暂把事实问题丢开，先就我表题所标的来讨论罢。

第一，文学的研究。

文学研究的成立，当然有两个因子：（一）是研究的对象——文学作品，（二）是研究的人。人尽可随一己的自由意志，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这是很明了的理论，可无庸赘说。

第二，文学的介绍。

介绍文学比个人从事研究的当然会多生出一个因子来，便是（一）文学作品，（二）介绍家，（三）读者。但是，这三个因子之中，介绍家是顶主要的：因为他对于文学作品有选择的权能，对于读者有指导的责任。

介绍家，如就广义而言，则学校的教习，俳优，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等等均能包括在内。他们的态度和手段，均不能一概从同；此处的问题只是翻译的问题，我们且专就翻译家上讨论。要论翻译的事情，这其中有两种过程不能混而为一。其一便是翻译的动机，其二便是翻译的效果。

第一，翻译的动机。

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的精神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若何强辞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答应一个“是”。那吗我们又问，翻译家要他自己于翻译作品时涌起创作的精神，是不是对于该作品应当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函，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移译？这个我想，无论若何强辞夺理的人，也怕要说一个“是”。那吗，翻译之于研究，到底还是一线的延长吗？还是切然划然，完完全全的两个事件呢？

第二，翻译的效果。

这个是依前项的动机问题而定夺的。翻译家在他的译品里面，果如寓有创作的精神；他于移译之前，果如对于所译的作品下过精深的研究，有了正确的理解；并且在他译述之时，感受过一种迫不得已的冲动的时候；那他所产生出来的译品，当然能生莫大的效果，当然会引起一般读者的兴味。他以身作则，当然能尽他指导读者的义务，能使读者有所观感，更进而激起其研究文学的急切的要求。试问读者诸君，我说的这些话诸君以为是不是？如果是时，那吗，这种翻译家的译品，无论在甚么时代都是切要的，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为甚么说到别的人要翻译神曲，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并且会盲了甚么目呢？——我如此说时，读者请莫误会，以为我们在夸讲我们所翻译的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定然寓有创作的精神？定然会生莫大的效果；不过我以为凡为批评家对之翻译品要下批评时，只能于译品成功之后，批评其动机之纯不纯，批评其译文之适不适，始能因而及其效果，绝不能预断其结果之不良，而阻遏人自由意志，这种是专擅君主的态度，这种批评超过批评家的本分太觉辽远了。至于雁冰君的论调，尤有个绝大的话病：他说“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介绍给群众，则当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难道研究时可以探求真理，介绍时便可以把真理抹杀了吗？这句话我不能了解。

至于说到古代文学作品有无介绍价值的问题，这是关于文学本身上的问题，我对于神曲，哈孟雷德，还莫有充分的研究，我在此不敢乱说。歌德的浮士德，说也惭愧，我虽然研究了几年，但是我也还不敢说我有正确的理解。不过据我自家研究的结果，据我自家所能理解的程度，他确是一种超过时代的作品，他是确有可以介绍的价值的。我相信凡为真正的文学上的杰作，他是超过时代的影响，他是有永恒生命的。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是由有限的经验所结成的“假说”上所发出的空幻之花，经验一长进，假说即随之而动摇，科学遂全然改换一次新面目，所以我们读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出许多时辰的分捕品，可以看出许多假说的死骸，极端地说时，更可以说科学史是这些死骸，坟墓；文学则不然。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我们能说一部国风是死文学么？我们能说一部楚词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时，我也把他没法。有人说印度吠陀经典中许多庄严幽邃的颂歌是死文学么？有人能说荷默的诗歌，希腊的悲剧，所罗门的雅歌是死文学么？——有人定要说，我也把他没法。文学的好坏，不能说是他古不古，只能说是他醇不醇，只能说是他真不真。不能说是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通是好文学，通有可以介绍的价值，不能说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通是死文学，通莫有介绍的价值。文艺的青春化与原始化，正是同一的过程，近代欧西艺术家对于儿童的艺术，对于原始人的艺术，极力加以研究，正是教导我们以这个消息。诸君须知，我们要介绍西洋文艺，绝不是仅仅翻译几篇近代的作品，便算完事的呢。就是要对于近代人的作品，纵则要对于古代思想的渊流，文潮代涨的波迹，横则要对于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性格，作者的环境，作者的思想，加以彻底的研究，然后才能无所咎负。即如太戈儿的诗，在一般人看来，就觉很能容易了解了，然而对于印度思想：如婆罗门的教义，优婆尼塞图（奥义书）的哲理，吠坛陀派的学说，若是全无涉猎，终竟是存着一层隔膜；就是印度的历史也还要有点研究，不然，会连他Lover’s Gift诗集的第一首诗，我就包管读的人就莫明其妙。据此看来，研究文学的人，不能有所偏枯，而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不是完全两事。

我在搁笔之前，再来谈几句私话。我译浮士德，在前年八月初间，第一部早已译成；第二部比较要难译些，因为我没有多的静谧的时间，所以我至今还寄放着没有译下去。浮士德是一部艰深的巨作，我也承认，不过唯其艰深，我觉得尤宜于翻译，尤值得翻译，翻译成本国的文字时，读的人总要比读难解的原文经济得许多。有人向我说，原作太难，恐怕译出来时，读的人太少，于销路上不能畅行，这个恐怕是个确切的预料；所以我的译稿，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如能完成时，我愿意自费出版。假如能得一素心人，读了我的译书，得以感觉得浮士德对于人生是切要之书，也还值得一读，不至于痛叹到不经济时，那我也就可以感受着无穷的寂悦了。

七月二十一日

[1] 原载1922年7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5年收入《文艺论集》。1958年编入《沫若文集》第10卷时，文字有较大改动。现据《文艺论集》初版本编入。